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道德遭遇质疑

当代国人聪明过头，发明了“见义智为”一词，但结合当下道德沦丧的现实，遇到不明身份的陌生人有难，如果开动脑筋，认真思考，多数必选择明哲保身。古人发明“见义勇为”一词不是愚蠢鲁莽，而是证明危急时刻行善是基于人性的良知，不假思索，扶危济困。

完善立法，加大对讹诈者的惩罚力度固然必要，却很难从根本上唤醒扭曲病态的心灵。

一味地在道德范畴强调法治，发展下去，只会形成以毒攻毒、以恶治恶的恐怖循环。面对千夫所指，蒋老太一家拒不忏悔，老人仍坚称自己是被小孩撞倒的，她觉得自己被冤枉，甚至赌咒：“如果我说了假话骗人，我全家死绝。”面对公安机关的处理决定，老人一家表示不服，将申请复议。这充分证明依法严惩并未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毕竟，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对有道德瑕疵的同类不是将其送进地狱，而应帮助其重返人间。

更重要的是，蒋老太无视警方严惩，继续抵赖，除深陷道德困境之外，也有深层社会诱因：这场挑战事关整个社会的良知和正义。参与者之众，情绪之热烈饱满，既说明对良知、正义渴望之深切，也说明其匮乏之严重。所有的欢呼和谴责者在现实生活中或许没几个有勇气当街扶起老人。

老人之所以受尊敬，不仅因为年长，更由于岁月磨砺带来的心智成熟和内在良善。孩子之所以受关爱，不仅因为年幼，更由于涉世不深带来的天真无邪和人性纯洁。

一次意外，将一个老太和三个孩子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在媒体笔下，老人如恶魔附体，孩子因纯良受惊。

其实，这注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蒋老太以耄耋之身，为老不尊，化身灭绝师太，对脆弱的道德完成致命一击，而且此类事件已经屡屡发生，严重挑战人性底线，背后成因耐人寻味。令人战栗的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在她的培养下，其子决心将讹诈进行到底，甚至不惜进班房，自私冷漠颇有代代相传的意味。

三个备受惊吓的孩子在法治的护佑下，终于讨回公道，尽管声称以后还会搀扶跌倒老人，但这次磨难估计会使他们增添一些自我保护的经验，不再冲动。遗憾的是，这次本属道德范畴的善举再次麻烦法治做出裁决，恰恰说明道德已危如累卵，而法治作为人类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只能完成对恶的惩处，却无力完成对善的托举。

如果所有的道德命题都交付给法治处置，则社会无法支付其高昂的成本。在三个孩子怒讨公道的过程中，惊动了多名证人、多名警察、多家媒体和千万网友，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和强大的监督合力，方挽狂澜于既倒。恕我直言，不是所有的搀扶老人被诬者都能如此幸运。

中国大学的病态在哪里

都知道中国大学有病，但没料到竟病成这样。

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最近专门撰文，直陈大学五种“重病”，分别为市场化、项目化生存、平面化、官场化、多动症。五大顽疾并发，足以将一个人送进ICU，但中国大学表面上却一派繁荣景象，不断扩军还扩招，遍地教授，还不屑于给本科生授课。(www.daowen.com)

这一神奇反差的背后是中国高等教育GDP化。只要面子，不要里子；只要增长，不要发展。现在中国经济都转型了，政绩观也变成科学发展观，整个社会的理想家园——大学却裹挟着世俗的恶臭狂飙突进，着实令人忧虑。

其实，温教授能如此坦陈大学病灶固然难能可贵，但这“五化”顺序却值得商榷，且不少因素不能简单并列，有些是因，有些却 是果。

认真诊断，其中“两化”就足以使中国大学彻底沦丧。

一是市场化，其实无非是经营化。在教育经费整体投入不足的背景下，许多大学变成学校卖文凭、教授卖“风骚”的生意场，骗科研经费、抄袭论文、走穴敛财成为时髦的生存方式，斯文尊严扫地却浑然不觉。

二是行政化。过去大学校长往往靠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确定，现在却全面推行官本位，书记校长大权在手，吃个饭按级别排座次，如果安心学术，不仅生活待遇低下，且很难获得由行政主导的课题项目，下场往往很悲催。刚刚仙逝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便是生动例证。因此，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中国大学曾爆出数十教授争夺一“处座”的奇闻。原北大校长周其凤写作《化学之歌》备受身边人吹捧，却广受社会非议，其实是被官本位害苦了。

更可怕的是，当两者之间没有制度防火墙的时候，便形成了可怕的权力市场化，俗称权力寻租。在经济领域这样的联姻会加速行政垄断，催生腐败，在高校不仅会带来学术腐败，造假成风，还会完成对大学精神的致命一击。

不少学者认为古代大学是翰林院，即使在封建皇权严苛统治之下，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士人也讲求风骨和操守。现代大学更是有北大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民主之风，清华陈寅恪倡导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高贵气质。现如今，衙门直接开到了大学里，北大在习惯性地炫耀自己培养了多少大款，而清华直接将教学楼冠名某廉价服装品牌。

因此，中国大学之所以重病缠身，是由于痛彻的精神沦丧。古今中外，大学之所以被形容成象牙塔，主要是因为这里是全社会思想的先导，理想的源泉。统治大学的力量往往是超越金钱、地位的人文精神，普世价值。

越是在剧烈体制转轨时期，越是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物欲横流，大学越应该替全社会恪守道德和学术的底线。一切皆可卖的时代，不卖的东西最贵！

中国大学之所以集体“患病”，核心在体制之祸。去行政化，重建符合教育规律的大学治理结构已经渐成社会共识。不过，即使如此，价值重构却更加艰难，随着高校里的人文大师、科学大师逐渐逝去，谁来建构这个繁华时代的高贵？

所幸高校还有宽容，至少温教授还敢炮轰自己的母校北大而不担心被打击报复，我从来没见过有关部门的官员敢炮轰自己单位。这也说明，中国高校去行政化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