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学史”

世人提及“文学史”，可能指的是具体的著作或课程，也可能是相对抽象些的学科，或者知识体系。所谓反思“文学史”，不是指具体作家作品的抑扬褒贬，而是思考整个学科的来龙去脉。将“文学史”置于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脉络上来考察，理解其得失与成败，对于今日中国学界来说，不无裨益；而对于刚刚入门的研究生来说，更是必不可少。具体说来，我以为有如下几方面的好处。

第一，学会用怀疑的眼光来审视以往的种种“定论”，这对于现代学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借用鲁迅《狂人日记》中的追问：“从来如此，就对么？”但是，这种“怀疑”与“挑战”，不应该局限于枝节，更不是胡搅蛮缠，而必须是“知根知底”的叩问。文学史研究，就像所有的学科一样，存在着某种惯性，依照已有的思路，也能往前走，但发展的潜力很有限。不假思索地接受前辈学者的结论与思路，只能停留在枝节问题的不断修正上。而那些根本性的问题，或者称之为“真问题”，又很可能被目前学界新闻化、随笔化的著述倾向所掩盖。我并不反对学者写随笔，我自己也一直在写。我的意思是说，做学问与写随笔不同，后者可以腾挪趋避，碰到困境，凌空一跃就过去了，姿势还很优美；做学问就不行，必须直面难题——因为那很可能正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必须扎死寨、打硬仗。能否发现“真问题”，既取决于历史机遇、个人才情，也与学术史视野有关。

第二，研究文学史，应当对研究对象和前辈学者抱有一种“了解之同情”。这是陈寅恪先生在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提出的，这里隐含着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过于“有主见”的研究方法的批评。在陈寅恪看来，胡适更多的是先确定研究框架和理论原则，然后让中国哲学资料对号入座；而冯友兰则力图沉入中国哲学内部进行思考，故对孔子、庄子等人的思想有较为深入的体贴。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设想，研究者应以艺术家的眼光来鉴赏古人的作品，以“神游冥想”的方式来理解前人的思路和苦衷，然后再作评价。其实，这种读书方法，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只是到了强调反叛的20世纪，情况才发生了逆转。如果说古代中国学者的最大问题是“进去了，但出不来”，20世纪中国学者的困惑则很可能是“进不去”或根本没想“进去”。对于聪明人来说，读书时一味挑错，不是好习惯；擅长领略别人的好处，其实不太容易做到。在我看来，研究者不只应该具有独立的审美标准与文化立场，必要时还能与古人处同一境界，理解其苦心孤诣——至于认不认同，那是另一回事。一个优秀的文学史家，应当是既“特立独行”，又“体贴入微”。有自己的判断，却又能领悟前辈学者的好处并理解他们的困境，如此平正通达的学者，其著述方才显得大气。

第三，套用冯友兰先生的说法，研究学问，要追求“接着讲”，而不自限于“照着讲”。冯先生在《新理学》所说的“接着讲”，是指由研究哲学史转为哲学创作，我则借以表达某种研究策略。人文研究领域，几乎每个重要课题成果都是汗牛充栋，偶尔也有完全不理会前人那一套而“横空出世”者，但正路还是追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最可怕的是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重复无数遍已经成为常识的“真理”。目前中国学界的最大问题，是为了完成各级学校及科研机构的“论文指标”，而十分努力地从事“无效劳动”。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在我看来，研究者首先必须了解哪些是真问题，什么是真学问，何处是前辈学者停足的地方，怎样才能“接着说”。哪怕一时力所不逮，至少也要具有这样的志向和鉴别能力。(www.daowen.com)

第四，反思“文学史”，或者说谈论学术史上的“文学史”，其目的是通过触摸历史来面向未来。既然是面向未来，择善而从、直接引进不就得了，何必如此啰唆？通过与过去对话来获得经验与方向感，比起直截了当的“拿来”，确实是慢了些。为何宁愿下此笨功夫，正是有感于百年中国学界的过于急功近利。流行思路是，走出国门，寻找“最新潮”的理论与方法，套用在自家的研究中。表面上看，走得很快，早就“与国际接轨”了，但实际上一直跟在别人后面。永远的“拿来”，不是好办法，“中国经验”不应该只是研究中的“原材料”。并非漠视国外的研究成果，而是批评时下流行的西方理论“嫁接”本土经验的研究思路。说得不好听，这是偷懒，目的是“多快好省”，一步抢到最前沿。通过触摸历史来获得问题意识和方向感，并没提供任何可以“活学活用”的理论与方法，只能说有长期效应，但无法马上“上一个台阶”，属于“滋补”而非“救急”。

第五，借助学术史研究，培养一种境界与情怀。不讲理论体系，而从个案研究入手，缺点是抽象程度不高，好处则是“有血有肉”。通过对前辈学者的体贴与追摹，通过对具体著作的演习与理解，比较容易“进入角色”。而对于学者来说，能否“浸淫其间”，比智商高低、才情大小可能更要紧。另外，个案研究中，“学”与“人”往往不可分割，易于体会前辈学者的思路与情怀。理论框架与具体结论都可能过时，但第一流学者的研究和著述中所体现出来的情怀与境界，历久弥新。所谓研究的“入流”，不只体现为以新方法、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更落实为学者的精神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完全可以借用来谈论学问——论学之文，也是“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讲到文章的境界，似乎有点玄虚，但个中人大都能意会。这里需要的是潜移默化，而不可能现炒现卖。我之所以再三强调学术史研究不仅是一个课题，而且更是一种极好的情感、心志以及学养的自我训练，原因就在这里。

最后，我想谈谈学术史研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俗话说，“是药三分毒”，1990年代以来逐渐成形的学术史研究思潮，自然也不例外。我提醒诸位，修这门课，大概可以养成较好的眼光与品位，却无法因此获得神力。最常见的状态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这还不是大问题，就像老话所说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以后自家努力就是了。最怕的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造就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随意指点江山，如入无人之境。把读书做学问看得太容易，把前辈和同行设想得太愚蠢，这种心态很可怕。所以，我不主张专门从事学术史研究，而是希望诸位术业有专攻，而后才将学术史作为研究课题或自我训练的途径。这样的话，多一分通达，多一分体贴，也多一分悲悯——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都很重要。

（此乃2000年3月3日于北大第四教学楼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开设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专题课上的“开场白”，承蒙张洁宇君记录整理，特此致谢。原刊2000年3月22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