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

一

五年前，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我作了题为“走出现代文学”的即席发言^[1]。由于当时语焉不详，事后又没有及时整理发表，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猜疑。最直接的联想是，我是站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立场，来质疑并拆解“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曾经相当辉煌的学科。

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和我，联名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2]。此举得到了同行的普遍关注，也招来不少赞赏与批评。目前，这一尚未得到充分论证与阐发的概念，已被学界广泛使用，对“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存在与发展，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但是，当我谈论“走出”时，着眼点却是“补天”，而非“取而代之”。或者说，是站在本学科的立场，来反省面临的危机，以及可能的出路。

学科的界定，很大程度受制于大学课程的设置。而后者牵涉到的，远不只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更包括意识形态的需求、教育体制的变更、校园政治的冲突等。作为具体的学者，没有能力独辟疆域，另树大旗，但不妨纵横驰骋，跨越假定性的学科边界。前者隐含着利益与霸权，后者则只需要良知与见识。因此，在我看来，置身某一学科，远不如采纳某一理论假设重要。举例说，在国家教委正式下达命令之前，大学教师无权自行取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但撰写研究著作，却不必介意是否符合“教学大纲”。

至于质疑大学课程的合理性，以及为学科的重新设置而抗争，事关知识积累与传递之大局，非具体的专业论文所能承担。学者有义务、也有权利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思考此类“大理论”（grand theory）；但这与站在现有学科立场，反省危机，探讨突围的策略，并不截然矛盾。

作为一个学科，必须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范围、视野与方法。目前的状态是，曾经树大旗、领风骚的“中国现代文学”，面临被几个相关学科挤压而萎缩的命运。在中国学界，所谓的“现代”，历来与“近代”、“当代”关系暖昧。“近代文学”的研究，近年日趋活跃，其思路是从1840年一直说到1949年。不管是学术思潮（比如夷夏之辨、今古文之争），还是具体文类（比如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其视野颇有超越“现代文学”者。就现状而言，“近代文学”的研究队伍及著作水平，均不及“现代文学”；但后者已趋成熟，而前者尚在生长。“当代文学”的发展，更是令人刮目相看。不再满足于对当下文坛的批评，追根溯源时从“五四”说起，或者讨论解放区文学与五六十年代文学千丝万缕的联系，已经是非常普遍的思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心照不宣的“楚河汉界”，不再能够阻挡得住“近代”与“当代”的两头夹攻。长此以往，就连“三十年”也都无法独霸；更何况，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三十年”的天地，实在是过于狭窄了。

另外，由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人生而艺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等学科特征，“现代文学”很容易成为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研究的“资料库”。至于比较文学家，更是喜欢在“现代文学”园地里纵横驰骋，而且也确实大有作为。既然这么多学科的专家有能力与现代文学史家争锋，那么，身在其中者，该如何应战？若没有足以自立的根基，无法开拓新的天地，只剩下大作家大作品的精细解读，难以支撑起一个独立的学科。

21世纪的中国学界，重新界定学科并划分疆域，将是当务之急。近、现、当代的重叠，使得其必须“删繁就简”。若如是，现有的“现代文学”思路，将处于相当尴尬的位置。比如，晚清被“近代文学”包容，左翼及解放区文学又为“当代文学”所喜爱，鲁迅、胡适等作为思想史、学术史的对象，张恨水们又成了通俗文学的样板，所谓的“现代文学”，还能否自成体系，实在很难说。对于具体学者来说，不必画地为牢，尽可穿越学科边界，从事综合研究；但作为与教育体制密切相关的学科建设，却必须有相对确定的对象、思路与方法。

古人云，居安必须思危。不妨用稍微苛刻一点的眼光，审视本学科得以建立的根基，并及早进行自我调整，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

二

讲求方法更新，拓展研究范围，此乃19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大趋势。但有一道门槛，似乎无论如何也跨不过去。那就是，假定“现代文学”等于“五四新文学”，因而也就必然从属于“新文化运动”。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从这学科的根基及标尺说起。

1980年，王瑶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次年会上作报告，称“它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事隔十四年，在西安会议上，樊骏和钱理群都提到“我们的学科正在走向成熟”^[3]。在我看来，二说都能成立。撇开当事人的谦虚与立说时的留有余地，几十年的现代文学研究，确实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并迅速走向成熟。

对于“学科的迅速成熟”，可以从不同角度阅读：研究者工作努力；学科潜力有限；理论框架恰当。前二说褒贬悬殊，但都与第三者密切相关。作为学科根基的理论框架，不因存在着才华横溢或特立独行的研究者，而模糊其面目及意义。大而言之，有两部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起着决定性作用，一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是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前者突出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后者则更关注文学自身的发展。1980年代中期以后，前者的指导意义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而后者所体现出来的艺术趣味及审美判断，时至今日仍为许多研究者所津津乐道。

为总结“第一个十年”而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不只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更提供了一幅相当完整的“文学史”图景。除了蔡元培高度概括的总序，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洪深、朱自清、阿英等为各卷所撰导言，都是相当精彩的文学史论。这就难怪后世的研究者，常将其作为立论的根基。鲁迅的总结，历来被史家奉为圭臬；至于1950年代的突出茅盾、郑振铎，1980年代的注重胡适、周作人，主要源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倘若不考虑各家命运的荣衰与升降，单就学术思路而言，新文学创立者的自我总结，始终规范着研究者的眼界与趣味。

当事人的证词与研究者的成果，二者过分一致，既可喜，又可忧。当人们再三引证胡适、鲁迅等人的精彩论述时，很少追究其立说的文化背景及心理动机。作为一次成功的文学运动，五四新文化人从一开始便有明确的“文学史”意识。这一点，读读《新青年》等报刊上提倡“文学革命”的论说，很容易理解。比起此前中国历史上众多诗文革新运动，“五四”一代更喜欢在“文学史”框架中讨论问题。不管是“破旧”还是“立新”，讲“进化”还是主“演变”，其工作动力及理论预设，均来自“文学史”的想象。构建一种文学发展模式，在重写文学史的同时，树立自家旗帜；而革命一旦成功，又迅速将自家旗帜写进新的文学史。从1922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到1932年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再到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仅仅十几年时间，五四新文化人已经完成了“盖棺论定”——包括运动的历史定位以及著作的经典化过程。

作为一代人的自我总结，《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成功毋庸置疑，这从后世研究著作基本沿袭其思路，并大量引用其具体结论，可以得到证实。作为当事人，胡适等人之以五四新文学为标尺，抹杀与之相悖的文学潮流，一点也不稀奇。只是如此立论，更接近于批评家的“提倡”，而不是史家的“总结”。最明显的偏差，莫过于对待“晚清文学”以及“通俗小说”的态度。(www.daowen.com)

“五四”那代人，有意无意地贬低甚至抹杀晚清文学改良运动，这一点，对现代文学研究者影响甚大。直到今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依然很少刊登晚清研究论文。在我看来，这很可惜。关于晚清社会、文化、学术、思想以及文学的研究，在国内外学界，近年都有很大的进展，而且前景颇为乐观。借助晚清，起码比较容易沟通“现代”与“传统”，也比较容易呈现“众声喧哗”局面，并进而走出单纯的“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不再将五四新文学解读为西方文学的成功移植。而“现代文学”非从“五四”（包括其前奏）说起不可的思路，严重地局限了这一学科自身的发展。表面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被广泛采纳，晚清也已经进入不少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可大都只是为了扩大研究范围，或者为“五四”追根溯源，因而“标尺”依旧，“正统”仍在，情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与晚清之被忽略相对应的，便是史家对于通俗小说的蔑视。站在“五四”的立场，鸳鸯蝴蝶派“不能算文学”，最多只能以“逆流”——新文学的对立面进入文学史。比起“新文学大系”的置若罔闻，今日史家之不再拒绝张恨水，已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引进“晚清记忆”与“通俗小说”，两个维度，目的是重构现代文学场景，而不仅仅是发掘被埋没的作家与作品。“牵一发”未必都能“动全身”，如何叙述通俗小说在本世纪中国文坛的命运，对文学史家来说，依然是个极大的挑战。

迎接挑战的逻辑起点，便是反省“五四”的立场，超越“大系”的眼界。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一切推倒重来，而是对自家那些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理论预设，保持比较清醒的认识，并进而有所抉择，有所修正。

三

曾经作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指导性纲领的《新民主主义论》，198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或明或暗的质疑。不再是“金科玉律”，但研究者仍一如既往地注重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就因为，此乃学科特点所规定，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我想说的是，除了社会与政治，学术思潮同样影响着文学进程。比如，关于“文学史”的想象，便已直接介入了五四文学革命。

“文学史”的写作，蕴涵着文学观念的变革；“文学史”的教学，更是普及新的文学观念的最佳途径。校园文学，比如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师生的创作，只是其表面的成绩；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学经典的确立，培养新人，树立风尚，推动潮流。此前的学界，比较注重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诗文、小说、戏剧创作的联系，而很少考虑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其实，对于“文学”作为一种知识的生长与传播，“文学史”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因而，不妨将学术史与教育史作为参照系，思考学界重建“文学史”的努力，如何蕴涵着文学发展的动力与方向感。

另外，本世纪众多学术思潮（如东西方文化论战、“古史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等），都对文学创作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谈论文学潮流，必须兼及其可能具有的“学术背景”。在这个意义上，试图将“文”与“学”挂钩，并非无稽之谈。

记得当年谈论“走出现代文学”，注重的是思想史、文化史的思路与方法。将报刊出版、教育体制以及都市化进程等，纳入研究视野，而且从作家作品转向文学流派与文学现象，1980年代我们已经这么走过来了。近年西方“文化研究”的急剧发展，对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个很好的契机。不管是民族国家学说、公共空间理论，还是区域研究、现代性争辨，都可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革新的动力。

借助某种机缘，拓展眼界，修正思路，此乃学术研究的“常规”。这种努力，此前有过，此后更不会缺少，之所以用了近乎危言耸听的“走出”二字，针对的正是“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之“成熟”。

在学术史意义上，强调不断的自我反省，此乃学科保持青春长在的秘诀。我走上现代文学研究之路，很大程度得益于王瑶先生包头会议上的讲话（即《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那是一篇相当精彩的学术史论，对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建，起了决定性作用。1994年西安年会上的众多发言，也有强烈的“继往开来”意识。当时我正在日本访学，听了尾崎文昭先生带回的全部发言录音，相当激动。回国后，一直想为那场没能赶上的盛会，作点补充或注解，可惜没能如愿。这一回的“纸上谈兵”——所谓的学科发展战略，确有兵家色彩，也可算作是迟到的发言。

对于具体的学者，选择什么样的研究策略，除了审时度势，还必须考虑自家的兴趣与能力；可对于学科来说，则有可能借助经常的自我反省，调整方向与步伐。每一次理论反省，每一次方向调整，每一次队伍集结，都是为了重新出发。“现代文学”的不确定性，促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未尝不是好事。

（1996年10月18日于京西蔚秀园，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

【注释】

[1]陈平原：《走出“现代文学”》，《书生意气》，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

[2]参见《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上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读书》1985年第10期至1986年第3期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3]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上王瑶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上樊骏的《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以及钱理群撰写的《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