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
——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

一百年前，梁启超将报章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予以大力提倡，此举确实很有见地。20世纪的中国，其社会生活与文化形态之所以迥异于前，报章乃至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迅速崛起，无疑是重要因素。从1872年发行不足千份的《申报》，到今日几乎无远弗届的卫星电视，大众传媒的勇猛扩张，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什么叫“生活在大众传媒的时代”。

“媒体帝国”操纵人类生活这样的寓言故事，或许有些危言耸听；但起码也应承认这一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情感体验乃至思维与表达能力等，都与大众传媒发生极大纠葛。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

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大众传媒，不仅仅是新闻史家或媒体工作者的责任，更吸引了无数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学史家的目光。但将“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扭结起来，并以此为题展开综合研究与国际交流，还属于尝试阶段。此次“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讨论会，因研究对象及专业视野所限，较多地从“报章与文学”这个特定角度入手；但若干涉及其他媒体（如广播、电影、电视）的发言，同样显示我们的研究思路。具体论述中，很可能涉及纪实与虚构、思想与文学、文字与图像、运动与创作、潮流与个性、生产与接受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当研究者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将关于如何建构意识形态这样的“宏大叙事”，落实到具体而微的媒体手段时，所谓历史研究中大与小、远与近、虚与实的边界，很可能面临挑战。或许，正是借助这一大与小、远与近、虚与实的历史叙事，可以帮助我们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史。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与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在驾驭大众传媒时，会有很多精彩的发挥，这自在意料之中。但同时还必须意识到，大众传媒并非铁板一块，因其自身特征，会发展出面目全非的十八般武艺。同是传媒，以文字为主的报章，不同于兼及图像和声音的电视；同是报章，日报不同于周刊或月刊；同是杂志，文艺期刊中作为补白的社会生活报道，以及政经杂志中的连载小说，都不会因此模糊自家面目。在这方面，确实需要很多专深的研究，而不是追求痛快淋漓的“一言以蔽之”。当我们谈论报刊连载这一发表形式改变了中国小说的结构方式、画报的“天涯咫尺”改变了中国文人的空间想象、照片的大量使用促使史家反省古已有之的“实录”精神，或者电视普及改变了政治家的演说姿态等等，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文学/文化现象，既耐人寻味，更值得认真解读。

至于北京大学与日本大学合作召开的这次研讨会，以“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为题，既是去年东京会议的继续，更希望借此体现我们的学术追求。清点我本人去年参加的学术活动，发现一个小小的秘密：其中不少是围绕着“报刊研究”来展开的。4月至9月间，德国海德堡大学瓦格纳（Rudolf Wagner）教授、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何碧玉（Isabelle Rabut）教授、英国伦敦大学贺麦晓（Michel Hockx）教授应邀来北大讲演，其论述各具特色，分别指向近现代史上三种重要报刊——《申报》、《新青年》和《现代》；6月参加在德国马堡大学召开的“赞助新文化：1910年的文学期刊”国际学术研讨会；10月应邀在武汉大学做“报刊研究的策略——以《点石斋画报》为中心”的专题演讲；再加上这回的中日“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研讨会，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隐约的目标，那就是文学史家眼中的大众传媒。这里有巧合的因素，但也不全然。一方面代表学界的某种兴趣——不约而同地关注包括报刊在内的大众传媒对于现代文化及现代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选择北大作为讲台，更适合于中外学者间的对话。贺麦晓教授在演讲中提到，正因为深知北大学者的学养与兴趣，因而刻意选择“最有挑战性的题目”。既然如此，我觉得有责任将北大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诸君的学术思路略微展示，算是为这次讨论会提供背景资料，以便听众更好进入对话状态。

原本是带浓厚私人色彩的学术回顾，干脆使用第一人称叙事，以示并不客观，更无意“总揽全局”。在我的印象中，北大学者之从文学史角度关注现代报刊，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从参与创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那一刻起，就有此倾向。我不止一次听王瑶先生提及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与其发表形式与生产流程大有关系。而据师长们转述，王先生的这一思路，很早就已形成，而且不惮其烦，再三强调。因此，这早已成为北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基本的共识。说是“共识”，不等于没有差异。随着时势的推移，五十年间，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迭有变化。

王瑶先生不做专门的史料收集与考辨工作，但充分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高度评价阿英之专注于晚清报刊以及现代文学史料辑录），这大概与其早年的古典文学研究训练有关。而这一思路，对于日后北大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王瑶先生之所以强调研究者必须阅读报刊，而不能仅限于作家文集，一是有感于现代作家常常根据时世变迁不断修改自家作品，不能以日后的修订本解说作家当初的精神状态；二是阅读报刊，可使研究者对那一时代的文化氛围有更为直接的了解。记得十几年前严家炎先生批评学界不读原始资料，仅靠二、三手材料做学问这一不良倾向时，曾举修订本不足为凭为例。至于孙玉石、方锡德之发现并研究鲁迅佚文《自言自语》，深化了我们对于鲁迅散文诗创作的理解，更是阅读旧报刊的直接收获。(www.daowen.com)

这一思路延续下来，使得1980年以后，北大的教授们率先走出单纯的作家作品论，而从事文学流派或文艺思潮的研究。除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孙玉石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还有两位教授各自指导的博士生，也多从思潮与流派入手，且擅长发掘和使用报刊资料（比如解志熙的《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吴晓东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等）。我是1984年方才进入北京大学，跟随王瑶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当时的直觉是，北大学者之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最具史的意味。事后想想，这与他们很早就走出自家书斋、浸泡于图书馆的旧报刊室大有关系。当然，这与北大图书馆旧报刊收藏相当丰富也密不可分。中国学界普遍注重新史料的发现，这自然是很好的传统。只是所谓“新资料”，并不仅限于地下出土的铜器、竹简和帛书；收藏在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里而不为人所知的实物及文字，也都有待我们发掘。对于文学史家来说，曾经风光八面、而今尘封于图书馆的泛黄的报纸与杂志，是我们最容易接触到的、有可能改变以往的文化史或文学史叙述的新资料。

据说，1985年是“方法年”，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纷至沓来，学者们（尤其是青年学者）沉湎其中，大胆借鉴。在这一“拿来主义”潮流中，文学社会学的引进并不十分起眼，但因其与我们以往的思路比较接近，很快被暗度陈仓，运用于实际研究中。晚清诗人黄遵宪所说的“文集之文”与“报馆文”的区别，因而得到更加认真地对待。所谓“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在小说研究中，也比较容易得到落实。在拙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和《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报刊生产过程以及报刊连载形式对于作家写作心态、小说结构和叙事方式的影响，已有较为切实的讨论。

1990年，欧美汉学界先后受德国哈贝马斯“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假设和法国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学场”（Literary Field）学说的启示，广泛关注晚清以降报刊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及文学生产意义。中国学界对这一潮流也有所了解，但似乎不很热心，甚至有点怀疑这种理论移用的有效性。与1980年代对于欧美学界的亦步亦趋，已不可同日而语。虽然直接运用哈贝马斯或布尔迪厄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目前还不太多，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和《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的出版，确实重新引起我们对报刊研究的浓厚兴趣。

基于对1980年代“理论先行”的反省，1990年代中国的文学史家，似乎更强调对于研究对象的体贴与理解，以及对文学原生态的了解与描述。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对于报刊资料的灵活使用，在学界得到众多好评。戴锦华关于当代中国电影的诠释、张颐武关于后现代文学状态的描述，也都引起广泛关注。正是从1990年代初起，北大中文系为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了“现代文学史料学”专题课，要求研究生们至少亲手触摸并尝试评述两三种旧报刊，借此训练学生对于这一媒介的理解，同时培养一种历史沧桑感。这门课程的直接效果是，学生们在作家文集外获得另一资料库，近年更有不少以报刊为基本史料或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出现。

将北大学者的研究思路一律归之于“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当然不合情理，也有悖事实。这里只想提示一点：阅读并理解大众传媒，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技术，更是心态。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的“代后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每回埋头于旧报刊的尘灰里时，就仿佛步入当年的情境之中，并常为此而兴奋不已。”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理论框架可以改变，但借助某种手段而“触摸历史”，尽可能进入当时的规定情境与历史氛围，却是必不可少的“起步”。在这方面，阅读报刊等大众传媒，可以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至于从不同角度切入大众传媒，学者们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比起具体的研究课题来，我更关心下列问题：假如大众传媒的文字、图像与声音，不仅仅是史家自由出入的资料库，本身也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那么，从解读相对来说前后一致的作家文集，到阐释“众声喧哗”的大众传媒，研究者的阅读姿态与理论预设该做何调整？另外，文学史家眼中的大众传媒，与传统的新闻史家、文化史家或新兴的文化研究者眼中的大众传媒，到底有何区别？

（此乃作者2001年11月20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中日“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初刊2002年1月9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