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唐代人爱酒，以文人墨客最甚。其实汉代何尝不是如此，比起唐代也并不逊色。汉代人普遍嗜酒，所以酒的需求量很大，无论皇室、显贵、富商，都有自设的作坊制曲酿酒，另外也有不少自酿自卖的小手工业作坊。一些作坊的规模发展很快，不少作坊主因此而成巨富，有的甚至“富比千乘之家”，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史实。

汉代的酒，酒精含量较低，成酒不易久存，存久便会酸败。因为酒中水份较高，酒味不烈，所以能饮者多至石余而不醉。到东汉时酿成度数稍高的醇酒，喝酒之人的海量渐有下降。西汉时一斛米出酒三斛余，而东汉是一斛出一斛，酒质有很大提高。汉代的酒多以原料命名，如稻酒、黍酒、米酒、葡萄酒、甘蔗酒等。另外还有一些添加配料的酒，如椒酒、柏酒、桂酒、兰英酒、菊酒等。质量上乘的酒往往以酿造季节和酒的色味命名，如春醴、春酒、冬酸、秋酿、黄酒、白酒、金浆醪、甘酒、香酒等。汉时的名酒也有以产地命名的，如宜城醪、苍梧清、中山冬酿、酃绿、酂白、白薄等。这些酒名不仅见于古籍的记述，而且见于出土的竹简和酒器上。

《汉书·食货志》谈到汉代用酒量很大，说是“有礼之会，无酒不行”，无酒不待客，不开筵。有了许多的美酒，又有了许多的饮酒机会，许多的人也就不知不觉加入到酒人的行列，成为酒徒、醉鬼。有意思的是，汉代人并不以“酒徒”一名为耻，自称酒徒者不乏其人。如有以“酒狂”自诩的司隶校尉盖宽饶（《汉书·盖宽饶传》），还有自称“高阳酒徒”的郦食其（《汉书·郦食其传》）。开国皇帝刘邦也曾是个酒色之徒，常常醉卧酒店中（《史记高祖本纪》）。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曾因醉卧途中，被人称为“醉龙” （《龙城录》）。继王莽而登天子宝座的更始帝刘玄， “日夜与妇人饮燕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不得已时，就找一个内侍代他坐在帷帐内接见大臣。这更始帝的韩夫人更是嗜酒如命，每当夫妇对饮时，遇上臣下奏事，这夫人便怒不可遏，以为坏了她的美事，有一次一巴掌硬是拍破了书案。要说起来，见于历史记载的女酒徒是不多的，韩夫人该是屈指可数的第一位了（《后汉书·刘玄传》）。(www.daowen.com)

还有被曹操杀害的孔子二十世孙孔融，也是十分爱酒，常叹“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英雄记钞》）。又如荆州刺史刘表，为了充分享受杯中趣，特制三爵，大爵名“伯雅”，次曰“仲雅”，小爵称“季雅”，分别容酒七、六、五升。设宴时，所有宾客都要以饮醉为度。筵席上还准备了大铁针，如发现有人醉倒，就用这铁针扎他，检验到底是真醉还是佯醉（《史典论》）。考古发掘到的中山王刘胜夫妇墓，墓室中摆有三十多口高达七十厘米的大陶酒缸，缸外用红色书有“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 “黍酒十一石”、 “稻酒十一石”等，估计当时这些大缸总共盛酒达五千多公斤，这还不包括其他铜壶内的酒。《史记·五宗世家》说刘胜“为人乐酒好肉”，应当说是实事求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