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

对于今日中国的大学生来说，“文学史”既是一门必修课，也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而对于大学教授来说，撰写一部完整的可以作为教材的“文学史”，更是毕生的追求。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可以千变万化，但写作策略以及研究思路则岿然不动。面对如此坚挺的“学科”，我想提一个小小的问题：“文学史”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破除“迷信”的最佳方法，莫过于思考这一学科的建立，以及这一知识体系的诞生。

“诗文评”及“文苑传”的写作策略，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确有较大的区别。但这不等于说，古代中国人在谈论（评判）文学时，没有“史”的意识。刘勰、胡应麟、焦循等人的见解，仍为今日的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只是古已有之的“文章流别论”，转化为今日流行于学界的“文学史”，仍应归功于西学东渐的大潮。这里涉及晚清以来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确证，以及百年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化。在我看来，还有一个环节值得关注，那便是教育体制的嬗变。

有必要重新探讨晚清西方教育体制的引进对中国传统学术精神的冲击、“学部章程”等教育法规对于学术转向的诱导，以及文学史教科书编撰方式的流弊、西方（含日本）汉学家的正面及负面影响。在20世纪中国学界，“文学史”作为一种“想象”，其确立以及变形，始终与大学教育（包括1950年代以前的中学教育）密不可分。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

“文学史”之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教育改制。废除科举取士，开办新式学堂，此举对于中国文化进程的影响极为深远。晚清学部（以及民初的教育部）对于课程设置、教科书编写和学生考试方法的规定，乃“文学史”神话得以成立的决定性因素。1902年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相关的课程，只是“诸子”与“词章”。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则规定，“中国文学门”的科目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源流”、“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西国文学史”等，并有明确的提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第二年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馆的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章节安排完全依照学部章程的要求，并且坦承此乃“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1]。汉学家（正如林传甲所说的，笹川此书“其源亦出欧美”）影响中国教育的决策者，决策者制订的章程又制约着中国学者的论述策略——这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但颇有象征意味。“五四”以后，中国学术日渐独立，研究者不再直接受制于汉学家的思路；至于教育部颁布的规章制度，则仍然深刻影响“文学史”的著述与流通。

“今代学制，仿自泰西；文学一科，辄立专史”^[2]，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明显对此趋势不以为然；但既然执教大学，便不可避免地投入“文学史”的写作。鲁迅1930年代多次表示撰写“文学史”的愿望，但终于落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其脱离大学校园的“庇护”，也没有写作讲稿的“压力”^[3]。说到底，体例明晰、叙述井然、结构完整的“文学史”，主要是为满足学校教育需要而产生的。这就决定了其写作很容易受到政教权力的控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人刘知几所述官修史书所面临的困境^[4]，对于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史家来说，并不陌生。全国统编教材，有利于“文学史”权威之建立，这对组织者及编撰者是个极大的诱惑；但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不允许冒险闯禁区，绝难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必须考虑各种利益集团的需要，平息各种学术流派的纷争，因此，只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作为普及教育的工具，此类著作当然必不可少；但将文学史研究等同于撰写教科书，则是天大的误会。

从“诗文评”、“文苑传”转为“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此乃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自觉选择。由此而使得这个世纪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与叙述，迥异于前人。“文学史”在本世纪中国学界的风行，主要得益于“科学”精神、“进化”观念以及“系统”方法的引进^[5]。分析这三大支柱的形成，以及在中国学界的流变，需要更多的篇幅。这里只提出两个小问题：一是以西方的文体观念来剪裁中国文学，提倡“小说”而冷落“文章”，这一学术转型既带来无限生机，也隐含着蔑视中国固有文类的陷阱；一是所谓“清儒家法”、所谓“神悟”与“体味”，以及重新弥合“文”与“学”的追求，始终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声音。

“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从一个特定角度，凸显了中国人对西方教育体制和研究范式的接纳，以及对固有学术传统的改造。反省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研究，目的是为了重新寻找出发点。(www.daowen.com)

（此乃作者1995年10月在香港科技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学史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初刊1996年7月10日《中华读书报》）

【注释】

[1]参阅夏晓虹《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载《文学史》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2]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第1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3]参见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第五节“学界边缘”，《学人》第四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

[4]刘知几撰《史通》，《忤时》篇力陈设馆修史之“五不可”，《辨职》篇则正面立论：“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岂与夫冠猴献状，评议其得失者哉！”清人万斯同、焦竑等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参见《潜研堂文集·万先生传》引万斯同语，以及《澹园集·论史》。

[5]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莫过于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1923年）和郑振铎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