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箸和用箸的历史十分久远，可是在早期文献中，有关箸的使用仅在《礼记》中有所提及。虽然记述非常简略，但内容十分重要。正是因为记述简略，所以引起过误解，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辨正，澄清一些误说。

《礼记·曲礼（上）》有“饭黍毋以箸”一语，直接涉及到古代食礼箸的使用问题。 “饭黍毋以箸”，曾使古今一些研究者费力考索，有的由此得出周代还在用手抓饭吃的结论。像郑玄和孔颖达等经学家，即是这种结论的首倡者和倡和者，他们的说法影响很大，以至于今天的许多研究者仍深信不疑。如胡志祥论先秦饮食方式（胡志祥：《先秦吃饭不用箸、匕》，《中国烹饪》1991年3期），就阐发过这样的观点，说先秦时代吃饭既不用箸，也不用匕，而是洗净手后直接抓着吃。过去也有一些学者有类似论说，与胡志祥一样，还由《曲礼》中“共饭不泽手”的礼文，得出周人在礼食场合尚要以手直接抓饭的结论。如商承祚先生在《“共饭不泽手”解读》一文中即云：

《礼记·曲礼上》“共饭不泽手”。古人无箸，以手取饭菜而食，故食之先，必把手洗净；如入座前，不洗手，则非礼也。此文中之“不”字，为“必”传抄之误。⋯⋯因一字之误，遂曲为之解，至今未见有人为之纠正。 （商承祚：《“共饭不泽手”解读》，《中国文物报》）

在商先生这篇文字发表的《中国文物报》的同一版面上，还刊有必达的另一篇文字，题为《共饭与泽手》，对商说大加赞赏，以为将《曲礼》“共饭不泽手”句中的“不”字纠正为“必”字，意义更加明确了。作者还由此引申说，在先秦时期，如果举行“礼食”，像《礼记》中讲的乡饮酒，礼仪隆重，置有专器而食，食者互不共器。至于器的多少，要视食者的爵秩而定，但用饭仍要手抓。“通常的宴食，没有礼食那么讲究，所谓共饭，就是把饭盛在大器中，供席上抓食”。

丰州先生曾对这样解说“共饭不泽手”表达过不同的意见，他著《“共饭不泽手”辨》一文说：所谓古人无箸，不确。考古资料证实，中国古代进食具匕叉箸都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在殷商时期三种进食具都很流行。说《礼记》成书的时代，贵族们仍“以手取饭菜而食”，是错误的。他还进一步指出，“泽手”也并非洗手之意，郑玄也没有将泽手解释为洗手的丝毫含义。他说：

解“不”为“必”，也不合古汉语文法。且看“共饭不泽手”上下文：其上文是“共饭不饱”，其下文是“毋抟饭，毋放饭，毋⋯⋯”，共有二个“不”字，十四个“毋”字，说的都是与长者宴食时应禁忌的事项。如果把“不”改为“必”，不但文理不通，而且违背原文本旨。 （丰州：《“共饭不泽手”辨》）

由《礼记·曲礼》的“饭黍毋以箸”和“共饭不泽手”两条礼文，认定在先秦时代华夏民族还没有使用筷子，与史实相悖甚远。我们知道，考古已经发现了商代至东周时代的一些古箸实物，这是先秦时代已经制箸和用箸的确证。比较重要的发现可以举出以下数例：

1.迄今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古箸，是1934—1935年在安阳殷墟发掘出土的，在一〇〇五号墓中见到商代青铜箸六支，它们是接柄使用的箸头。 （梁思永：《殷墟发掘展览目录》，《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由于正式报告没有发表，箸头规格不明。

2.新近发掘的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在商代晚期和春秋时代的地层里都出土有箸。（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发掘》，《文物》1995年9期）属于商代的为骨箸，属于春秋时期的为象牙箸。春秋箸首部扁方、足圆，残长17厘米，首部有涡纹装饰。商代骨箸形制及纹饰与春秋箸相同，残断仅存首部，具体尺度不详。

3.春秋中晚期的箸又见于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墓中出土铜箸二支，长28厘米，整体为圆柱形，首粗足细，首径0.4厘米。（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简报》，《考古》1964年12期） 

4.春秋晚期的箸还见于安徽贵池县徽家冲的窖藏，出土青铜箸二支，截面为扁方形，首部略粗，足部较细。两支铜箸的尺寸略有差异，一支长20.3厘米，截面0.3×0.4厘米；另一支长19.7厘米，截面0.3×0.35厘米。（安徽省博物馆：《安徽贵池发现东周青铜器》，《文物》1980年8期） 

现在所发现的这些先秦时代的古箸，有骨箸、牙箸和铜箸，数量虽然不是太多，但意义却非常重要。也许是因为埋藏条件的关系，其他质料的箸没有能保存下来。当然考古工作的局限，也是先秦古箸出土不多的一个原因。我们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古箸重见天日的。

在先秦文献及与先秦相关的文献中，我们也可以见到不少制箸用箸的记述，这些记述表明箸在先秦时代已经比较流行了。

1.在不少典籍中，都有“纣为象箸”的记述。一般能读到的有《韩非子·喻老》、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宋微子世家》、贾谊《新书·连语》、《淮南子·缪称训》和王充《论衡·感虚》等，这是商代以箸进食的文献证据。

2.《荀子·解蔽》有语云：“从山上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长也。”以树枝作箸，在当时也许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3.《礼记·曲礼（上）》所说的“饭黍毋以箸”，恰恰证实了周人是用箸进食的，只是要求在一定的场合不能用箸吃米饭而已。(www.daowen.com)

在认定先秦出土古箸实物和文献记述用箸史实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对《礼记·曲礼（上）》的相关文字及注疏重新作些认识。《曲礼》的原文是这样的：

侍食于长者，主人亲馈，则拜而食；主人不亲馈，则不拜而食。共食不饱，共饭不泽手。毋抟饭，毋放饭⋯⋯毋扬饭，饭黍毋以箸⋯⋯

就在这样一段话里，孔颖达的疏前后出现了矛盾，让人感到迷惑不解。他注“共饭不泽手”，这样写道：

“共食”谓同事聚居，非礼食，则有同器食法。共食宜谦，不辄厌饫为饱也。“共饭不泽手者”，亦是共器盛饭也；泽谓“光泽”也。古人礼饭不用箸，但用手，既与人共饭，手宜洁净，不得临食始摩莎手乃食，恐为人秽也。注为汗手不洁，《正义》曰：洁，净也，若泽手，手必汗生，则不洁净。

他注“饭黍毋以箸”，又是另一种说法：

“饭黍毋以箸”者，饭黍无用箸，当用匕。故《少牢》云“廪人溉匕与敦”，注云“匕所以匕黍稷也”。

孔颖达前面说的是“古人礼饭不用箸，但用手”，后面接着又说“饭黍无用箸，当用匕”，矛盾显而易见。清人江永所撰《礼记训义择言·卷一》，已经明确指出了这里的矛盾。我们以为他前面一句话有误，后面的说法是正确的，他在解释“共饭不泽手”时出现了不小的偏差。

按郑玄和孔颖达的说法，这里的“泽”为揉搓之意，饭前不能双手揉搓，否则搓出汗来了去抓饭，会使共食者感到不洁净。这样的解释可能比较牵强，实际上双手随便揉搓几下，也未必一定会冒出汗来。更何况那时进食之先，人们已经洗净了双手，一般不会再有污秽的担忧。

我们还可以作另一种设想，“共饭不泽手”的“手”或许为衍文，郑注云有的版本在这里“泽或为择”，若是如此，“手”定为衍文无疑，否则共饭何来择手与不择手的问题呢。假使如此，那么“共饭不饱，共饭不择”，是说与人共餐时不要贪吃过饱，可能还含有了不偏食的意思，原文就不会让人生出“用手抓饭吃”的歧义来。

周人在礼食场合，确实以用箸取饭为非礼。但著作为一种筵宴上必备的进食具，并非只是一种摆设，它是专用于取食羹中菜的。

《礼记·曲礼》说：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注云 ：“梜，犹箸也，今人或谓箸为挟提。梜⋯⋯《字林》作筴，云箸也。”为解释因何食羹汤用箸的疑难，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有如是说：

有菜者为铏羹是也，以其有菜交横，非挟不可。无菜者谓大羹湆也，直啜之而已，其有肉调者犬羹、兔羹之属，或当用匕也。

这样的解说大体符合实际，羹汤温度较高，无法直接用手指取食，所以要用箸。《礼记·曲礼》又记：“凡进食之礼，左肴右馔，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说明周代礼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主食置于食者左侧，副食置于右侧。由于羹在右侧，食羹以箸必用右手，匕和箸的分工非常明确。

我们由《礼记·曲礼》用箸的辨说，得知先秦时代已经确立了用箸进 食的传统，并非像经学家们所说的那样，连贵族们都一直是用手抓饭吃。从后来的一些文献记载判断，历代用箸大体都是以食羹菜为主，而食饭一直是用匕，这显然是周代礼食传下的进食方式。到了现代，箸也同时用来取饭了，进食方式有了明显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