“文学”如何“教育”

一百年前，面对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有识之士纷纷站出来，呼吁改革学制。为了培养能“共济时艰”的“有用之才”，当务之急是加强“天算格致农务兵事”等西学课程。不管是山西巡抚胡聘之、刑部左侍郎李端棻，还是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狄考文（Calvin W.Mateer），其为中国教育改革所开药方，都是尽量减少甚至取消“词章之学”。因为，在他们看来，读书人普遍“溺志辞章”，正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一百年后，情况似乎完全倒过来，“重虚文”而“轻实学”的积习得到了根本的救治，反而是如何落实“文学教育”，成了必须认真讨论的问题。

还会有无数青年“奋不顾身”地投身文学事业，可大学教育中“文学”的地位及功能，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高考时众多才俊之士不再以文学专业为首选目标，另一方面则是许多理、工、农、医类学校或院系要求开设文学课程。说明白点，文学作为“专业”的魅力正日渐消退，而作为“修养”的重要性却迅速提升。想想也是，所谓“通识教育”，所谓“人文修养”，大都以不朽的文学经典为主要阅读材料。人类知识体系日新月异，发展趋向变化莫测，教育内容也不能不紧随时代前进的步伐。这样一来，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现已被超越的理论、公式及假设，只是作为学术史的研究对象，而没必要进入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教科书。只有历久弥新的文学经典，依仗其绰约风姿，仍旧屹立在讲台上。某种意义上说，你可以不读牛顿、达尔文，却不能不读屈原、李白、莎士比亚。

假如承认这一点，接下来的问题是，任重道远的文学教育，该如何实施，才算不辱使命？此类近乎永恒的追问，很容易得到不着边际的解答。与其从轴心时代人类文明的不同类型说起，不如转而解读眼前的两则逸事。

二十年前去世的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有一句广泛流传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对于许多从小做着作家梦，经由无数“考场征战”方才进入北大念书的年轻人来说，绝对是当头一棒。也幸亏那时的学生比较温和，只是画画漫画，略微发泄一下，并没有太大的反弹。而且，事后学生们大都对杨先生的高瞻远瞩和直言不讳表示感激（参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国新文论的拓荒与探索——杨晦先生纪念集》中黄修己、谭家健、陈铁民等文）。杨先生的思路其实不难理解：作家需要文学修养，但个人的天赋才情以及生活经验，或许更为关键。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很少是在大学里刻意培养出来的。再说，北大中文系承担培养语言研究、文学研究、文献研究专家的任务，倘若一入学便抱定当作家的宏愿，很可能忽略广泛的知识积累，到头来两头不着边，一事无成。

现在依然健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钱谷融教授在培养文学专业研究生方面，则另有高招。据说其选择学生，特别注重才情与表达，入学考试时不以知识而以作文为中心。我没有当面请教过钱先生如此设计背后的良苦用心，但我读过他的《艺术·人·真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下面这段话印象深刻：“没有丰富的知识，对社会和人生缺乏深刻的了解，又不具备娴熟和高超的文字表达技巧，是不大可能写出好文章来的。”（第571页）这话其实可以翻转过来阅读：所谓知识积累、生活体验、文字技巧，最后必须落实在好文章的撰写上。满腹经纶而不擅长表述，一如民间所说的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作为既要登台讲演又须落笔为文的现代学者，显然是不合格的。

虽是只言片语，却明显体现两种不同的教育思路。除了各自所处位置不同——系主任必须兼顾全局，作为教授不妨特立独行，这里其实还隐含着古已有之的南北学风的歧异（参见近人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和刘师培的《南北学派不同论》）。放在现代中国文学教育的语境中，主张不刻意培养作家者，必定寄希望于学生的眼界开阔，根基牢靠，厚积薄发；强调写作能力培养的，则很可能要求学生感受敏锐，心灵手巧，出奇制胜。假如专业分工，前者更适合于从事“史”的研究，后者则倾向于“批评”。在“众声喧哗”的当代中国，以一个人代表一个学派，本身就十分危险，更不要说只取其“只言片语”。这里无意挑起新一轮“京派海派”的论战，只是隐约感觉到近百年中国的文学教育中，存在着有待进一步阐释与厘清的不同思路。

事情还得从上世纪初的学制改革说起。经由张百熙、张之洞等人的努力，“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逐渐成为共识。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将“辞章”列为重要课程，只是对于“词章流别”该如何讲授，并无明确指示。1903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可就不一样了，不只在“文学科大学”里建立了“中国文学门”，开设“文学研究法”、“古人论文要言”、“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种课程，还提醒讲授“历代文章源流”者，“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在《新教育与新文学》中，我曾提及此举之关系重大。此前讲授“词章”，着眼于技能训练，故以吟咏、品味、模拟、创作为中心；如今改为“文学史”，主要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奏定大学堂章程》对此有所解释：“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必能工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毋庸课习。”大学“毋庸课习”诗赋，中小学又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奏定中学堂章程》），长此以往，不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诗文在西式学堂这一文学承传的重地，己迅速边缘化。

与此相适应的是，北京大学教授的选择标准的改变。沈尹默《我和北大》曾提及民国以后章太炎的弟子大举进入北京大学，对严复手下旧人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1]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对发生在民初北大校园里的这场夹杂政治立场、个人意气和文章派别之争的“改朝换代”，有相当精要的描述，值得参考。但有一点，章太炎的学生之所以能轻易取代桐城古文家林纾、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不仅仅是挟“革命先觉”之余威，或“能识别古书真伪”^[2]，还牵涉其时北大为代表的西式学堂里文学教育的目的、方法及手段的变更。民初代表桐城、文选两大文派的四部重要著述，即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最初都是北大的讲义。前两者的独尊唐宋与后两者的推崇六朝，趣味确实迥异；但更重要的是，前两者着重技能训练，后两者则是纯粹的史学研究。此后几十年，大学中文系教授们的讲课与著述，走的基本上是刘、黄而不是林、姚的路子。除了朴学家的重实证而轻体味，比较容易与刚引进的“文学史”精神及体例合拍，更因为先有清廷之宣布取消科举制度（1905年），后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文言文及旧体诗词的写作，不再是中国读书人必备的修养。

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这就难怪，几乎所有国家的第一部本国文学史，都是外国人所撰^[3]；而且，早期介入或关注文学史撰述的，不仅仅是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更包括若干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将文学史的写作和教学纳入“爱国主义教育”的轨道，这一思路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在“与世界接轨”口号的催促下，当代中国人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必定迅速升温，也可能带动各种国别文学史的撰述与销售。问题在于，这两种视野下的文学史，注重的是意识形态或知识体系，而不承担写作技能的训练。最有可能借助精细的文本分析，实现趣味培养及技巧传承的，当属大学中文系开设的文学史课程。

恰恰是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史教学，在我看来，最需要认真反省。经过好几代学者的长期积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想象与叙述，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要把相关知识有条不紊地传授给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若严格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讲课，以现在的学时安排，教师只能蜻蜓点水，学生也只好以阅读教材为主。结果怎么样？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这么一来，系统修过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课程）的文学专业毕业生，极有可能对于“中国文学”听说过的很多，但真正沉潜把玩的很少，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www.daowen.com)

都说要给中小学生减负，在我看来，大学生也应该松绑——尤其是哲学、文学这样讲求“精骛八极，神游万仞”的学科。要允许甚至鼓励学生自由阅读，独立思考，就必须腾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学分制的推行以及各式选修课的开设，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学生读书的时间相对多了，可依然无法摆脱面面俱到的文学史叙述的巨大压迫，故难得有勇气凭个人趣味“千里走单骑”。以中国文学之源远流长，要求大学生全面掌握，是不可能的事情。与其这样泛泛而论，不如允许有所偏废。用一年甚至一学期的时间，简要勾勒两千年中国文学流变的轮廓，然后开设各类专题课以供学生选择。如此课程设计，可能导致学生知识结构的欠缺，但起码让学生有机会深入阅读并认真咀嚼部分作家作品。如果某学生因此对杜甫诗有很好的体味，但对白居易知之甚少，在我看来，没什么可遗憾的。教育是终生的事情，不是一锤子买卖，日后如需要，学生完全可以自我补课。常听到这样的批评：还是大学中文系毕业，连某朝某代某诗人你都不知道！可很少有如下的嘲讽：还是大学中文系毕业，连好诗坏诗你都分不清。关键在于，文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到底是积累相关知识，还是提高欣赏品位，学界并无共识。

这里不涉及吟诗作赋，因受制于所学专业以及个人才情，不能强求一律；再说，有些古老文体的潜能已基本枯竭，不必要刻意发掘。因此，我更希望讨论介于知识与技能之间的趣味。鉴赏和品味，并非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却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谈及文学研究，我们会说到文献学方面的训练，会说到史学功夫，也会提及理论修养；唯独最最基本的鉴赏能力，却很少有人追究。每当你读到那些离题万里的发挥，不通人情的解说，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论述时，说真的，你只能苦笑。

半个多世纪前，力主文学研究中考据与批评合一的闻一多、朱自清两位先生，曾提醒我们，“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把诗只看成考据校勘或笺证的对象，而忘记了它还是一首完整的诗”者，其特长是“把美人变成了髑髅”^[4]。这自然是针对其时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已成文学研究的主流，方才有感而发的。学者的专门研究，尚且不能忽略“诗情”，更何况以青年学生为对象的课堂教学？

不想讨论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为何热衷于宏大叙事，也不想挖掘大一统论述背后隐含的话语霸权，更不想质疑“历史”的真实性或“文学”的存在价值，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只想提出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大学中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什么？怎样才算合格的文学教育？近百年来中国人之以“文学史”（准确地说，是文学通史）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核心课程，这一选择，是否有重新调整的必要？

（2002年1月23日于京北西三旗，初刊2002年2月23日《文汇报》）

【注释】

[1]沈尹默：《我和北大》，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166—16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2]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19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3]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史的历史》称：“然而，差不多是在所有的情况中，这些由自己国家的人所写的著作要晚于其他国家的学者所写的类似著作。”见于沛选编《文学社会学》第21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4]参阅闻一多《匡斋尺牍》，《闻一多全集》第一卷第35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王瑶《念朱自清先生》，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第4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