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历代民俗语言珍稀典籍专书民俗语汇研究例选
民俗语汇是语言民俗学和民俗语言学的重要研究文本。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汉籍文献中，保存下来一些如今看来已经十分珍贵而又稀见并辑释了大量民俗语汇的专书，可视为语言民俗学和民俗语言学的典籍文献。这里，选辑历代民俗语言珍稀典籍专书民俗语汇研究的部分样例。
1.《通俗文》刍议[1]
刘叶秋先生提出：东汉经学家服虔的《通俗文》“是一部解释通俗用语的词典……它既释义，也注音，实为以实用为主的通俗词典之先河，对后出的字书、类书，有一定的影响”。这一点，几乎为古今所公认。正如郝懿行《证俗文》自序所言：“命曰《证俗文》，盖慕服子慎《通俗文》，借取《儒林传》疏通证明之意云。”
1.1《通俗文》概述
1.1.1《通俗文》作者
关于《通俗文》的作者，从古至今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隋书·经籍志》载：“《通俗文》一卷，服虔撰。”但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篇》中对于该书系服虔所著产生了疑问，“《通俗文》，世间题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服虔既是汉人，其叙乃引苏林、张揖，苏、张皆是魏人。且郑玄以前，全不解反语。《通俗》反音，甚会近俗。阮孝绪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书，家藏一本。遂无作李虔者。《晋中经籍》及《七志》，并无其目，竟不得知谁制，然其文义允惬，实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训》，亦引服虔《诉说》，今复无此书，未知既是《通俗文》，为当有异?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2]。针对颜氏的说法，清代学者洪吉亮、姚振宗、马国翰等人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驳议。近人段叔伟在其书《通俗文辑校》前言中，根据上述几位学者的成说推翻了颜之推的观点，理由有三：第一，该书早已亡佚，原本不复存在，因而书叙作者无足考证，可为后人所作；第二，东汉时期反切早已存在，服虔、应劭等具有开创之功；第三，服虔的代表作《春秋左氏传解谊》《汉书音训》中佚文与《通俗文》中的释词相同，意义一致，这足可以断定《通俗文》系服虔所著。据此，在新的确凿的材料出现之前，我们暂且将《通俗文》的作者定为服虔，以《隋书·经籍志》为主要参考材料。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后改为虔”[3]。据史料推知，其生于汉灵帝至汉献帝时期，在战乱中病卒，卒年时间无从考证。“少以清苦建志，有雅才”[4]。才学颇高，著作甚丰，“所著赋、碑、诔、书记、《连珠》《九愤》，凡十余篇”[5]。服虔的著述，除了这部辑录俗言俚语的旷世之作，还集中体现在对古籍经书的注释上，《春秋左氏传解谊》《汉书音训》成为服虔在这个领域的代表作，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1.2《通俗文》成书及亡佚
《通俗文》成书于东汉末年，汉代时期训诂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由纯粹的注经向语言学领域发展，老百姓口头上活生生的语言已经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在其著作中多有收集，如《方言》《释名》《广雅》中收录了大量的口语材料。这些都为《通俗文》的产生提供了一定时代背景和学术导向，激发了服虔钻研冷僻俗字、俗言俚语的热情，开创了俗语研究的先河。从唐宋古籍征引《通俗文》的情况以及宋代书目著录情况看，该书的亡佚时间大约在北宋时期。首先，唐人注疏及所编类书中大量存在征引《通俗文》的记载，足可见唐代时此书尚存。其次，反映唐代书籍情况的两部著作——《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经籍志》修于五代至北宋时期，没有涉及有关《通俗文》的任何资料，仅见《续通俗文》。同时查阅宋代所有官私家目录学著作及其稍后的目录学著作，皆无《通俗文》或《续通俗文》。由此推知，《通俗文》亡佚于北宋时期。韩卫斌深入剖析了《通俗文》亡佚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俗文》所辑内容完全偏离占据主流优势的雅学，推崇宣传之度远远不及雅学那么广泛，因而在整个社会主流意识的高压下渐渐消亡。二是国家动荡，战争频仍也与《通俗文》的亡佚不无关系。[6]俗学也好，战争也罢，总之，《通俗文》的亡佚从现实的视角去衡量，那就是语言学、辞书史、词汇史上的重大损失。所幸后世诸多学者以敏锐的视觉洞察到这部旷世之作的价值所在，“始为搜辑”。虽不完全，但其概貌略窥一二，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亡佚所带来的损失，弥足珍贵。
1.1.3《通俗文》版本
清乾嘉之后，朴学昌盛，众多学者将研究的视角集中在对古籍的辑佚上，自然，《通俗文》一书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从清代至民国，对于此书的辑佚共有七种版本流传于世。一为任大椿辑本，收入《小学钩沉》；二为黄奭辑本，收入《汉学堂丛书》；三为臧庸辑本，收入《邃雅斋丛书》；四为马国翰辑本，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五为顾櫰三辑本，收入《小方壶斋丛书》；六为顾震福辑本，收入《小学钩沉续编》；七为胡元仪辑本，收入《小学搜佚》。以上七种辑本，任大春辑本、黄奭辑本和顾震福辑本实系同一系统，因而七种版本实则五个系统。各位学者在辑佚过程中虽然搜集范围广泛，但是此书亡佚过早，加之千百年来传抄传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致使《通俗文》佚文的情况更加复杂，这就导致以上七种版本中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问题。诸如阙漏、未校、失校或校勘不准确，还存在沿用古籍征引错误。[7]除此之外，各版本在编排上也存在分类不清、编排不合理等问题，征引文献不够详细，释词不够精准，致使我们后世学者探究几千年前的民间俗语依然存在一定的鸿沟。因此，很有必要对全部佚文进行一次全面的、系统的、精准的编排。
1.2《通俗文》释文大略
1.2.1以俗言俚语为主要研究对象
所谓“通俗”，是指接近平民化，易于被普通人接受的事物。显而易见，《通俗文》“不以价值取向作为判断的标准，而是敢于面对真实的、活生生的世界，以客观存在的形而下的俗语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本体”。从广义上讲，应该从属于社会方言，而非区域方言。《通俗文》产生于雅言占据主流优势的时期，当时以俗言俚语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辞书专著寥寥无几。服虔能够逆势而上，走了一条与学术主流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也足以证明作者独到的学术视角和勇于创新求真的精神。正如段书伟所言，“它是我国第一部专释俗言俚语、冷僻俗字的训诂学专著”，第一次将通俗语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考证，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导引中国俗语研究发展的方向。辑录者们在辑录过程中参阅多种古籍文献及其版本，如《一切经音义》《慧林音义》《初学记》《文选》《春秋正义》《颜氏家训》《广韵》等，这些宝贵的原始材料为作者进一步精准地释义提供了有力保障。《通俗文》中所收词语，真实地再现了汉代语词的情况，是研究汉语史的宝贵材料。如：“沉取曰捞”“争倒曰扑”“唇不复齿谓之齖”“侏儒曰矬”“体不申谓之趜”“体疮曰痍，头疮曰疡”“沙土入食中曰碜”“举瘴乘风曰帆”“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等，所收语词反映了汉代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旨在为人们提供一种了解、通晓俗言俗字的工具，虽与雅学所走道路不同，但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具有“沟通并规范统一不久的汉民族广大区域的语言”[8]的重要作用和宝贵价值。
1.2.2多种方式兼顾的释义方法
所谓释义，就是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被释词。《通俗文》释义，则是运用规范性的语言采用转译的方式来解释俗言俗字。采用的释义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1)“曰”式
“沉取曰捞。”(见《一切经音义》五又二十)
“口上曰臄，口下曰函。”(见《释文诗行苇》《诗正义行苇》)
“骨中脂曰髓。”(见《文选注·长杨赋》)
“钱戏曰赌。”(见《一切经音义》十五)
(2)“谓之”式
“唇不复齿谓之齖。”(见《太平御览》三百六十八)
“腋下谓之胁。”(见《释文左氏传·廿三年》《春秋正义僖·廿三年》《太平御览》三百七十一)
“尻骨谓之八胁。”(见《一切经音义》十八)
“曲脊谓之佝偻。”(见《一切经音义》)
(3)“为”式
“超通为跳。”(见《史记索隐》)
“张丝为柅。”(见《太平御览》)
(4)“某，某”“某，某也”式
“匕首，剑属。其头类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见《广韵》《史记索隐》)
“鞁，析皮具。牛牵船。”(见《广韵》上平韵十一模“鞁”字注)
“详虚，辞也。”(见《一切经音义》十一又十五)
“，大语也。”(见《一切经音义》十一又十七)
“皀，方力反，粒也。”(见《颜氏家训·勉学》)
“廓，宽也。”(见《慧林音义》)
(5)“以为”“以……为”式
“南楚以妤为娃，鸟佳切。”(见《初学记》十九、《太平御览》三百八十一)
“积烟以为碳媒。”(见《一切经音义》十五)
(6)“云”式
“高置立鳑棚云鳑阁。”(见《史记索隐》)
(7)特殊式
1.2.3直音、反切综合运用的注音方法
(1)直音法
“音×”式
“体疮曰痍，头疮曰疡，音阳。”(见《一切经音义》十一又十七)
“鼽，音求，鼻曰齆。”(见《一切经音义》二十)
(2)反切法
“×，××切”式
“南楚以妤为娃，鸟佳切。”(《初学记》十九、《太平御览》三百八十一)
“摵捎摵也。砂获切。”(见《广韵》二十)
“罚罪曰谪，文厄切。”(见《史记索隐》《文选注·过秦论》《一切经音义》)
“×，××反”式
“形美曰媠，汤火反。容立曰媌，莫豹反。容美曰婠，鸟活反。容茂曰 
，羊 灼反。”(见《太平御览》三百八十一)
“含吸曰欶，所角反。”(见《一切经音义》)
“入室求曰搜。兄侯反。”(见《颜氏家训》音辞)。按：《颜氏家训》旧本误不可读，今从钱广伯所校。
1.2.4突出单音词训释，注重近义词比较
我国古代以单音词为主，《通俗文》释词主要以单音词为主，多为训释语在前，被释词在后，如“入室求曰搜”“谷曰粒，豆曰完”“鸟居曰巢，兽居曰窟”“鱼臭曰腥，猳(音加)臭曰臊”等。通篇除单音词之外，还兼释双音词，如“大而无形曰混沌”“山泽怪谓之魑魅”“木石怪谓之魍魉”“芸苔谓之胡菜”“酪酥谓之 
”等。《通俗文》的这一微妙安排，正是符合东汉时期汉语由单音词向多音词变化的总趋势，符合语言发展变化的轨迹。同时，该书在释词的过程中尤为注重近义词、同义词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对二者进行辨析，如“耽酒曰酗，酗酒曰 
”“谷曰粒，豆曰完”“吴船曰艑，蒲殄反。晋船曰舶，音泊”“鸟居曰巢，兽居曰窟”“脂在腰曰肪，在胃曰 
，音珊”等。对于近义词的辨析研究，一方面显示了汉语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极大地提高人们使用语言的能力。
1.3《通俗文》内容例析
《通俗文》旨在全面集中地辑录、注释汉代时期的冷僻俗字、俗言俚语，不仅开拓了传统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使汉代的语言学由传统的解读经书向解释俗语的方向发展，将形而下的俗言俚语提高到形而上的研究层面上来，同时对于汉语史和辞书编纂史更具影响力，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语言材料，为进一步解决汉代典籍以及汉代以后出现的文献资料中遇到的语词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阅资料。《通俗文》中所辑录的语言以流行于人们口中的、与雅言相背离的俗言为主体，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汉代语词的实际情况，而且俗语来源于生活，因之也直接、敏感、突出、客观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俗文》所辑内容广泛，全面深入地反映了汉代社会民俗文化生活，包括日常生产生活、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商业文化、居住习俗等。在此，我们可以通过作者所辑录的俗言俚语以窥汉代的民俗文化概貌。
1.3.1反映汉代交通运输
汉代时人们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主要分为陆路和水路两大类，陆路交通主要以车为主，水陆交通主要以船为主。
汉代时期的陆路交通工具多种多样，通常具有比较严格的等级差别，也就是说，不同等级的人所乘坐的交通工具也不尽相同。诸如安车、立车、轺车、衣车等交通工具，所乘坐之人多为一般的小官小吏等地位、等级不太高的人。除以上几种车型，汉代也有一些车是为各种目的而设计的，就其用途而言，可分为戎车、猎车、役车、辂车。《通俗文》中虽未详细介绍以上各种车型，但是从俗语的角度对车的组成部分加以深入诠释还不在少数，如：“车挡谓之 
星”“车厢谓之较(音角)”“轴限者谓之枸”“车轹谓之轧，后重曰轩，前重曰轾，车声曰 
”。
水路交通发展到汉代形制较为完备，所用船只种类多样，形状各异。我国先人很早就有了水路航行的活动，所谓“旱路资车，水路资舟”就是描述早期交通运输状况的完美写照。“舟”即船，但是段玉裁认为“古人言舟，汉人言船”。《通俗文》对此做出了有力的佐证，“吴船曰艑，晋船曰船”。足可见，汉代时期，水路交通工具的名称已经由“舟”演变到“船”，“舟”已被赋予了文言色彩，多在 书面语中出现。船只在出海远行之前要扬起风帆，张开幔布，借助风势的力量导引船只前行的方向。《通俗文》对此也有记载：“举 
成风曰帆。”按：字书无“
”，疑为“
”之误。“
”通“障”，同“帐”。《释名·释船》中也对此进行了解释：“随风张幔曰帆。举 
即张幔。”汉代时期发达的水路交通与陆路交通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水陆交通系统，这为当时的经济、商业、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方便。
1.3.2反映汉代商贸经济
《通俗文》曰：“徽号曰幖，私记曰帜。”汉代商业经济较为发达，庞大的销售网络也已初具模型，经营项目多种多样。汉代时期，商人的地位较为低下，出身卑微，“贾竖之事，侮辱之处”已在社会民众心中根深蒂固。为了摆脱出身卑微的境况，从而获得上流社会赋予的地位和尊严，富商大贾不惜一切代价瞄准政治领域，致使卖官鬻爵现象屡见不鲜。这样，汉代时期出现了一批拥有强大的政治背景的富商豪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官商。他们凭借权势的力量攫取商业领域的最大利益，通过积聚的财富享受富比王侯的生活。在这种庞杂的交易系统中，为了满足交易的需求以及富商扩大贸易往来的目的，就需要创建一种区别于其他商家的标志性符号，也就是当前商业领域的品牌意识，而在汉代则称为“商号”，也就出现我们前文中提到的“徽号”和“私记”。“一般来说，商号的有无以及多寡是衡量一个商业城市经济交易活动数量和质量如何的重要标志之一。”[9]
1.3.3反映汉代医疗卫生
汉代时期，我国医药学基本形成较为完备的系统，同时医术水平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汉代时期医学典籍不断问世，《黄帝素问》《神农本草经》《伤寒论》《灵枢经》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典医学著作。《通俗文》中所辑录的俗言俚语就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汉代时期的医学发展情况，如：“乳病曰 
”“疮瘢曰痕”“小痴曰疙”“肉凸曰瘤”“体创曰痍，头创曰疡”“皮起曰 
也”。这些语词无不昭示出汉代时期人们对医学的认识水平和掌握程度。同时也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相 对于先秦时期的医疗卫生条件，此时也已发生了质的飞跃。语言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真实反映，服虔的《通俗文》中所辑录的俗言俚语可为我们展示一幅生动、全面、逼真的汉代社会百景图。
1.4小结
《通俗文》开创了我国俗语研究的先河，拓展了我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领域，并为我国语言学史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文献资料。“《通俗文》在我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中，是第一次把形而下的俗语、俗字传递到形而上的学术平台上来”[10]，引领了中国俗语研究的方向，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可谓独树一帜，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白璧微瑕，此书也存在一定的缺憾，作者并未针对所辑内容加以深入细致的分类注释，致使该书存在着分类不清的问题。如作者当时从词语本身的词性或所关涉内容进行分类研究，那么就是完美之作了。但这绝不能抹杀《通俗文》的始著之功。其中收录的俗言俚语不仅真实全面地记录了汉代时期的语言情况，同时也生动逼真地展示了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了解和掌握汉代民俗文化的窗口和视角。
2.《谚原》刍议[11]
《谚原》是方以智先生《通雅》中的一篇，它以方言俗语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因声求义的方法探求方言俗语的语源，为我们今天对方言俗语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独特的方法。
2.1方以智生平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别号药地、愚者大师、浮山愚者、极丸老人等，安徽桐城人。青年时与吴应箕、陈贞慧、侯方域等参加“复社”活动，时称“明季四公子”。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李自成攻入北京时被捕，后逃出投奔福王。1655年8月，其父卒于桐城，方以智破关奔丧，庐墓三年。服丧之后，方以智行走江西，到处讲学，声名大震。康熙十年(1671年)冬，“粤难”发作，方以智被捕，病死于江西万安惶恐滩头舟中，其肉身按儒仪归葬于故乡桐城浮山，为避免用清朝年号而有损明遗民气节，墓碑之上无生卒年月。
2.2《谚原》的成书时间
《谚原》是《通雅》中的第四十九篇，因此《谚原》的完成时间也可以认为和《通雅》的成书时间是一致的。《通雅》是方以智前期学术代表作，也是他生平著作中最为浩繁的一部。对此书的成书年代我们从方以智在崇祯十五年(1642 年)为张自烈的《字汇辨》(即《正字通》)所作的《序》中可以知晓，《序》说：“智年来从吴恭、巩鸿图博稽金石，返质传记，悟古因沿之故，方与诸千年博考者参校古今，集成《通雅》。不能竟业，则山川诗酒放浪之累也。”[12]把《通雅》全书与作者生平行迹加以对照可知直到1644年明朝灭亡，方以智南奔时，《通雅》尚未最后完稿，之后多年内，作者仍不断进行补充修订。我们可以从《通雅》中找到文字来证明：
《通雅》卷三《释诂》：“生平雅志在经史，而不自我先如此。从刀箭之际，伏穷谷中，偷朝不保夕之荫，以誓一旦之鼎镬。随笔杂记，作挂一漏万之小说家言，岂不悲哉。愚道人今年三十六矣，读书固有命。”方以智三十六岁时是顺治三年(1646年)。这一年，他先在广东，后来又到了广西，可知这一段是他在两广时所作。
《通雅》卷四十五《动物》：“余曾见平西瑶中白鹇，时自衔尾，盖自爱其羽也。”平西指广西平乐府之平西山。方以智在隆武以后，亦不参加永历政权，避居平西山中，时在顺治六、七年(1649年、1650年)，方三十九至四十岁。文中说曾见平西白鹇，则此作应当在当时或以后。
《通雅》卷十四《地舆·方域》：“智来苍梧，见土人称梧州北四十里曰下郢，读之如程，可知古郢字音，故相通也。”这应当是方以智在梧州云盖寺时(1650—1652)或以后所作。
《通雅》卷四十三《植物》：“智按：凤尾松叶细，丛鬣如针，而干皮如柏，其枞乎?去皮用其木，盖杉类也……庐山大林寺前宝树，十余围，正凤尾松。”方以智从两广回桐城是在顺治九年(1652年)，八月与施闰章先到庐山，停留四个月。这段按语应当写于1652年在庐山时或以后。顺治十年(1653年)，方以智在高座寺看竹轩闭关时，黄虞稷就学于竹关，方以智以《通雅》相托。既然方以智把《通雅》托付于人，则此时的《通雅》当为定稿。由此推断，《通雅》的成书时期当在1652—1653年。
《通雅》是作者早年开始收集积累资料，1640年通籍后，用“待诏之暇”始加系统编纂，到1644年亡国前已初具规模(可能写成初稿)，其后又经多年补充修订，于1652—1653年间定稿。正如钱澄之《通雅序》所说：“要其三十年心血，尽在此一书矣。”
2.3现存版本
《通雅》流传至今，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版本，且每种版本的内容都略有不同。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版本就是姚氏刊刻的“浮山此藏轩本”，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顺治十年(1653年)，方以智将《通雅》托付于黄虞稷，黄虞稷除在《千顷堂书目》中将《通雅》加以著录外，秘而不章。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通雅》才由方以智门人揭暄(字子宣，号半斋，江西广昌人)始谋刊刻。揭暄没有定稿，只好以《通雅》家藏稿本为依托，同时又经过中德(方以智长子)、中通(方以智次子)诸人的仔细汇校后始加刊刻。揭暄当时仅为一个书生，刊刻《通雅》非常困难。当他得知福建建宁推官姚文燮决定刊刻《通雅》时，就将《通雅》稿本托付于姚氏。康熙五年(1666年)姚氏终于将《通雅》刊行于世，同时也将方以智有关医学的论著《古方解》《脉考》等编进《通雅》。
在此之后，又出现了“四库全书本”“日本立教馆刻本”和“光绪刻本”，前两种都是以姚刻本为依据，只是内容略有增删。“四库本”用的是“左都御史张若家藏本”，具体内容并没有太大差异，只是删除了姚文燮和钱澄之的《序》及《姚氏发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提要》。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张裕叶作《通雅刊误补遗》一卷补入。经过张裕叶的整理，校正了姚刻本和四库本的不少讹误，同时还补辑了不少被姚文燮删削的内容，如中德、中履(方以智少子)、揭暄等人的《跋》，中德、中通、中履及黄虞稷的部分批注，方以智给其弟方其义、舅父吴道凝的信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日本立教馆刻本”是在日本文化二年(嘉庆十年，1805年)，日本立教馆根据由朝鲜传入的《通雅》姚刻本加以翻刻，其结构、版面、行款与姚刻本相同，只是加上假名符号。目前国内只有安徽省博物馆藏有这种版本。[13]
“光绪刻本”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方氏族孙方宝彝重刊《通雅》，其版面、行款等与姚刻本已然不同，删去钱澄之《序》，仍为五十二卷及卷首三卷；内容根据张裕叶《刊误补遗》作了校正，并将《刊误补遗》也附于书后。
目前保存最好的版本是“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方以智全书》本”(侯外庐主编，《通雅》编入全书第一卷，分上、下两册)。此版本以姚刻本为底本，同时参校四库本、方宝彝刻本以及张裕叶《刊误补遗》等，其结构为：
《通雅目录》
冒怀辛《〈通雅〉校点说明》
方以智《自序》
方以智《凡例》
卷首三卷
《通雅》正文五十二卷
《四库全书总目·通雅提要》
姚文燮《序》
姚文燮《发凡》
钱澄之《序》
方宝彝《跋》
张裕叶《〈通雅刊误补遗〉书后》
2.4《谚原》释文大略
2.4.1收词特点
《谚原》篇共收词条149个，其中一字格52个，如“风”“栝”“筅”“艇”等。二字格39个，如“阿堵”“踏趿”“筐当”“沙魂”等。三字格，如“顾手牢”“不耐烦”“无万数”等。句子，如：“曰斟曰职，犹今之言著也。”“今日，即另日。”“乃渹，犹云那行也。”等等。作者收词并不求格式的统一，只要是作者认为历经时空而发生变化的，就会收入其中。
2.4.2多种方式兼顾的注音方式
《谚原》篇释文中所用的注音方式最常见的是反切法，例如：“剩，以证切，用余也。”(“剩”条)“袱，房六切。”(“袱”条)“栝他念切，进火木也。”(“栝”条)等等。此注音方式贯穿全篇。只要是作者认为生僻的字，即使是在引用的典籍中也会经常用此方式进行注音。在文中直音法也运用得较多，所用方式主要有：“×音×”式，如“
音裕”(“磨 
”条)，“笪音妲”(“笪”条)。此外还应用了“读若”的声训方式，如：“及见镰字，反读若缣。……及见薅字，反读若耨。”(“鍫、镰”条)“山西人乡语皆读若分。”(“风”条)
2.4.3“因声求义”的训释手段
方以智十分重视“声音”在训释词语中的地位，他在自序中说道：“训诂小学可牟髦乎?理其理，事其事，时其时，开而辨名当物，未有离乎声音文字，而可举以正告者也。”
方以智不但重视语音的作用，而且也认识到语音随时间、空间而变化的必然性：“方音乃天地间自然而转者，上古之变为汉晋，汉晋之变为宋元，势也。”在训诂学中这种用音同或者音近的字来训释词义的方法，称为“因声求义”，或称为“声训”。方氏在训释词语过程中广泛应用了这种方法。
首先，方以智对汉字的假借现象有较深的认识，说：“古人笔之于书，尝假借字。”在这里方氏通过此法分析了汉字的一些假借现象。
其次，采用音转原理，将古今方言、俗语沟通起来，深入探求俗语语源。通篇随处可见“……之转”“……音转……”“……之转语也”的字样，如：“船上水曳牵，即牵字去声。其竹索谓之弹子，大者曰缆。音转昵洽切，即笝字，合韵作⇀笚。”(“弹牵”条)“拜谓之屈，后转为抯，或转为踽。”“何楼，活络之转语也。”等等。
再次，对于语音形式相同，字形不同，以同一语音形式施之于不同事物而构成的一组意义相同相近的同源词所进行的探源。
另外，方氏还注意到因时、地不同而造成的同一语词的音转现象，并对其进行了探求，如：
乃渹，犹云那行也。《世说》：“真长见王导曰：‘何乃渹。’刘出曰：‘惟闻吴语。’”程大昌：“按《玉篇》言‘渹虚觥反’，今乡俗状凉冷之状曰冷渹。”此解非也，八庚与七阳通，当作亨康切，吴人之声尝有之，意以为何如，则曰那行，行字亦音亨康切。《老学庵笔记》曰“阁门促人曰那行”，是即“何乃渹”之声也。(“乃渹，犹云那行也”条)
方氏在这里对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造成语音变化的“乃渹”进行了探源和分析。“某公于厶，么音于么。”也是此种情况，方氏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方氏应用“因声求义”原理对语词语源的探求，与本书的编纂目的完全吻合，“此书主于辨当名物，征引以证其义，不在钞集编纂也”。方氏在探求语源的过程中，同时也进行了大量古今语词语音、意义方面的对比，以确切说明语词由于时空变化而发生的变化。例如：
疿。方吠切，《素问》曰：“汗出见淫，乃生痤疿。”痤，昨禾切。《说文》曰：“痤，小肿也，一曰族累。”《唐韵》：“痤，
也。”今俗通以触热肤生细疹曰痱子。
2.4.4训释中体现地域性特点
方氏在探源过程中还明确标明何地之说法，如“江淮”“江南”“江北”等，基本上体现了南北方方言的差异。如：
通唤、呻唤，转为生含。小颜《正俗匡谬》曰：“太原俗呼痛而呻吟为通唤，《周书》‘痛瘝’是其义，江南谓呻唤，关中谓呻恫。”今江北谓痛楚作声为生含。(“通唤、呻唤，转为生含”条)
这里作者就明确标明“太原”“江南”“关中”“江北”的地域性词语，来说明不同地域的不同方言。
有的还会详细说明，如：
耗有毛音。毛晃收“耗”入“毛”字下，曰“无也”，引《汉书》：“靡有孑遗，耗矣。”通作毛。《后汉·冯衍传》：“饥者毛食。”《佩觹集》曰：“河朔谓无曰毛。”智按今北人无言毛者，不过呼没字如门铺切之声耳。湖广、江西、广东则谓无曰毛，此盖没字之转也。毛晃音耗为毛。黃 
绰曰“赐绯毛鱼袋”，故附说于此，亦足为江广解嘲也。(“耗有毛音”条)
这里方氏就详细说明了在“河朔”“北方”“湖广”“江西”“广东”地方的叫法，体现出作者有意识地区分其他方言区的方言，使读者能够了解到当时各地方言的区别。
2.5《谚原》的内容例析
语言与人类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词汇作为语言中比较活跃的主要构成要素，更加直接、敏感、突出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谚原》中所收录的语汇也同样密切地联系着社会，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仅对民俗语汇的内容作以分析。
2.5.1有关岁时风俗
有关“打夜狐”和“跳鬼”的说法，方氏在《谚原》中做出如下解释：
打夜狐，跳鬼唐敬宗自捕狐狸，谓之“打夜狐”。今民称跳鬼为打夜狐，讹为野胡。(“打夜狐，跳鬼”条)
我们在《现代汉语大词典》中找到的解释是这样的：
打夜狐 《旧唐书·敬宗纪》：“帝好深夜自捕狐狸，宫中谓之‘打夜狐’。”后民间称跳驱鬼邪为“打野胡”，本此。
打野胡亦作“打夜胡”。旧时民间岁末跳鬼驱邪风俗的俗称。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世俗岁将除，乡人相率为傩，俚语谓之‘打野胡’。”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十二月》：“自入此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火，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沿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宋吴自牧《梦粱录·十二月》：“街市有贫丐者，三五人为一对，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击鼓，沿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傩之意也。”
跳鬼装神弄鬼的演技。明汤显祖《邯郸记·合仙》：“跳鬼的有得那出阳神，抛伎子散地全真。”《隋唐演义》第十八回：“五个豪杰，隔人头窜将进来道：‘我们是五马破曹。’公子识货，暗疑这班人却不是跳鬼法。”[14]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方氏的解释相对来说很简单，我们也能清楚地知道“打夜狐”和“跳鬼”的真实意思，虽然没有援引到最初的资料，并且也对所引文献作了删减，但是其中的意思没有改变，我们依然可以知道这是过去在十二月人们为求吉利、驱邪祟所进行的一项风俗活动。
2.5.2有关婚俗的
女
《侯鲭录》曰：“世嫁女三日，送食，曰暖女。”《唐韵》有“
”，正云“嫁女送食也”。初产子曰首子，亦用萌字。(“
女”条)
旧称女子出嫁后，母亲馈送食物为暖女。暖，也写作 
，女嫁三日，女家馈食为 
。因女子初到婆家，一切尚不能适应，甚至有恐惧心理，做父母的为了增进女儿生活上的安全感，所以在新婚之三日，女家都派人送食物“
女”。
此风至唐宋以降，即颇盛行。劭博《邵氏闻见后录·三》：“大儒宋景文公，学该九流，于音训尤邃，故所著书，用奇字，人多不识。尝纳子妇，三日，子以妇家馈食物，书白。一过目，即曰：‘书错一字，姑报之。’至白报书，即怒曰：‘吾薄他人错字，汝亦尔邪?’子皇骇却立，缓扣其错，以笔涂之‘暖’字。盖妇家书以食 物暖女云，报亦知之，子益骇，有缓扣，当用何暖字?久之，怒声曰：‘从食、从而、从大。’子退检字书，《博雅》中出‘
’字，注云：‘女嫁三日饷食为 
女。’始知俗间 
女云者，自有本字。”
此外宋人赵德麟在《侯鲭录》卷三中也有记载：“世之嫁女，三日送食，俗谓之暖女，《广韵》中也有此说。”
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
女”之风，宋时已经很普遍，并且很隆重。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曾记载此民俗。他说：“……三日，女家送彩段，油蜜蒸饼，谓之蜜和油蒸饼。其女家来做会，谓之暖女。”杨彦龄《杨公笔录》上又云：“女嫁三日后饷食，谓之‘馂女’。”“馂”字，字书音俊，亦可读“飧”，与“
”字音相近，并且通用，是熟食之谓。“
女”即给出嫁的女子送熟食。而“
”是馈食之意。王念孙疏《广雅·释言》说：“
女，温存之意。”《字林》云：“
，馈女也。”《集韵》说：“女嫁三日饷食为暖女。”可见 
女、馂女、暖女三个名词，不但字音相近，而且意思也相同。
“
女”也叫送饭。《金瓶梅词话》第九十一回：“到次日，吴月娘这里送茶完饭。杨姑娘已死。孟大妗子、二妗子、孟大姨，都送茶到县中衙内。这边下回书，话众亲戚女眷做三日，扎彩山吃筵席，都是三院乐人妓女。动鼓乐，扮演戏文。吴月娘那边亦满头珠翠，身穿大红通绣袍儿百花裙，系蒙金带。坐大轿来衙中，做三日赴席。”可见三日完饭之举还挺隆重。
方氏力求在文献典籍中找到记载，其实此民俗在民间很是隆重，而且称法也不只有“
女”一个，还有“暖女”“馂女”“送饭”之说。可见，方氏还是不能摆脱文人重视以雅证俗的训释习惯。
2.6小结
2.6.1《谚原》的局限性
(1)征引古籍不标明卷次篇目，引用诗作不标明题目，不便查阅与核对。如：
打夜狐，跳鬼。唐敬宗自捕狐狸，谓之“打夜狐”。今民称跳鬼为打夜狐，讹为野胡。
阿堵。犹今之“这个”也，不可指为钱。顾恺之“正在阿堵中”。张谓诗：“家无阿堵物，门有宁馨儿。”亦就事作语也。马永卿《懒真子》曰：“阿堵，犹今所谓兀底也；宁馨，犹今云恁地也。”
打夜狐本出于《旧唐书·敬宗纪》，至于张谓的诗句就无从核查了。
(2)引文过简，对理解引文和语词造成不便。如：
不耐烦。不耐烦三字，见《宋书》庾登之弟《仲文传》。
而且方氏并未脱离传统词源学方法，以文字资料为本，推究语源。偏重书证文献，但是我们从史料，并不能知晓其确切含义和其语源。
2.6.2《谚原》的价值
《谚原》保存了大量方言俗语的资料，为我们深入了解民俗语汇提供了资料，其中很多方言俗语已经消失，即使在《现代汉语大词典》和《现代汉语大字典》中都没有收录，但在《谚原》中得以保存，为我们阅读古代文献，研究古代文字演变提供了依据。方以智广泛采用“因声求义”的声训方法，对方言俗语进行探源，在明代能将声训方法运用得如此娴熟，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具有创新精神。
总的来说，对《谚原》的研究，使我们对民俗语汇和民俗事象的研究有了更深的了解，为民俗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对研究古文字、音韵工作者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目前集》及其所辑释民俗语汇和俗语词研究[15]
明代的俗语词辞书颇多，其中有赵南星的《目前集》，日本长泽规矩也曾编入《明清俗语辞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89年影印出版。在出版说明中指出，《目前集》两卷，明刊本，此书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辞书，但具有准辞书的性质。书名殆取自“记天地之间目前之事”之意。其中收录的条目在当时不仅具有广泛的流传性，而且也广泛被应用，蕴含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
《目前集》是明人笔记，该书收录670余个条目，具有珍贵的民俗语言学研究价值。《目前集》由于成书的目的及其性质，使得其内容中含有丰富的民俗事象和民俗要素，它改变了以往仅仅以正统文献为依据的考据方法，而改用正统文献资料、口头故事和传说并举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探源结果更具说服力。
《目前集》成书于明代，当时正值俗语辞书的初创期，虽然《目前集》是明人笔记体的准辞书，并且体例结构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但对于同时代的辞书编纂，尤其是对后代辞书的编纂体例及词源考辨都有参考价值。
3.1成书背景
3.1.1作者考源
日本近现代汉学家长泽规矩也所编的《明清俗语辞书集成》，系从日本公私庋藏的中国古籍中精选有关二十种书籍汇编而成，是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参考书。《明清俗语辞书集成》所收的各种刻本中，有罕见的善本，即使属晚清刻本，亦大多是流传不广的私家刻本或仿刻本，明清以降的版本目录书中也鲜见著录。为了使国内有关学者有机会利用这部极有价值的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影印出版了该书。在影印之前，对其中佚名的明刊本《目前集》，觅得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明赵南星撰《味檗斋遗书》，此书系清光绪中高邑赵氏刊本，其中《目前集》的卷目及版本与日本影印本完全一致。同时，又据《中国丛书综录》多处著录及《味檗斋遗书》，确认《目前集》作者系明代人赵南星。
赵南星(1550—1627)，字梦白，号侪鹤，明高邑(今河北省高邑县)人。万历进士，历任吏部文选员外郎、吏部考功郎中、左都御史等职，官至吏部尚书，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东林党的首领之一。面对当时黑暗腐朽的政治，赵南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进行改革。他的有些散曲大胆采用了民间俗曲的形式，写得通俗易懂，泼辣直率，这可能与他后期的归隐生活有关。《目前集》收录的条目也都是明代时期的俗词。
3.1.2《目前集》的成书
不仅根据《目前集》作者所处的年代可以判断出其成书于明朝末年，而且根据其体例、结构亦可以判断出其所属年代。《目前集》不成为辞书之体，而应为名人笔记，但其编排结构的成熟程度已经与同一时期的其他辞书和笔记无异。
明代陈士元的《俚言解》比《目前集》成书稍早一些，《目前集》的体例及分类结构与《俚言解》极其相似，都属于名人笔记一类。而同一时期的《常言考误》主要是“匡正常谈、俗语谬误，以正世人”，所以编排结构显得更加随意一些，并没有进行系统分类。在这一时期比较成熟的辞书为张存绅编纂的《雅俗稽言》，自《尔雅》而下，分门别类编纂辞书成为辞书编纂的主要手法之一。《雅俗稽言》的编纂也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在分门别类时它有着自己的原则：“分门类从其多者言耳，中间参互联络亦往往有所附见，盖一以成论说，一以便搜寻。非必斤斤数黑白而县也。”这类辞书的编撰方法很早就存在，《俚言解》《目前集》应为《雅俗稽言》编撰方法的雏形。
3.1.3《目前集》的版本
1989年出版的日本长泽规矩也编的《明清俗语辞书集成》，是研究汉唐以来语言、民俗、名物制度发展的资料性工具书。此书收有《俚言解》《世事通考》《雅俗稽言》《目前集》《常谈考误》《异号类编》《称谓录》《通俗常言疏证》《谈征》《俗语考原》等20种。
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明赵南星撰《味檗斋遗书》，系清光绪中高邑赵氏刊本，其中《目前集》的卷目及版本与日本影印本完全一致，盖光绪时用明旧雕版重印，上海古籍版乃据以补齐《题词》和残页，对版面不清者亦大多予以更换。
3.2《目前集》的收录对象及编纂体例
《目前集》分为前、后两册，《明清俗语辞书集成》中所收录的《目前集》影印版中并无序、跋，直接以目录开篇。目录包括前目录(天部、地部、人部、时令部、饮食部、衣服部、宫室部、器物部、官吏部、妇女部、释道部、道教部、文墨部)、后目录(杂事部、常言部、禽兽虫鱼部、草木部、药物部、俗字部)。该书收录670余个条目，其中前册收录150余条，其余皆被后册收录。《目前集》的编纂特色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3.2.1分门别类的收词原则
《目前集》所收录的俗词种类繁多，十分丰富，在同类书目当中的分类应当算比较系统的。其中前目录中分为13个门类，后目录中分为6类，并且在俗字部中又细分为10类，这细分的10类大多与前面的分类相似。
与同时代的辞书的分类体系相比，《目前集》有其独特之处。同一时期的《雅俗稽言》共分为19个门类，并且为了方便查阅，在19个门类下又分有子类， 这19个门类下的子类划分非常详细，如“器用”类下分了“卤簿”“文具”“武具”“乐器”“舟车”“珍玩”“杂具”“戏具”8个子类。但正是由于《雅俗稽言》的“树”式分类，使得很多分类项目下的条目存在界限上的模糊。而《目前集》中除“俗字”类下有子类外，其余皆无子目录。《目前集》的分类并非僵硬的以物质形态的性质归属为依据，而是依据事象的相关程度来划分的。这样就大大降低了界限之间的冲突。如“沐浴”一条本来可以划分到“杂事”一项，而作者将其归入到“人部”；“爆竹”“桃符”被归为“时令部”，而没有被归入“物质”一类；“决明”被归为“饮食部”，而没有被归入“药物部”。这些都是由于条目与类别之间的直接相关程度较高，从而排除了进入其他门类的可能性。
3.2.2旨在“目前”的收词原则
与同一时期“旨在考误”的《常谈考误》相比，《目前集》则是立足于过去，旨在“目前”的一本收词笔记，其“目前”乃为该书创作之时的时间维度，当然其中亦有稽考人们误用的常谈俗语以正世人之目的，但意料之外的是其中收录的条目不仅在当时具有广泛的流传性，而且在如今的现代生活亦有应用。但其主要还是使人们了解所用词语的源起以及当下之意，解决“耳之所常闻，目之所常见，口之所常言，问其所以，则瞠然不能答”的尴尬局面。
有一些词的意义可能并没有太多改变，所以作者只是进行了探源性的工作，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词汇意义向前代的延伸，而没有进行现今用法的过多探讨。如“饮食部”中“五月初一日”一条。
五月初一日 古人以五月一阴生，臣子道长，父子必以是月初一日相面。唐贞元七年，诏仲夏之月，万物敷畅，阳德方茂，阴事始承。古者因天地交会之序为父子相见之仪。□习成风，古今不易。义既行于父子情，岂隔于君臣，乃以是日受朝，此事不知所起，然既曰：“古今不易，则其来久矣。”自唐以后遂不复行。想以相见之仪必有跪拜家庭之间，欲省繁文耳，但如此传事何忍，便弃□通存乎，其人父子为饮食之具，叙天伦之乐，岂不妙哉。
体现作者对“目前”之事关注的地方，还可以从分类结构中看出。其中“常言部”中收录的条目占了很大的比重，充分说明作者对当下生活的关注。
3.2.3正体、传说、推理并用的释词原则
由于《目前集》所收录的条目大多是常用的民间词汇，所以在释词方面也是兼用多方面的材料，遵循正体、传说、推理并用的释词原则。在释词过程中，多次引用《周礼》《论语》《楚辞》《广韵》《尔雅》《史记》《晋书》作为其释词的根据。对于一些特殊的条目，作者也会采用一些民间传说、故事的方式来加以解释，这样的释词方式，一是缘于正体文献中可能对有些词没有涉及，难于引用；二是采取这种方式可以使解释看起来更加丰富，更贴近生活。如“道教部”中“吕洞宾”一词：
吕洞宾：世传吕岩者吕渭之孙也。按吏，渭河中人，于贞元十六年为河南观察使，其子温为左拾遗，入三叔文之□。
赵南星在探其起源及当今之意后，还对造成其流变后形式的原因加以猜测，这样的行文也为后世的辞书编纂中对词的解释增加了一些可借鉴的观点。
3.3释文大略
3.3.1笔记体的行文特色的俗语词和民俗语汇的汇释性专著
《目前集》的作者赵南星自幼聪慧，博览群书，官至吏部尚书，其突出的文学才华，加上后期的生活境遇，为《目前集》的成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集》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它的笔记体行文。笔记体的行文与正体文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笔记体的行文，尤其像《目前集》这样收集词语及释词的书可能是对作者多年或一生中所见、所遇进行记录的结果，而正体文则是以符合官方规范的形式写作，甚至是为官方著书立说。其次，笔记体的行文无统一的规范，兼用多种手法，正体、俗文、故事、传说，都可以成为其释词的手段，而且大多用正体与俗文互补的手法以增加其可信度。正体文则只能采用官方统一的方法，以雅文的形式出现。再次，生活悠闲的文人墨客才会有条件去写笔记体的文章，《目前集》正是赵南星在仕途坎坷后闲居时写下的。最后，笔记体的行文由于其材料的丰富性，更有利于后来的学者们进行研究。
3.3.2直音、反切、韵角多种注音方法的综合运用
《目前集》在其“俗字部”中依照前面分设的13部类，又把“俗字部”划分为10个子部类，并且综合运用直音、反切、韵角等多种方法进行注音。赵南星对“俗字部”收录的解释是“中原音韵为词曲而设也，而取妆皆诗韵之字，作者遇俗字，每每杜撰，今略检录于左，好事者或有取为”。
所用的注音方式主要有：
(1)×音×式；
(2)×韵式；
(3)反切法，××切；
(4)××切，×韵。
3.3.3形、音、义兼顾的训释手段和不求规范的举例
黄侃先生将训诂学说成是“用语言来解释语言的学问”。狭义训诂学指的是：“语言所含的思想内容是它的核心。传统的训诂学着重研究词语的思想内容和感情色彩，词的意义系统和词语之间分化派生的关系，词的产生和发展变化。”简要地说，文字研究重形，音韵研究重音，而训诂研究重义，但形、音、义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任何一项的缺失都会造成内容的不完整。当然，训诂内容极其丰富，根据陆宗达的《训诂简论》所述，训诂的内容包括解释词义、分析句读、阐述语法、说明修辞手段、阐明表达方法、串讲大义、分析篇章结构。《目前集》中则主要集中在解释词义这一项，而且在“俗字类”这一项中兼顾运用形、音、义三种训释手段。虽然没有完全达到后期理论中提到的“因音明义”“以义证言”，但在当时的训诂理论方法的运用中也算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尽管《目前集》中存在很多不尽规范的地方，但对后来的学者研究当时历史、文学发展状况及民俗语言，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3.4《目前集》对后代辞书编纂的潜在价值及影响
《目前集》成书于明代，当时正值俗语辞书的初创期，虽然《目前集》是名人笔记而并非辞书，并且体例结构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但对于同时代的辞书编纂，尤其是对后世辞书的编纂体例及词源考辨都有潜在的参考价值。
3.4.1与同代辞书《常谈考误》的比较
《目前集》与《常谈考误》大致成书于同一年代，并且都被收录于长泽规矩也所编的《明清俗语辞书集成》中。《常谈考误》以“稽考源本，匡正谬误”为主旨，但对于收录的条目并没有进行分类，而《目前集》却对条目进行了分类。有一点遗憾的是虽然处于同一年代，但《目前集》与《常谈考误》都未曾提及对方。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在《目前集》与《常谈考误》收录条目的比较中看到相互之间的影响和潜在的价值。
(1)语出同源
《目前集》与《常谈考误》对所收录的条目的解释中有很多是引用同一正体文献或民间故事传说。如对“不中用”一条和“方丈”一条的训释：
方丈：唐显庆中，王玄策使西域，有维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纵横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室。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名偶同也。(《目前集》“释教部”)
方丈：《唐书》：“显庆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昆耶离城。有维摩居士石室，以手板横量之，得十笏名。”后人因此通谓僧舍曰“方丈”，而今人于道士房亦曰“方丈”，谬矣。[《常谈考误》(卷四)]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目前集》与《常谈考误》对收录条目的训释有很多意见统一的地方，都试图引用比较翔实可信的材料。语出同源，这样也为后世学者们的稽考工作带来了方便。
(2)引申今义
《目前集》与《常谈考误》相比更为注重今义。如“狼狈”一条：
狼狈：狈亦兽名，前足绝短，每行驾两狼，失狼则不能动，故言世事者称狼狈。今多以此言人之败坏，似非本指其实，作人败坏亦不能动也。(《目前集》“禽兽虫鱼部”)
狼狈：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云：“狼前足绝短，狈前足绝长，每行两兽常相驾，一相失则不能前，故后世以有失而不能行者曰‘狼狈’。”今通谓颓坏阘茸为“狼狈”，而狈又去恶，殊失古意。[《常谈考误》(卷二)]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目前集》在训释条目的过程中除考源诉义外，更为注重的是阐述词的引申含义，注重词的实用性。
(3)引发疑点，有待考证
《目前集》中也有很多条目的训释与《常谈考误》中的条目训释差异很大。如“秋千”一条：
秋千：《古今艺术图》：秋千，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者。《荆楚岁时记》：“春节悬长绳于高木，士女袨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秋千。楚俗谓之施饷。涅槃经谓之滑索。”或曰：“齐威公北伐山戎，此戏始传中国。然考之字书，秋千，绳戏也。今其字从草，实未尝用草。”(《目前集》“杂事部”)
秋千：今人寒食前后以绳悬架谓之“秋千”，非也。案许氏《说文》注引词人高无际作《秋千赋》序云，此汉武帝后庭之戏，本云“千秋”，祝寿之词也，语伪转为“秋千”，后人不本其意，乃造“秋千”二字，非皮革所为，非车马之用，不合徔革，或曰本山戎之戏习为轻者，自齐桓公北伐始传中国，则女子学之矣。[《常谈考误》(卷四)]
《目前集》中认为“秋千”始于齐威公北伐山戎，而《常谈考误》中认为“秋千”始于齐桓公。对于“秋千”在中国的具体流传时间存在着争议，这也为后世的进一步考证埋下了伏笔。
3.4.2对《通俗编》及《汉语大词典》编纂的潜在贡献及存在的不足之处
《通俗编》，清翟灏撰。该书采集汉语中的俗语、方言(包括词、词组、基本词汇和成语)，分为天文、地理、时序、伦常、仕进、政治、文学、武功、仪节、祝诵、品目、行事、交际、境遇、性情、身体、言笑、称谓、神鬼、释道、艺术、妇女、货财、居处、服饰、器用、饮食、兽畜、禽鱼、草木、俳优、数目、语辞、状貌、声音、杂字、故事、识余等三十八类，类各一卷，共有五千余条。每条之下，皆考辨语义，探索源流，征引颇为详赡。
《汉语大词典》是一部大型的、历史性的汉语语文词典，“古今兼收，源流并重”。全书十二卷，共收词目约三十七万条，五千余万字，所收条目力求义项完备，释义确切，层次清楚，文字简练，具有科学性、知识性、稳定性。
尽管《通俗编》和《汉语大词典》相对来讲已经具有了辞书的完备性，但仍有条目失收、释义不够丰富等问题存在。而《目前集》中收录的条目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
(1)进一步考证流变过程
《汉语大词典》尽管是一部历史性的词典，但并非对每个词的流变过程的训释都能面面俱到，如在这三本书中对“烧饼”一词的训释：
烧饼：玄宗出奔，日中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献之，胡饼即今之烧饼。晋王长文辟为别驾，不就，后于成都。市蹲踞啮胡饼，刺史知其不屈礼，遣之。(《目前集》)
烧饼：[齐民要术]引食经作烧饼法。(《通俗编》)
烧饼：古代指经烘烤制成的面饼，有馅儿。现在指经烘烤的不加馅的发面饼，表面多有芝麻。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饼法》：“作烧饼法：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豉汁及盐，熬令熟。炙之，面当令起。”石声汗注：“这里所谓的‘烧饼’，该是现在的馅儿饼。”清李斗《扬州画舫录·草河录上》：“双虹楼烧饼，开风气之先，有糖馅、肉馅、干菜馅、苋菜馅之分。”《老残游记》第二回：“园子里面，顶着篮子卖烧饼油条的有一二十个，都是为那不吃饭来的人买了充饥的。”郭沫若《洪波曲》第十五章二：“他尽管忙了一天，他却早买了烧饼来，在那儿当晚饭吃。”(《汉语大词典》)
《汉语大词典》对“烧饼”一词的流变过程并未像《目前集》一样体现对“烧饼”一词流传的地域的关注，《通俗编》的解释就更为粗略。而正是由于这种地域的存在，民俗语言研究才能从中获得更多的养分。
(2)增补条目
尽管《汉语大词典》为一部大型词典，但也有很多疏漏之处。《通俗编》在条目的完备性上就更比不上《汉语大词典》。《目前集》虽然收词不多，但也可以对此进行一定的补充。如“献芹”一条：
献芹：野人有快曝背美芹子者，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此嵇叔夜与山涛书也。语出《列子·宋田父曝日》曰：“负日之暄，以献吾君。”其妻曰：“昔有美芹茎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尝之蜇于口，惨于腹，众哂之。”
“献芹”一词在《通俗编》及《汉语大词典》中均未被收录，而在《目前集》中的解释明确，书证准确，未将其收录实为一种损失。《目前集》中亦有很多俗语不在《汉语大词典》的收录范围，但像“献芹”这样未被收录的词也有很多。《通俗编》的疏漏之处更多。所以充分利用《目前集》的词汇资源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3)《目前集》存在的不足之处
虽然《目前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由于历史条件和作者个人的背景，《目前集》与《通俗编》和《汉语大词典》相比还是有很明显的不足之处的。但就收词量来讲，其与正规辞书的收词量相差太多，以至于不能作为正规的工具性辞书，而只能作为对其他辞书进行修订的借鉴。此外，《目前集》中还有很多条目广泛存在缺乏书证，释义欠精，义项缺失等问题。
《目前集》中所包含的大多是民间常用词及民间俗语。《目前集》的存在为研究明代及明代以前的历史和民众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尽管由于特定时代下政治、经济、人文等因素及作者本人的条件所限，《目前集》仍有大量的不足之处，但是《目前集》对民俗语言学及探讨特定时代条件下语言的权力结构意识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对于《目前集》的学术价值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4.《（增订）雅俗稽言》及其所辑释的民俗语汇和俗语词[16]
《(增订)雅俗稽言》是一部“稽考与诠释常言俗语”的辞书，该辞典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五花八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俗语辞书。“尽管编纂《四库全书》的馆臣们对此书颇有微词”，但该书的应用参考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增订)雅俗稽言》中包含了大量的民俗语汇、谚语、俗语，如：乌云穿河连夜雨；十月十六晴，骑春下雨到清明；晴鸠叫晴，雨鸠叫雨；等等。这些俗语对古代民俗风情的研究有重要价值。本文试从《(增订)雅俗稽言》作者、其书、民俗语汇分类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对《(增订)雅俗稽言》中的民俗语汇进行简要的分类和分析。
4.1作者其人
“张存绅，字叔行，湖南华容人。”“天启年间，由贡生为湖北省蒲圻县训导。”[17]“硕公卓朗通，于天下事，糜所不彻，于古今籍，靡所不窥。”由此可见，作者学识非凡，知识渊博，令人钦佩折服。在其给吴炳的信中，张存绅这样评价自己：“某不佞，平生寡所好，尚惟嗜读书，然某经生也。”[18]由此观之，作者平生酷爱读书，故而旁人送他“书癖”之雅号。[19]
“叔行先生材，挟明光纷有内美，少辑孙敬之柳长，编温舒之莆，既蜚蛮誉鼎，吕萟苑延涉坎，粗耒洪笔。”[20]“张公叔行，博物笃行，君子也。”由此可知作者张存绅品行极佳，德艺双馨，不但“惟嗜读书”，而且“博物笃行”，堪称君子。[21]“已而出驴皆吟出塞诸诗示愚，反覆既过，恍若余韵犹在屋梁间，堪与盛唐诸名家相属行。”[22]南郡刘傅给予其如此高的评价，可见作者功底深厚，非同一般。
4.2《（增订）雅俗稽言》其书
张存绅生活的明代是俗语辞书的初创时期，此类辞书在清代最为繁荣。而《(增订)雅俗稽言》的出现，无疑是为此类辞书开了先河，该书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增订)雅俗稽言》一书在市面上少见，由日本汲古书院出版、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先生主编的《明清俗语辞书集成》第四辑中收有此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了长泽规矩也先生主编的《明清俗语辞书集成》。
《(增订)雅俗稽言》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序文，分别是明人吴炳叙、孙谷的引，魏说叙、刘傅叙、刘秉铁序、孙谷的又序以及作者自序，共七篇序文。第二部分为凡例，虽然凡例一词出现较早，但是作为辞书的编纂内容、体例介绍则相对较晚，《(增订)雅俗稽言》凡例中涉及用字、分类、引用书目、所收词条等相关内容，可谓是俗语词典凡例的先驱。第三部分为引用书目出处，《(增订)雅俗稽言》共引用书目1200种，包罗万象，一方面证明作者博览群书，另一方面也使《(增订)雅俗稽言》从整体看来规整很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四库馆臣们对此出处指责颇多，“前列引用书目千余种，多唐以来所不著录，大抵抄自类书，子虚乌有。又或标其篇名为书名，颠倒错乱，不可缕指”。第四部分为目录，但是该目录只有门类，并无具体所释词条，对于读者阅读查找，恐怕要带来一些不便。第五部分为正文部分，共四十卷，分门别类，由天文一，天时三，地理三，人伦、饮食、宫室、冠服各一，器用二，礼制、音乐一，人事三，人物五，经说三，史说、子说各一，诗文四，字学三，动物、植物各三卷构成，词条共1162个，每条之下都有详细的解释、溯源，若有讹传则有系统的证误纠音，十分具有研究价值。
4.3《（增订）雅俗稽言》民俗语汇分类
4.3.1日常活动类民俗语汇
(1)物质生产类民俗语汇
在古代社会，以农耕为主，而农耕离不开天气时节的变化，在《(增订)雅俗稽言》中有大量的农耕时节的记载，如四时、寒暑、干支、百刻、五夜、正月、正五九、拜年、桃符、书聻、食天仓、人日、元夕、耗磨日、天穿日、社日、上巳、四月八、梅雨、端五、五月十三、分龙日、三伏、中秋、沾天、重阳、液雨、十月十六、逢冬数九、腊日、腊八日、二十四、挂钟馗、月忌三浣、另日、犁明须臾、杂占、节候、立春、东风解冻、鱼陟负冰、雨水、獭祭鱼、候雁北、惊蛰、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等。
此外，在词条的解释过程中有大量的农谚类民俗语汇的记录。农谚类民俗语汇主要产生于农耕生活中，在人们长期的农耕过程中，对天气、气候、时节都有一定的认知。这类总结性的语言往往用农谚表达出来，这些农谚类民俗语汇不但具有知识性、经验性的特点，而且具有结构和地域上的特点。农谚类民俗语汇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人们记忆和流传。《(增订)雅俗稽言》中记录了大量的农谚类民俗语汇，从而表现了在科技不发达的封建社会，气候与农业及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如：雾凇重，雾凇贫，兄备饭面，盖岁穰之兆也。即阴春暗度，将霁雾先昏。春雾晴夏雾暑，秋雾日头晒杀鬼；惟有冬雾不敢说，不是雨便是雪。春雾日头夏雾热，秋雾凉风冬雾雪。徐州不打春，邳州无东西；若还打春与，开门蝎子咬死人。晴鸠叫晴，雨鸠叫雨。小满不满，芒种不管。
(2)物质生活类民俗语汇
①饮食类民俗语汇
在俗民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饮食类民俗语汇，如精粗、一顿、九酝、酒圣贤、中酒、觞政、茶品、饮茶、齿决、饼啖、糕、饧、盐豉、豆粥等。以“豆粥”为例：
糕《周礼》：“笾人修笾之食，糗饵粉糍。”郑康成云：“二物皆米所造，合
蒸曰饵，为饼曰糍。方言饵即糕也，自周时已有之。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其不见经传，遂止。故宋子京云：“刘郎不敢题糕字，空负诗中一时豪。”然白乐天诗：“移坐就菊丛，糕酒前罗列。”则固已用之矣，刘白倡和之时不知曾谈及此否。
②居住类民俗语汇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房屋，在古代等级制度十分鲜明，所以居住的房屋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和名称，如学舍、宫殿、蒿宫、玉堂、天禄阁、黄堂、蟺堂、苗茨堂、屠苏、白屋、村庄、名楼、宣室、团焦、生祠、寺观等。以“玉堂”为例：
玉堂《李寻传》：“久污玉堂是知，实嬖幸之处，乃汉殿名。”宋太宗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以赐翰林院，盖待诏者有直卢于殿之，侧故曰：“署元丰中学士请摘上二字以榜院门，故翰院亦名玉堂。”刘元城曰：“以殿名名院不避甚矣。”
③服饰类民俗语汇
“衣、食、住、行”中的“衣”当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增订)雅俗稽言》中记录了一些有关服饰类的民俗语汇，如巾帜、首饰、朱绂、中禅、礼服、裼袭、裋褐、逢掖、面衣、耳衣、条脱、诃子、佩鱼、缙绅、厕牏、膝袴、珠履、子 
、织丝、缂丝、轻容、火浣、端匹、皂白等。以“朱绂”“礼服”为例：
朱绂 朱绂即朱裳，画为亚形。亚，本作亚，两已相背，古弗字也，故因谓之绂，亦作□黼。
礼服 《辍耕录》谓：“元人以妇人礼服曰袍，乃鞑靼。称汉人，则曰团衫。南人则曰大衣。”今自京师及天下皆称妇人礼服曰袍，岂沿习已久与?
④器用类民俗语汇
俗民的日常生活必然会使用一些工具来完成各种日常活动，也就产生了许多的器用类民俗语汇，文具类民俗语汇如书帙、简牍、伦纸、恬笔、墨妙、砚品等，武具类民俗语汇如六纛、金铠、干将、绿沉枪、鸟号、露布等，乐器类民俗语汇如六律、鲸音、鼍鼓、绕梁、云和、吹鞭、琵琶、画角、埙篪、喇叭唢呐、流苏等，珍玩类民俗语汇如珠、玉、金、石、钱、钞、古器、敧器、叆叇、聚宝盆等，杂具类民俗语汇如什器、东西、酒帘、障扇、尉斗、步甑、枕箪、青奴、交床、筵席、灯烛、窑器、盃教、田器、虎子、驱山铎、铁枷等，戏具类民俗语汇如行棋、樗蒲、蹴鞠、千秋、傀儡、眩人、舆樗等，其他用途类民俗语汇如卤簿、乘石、舟、车等。以“埙篪”“步甑”为例：
埙篪 埙篪音萱池，埙亦作壎，烧土为之篪，以行为之。诗伯氏吹埙，仲氏吹篪，盖它音各为一节，埙篪同为一节，故以比兄弟同气也。
步甑 《菽园杂记》：“今人称暖熟具为仆，憎言仆者，不得侵渔，故憎之。《王铨御史》尝见内府揭帖，令工部制步甑，盖即仆憎，乃知仆憎讹也。
⑤生活经验类民俗语汇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春寒四十五，穷汉出来舞；穷汉且莫夸，须过桐子花。穷汉莫听富汉懂，桐子开花才浸种。燕巢在人室，其户向内，长尺余者，兆吉。数鱼止，称尾不称头。居丧不食酒肉，盐酪而以鱼为蔬。好儿不看春，好女不看灯。家有千根桐，子孙不教穷。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痴鸡母，抱鸭儿；痴家母，养外孙。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到长安辜负眼，不到浙江辜负口。宁饮建业水，莫食武昌鱼。地震为鳖鱼眨眼。阴沟里翻船。乱主年年改号，穷士日日更名。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类民俗语汇包含着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高度概括，反映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是反映家庭生活的，有的是反映社会现象的，都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认知。
4.3.2民俗信仰类民俗语汇
(1)天神崇拜类民俗语汇
天神崇拜类民俗语汇是指与信仰天神有关的民俗语汇，《(增订)雅俗稽言》中记录了一些与之有关的民俗语汇，如常仪、二十八宿、演禽、参辰、参星、客星、风伯雨师、太白、孛星、郎星等。以“郎星”为例：
郎星 史云：“郎官上应列宿，非二十八宿也。”《史记·天官书》：“五帝座后，聚十五星，蔚然曰郎位。”《汉书》蔚然作哀鸟，《甘石星经》作依鸟，盖依哀音相叶也。哀鸟蔚然皆星之状儿，尔近武功县，刻储光羲诗首一篇作哀鸟，即宜以哀鸟郎正之。
(2)鬼神信仰类民俗语汇
自古以来，“鬼神”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尤其是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人们不能解释或者不能完成的事情往往希望借助于鬼神的力量找到解决的途径，如箕仙、麻姑、钟离、王乔、刘刚妻、释氏、梓潼神、僧道官、乌鬼、见短人、一足鬼等。以“麻姑”为例：
麻姑 麻姑姓黎，字琼仙，唐放出宫人也，出《耕余杂录》，而据《王方平蔡经事》，又似汉以前人仙，传麻姑七夕降蔡经家，经见其手似鸟爪，好爬背痒，王方平知之，使神人鞭其背，建昌迹麻姑仙坛，有《颜真卿记》。
(3)佛教信仰类民俗语汇
佛教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在语言中也很清晰地显现出来，《(增订)雅俗稽言》中就记载有很多佛教信仰类的民俗语汇，如南无、施主、伽蓝、问询、三昧、因果、天堂、僧道官、僧尼、经像、三教图、释氏等。以“问询”为例：
问询 法华经问询如来，杜诗：“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信今何在?”问信即问询，盖问其安否也，今僧尼见佛见人，合掌作礼曰问讯。盖问讯其语，当自法华出，而俗转为闷心，又谓之打闷心，尝闻“封事有番僧，相见只打闷心”之句，其失可知。
4.3.3语言类民俗语汇
(1)吉祥语
吉祥语是指那些包含有吉祥如意意思的名称和用语。汉民族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处处浸透着吉祥语，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吉祥语。《(增订)雅俗稽言》中的吉祥语也为数不少。以“群雄”为例：
群雄 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人之文武茂具取名千，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张良英也，韩信雄也，兼有英雄，则汉高项羽气力盖世而不能听奇采异，有一范增不用，汉高英分多故群雄随之，英才归之，两得其用而能成大业也。
(2)委婉语
委婉语是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对于不愿意说出禁忌语，而用动听(好听)的语词来表达的词语。《(增订)雅俗稽言》中辑录了一些委婉语，如“党太尉”“赤章冒枝”“逼仂”“外头屋里”等。以“赤章冒枝”为例：
赤章冒枝 俗称人急遽自是者曰赤章冒枝。《吕氏春秋》：“智伯伐仇。”犹仇、犹臣，赤章蔓枝名也。俗语讹蔓为冒，亦蔓冒俱明，母下字蔓可叶冒耳，蔓音万。
4.3.4社会生活类民俗语汇
(1)官制类民俗语汇
《(增订)雅俗稽言》中辑录了大量的有关官制类的民俗语汇，如尚书、司马、仆射、祭酒、洗马、鸿胪、棘乡、乐乡、庶吉士、儤直、金吾、中官、五马、三老、左右、官冷、功曹、拜除、官衔、给假、致仕、文移、韱押、承准、录囚、弹文、饮章、锒铛、传子、改元、玉牒、诏令等，这些官制类民俗语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官职设置、官员管理等方面的一些情况。现以一些官职名称为例：
司马 司马，今之兵部也，白乐天诗以司字作去声，读如云。“四十着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未蹉跎。”又一为军司马，三见岁重阳是也。按《集韵》去声，何韵内收司字，疑白诗亦以司马伺声耳。《容斋随笔》：“以司作入声，读非也。”
此外还有一些官员办公行事时的特定用语，如拜除、给假、韱押、录囚、弹文、饮章、锒铛等。
对于官宦的管理也有相应的专属用语，如：
拜除拜官曰除，谓除其旧籍，非也，除犹易也。以新易旧曰除，如新旧岁之交谓之岁除耳。阶谓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义，俗称新拜官者曰除受某官，亦非也。
(2)习俗惯制类民俗语汇
①祭祀类民俗语汇
祭祀是向神灵求福消灾的传统礼俗仪式，古代百姓很重视祭祀，由此产生的祭祀类民俗语汇也非常多，《(增订)雅俗稽言》中辑录的祭祀类民俗语汇，如享宴、上宿、秴禘、五祀、祭寒暑、唁吊、祭献等。以“上宿”为例：
上宿 宿，古宿字。《汉书·郊祀志》：“秦以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火也，欲令光明远照通乎?祀所也，是上宿。惟天子得用之，今以卑贱之人值夜守卧者名曰上宿，非也。
②婚礼、葬礼类民俗语汇
关于婚礼、葬礼类民俗语汇的记载历代都很丰富，但《(增订)雅俗稽言》中则相对较少，原因是秉承了作者张存绅的“人同我异”的收词原则，在《(增订)雅俗稽言·凡例》中作者如是说：“事词太腐熟者不待言，太生僻者不必言。惟是今昔沿革，人同我异。有考订、有议论者乃言之。”但是尽管如此，作者也收录了一些此类的民俗语汇，如冠婚、五不娶、唁吊、大行、哀子、挽歌、葬不择期、起复、九操等。
4.4小结
《(增订)雅俗稽言》包含词语1162条，内容十分广泛，除上面笔者简单的分类外，还有很多种方法，这里不再一一阐述。
5.《秕言》民俗语汇的编纂特征[23]
民俗语汇，是各种反映民俗事象或涵化了民俗要素的语汇。[24]《秕言》为明代学者郑侯升所著，是一部辑录了大量民俗语汇的俗语辞书。其收录的丰富的民俗语汇，生动再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珠玑璀璨的文化生活。如胡朴安先生所说：“我国语言文字中，有非常丰富的惯用词组和语句，它们总是简练多彩，能够生动概括地表达某个繁复的思想和感情，为人们所喜闻与乐用。它们被称作‘俗语’。”[25]《秕言》全书分为4卷，卷首有祝世禄为其所作序言一篇，共收录词条249则。其中第一卷收录词条63则，第二卷收录词条66则，第三卷收录词条58则，第四卷收录词条62则。
5.1累积札记的编纂手法
《秕言》作为一本辞书性质的工具书，编纂体例没有像其他辞书那样分门别类编排，而是采用“读书札记”似的累积手法。全书4卷共收录的249则词条内容丰富，涉猎广泛。
如卷一收词63则，有关文字音韵的有尚书古文、三字名三字字、八字四韵等，有关地方方言的有秋胡语，有关古史传说的有舜妹、舜妃、柳下惠等，有关历史典故的有曾子、孟母教子、不得其酱不食、鹬蚌，有关生活事物的有黄铁、警枕、海清等，有关婚俗礼制的有曹操嫁女与姬、周穆王娶同姓，有关天文历法的有古历。在书中，这些词条并未分门别类，也没有一定的编排顺序，更像是作者随笔札记而成。且在随后的3卷中同类的词条都多有出现。如在第二、第三、第四卷中仍有很多关于古史传说的词条，如彭祖、伏羲、啸法等。
《秕言》未对所收录的词条进行分门别类，也不按照字典顺序排列，使得全书内容庞杂，若需检索，极不方便。
5.2旨在考证的收词原则
《秕言》所收条目“上薄苍灏，下穷方舆，中括名德名物”，可以说包罗万象。本书选取的词条是人们所常见、常闻及所常行者。郑明选编纂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常怪相杂”的词条“印证于群言”，以正世人。例如，《秕言·卷三》中“戊字音”条：
戊，音茂。《释名》云：“戊，茂也，物皆茂盛也。”今人皆读如“雾”，绝无所出。按郑樵云：“十辰、十二日，皆为假借。甲本戈甲，乙本鱼肠，丙本鱼尾，丁本虿尾，戊本武，己本几。”五代时梁尝改“戊”作“武”，盖本郑说也。今读“戊”如“雾”，正与“武”音相近，殆又袭五代之音，忘其本音为“茂”耳。
如上所示，作者并不像一般辞书对“戊”进行字义字音的考察，而是仅仅选取“戊”字的字音这一层面进行了历时的纵向考证，并未对字义详加解释。指出“戊”本音当为“茂”，今人读如“雾”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可见，《秕言》收条立目的原则是看其是否具有考辨价值，并非全盘囊尽。所以，所收条目必须符合“旨在考证”这一原则。
5.3“群言印证”的释词方式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谈到《秕言》全书“皆考证之文”。这一释词方式恰与古代俗语著作的“寻根本能”相契合。《秕言》在释词的方式上也大量引经据典，力求考溯秕言俗语的语源，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5.3.1灵活多变的考释方法
《秕言》在考释词条时，时而广泛援引书证，时而并引大家注疏，时而参之自己独到的阐释，但大多数情况是“广引书证”“并引注疏”“独舒己见”三种释词方式并用。如：
(1)单引书证以释词
《秕言》释词过程中有的词条作者并不加以其他说明，而是仅仅列举书证就使其意一目了然，如：
鹬蚌 《战国策》苏代说燕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鹬曰：‘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蚌脯。’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尝见一本云：“今日不两，明日不两，必有死蚌，两谓开口也。”(卷一)
(2)独引注疏以释义
《秕言》在释词方式上特别注重引用大家的注疏，考释词条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单引注疏的方式，如：
箕子名 箕子名婿馀，见《庄子》司马彪注。
箕子，是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弟弟，纣王的叔父，官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带)，名婿馀。作为中华第一哲人，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作者在本词条中考释箕子名，只列举了注疏，简洁明了，这也印证了《秕言》释词方式的灵活巧妙。
(3)三者并用以溯源
通览《秕言》全书，其最重要的释词方式当属“三者并用”，全书词条的考证大都既引书证，又引注疏，最后作者再加之以客观的分析阐述。这样释词既全面又有说服力，如：
子弓 荀子多以仲尼、子弓并称。杨倞以为仲弓非也。《汉书》云：“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馯音，韩姓也，名臂，字子弓。注云：荀卿师。又《论语》逸民朱张，王弼云：朱张，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然，则荀子所称子弓者非馯臂，则朱张非仲弓也。(卷二)
5.3.2“独见独闻”的客观阐释
通览《秕言》全书，除广引书证，巧引注疏的释词方式外，作者以其广博精深的文化底蕴，对词条“析之以独见独闻”。并不去引用书证和注疏，而是凭借自己读书多年积累的经验去阐释词条。如：
讹字 古无“墅”字，即以“野”字读之，后复加“土”作“墅”。然“野”字从田从土从予，今又加土则复；岗字从山又加山，作岗；莫字从日又加日，作暮；芻字从草又加草，作蒭；然字从火又加火，作燃，如此类甚多，并非也。(卷二)
郭林宗巾 荀文若幍，郭林宗角巾行雨中，垫一角。时人慕之，因为垫角巾，又幍，亦巾也。先未有岐。荀文若巾触树成岐，时人慕之，因而弗改。两人见重如此。(卷四)
作者考释词条“以所习见所闻参之罕见罕闻，析之独见独闻，常怪相杂，真赝相权，上薄苍灏，下穷方舆，中括名德名物，同异异同，是非非是，一以为经筌，一以为秇圃，一以为谭……”其丰富的知识及独到的见解，令人钦佩。
5.4“随其所得”的行文特色
综观《秕言》全书，最大的释文特色就是读书笔记似的随性札记。《秕言》并不是一气呵成之作，而是作者经过“博极群书”沉淀后，“随其所得”以笔之的心血力作。如前文谈到的《秕言》考释词条，时而广泛援引书证，时而并引大家注疏，时而参之自己独到的阐释，释词方式不拘一格。“随其所得”的行文特色贯穿全书。
5.4.1《秕言》考释条目时，不仅对每一词条的义项翔实阐释，而且还综合应用了直音、反切的注音方法，使得释词更加全面、精准。其注音不仅仅局限于所专门考释字、词的条目，凡在文中遇到难读、易误读的字音也都加以标注。所用的注音方式主要有：
(1)直音法
“×，音×”式
驾，音加。(卷一“驾鸢”条)
奥，音爂。(卷一“灶神名”条)
“×，又音×”式
喌，又音州。(卷二“呼鸡声”条)
“×，×声，音×”式
杀，去声，音嗄。(卷一“杀字义”条)
“×与×音相似”式
相与禳音相似。(卷三“相近”条)
(2)反切法
“×，××切”式
劼，丘八切。(卷一“劼字”条)
涎，唐练切。(卷四“霆字音”条)
“×字，某某作××切”式
堕字，孔安国作许规切。(卷三“虞廷《赓歌》堕字音”条)
“××为×”式
突鸾为团。(卷一“杀字义”条)
(3)反切法与谐音法并用
“×，××切，即为×”式
忒，杀音切，即为太。(卷一“杀字义”)
“×，××切，与×同音”式
跳，田聊切，与条同音。(卷一“跳脱”条)
(4)巧用同音、谐音以注音
“×字音，与×同”式
劼字音，与确同。(卷一“劼字”条)
“×字即×字”式
霆字即电字。(卷四“霆字音”条)
“×与×叶”式
田与年叶。(卷一“秋胡语”条)
(5)运用训诂术语以注音
“×读如×”式
区读如丘。(卷一“区以别矣解”条)
“×读为×”式
干读为豻。(卷二“野干”条)
5.4.2《秕言》在释词过程中应用了多种训诂方法，音训、形训、义训三者综合运用，通常从读音、意义、字形三方面入手，多角度阐释分析，使考释内容更加科学严谨。如：
晵字 《尔雅》陆佃云：“雨而昼晴曰启。”按吴人谓昼晴曰晵昼晴。“晵”读如“欠”声。《广韵》有“晵”字在霰韵中作去战切。注云：“雨而昼止是也。”其字从啟从日，与“啓”字相似，故陆误以“晵”为“啓”。(卷二)
蚕字、鮝字、蠶字，俗作蚕，非也。《尔雅》蚯蚓竖蚕。郭璞云：“即蟮也，江东呼寒蚓。”蚕，他典切，从虫从天声。蠶字从虫，虫从朁声，音义俱不同。鯗字俗作鮝，亦非。鮝，鱼名，似蝦直稔切，从鱼从朕省声。鯗，息两切，从鱼从养省声，音义亦异。(卷二)
5.4.3“随其所得”的行文特征，还表现在随意性很强的举例或引用书目中。《秕言》4卷，皆作者日积月累、随其所得之产物，每察一言一语有待考证，便笔之以溯其源。但考证秕言俗语并非易事，需博古通今，广引书证。然而作者这种“随其所得”的札记方式，往往单凭一时记忆直接写下，致使全书所引书证与举例很不规范，有很强的随意性。
《秕言》中所引书目，有的只给出书名没有篇名，有的只有篇名而没有书名，体例并不统一，如：卷一“古文《尚书》”一条中，作者所引篇目，有时写《尚书·洪范篇》，有时却只写《尚书》了事；卷二“伊尹、吕望”条，作者只写《夏本纪》篇名，并未写出此篇所在书名《史记》。诸如此类，给后人在查检时带来不便。
除了援引书目，《秕言》释词中所举示例也很随意。通常引书举例，都要包含作者、书名、朝代三要素，而《秕言》在这方面却显得有些随意。有的只写出书名，如“《白虎通》云……”(卷二“十三月”条)；有的只写作者和书名，如“王简栖《头陀寺碑》云……”(卷四“恒星不见”条)；有的写出作者、书名及朝代，如“晋夏侯湛《雷赋》云……”；有的不确指称，如“尝见一本云……”(卷一“鹬蚌”条)；有的直接引某人做的注疏，如“晦翁注云……”(卷一“区以别矣解”条)；有的只云某人诗句，如“杜诗……”(卷二“三寸黄柑”条)；有的仅引用诗名，如“《茶山诗》云……”(卷三“东西”条)；有的诗人及诗作都给出，如“郑谷《鹧鸪诗》云……”(卷三“鹧鸪诗”条)。
5.5结语
综上所述，《秕言》援引书证的形式非常灵活，不拘章法。但这并不影响作者寻根探源以考证释词的宗旨，恰恰成为本书的特色。作者所引书证大都出自《尚书》《左传》《史记》等传统正史，如遇到字形方面的争议，常以《说文》为准绳加以考误；字音、字义方面往往援引《尔雅》《广雅》《埤雅》等著作；遇到与民俗民风相关的，往往引用《风俗通》《洛阳伽蓝记》《西京杂记》等杂史著作。这使得全书更具有说服力。
6.《明清民歌时调集》俗语词释例[26]
在古典戏曲已经定型的明清时代，民歌时调随着人们的喜爱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明清民歌是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资料，其中收录了大量的俗语词，为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语料。
《明清民歌时调集》(以下简称《民歌时调》)共收录《桂枝儿》《山歌》《夹竹桃》《霓裳续谱》《白雪遗音》五种，它们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语言也是极其生动的，深刻地再现了当时的世俗生活内容，表现出强烈的自由自在的民间精神。明清民歌是纯粹的市民文学，口语化程度极高。郭在贻说：“古代人的口头语词，也叫俗语词。”[27]曲彦斌也指出：“在‘俗语’这词里，俗则是约定俗成，通俗、流行的意思。”[28]我们通常认为，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俚语等在内的，区别于书面语且具有口语性质的词语，都是俗语词。明清民歌当中大量的极具特色的俗语词，为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特殊词汇对汉语词汇史、大型语文辞书编纂及古籍的校勘整理大有裨益。
6.1俏冤家
在《民歌时调》中，频频出现“俏冤家”一词。“俏冤家”是一个复合词，“俏”和“冤家”作为独立词根组合在一起，但这组合的新词并没有将两个词根的表面意义相加，而是赋予了另外一层意义。因而，我们要想更加深刻地理解该词语，首先应该对“俏”和“冤家”作进一步考释，再将该复合词置于特定的语境中确定其真正内涵。
“俏”字在明清民歌中频频出现。《恒言录》：“今人谓妇人美好曰俏。按：《方言》：‘釥，嫽，好也。青、徐、海、岱之间曰釥，或谓之嫽。’郭璞注曰：‘今通呼小姣洁喜好者为嫽釥。釥，七小切。即俗所云俏也。”[29]《字诂》：“‘俏’，古但作‘峭’。魏收有‘逋峭难为’之语。魏、齐间指人有风度者谓之‘逋峭’，一曰‘波峭’。”
《西湖游览志余》：“言人仪矩可喜者曰‘庯峭’，音如‘波峭’。‘庯峭’本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曲折俊俏之意也。”
按：“俏”字即“峭”的省改，有貌美、俊俏、风度翩翩之意。
“冤家”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指仇人，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冤家路窄”，这里都是泛指死对头，仇人。《民歌时调》未发现有该意义。“冤家”还有另一层含义，即“所欢之昵称”[30]，也就是对情人的昵称，为爱之至极的反语。“冤家”最初是以“仇恨”的意义出现，但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我们在更多的文学作品中，如唐宋元时期的诗词曲中及明清时期的民歌中，再次发现“冤家”的身影，它却以情人的含义出现，用来称既爱又恨，扰乱自己芳心又实难舍弃的人。宋人蒋津《苇航纪谈》引《烟花记》云：“冤家之说有六。情深意浓，彼此牵系，宁有死耳，不怀异心，所谓冤家者一。两情相系，阻隔万端，心想魂飞，寝食俱废，所谓冤家者二。长亭短亭，临歧分袂，黯然销魂，悲泣良苦，所谓冤家者三。山遥水远，鱼雁无凭，梦寐相思，柔肠寸断，所谓冤家者四。怜新弃旧，孤思负义，恨切惆怅，怨深刻骨，所谓冤家者五。一生一死，角易悲伤，抱恨成疾，迨与俱逝，所谓冤家者六。此语虽鄙俚，亦余之乐闻耳。”这六层含义将冤家一词诠释得淋漓尽致，传达出沉浸在爱河中的男女爱恨交融、缠绵悱恻之情。
《民歌时调》中将“俏”与“冤家”这两个独立词根结合在一起，以“俏冤家”复合词的形式出现，那爱恨交融的意味更加浓厚。由于数量繁多，仅从《民歌时调》中选出几例有代表性的，更能表现那种爱恨情仇的列举如下。
俏冤家。家去了，便无音信。你去后，我何曾放下心。那一日不着人在你家门前问。愁只愁你大娘子狠，怕又怕令堂与令尊。担惊受怕的冤家也，怎么来得这等艰难得紧。(《桂枝儿·私部·问信》)
俏冤家。约定你三更时候。临行时，切不可被那人勾。访着实决不与你轻将就。非是我提防得你紧，怎奈你是个薄幸的囚。我若略放些的宽松也，你就别寻条路儿走。(《桂枝儿·私部·紧防》)
【寄生草】俏冤家进门来，你请坐，有句话儿对你说，为甚么见了一个爱一个，舡到了江心也要你拿稳了舵，疼你的少来害你的多，细想一想，我的话儿错不错。(《霓裳续谱·杂曲·俏冤家进门来》)
姐在房中正描花，忽然想起俏冤家，临行嘱咐你几句话，再三叮咛罢哟，喝喝咳咳，莫要忘了咱，再三叮咛罢哟，喝喝咳咳，莫要忘了咱。(《白雪遗音·马头调·绣荷包》)
按：如果单纯从词的意义上讲，那么“俏冤家”即指“俊俏的情人”。赏析以上四首民歌，无一首不传递出对情人的埋怨和斥责，从另一个角度也诠释了对情人深深的爱慕之情。就是这爱恨交融的场景，为“俏冤家”的出现提供了特殊的语境。所以“俏冤家”一词更加深刻地体现出那种由爱而恨、由恨生爱、又爱又恨、又疼又怨、缠绵悱恻的复杂情感及对对方的爱慕之情，实际上都是指男女之间卿卿我我的爱情关系。
6.2物事
“物事”一词已经淡出了我们生活的空间，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讲，该词属于陌生词汇。但该词在我国的吴语地区及与吴语区毗邻的福建省建瓯地区仍有使用。李荣主编的《上海方言词典》“物事”：“相当于‘东西’；有时也指人：买仔交关物事。”《建瓯方言词典》“物事”：“东西，物件：买物事；坏物事。”《民歌时调》中收集“物事”数例，有符合“东西、物品”之意，有泛指和特指之别。
6.2.1“物事”泛指某种事物。如：
咦要我照管个男儿大细个点心。一到子正月半。你搭受子个零碎银子。咦要来我身上煎介个煎饼。你搭自弗小心。吃个白日撞偷子物事。(《山歌·卷九·陈妈妈》)
按：句子中的“物事”泛指家中的东西。
6.2.2“物事”特指某种物品。如：
嫖小娘莫拣大脚个嫖，渠个脚力忒大那相交。就是送个物事来渠也难理会，一双鞋面还要贴换两三遭。(《山歌·卷五·大脚妓》)
这俏妆，只少个小红娘，莺莺无两样，看蜂喧蝶嚷，看蜂喧蝶嚷。到处生香，令人妄想。(白)看看日头落子，姐儿肚里又介心慌。夜晚头边有星走失，借别人介多呵物事。(《山歌·卷九·烧香娘娘》)
按：第一个句子中的“物事”特指鞋子。第二个句子中的“物事”特指衣裳。
6.2.3“物事”除指“东西、物品”外，还可以指人，但往往含有蔑视的感情色彩。
撞着子新做亲介星顽皮精姐姐，日夜捉我搭来拈弄。遇着子私窠子会搂打个星娘娘，也弗住介累得我腥膻。壮罗多，油碌碌，新出笼馒头能个样物事。(《山歌·卷九·陈妈妈》)
按：句子中的“物事”指刚出道的风月场中的女子，成不了什么大气，含有蔑视和嘲讽的意味。该意义在明清小说中多有出现，如：
却说这妇人自从与张大户勾搭，这老儿是软如鼻涕脓如酱的一件东西，几时得个爽利!就是嫁了武大，看官试想，三寸丁的物事，能有多少力量?(《金瓶梅》第四回：赴巫山潘氏幽欢，闹茶坊郓哥义愤)
按：此例中的“物事”蔑称武大郎身材矮小。
“物事”一词在《民歌时调》中指“事物、东西”时，应区分泛指和特指。同时，“物事”还有蔑称他人之意。
6.3生活
钱大昕的《恒言录》中早有记载：“生活字本出《孟子》，今人借作家计用。《魏书·胡叟传》：‘我此生活，似胜焦先。’《南史·临川王宏传》：‘阿六，汝生活大可。’”[31]以上生活多指生计问题，与现代汉语的“生活”之义相近。
俺家住在杨柳青，(是呀)紧靠着御河，把奴骋在了独柳，这是怎么说，也是我前生造定受折磨，(白)这个天可有了时候了，(边开调)一更鼓儿多，(哎哟)一更鼓儿多，独柳的生活指著这个，叫奴家推碌。(《白雪遗音·马头调·杨柳青》)
按：“生活”指独柳地区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计问题。
《北史·祖莹传》：“文章需自出机杼，成一家之言，何能共人同生活。”这句话中如果将“生活”解释为“家计”，那么将很难解通文意。根据句子的语言环境，可以将“生活”解释为“干活、做工”，当与“做”连用时，引申为名词的“活儿”。“生活”一词的这种用法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不被采用，但在吴语地区通行。如：《崇明方言词典》“生活”：“(1)工作，活儿：做生活；(2)耳线生活(针线活儿)。”《上海方言词典》“生活”：“活儿，也指职业。”《温州方言词典》“做生活”：“干活儿。”《杭州方言词典》“做生活”：“干活儿：门朝双休日不做生活，我们耍子去。”《民歌时调》中符合该意义的共计两例，如下：
夏日天长甚难煞，独坐在房中寂寞无聊，我好心焦，(哎哟)我好心焦，推开纱窗把生活做，十指尖尖把花样描，针线仔细挑。(《白雪遗音·马头调·夏日天长》)
姐儿弗会缝联弗补针。单单只会结私情。姐道郎呀。小阿奴奴弗是真当弗会做生活。只为情郎怕分子心。(《山歌·私情·专心》)
“生活”也可以作为“物品”义。此义《汉语大词典》失载。《通俗编·服饰》：“《元典章》工部段匹条，本年和造生活，比及年终，须要齐足。又造作生活好歹体覆丝料，尽实使用。按：以段匹为生活，前无所见，似即起于元也。田蓺蘅张应祥墓志，命匠造冰丝，不得作伪，直不加昂。而生活易售，则明人遂有用入文者。”由此可见从元朝开始，生活又被赋予了“物品”这一意义。到明朝时又被人采纳，但该意义未在《民歌时调》中出现。
6.4凑趣/绰趣
“凑趣”有两个意义：(1)迎合别人的兴趣，使高兴。(2)逗笑取乐。《民歌时调》中凡见“凑趣”4例，基本上采用了第一个意思。例：
悔当初与他偷了一下，谁知道就有了小冤家。主腰儿难束肚子大，这等不尬不尴事，如何处置他。免不得娘知也，定有一顿打。肚子不凑趣，可恨。(《桂枝儿·私部·愁孕》)
世态炎凉如作戏眉高眼下，且自不提，朋友中，来来往往是些虚情意，那里有，济困扶危成豪气，雪中送炭，古来就稀，尽都是锦上添花相凑趣，看将起，付之一笑由他去。(《白雪遗音·卷二·世态炎凉》)
乡里姐儿偶到城里来望，见一双小脚儿心里就着忙。急归来缠上他七八烫，紧些儿疼得很，松些儿又痒得慌，这不凑趣的孤拐也，只怕明春还要长。(《桂枝儿·咏部·大脚》)
按：以上3例中的“凑趣”都有使人高兴，迎合别人的意思。
当“凑趣”指“挑逗、取乐”意义时，该词等同于“绰趣”。《民歌时调》中凡见“绰趣”2例。如：
俏冤家，近前来，我有句话儿商议。曾嘱你，悄悄地休被人知，你缘何人面前常是调情绰趣。妹妹知觉了，恐怕他讲是非。一网的兜来也，钳住他的嘴。(《桂枝儿·欢部·商议》)
一时间，吃这碗饭，难推难却。绰趣的多，使钱的少，也只是没法。每日间清早起直忙到夜，大老官才放得手，二老官又拖到家。就是铁铸的蓬蓬也，经不得这般样打。(《桂枝儿·咏部·小官人》)
梅香劝姐姐，莫负了有限的好风光，似这等闲是闲非也，待闲了和他讲。好个凑趣梅香。(《桂枝儿·私部·五更天》)
按：以上3例中，“凑趣”与“绰趣”都有“挑逗、取乐”之意。元明时期的通语“插趣”也有此意，例：
而今苏盼奴是个有名的能诗妓女，正要插趣，谁肯轻放了他?(《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五)
凭仗一身好本事，岂惧你区区公子身。你口中插趣也罢了，还管前来勾搭人。(《天雨花》第二回)
最后两例中“插趣”指打趣取乐，“绰”与“插”乃一声之转，取挑逗、取乐之意时，“绰趣”“凑趣”等同于“插趣”。
6.5消息
“消息”一词最早出现于《易经》：“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客观世界的一切都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那么古代的先民就将枯荣、聚散、沉浮、升降、兴衰、动静、得失等变化中的事实称之为“消息”。《恒言录》：“消息本出《易丰彖传》，后人借作音信用。《三国志·三少帝传》：‘出国传消息。’《管宁传》：‘常使人经营消息。’”[32]可见，“消息”在本义的基础上再次引申，既可指音信，又可指人或事物的相关报道。但在《民歌时调》中，“消息”又体现出另一层内涵。该书中凡见“消息”3首，如下：
消息子，我的乖，你识人孔窍。捱身进，抽身出，踅上几遭。拈一拈，眼蒙眬浑身都麻到。拈重了把眉头皱，拈轻时痒又难熬，拈到那不痒不疼也。你好把涎唾儿收住了。
又 消息子。都道你会知人的趣，疼不疼，痒不痒，这是甚的。寻着个孔窍儿，你便中了我意。重了绞我又当不起，轻了消我又熬不得，睡梦里低声也，叫道慢慢做到底。(《桂枝儿·咏部·消息子》)
我里情哥郎好像消息子能，身才一捻骨头轻，进来出去能即溜，教小阿奴奴关着子毛头便痒杀人。(《山歌·咏物·消息子》)
按：“消息”在明代的吴语里，也称“消息子”。我们从以上三首民歌中可以体会到，“消息”好像是一种工具，它能够“识人孔窍。捱身进，抽身出”，“身才一捻骨头轻，进来出去能即溜”。因而我们可以看出“消息”在使用时是在人体的孔窍中捻进捻出的。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将从下面的例子中解开谜团。
邓子勉先生曾于1998年在《中国典籍与文化》第2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净发须知〉、净发社及其他》。文中也包括3首《消息诗》，即谓：“耳作弹鸣似有琴，身无气脉不通风。妙手精玄轻一镊，教人快乐自玲珑。”“形如箭撞似鹤毛，细软由能入耳曹。响锌相依似蝉噪，得人清爽意惶惶。”[33]“凤凰落了一枝鬃，高士取来在手中，此个神仙藏妙用，为人净耳见闻听。”邓文认为：“‘消息’当为净发梳剃所用的一种可发出声音的器具。”[34]通过赏析诗句，予以为，“消息”被解释为净发工具实为不妥。
以上分析，足可证明，《民歌时调》中的“消息”其实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类似于棉签的净耳工具，它“识人孔窍。捱身进，抽身出”，从而带出耳内残存的污垢碎屑。这种称作“消息”的净耳工具，在我们这个灯红酒绿的大都市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它的足迹却遍布苏北农村。那里仍保留着理发师为顾客掏耳朵的习俗，他们的工具与我们前文提到的“消息”极其相似，它有着细软的毛，进入耳中时，随着用力的轻重，会有一种“重了绞我又当不起，轻了消我又熬不得”的感觉。(www.daowen.com)
6.6洋沟
“洋沟”一词，《汉语大词典》失载，意义不详。《民歌时调》仅收录1例，如：
送郎送到屋檐头，吃郎踢动子石砖头。娘道丫头耍个响，小阿奴奴回言道是蛇盘蛤落洋沟。(《山歌·私情·送郎》)
翻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但都未发现关于“洋沟”一词的相关记载。由于考据的资料不足，无法确定“洋沟”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洋沟”一词的用法为假借。清代著名训诂学家王引之说过：“许氏《说文》论六书假借曰：‘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盖无本字而后假借他字，此谓造作文字之始也。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35]
前人曾对“洋沟”的同音词做过不少研究，针对这些词的由来，前人已有数说。其一是“羊沟”说。《太平御览》引《庄子逸篇》为“羊沟”。《中华古今注》谓：“羊喜抵触垣墙，为沟以隔之，故曰羊沟也。”其二是“杨沟”说。晋崔豹《古今注·都邑》：“长安御沟为之‘杨沟’，谓植高杨于其上也。”“御沟”就是指流经宫苑的河道，这河道应该是显露在外的，能够看见的，也就是明沟，与阴沟相对，即阳沟也。称之为“杨沟”实有扞格难通之处。其三是“央沟”说。《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六《考文》：“《丹铅余录》言：今人家称出水窦曰‘央沟’，引《荀子》入其央窦为证。”《汉语大词典》中的“央窦”为“出水沟”，但并未载入“央沟”一词。
我们以为，以上三种说法恐为臆说。《七修类稿》卷四十六《事物类·羊沟鸡宗》：“《中华古今注》谓：‘羊喜抵触垣墙，为沟以隔之，故曰羊沟也。’俗以暗者为阴沟，则明者为阳沟。”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五：“盖潜行地中者曰为‘阴沟’，显形于地面者为‘阳沟’矣。”由此可见，阴沟与阳沟是相对的，阴沟是指隐藏于地下的带盖的排水沟，阳沟即是露在地面上的排水沟，是可以看到的。因此，我们可以断定，“阳沟”即是“洋沟”“羊沟”“央沟”“杨沟”的本字，后人依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但依借字解之，却以文害辞。故综上所述，“洋沟”在《山歌·私情·送郎》这首民歌中，结合民歌的第一句“送郎送到屋檐头”，予以为“洋沟”应解释为“房前屋后显露在外面的排水沟”。
6.7市井
“市井”一词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屡见不鲜，例如市井俗人、市井文化、市井的狂欢、市井情调、市井民俗、市井人生等，它常常与“平民化”“通俗化”联系在一起。其实早在春秋时期该词就已出现。“《孟子》：‘在国曰市井之臣。’《庄子·徐无鬼篇》：‘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国语》：‘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36]“市井”即“市”，集中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其实早期的人类社会是不存在市的。自给自足的简单的生产劳动维持着人们的生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畜牧业和农业发展起来，这样，简单的劳动产品就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个人的力量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于是他们需要彼此之间交换劳动产品，这就是早期的物物交换。“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市。因而市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37]
那么“市井”一词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前人对于“市井”一词的产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通俗编·货财》中的记载，我们可以总结出三种说法，即《风俗通》说、《春秋井田记》说、《管子》尹注说。“《风俗通》言：‘人至市鬻卖者，当于井上洗涤，令洁，乃到市也。’《春秋井田记》云：‘八家九顷二十亩，共为一井，因井而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然则本由井田中交易为市，故国之市亦因命之。’《管子》：‘处商必就市井。’尹知章注曰：‘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除以上三种说法外，还有一种《汉书》颜注说。《汉书·货殖传》引《管子》曰：“士相与语仁义于宴间，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颜师古注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处；井，共汲之所，故总而言之也。”以上四种说法，都从不同的角度探析“市井”一词的由来，但由于考据的资料不足，无一定论。我们以为，《春秋井田记》的说法似乎有理。“井田”是殷、周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地方一里为井，划分九区，形如井字，每区百亩，每八家为一井，各分一区耕作，中央为公田。由此可知，此地将是人口聚集的地区，因而最易成为集中进行交易的场所，即我们通常所称的市。井中有市，百姓因而命之。其他三种说法似乎都存在牵强附会之意。《风俗通》说指出到市场上卖东西前将商品到井处清洗干净，但现实中有更多的商品无须清洗即可销售。疑惑重重，所以此说不通。《管子》尹注说由于缺乏史料，对于市与井的形制是否相同尚不可考，无法证明。《汉书》颜注说也不足为信，交易之处与共饮之所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据史料记载：“古者以日中为市，善以日中为齐集之时。集者，言人与物相聚会也。”[38]由此可见，正午之时为市集交易之时，那么到井边饮水也一定要等到正午吗?这未免有些牵强之意。因而我们可以说《春秋井田记》的说法较为可取。
“市井”一词有多层含义，其本义即是“街市，市场”。《民歌时调》中凡见两例，符合其本义。如下：
京华为四方辐辏之区，凡玩意适观者，皆于是乎聚……下至衢巷之语，市井之谣，靡不毕具，以征歌者，不尽文。(《霓裳续谱·序一》)
数载飘流落异乡，萍踪浪迹命乖张……故村谣野谚，每见鄙于文人；绣口锦心，亦难夸于市井。(《霓裳续谱·序二》)
按：“市井”即街市、市场。
“市井”由本义街市引申为城镇之意，如：有白首不入市井者；市井生活。也指城市中卑俗之流，如：市井气；市井无赖。以上引申义未见于《民歌时调》。市井可以引申为商人，如《史记·平准书》记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农丝乘车……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民歌时调》中凡见一例符合该意义。如：
数载飘流落异乡，萍踪浪迹命乖张……小可是闾阎市井家贫窘，乌鸦岂可配鸾凰，一言折尽平生福，望折详察再商量。(《白雪遗音·卷四·独占》)
按：在这首民歌中，“市井”指的是小商小贩。
“市井”一词即是“市”的俗说，早在秦朝以前，“市井”就不专指市，已扩展而成为街市、城镇、商业、商人的代名词。所以《民歌时调》中捕捉到“市井”的身影多是该词的引申义。
《明清民歌时调集》中大量的俗语词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前人的俗语词研究把重点放在了明清笔记小说上，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实明清民歌对于俗语词研究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宝贵资料。
7.《言鲭》民俗语汇研究[39]
汉语俗语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作为清代笔记类俗语杂书《言鲭》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收录词条280个。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从民俗语言学角度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语言研究尚属空白。基于此，以《言鲭》中所收词汇为研究对象，从民俗语言学的角度对其中的民俗语汇进行分析，了解当时社会的习俗惯制、民俗文化。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曾说过：“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因而，我们可以在探索《言鲭》中民俗语言的传承与流变的过程中深刻挖掘已经消逝的历史文化现象。
何谓“言鲭”?据《西京杂记》卷二：“五侯不相能，宾客不得来往。娄护丰辩，传食五侯间，各得其欢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以为奇味焉。”后因以“言鲭”谓说话有味。[40]因此，我们从该书的命名中便可以获悉作者著此书的本意及目的。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六·子部·杂家类·存目三《言鲭》提要中所载“是编皆订正字义，考究事始，亦宋人《释常谈》之类，而语多习见，又往往昧其本原，或反滋颠舛”。为此，作者编撰该书的目的，即是使人们可以真正了解俗语的本味、本源。同时，《言鲭》中所收录的那些蕴含着浓厚的民俗文化，既生动又朴实的民俗语汇，充分彰显出自身的独特风采。
7.1《言鲭》概述
7.1.1《言鲭》作者
吕种玉，字蓝衍，长洲人。主要著述有《言鲭》，现存有“大学士英廉购进本”。另外，还著有《研庄遗稿》。其生平事迹暂无从考证，仅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存留一些关于他的粗略记载。而在吴震方为其写的序跋中又可得知，吕种玉年轻时曾与其伯兄一起致力于学术研究，兄弟二人亦师亦友，关系甚密。且二人皆喜爱与当时的文人达者结交，可谓广结贤良之士。吕种玉尤其好客，招待朋友，经常“座上宾朋长满”。在与其他宾朋交往时，大家在一起谈论各种文章、古籍、著述等。吕种玉虚心好学，倾听他人高谈阔论，且治学严谨，常“一言之得抽管记之”。从中可见吕种玉为学、为人的独特魅力。
7.1.2《言鲭》之成书
(1)成书时间
由于缺少必要的材料依据，导致《言鲭》的具体成书时间暂时无法考证，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因此，我们只能依据《言鲭》序文中所记载的材料进行分析，大致推算。吕种玉的伯兄“不欲使蓝衍之名湮没”，因此嘱托其友人吴震方，于“康熙壬辰仲春之月”为《言鲭》作序并传之。由此推知，《言鲭》是在“康熙壬辰仲春之月”之前完成的。此后的其他文献资料等均未有提及具体的有关《言鲭》成书时间的记载。
(2)版本
《言鲭》两卷，原刊本未见。现存有《说玲》本传世，《四库存目丛书》和《丛书集成续编》中所收录的皆是影印本，然后者无“康熙壬辰仲春之月石门吴震方题”之《言鲭》序。又有《言鲭》上、下两卷，有正书局1916年初版，排印本，线装一册，题署“长洲吕种玉蓝衍著”。[41]此外，《清史稿》中也收录了《言鲭》，并将其归于杂家类杂考之属。
(3)内容
《言鲭》全书一共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序文，是吴震方为之所作《言鲭》序。序文大致介绍了作者生平及该书成书的始末；第二部分为上卷，共28 页，收录词条138个；第三部分为下卷，共28页，收录词条142个。全书共计收录词条280个。其中所收录的词条都有详细的解释、具体的溯源等。
与其他辞书相比，《言鲭》虽然收录的词条在数量上没有它们那么丰富，但作者收集的民俗语汇在范围上非常广泛，从物质活动到精神信仰，从语言民俗到社会行为均有所涉猎，可谓包罗万象，力求探求语源。
由于《言鲭》是笔记类杂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俗语辞书，所以该书并未像其他正统俗语辞书那样对每一个词条进行分门别类的划分，更无目录可言。因此，若读者阅览时如果想查找某一具体词条，恐怕会有些不便。
(4)成书目的
《西京杂记》卷二中曾对“言鲭”的意思有具体的解释，即谓说话有味之意。因此，从“言鲭”这两个字的意思中，我们便可以揣测出作者著述该书的主要目的。作者认为俗语辞书在编撰的过程中，主要应是“订正字义，考究事始”，而以往的俗语辞书却在溯源上存在种种弊端，不能追溯词语的本义、本源。
7.1.3《言鲭》之特色
(1)融会贯通的考证特征
与其他俗语辞书相比，《言鲭》在对每个词条进行溯本求源的考证时，更加侧重于将古今、地域相融通，特别重视该词在不同的时代及不同的地域分别会产生哪些差异性的演变。例如“罢休”：
罢休 吴人言罢，则以休继之。古如是也。吴王阖闾语，孙武曰：将军罢休。(《言鲭》下卷)
“罢休”词条先是介绍了其在吴俗中的习惯用法，并引用吴王阖闾等引证，最后提及孙武对该词的具体运用。
(2)重视俗语的收词原则
清代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全面发展的阶段，传统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均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而在清代语言学奠基人顾炎武的影响下，朴学之风也影响到俗语辞书的编撰，使得清代方言俗语辞书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便是“一重资料辑录而轻理论探讨，二重考源而轻释义，三重典籍而轻口语”。而吕种玉在编辑《言鲭》时，同样也注意到这些问题，所以在收录词条时，重视对俗语的研究，且在考源的同时更加注重对该词的释义，从而更好地彰显出自身独有的特色。
(3)溯源为主的释词方式
温端政曾在《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中提及，“俗语的求典寻根工作，从南朝梁代刘雯《释俗语》就已经开始，到了清代，随着考据之学盛行，达到了顶点。如同沈涛在《迩言》序中认为‘街谈巷语，亦字字有所本’一样，《常语寻源》的作者郑志鸿也认为‘常语亦无一句无来历者’。这种观点成为俗语考源的理论依据，考证语源，成为古代俗语研究的主流”。因此，吕种玉也同样深受朴学考据之风影响，在对《言鲭》中所收录的俗语研究方面，既注重对词语的释义，同时也倾向于对其溯本求源。
《言鲭》在对那些方言俗语溯源方面，不仅严密地考证、解释所收语汇语义的发展演变，而且也注重引经据典寻求理论依据，尤其是在一些民俗语汇的溯源方面，更是竭力挖掘其本源。
(4)行文灵活的笔记特色
《言鲭》属于笔记类杂书，因而在体例上与以往传统的俗语辞书有所区别，尤其在对收录词条的释义和编排方面，从而形成行文随意的笔记体风格。
首先，行文的灵活性体现在全书的整体布局方面。该书对所收录的词条未进行分类，甚至无目录可言。虽然所收词条与其他辞书相比，数量上略显不足，但所涉及的类别却是十分广泛的，甚至于一些在当时已经不被人们使用、熟知的词汇，均被收录到该书之中。并且所收录的语汇不仅限于“旱魃”“方头”“榜子”等词语，而且收录了一些如“石花宝袖”“丁一确二”“上下其手”等短语，还有如“相门有相，将门有将”“及第不必读书”等也被收录其中。
其次，行文的灵活性还体现在对词条的考本证源方面。该书全然不求行文格局整体的统一，体现出行文的灵活及作者的随意性。
最后，行文的灵活性还体现在对书证的引用方面。全书引用书证比较随意，不拘一格，全文很少拘于某一固定格式。
7.1.4《言鲭》价值
吴震方曾在《言鲭》序中评价该书：“《言鲭》一编，蓝汇千腋以为裘，酿众芳以成味。可以考古今，可以志课俗，可以广博物，可以资谈柄。非犹夫小说家变乱黑白，颠倒是非，怪不虚诬，实之比诚良书也。”也正是由于《言鲭》中这种重要的考据价值，后世很多著名学者均引用此书中所撰的俗语作为考证依据。“语言作为一种载体，不仅蕴藏着文化现象，而且是使用该语言的人们共同体历史的、现实的知识的总和。使用者的传统民族文化、传统经验最直接最集中地体现在其语言中。”由此可见，《言鲭》不仅对民俗语汇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在考据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7.2《言鲭》民俗语汇溯源
7.2.1《言鲭》民俗语汇溯源的原则
《言鲭》主要以考据俗语词源的方式来释词，这也是受清代考据之风的影响。在对民俗语汇溯源的过程中，《言鲭》主要遵循了两大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引经据典。
(1)实事求是的溯源原则
《言鲭》民俗语汇溯源的首要原则便是作者能够实事求是地、客观地进行语言探求，尽可能真实地寻求其最早的语源出处。无法探求或无法考证的地方，作者也会如实地记录下来，“不可考矣”“此语不知所出，当考之”。如：
七夕 古书皆以七月七日之夕为七夕。今北人即以七月六日之夕为七夕。思之未得其说，当询其所自。(《言鲭》上卷)
(2)引经据典的溯源原则
《言鲭》在进行民俗语汇溯源时，十分重视书证，尽量用古代文献作为溯源的参考依据，交代该词条的出处来源。
7.2.2《言鲭》民俗语汇溯源内容分类
古汉语研究，尤其是中国俗语辞书的编纂，多是以考据语源为基本内容。民俗语汇的溯源可以探求到某一地区的民俗事象、习俗惯制等。根据民俗事象起源的不同途径，将《言鲭》中民俗语汇的起源归结为物质生产类民俗语汇溯源、社会生活类民俗语汇溯源、民俗信仰类民俗语汇溯源及经典诗文类民俗语汇溯源四种。
(1)物质生产类民俗语汇溯源
古人在进行物质生产时，总结出了许多与人们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民俗语汇，并将其流传下来，有的甚至沿用至今，十分具有研究价值。例如：
胡饼 唐玄宗出奔，日中未食，杨国忠市胡饼以献。注曰：“胡饼。”即今之蒸饼，以胡麻著之也。即今市中芝麻烧饼。(《言鲭》上卷)
这些源于生产类的民俗语汇，形象生动地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生产、生活状况，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生产技术等情况，相沿成习。《言鲭》对这些物质生产类的民俗语汇进行了语源探寻，为我们了解其真实情况提供了有利的佐证。
(2)社会生活类民俗语汇溯源
社会生活是民俗活动的主要内容，并从中体现出很多民俗观念。由此形成的民俗语汇更是体现了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人们相沿成习，起到了规范、认知等作用。例如：
排马牒 □□御史所过，皆给驿马，先有牒文，能□谓之排马牒，即今之马牌。(《言鲭》上卷)
又如“宦官妻妾”源于“唐之宦官有权位者则得娶妇”，而这一习俗则是“汉宫对食之遗”，后逐渐被人们接受，演变成俗语。
(3)民俗信仰类民俗语汇溯源
古时候由于生产力较为低下，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有限，对于身边很多事情无法用自身的科学知识去解释，从而对某些事物产生了畏惧感、神秘感、崇拜感。因此，形成了丰富的民俗信仰。民俗语汇则犹如一面镜子，向我们展示了古人的精神世界。《言鲭》对民俗语汇的溯源，使我们从中探求到了古人民俗信仰的痕迹。
(4)经典诗文类民俗语汇溯源
中国的诗文有着久远的历史，可谓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尤其一些经典诗词更是传承至今。那些经典诗词在流传的过程中也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民俗语汇。《言鲭》中所收民俗语汇便有直接源于古诗文的。例如：
吹笛落梅 唐诗云：“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又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五月十月非落梅花之时，盖笛中有落梅曲。故谓吹笛落梅花耳，不必纷置辨。(《言鲭》上卷)
这些均源自古诗文的民俗语汇，显示出一定的文学性，体现了诗文中特有的意境。
7.3《言鲭》民俗语汇的分类及特点
7.3.1《言鲭》民俗语汇的分类
《言鲭》中的民俗语汇大致有生产类民俗语汇、生活类民俗语汇、信仰类民俗语汇、人际关系类民俗语汇。
(1)生产类民俗语汇
①节气类民俗语汇
在古代社会，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农耕成为人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天气、节气的变化与农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言鲭》中也有一些关于节气的记载。例如：
小满芒种 二十四节气中，唯小满芒种其□不一尝问之，历家云皆为麦也。小满四月中，谓麦之气至此，小满而未熟也。芒种五月节谓种(上声)之，有芒者麦也。至是已熟又可以为种。古人所以告农候之早晚也。(《言鲭》下卷)
从“小满芒种”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小满芒种”在二十四节气中是十分重要的，它与麦子的成熟度有着密切联系，而古人也是以此“告农候之早晚”。
②时节类民俗语汇
我国节日众多，几乎每个月都有节日，很多节日多是以农历月份为标准的。例如：
八月端午 张说止大衍历序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日上之，盖八月初五日为元宗于秋节，宋璟裘云：月唯仲秋，日在端午是也。又续世说齐鞅为江西观察，使因德宗诞日端午，献银瓶高八尺，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言鲭》下卷)
由该词条我们可以看出，八月端午本来是“月唯仲秋，日在端午是也”。也就是说端午本是指在某一日的某一时间，而后延伸为“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
③农谚类民俗语汇
人们在长期的农耕及日常生活中，逐渐产生了一定的认知。人们往往将这些总结性的认知结合朗朗上口的语言，以农谚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些农谚类的民俗语汇，不但具有一定的经验性、知识性，而且包含的道理也有缘可循。
七十种树 谚云五十不造屋，六十不种树，七十不制衣。宋章申公父银青公，俞年七十。集亲宾为庆会，有饷柑者，味甘而实极瑰大，既食之。嘉其种即令收核，种之后圃。坐人窃笑盖七八也。意谓不十年不著子，恐不能待也。后公食柑十年而终。(《言鲭》下卷)
(2)生活类民俗语汇
①饮食类民俗语汇
民以食为天，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饮食，从而产生了大量的饮食类民俗语汇，《言鲭》自然也涉及一些饮食的语汇。
如“粉糕”“河洛”等各种饮食类民俗语汇，有的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主食，有的是饮品，还有的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小吃。
②居住类民俗语汇
居住类民俗语汇是指受人们居住条件、环境等各方面影响而形成的民俗语汇。例如：
星货铺 市肆以筐筥等鳞次其物以粥者曰：星货铺。言罗列繁密如星。今讹为“星火铺”，非也。(《言鲭》上卷)
③服饰类民俗语汇
服饰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审美观念，而且也体现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俗文化的发展状况。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对服饰的偏好都各有不同。因此，服饰便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一个时代风俗习惯的风向标，不仅起着保护与装饰的作用，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例如：
袜 袜足衣今之膝裤。秦桧死，高宗告杨郡王曰：朕今日始免膝裤中带匕首矣。宋时男子之袜亦称膝裤。今妇人称之，男子无称膝裤者矣。(《言鲭》上卷)
④器用类民俗语汇
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必不可少地会使用一些器具来完成各种活动，从而也就产生了一些器用类的民俗语汇。
⑤生活经验类民俗语汇
《言鲭》中还收录了一些生活经验类的民俗语汇，此类民俗语汇既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高度概括，又反映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人们对生活的认知。
⑥习俗惯制类民俗语汇
《言鲭》对当时社会民俗中的一些习俗惯制进行了考证整理，其中有些民俗事象仍然流行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可见习俗是历代相传的，而对这些民俗语汇的整理对我们认识研究民俗文化起到一定作用。
(3)信仰类民俗语汇
佛教对于唐代之后的中国社会影响颇深，人们对于佛的敬仰越来越深厚，像“天堂”“因果”等词语常常出现在人们的谈话之中，《言鲭》中辑录了大量佛教信仰类的民俗语汇，以“阿兰若”为例加以说明：
阿兰若 梵言阿兰若，汉言精舍也。译曰无诤也，或曰空静处也。若以□香草干草，则非梵音矣。(《言鲭》上卷)
(4)人际关系类民俗语汇
人际关系就是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与本人有亲缘的关系，也有本人与其他人(也就是亲人以外的人)的关系。可以简单地称为亲缘关系和社会关系。而最能直接、形象地体现出这两种关系的莫过于称谓。
①亲属称谓
亲属称谓是汉语称谓中的一个主要类型。“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特点，就是自商周以来，血缘亲族一直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深层结构。”在《言鲭》中记录了一些亲缘关系的称谓，并对其进行了溯源。
舍弟令弟 兄称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与钟繇书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时从容喻鄙旨。古人亦有自称其弟为令弟者。(《言鲭》下卷)
②社交称谓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除去亲属称谓外，更多的便是社交称谓。社交称谓受到社会生活、时代、阶级、社会分工等因素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差别，刻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因此，社交称谓能直接反映人们在社会中的交际、职业、官衔等基本状况。
朝奉 俗称富翁为朝奉，亦有出汉有奉朝。请无定员本不为官，位东京罢，省三公外戚皇室诸侯多奉朝，请音静奉朝，请云者奉朝，会请召而已退之。东坡诗并作本音，如今之随旅行走是也。盖朝奉者如今俗称之。郎中、员外、司务舍人待诏之类。(《言鲭》下卷)
7.3.2《言鲭》中民俗语汇的特点
《言鲭》中的民俗语汇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研究民俗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语料。同时，《言鲭》中的民俗语汇体现了地域性、传承性、变异性的特点。
(1)地域性
“民俗的地方特征，也使民俗语汇具有地方性特点，体现在语言上，又有方言特点。”《言鲭》中所收录的民俗语汇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地域性特点。
拜愿 《宣府志》市人千五月十三日为父母、妻子或已身疾病，具香纸牲醴于城隍神，祈祷自其家，且行且拜至庙，乃止谓之：拜愿。又以小儿女多疾者，带小枷锁诸庙祈祷，谓之：现枷。其鼓吹管弦彻于卫巷，今之朝南海九华一路拜香及赛神会，带纸枷焚臂香者沿此。(《言鲭》下卷)
该词条介绍了当地市民的习俗，于每年的五月十三日到庙中，向城隍神为自己的父母、妻子或者身患疾病的人祈福。从家中出发开始，一边行走一边跪拜，并将此称为“拜愿”。并提及“今之朝南海九华一路拜香及赛神会，带纸枷焚臂香者”便是该习俗的沿袭。该词条主要介绍了“拜愿”这一习俗的地域性传承。
(2)传承性
《言鲭》中所收录的民俗语汇，有些是由前代传承下来，且继续流行传播。例如：
走百病 岁时记燕城正月十六夜，妇女群游，其前一人持香辟人，名为辟人。香凡有桥处相率以过，谓之：走百病。又暗摸前门钉中者，兆吉宜子，至今犹然。(《言鲭》下卷)
其中，“走百病”这一习俗至今依然流传，尤其是在我国的东北。每年的元宵节，除夜晚赏灯等各种庆祝活动外，还有就是在某一特定时间大家结伴而行(多为妇女)，到户外走走，号称“走百病”，意思就是通过“走”，把“百病”都去掉。带有人们对身体健康的希望。
(3)变异性
《言鲭》对所收录的民俗语汇尤其注重该词条的变异特性。以“墓志”为例，在当今社会，仍有“墓志”，只是其含义有所演变，指“放在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刻，分上、下两层：上层曰盖，下层曰底，底刻志铭，盖刻标题”，亦指墓志上的文字。
《言鲭》作为清代的一部以收录民俗语汇为主的笔记类杂书，无论从考证溯源，还是从语言学、民俗学的贡献上，均有着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8.《谈征》所辑民俗语汇刍议[42]
民俗语汇是语言与民俗的统一体，承载着民俗文化事象的方方面面。《谈征》作为清末的一部俗语辞书，记载了丰富的民俗语汇，涵化了大量民俗要素，追溯这些词语的语源，对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的民俗事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俗语的研究在明清时期得到发展与创新，此时期出现了大量有关俗语的辞书。这些辞书在中国辞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从日本长泽规矩也收集编录的《明清俗语辞书集成》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有关俗语的辞书，清末外方山人所编纂的四卷本《谈征》就收录在第三辑中。《谈征》作为较晚出现的俗语辞书，其收词数量相当丰富，范围也非常广泛，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8.1成书背景
8.1.1作者其人
作者外方山人，序跋中称之为西厓先生。具体姓名无从考证。其生平事迹及著述也难以查考。从序跋中可知，西厓先生曾在岭南一带做官，是一位喜欢收藏奇书善本、学识渊博的人。吴煊的序中说西厓先生“藏书数万卷”，成一夔的跋中也说到西厓先生“渊博好古，其书满家”，“风尘劳攘间遇奇书善本，如得珍珠船，拳拳然不能释，必勉购之或假而抄之而后快”，其自序中也提到“每公余之时翻阅群书”。由此可见，西厓先生确实是一位淹博好古之人。
西厓先生治学严谨。王序中说道：“厘名言事物为四门，自天、地、人、物，以及一言一字，无不穷搜其所自始，取财富考义精。博物矣而无踳駮之弊，纪原矣而无芜杂之虞”。成一夔的跋中也提到“故论诗文评书画，靡不原原本本，无遗义”。由于西厓先生对待学问的这种态度，使得他能够“学甚富”，“遇甚穷”。
8.1.2《谈征》的成书
吴煊在嘉庆九年(1804年)六月的序中说道：“古今之事会无穷，古今之著述日起也。西厓有托而为此乎?抑亦摭拾之以资考据也。援古以证今，求今以合古，其足为博雅之助者。”由此可见《谈征》这部书大约完成于嘉庆九年六月之前。
8.1.3《谈征》的版本
《谈征》最早刊于清嘉庆乙亥年，即嘉庆二十年(1815年)，柯古堂刊印。此书1927年夏，由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从北京厂肆翰文斋高某手中以6元的价格购得。1974年，长泽规矩也将《谈征》编入《明清俗语辞书集成》第三辑，由汲古书院刊行。在国内，仅见孙殿起先生在《贩书偶记》中提到过此书，且为道光三年春上苑堂刊的巾箱本。因此，原书在国内很可能已经逸失，仅存有汲古书院刊本。
8.2《谈征》的研究对象和编纂体例
在吴序中提到“所谓老生常谈，忽之则皆为口头话，而不知世间无一语无一字无来处也。不征其故，真有日戴天而不知天，日履地而不知地”，“事必寻源，语必究实出”。西厓在其自序中也说“凡有合于世俗之习为常谈者，摘而录之，集若干卷，分为名言事物四部”。由以上文字叙述可以看出《谈征》的“谈”应理解为“常谈”。何为“常谈”?《汉语大词典》中对“常谈”的解释为：常谈，亦作“常谭”。平常的言论。《三国志·魏志·管辂传》：“扬曰：‘此老生之常谭。’辂答曰：‘父老生者见不生常谭者见不谭。’”《南史·鲍泉传》：“君言，文士常谈耳。”清梅曾亮《柏枧山房诗集自序》中称：“以常谈为才语，谓暴虐为高言。”由此可见“常谈”是指“日用所常见闻及所常行者”，是人们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有涉及的口头语。上海书店《重印〈俗语典〉前言》中提到，熟语中“流行于民间的通俗语句，常挂在老百姓口头上的，则被统称为‘俗语’，也叫作‘常语’”。曲彦斌先生在《民俗语言学》(增订版)中曾说：“民俗语汇，是各种反映民俗事象或涵化了民俗语言要素的语汇。一如俗语与俚语概念间的交叉，就作为语言材料这一功能特征而言，俗语亦堪谓民俗语言中的一种典型民俗语汇。”《谈征》中的“谈”，就相当于我们所谓的“俗语”“常语”。那么又何为“征”呢?序言中说“事必寻源，语必究实出”“不征其故，真有日戴天而不知天，日履地而不知地”。《汉语大词典》中对“征”的解释为：证明；证验。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唐韩愈《贺庆云表》：“既征于古，又验于今。”另有“考求，征信”之意。明宋濂《〈陶氏家乘〉序赞》：“自唐以前，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凡有司选举，民俗昏聘，则相征考。所以明贵贱，别亲疏，各有统纪，不相混乱也。”
由此可见，《谈征》是清代外方山人所编纂的以民俗语汇为研究对象，力求探求语源的一部具有丰富的民俗资料和重要民俗研究价值的专著。
《谈征》凡四卷。卷首有“安康王玉树”“盱江退庵愚弟吴煊”“外方山人自序”和“河内方山弟成一夔”的四篇序跋。是书分为四卷(部)，名(分上、下)、言、事、物四部分。各部之首均冠以目录。第一卷名部，名部上139则，名部下193 则，言部307则，事部202则，物部217则，共1058则。综观全书，《谈征》的编纂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8.2.1按内容分卷编排
自《尔雅》而下，分门别类编纂辞书成为中国辞书编纂的主要手法之一。《谈征》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分类并未像《雅俗稽言》等书那样具体，而是简而言之，笼统概括，按西厓先生自己的话说“集若干卷，分为名言事物四部”。但内容却包括了“天地山河名物象数”“风俗人事”和“一言一事”。是书内容丰富，每卷中的内容就涉及十分广泛，仅仅分为名、言、事、物四部未免过于笼统，且各部词条类别有交叉现象，作者并未细致划分。例如第一卷名部上涉及有关天文地理的：天象、地戒、参商；有关岁时节令的：二十四时、正朔等；有关皇族称谓的：太上皇、后妃；有关官职称谓的：特进开府、黄堂太守等；有关衣食住行的：堂室、甲第等；有关宗族家庭的：家祖家父、鼻祖耳孙太夫人等。在物部中有涉及文具的：笔床、裘钟等；有涉及日常用具的：隐囊、耳暖等；有涉及生产工具的：水刮、连枷等。此外，还有涉及动植物的。总之每部都有十分广泛的门类，仅仅分为四大部未免太过宽泛。作为一本旨在征考俗语语源的辞书来说，在编纂的过程中，忽略了“方便查考”的功能，成为本书的一大缺憾。
8.2.2“征其故”的收词原则
《谈征》全书四部收词1058则，实际收词1061则，很多是一些人们日常使用的谈不上重要的条目，这与本书的编纂目的是一致的，作者编纂此书是为了寻求“眼前景口头语”“一事一字”的来历，征考“天地山河之大，名物象数之细”“赋形成象之原”及“创始得名之义”。因此选取的条目多是“琐碎繁赜”的老生常谈之语。如征考物部中的词条时，涉及“文具”门类时，作者不厌其烦地将“砚瓦”“笔床”“裘钟”“墨厨”“砚滴”“镇纸”“界尺”“砚盒”一一列举。
由此可以看出，《谈征》选取词条的原则是“人日用所常见、常闻及所常行者”，而且是“习焉不察”“或就事论事，或人云亦云”的那些俗语。
《谈征》收词与一般词典的不同之处还有，其收词立目的单位不仅限于词，有的是一个短语，如“干支数目”“舍弟之称”等；还有的是句子，如“妇称夫之兄曰伯”“医生有大夫郎中之称”“小儿买瓜只拣大的拿”等。这些都体现了“征其故”的收词原则。在作者看来，是常谈俗语在使用中不知其故，有征其故的必要性，不论是词、短语还是句子，都要加以征考。
此外为了达到征考俗语的目的，作者对同义词和近义词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且列举排比古籍，客观地展示词语的起源和发展，给予读者以“源”的认识。如：
羽客黄冠 皆道士之称。羽客，犹云羽人。王子年《拾遗记》：“周昭王假寐，梦云中八人服皆羽衣。王求仙术，受绝欲之戒，因名羽人。”楚辞乃羽人子丹邱，留不死之旧乡。《庐山记》：“南唐保大中道士谭紫霄，唐王宠之，出入金门，赐号金门羽客。宋林灵素能召呼风雨，祈雨有验，徽宗甚宠信，赐金门羽客。”古之衣冠皆黄帝时之衣冠也。自赵武灵王改其服式，而中国稍有变者，至隋炀帝东巡，欲其便于田猎，尽为赵服，而黄帝时之衣冠始绝。独道士之衣冠尚存，故曰黄冠云。
这里作者只列举文献资料，不作其他说明，读者就可以对这一组同义词有深刻的印象。如：
贼盗窃 《尚书·寇贼奸宄》注：“害人曰贼。”《左传》：“文十八年窃贿为盗。贿，财也。”贼盗原有分，故历来律法不一。李悝《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汉魏为贼律、盗律。后周有劫盗律、贼叛律。至隋方合为贼盗。唐宋以后其名不改，盗自中出，曰窃。书微子殷民攘窃神祇之牺牲。春秋定八年盗窃宝玉大弓。
这组近义词，于日常生活中常常听到，作者列举不同文献加以考辨，阐释细微区别，并且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断，论述充分。
8.2.3“援古以证今，求今以合古”的释词模式
通览《谈征》全书，其训释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援古以证今，求今以合古”。每解一词或先引今人之释义，后援引经典阐释其始末源流；或先引经据典征考原意，再列举今人之说法。古今对比，在对比中征考词条，给人理解词条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如：
瓜期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邱，瓜时而往，日及瓜而伐。故今称任满当代，曰瓜期。据传乃一年戍守耳。今例称瓜期不当。
文中对“瓜期”的训释即先引文献资料，再与今人的称法进行比较，给人以深刻印象。又如：
汉子 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按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选青州长史，固辞文。宣帝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又段成氏庐陵官下记，韦合去。西蜀时，彭州刺史被县令密论诉，韦前期勘，知屈刺史，诣府陈谢。及回日，诸县令悉远迎，所诉者为首大言曰：“使君可谓朱研益丹矣。”刺史笑曰：“则公便是研朱汉子也。”
此例即先说今人对“汉子”的称法，再援引经典予以比较说明，使人对“汉子”这一词条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8.3《谈征》中的民俗语汇
民俗语汇是一种历时的民俗语言现象，是语词中同风俗文化密切相关的部分，是语言中的“风俗化石”。《谈征》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民俗语汇，作者在征考的过程中，对这些民俗语汇都做了很精到的分析与考证。
8.3.1反映生产、生活的。如墟场、亥市、印板、酵、账目、晒伐、捣衣杵、花押、青苗钱、买卖、水刮、水轮等。谈到“青苗钱”，人们多会想起王安石变法时实行的“青苗钱”，而事实上此“青苗钱”乃是预先征税的一种说法。《谈征》对其征考如下：
青苗钱 唐代宗广德二年七月庚子，税天下亩青苗钱，以给百官俸。田一亩税钱十五文。所谓青苗钱者，以国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征之，故号。主其任者为青苗使。此与王安石所行青苗钱之法不同，彼则当青黄未接之时贷钱于贫民，而取其息本，谓之常平钱。民间名为青苗钱耳。遂为后代豫借之始。
8.3.2反映岁时习俗的。如一日分为十二时、正朔、上巳、赛神、压岁钱、正月献鸠、烧火盆、除日、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二十四日祭灶、腊八粥、寒食、五彩丝系臂、角黍、上元灯、端午、打灰堆、乞巧、春联等。今人提起“打灰堆”多会想起过年打扫卫生、扫除晦气的习俗，《谈征》就对这一习俗的源流进行了考证。
打灰堆 除夜将晓，婢仆持杖击粪坏，致词祈利市，谓之打灰堆。《录异传》：“商人欧明遇彭泽湖神青洪君，君邀归。问所须，旁有人私语曰：‘君但求如愿，不必余物。’明依其语，湖君许之，及出乃呼如愿，是一少婢也。至家有所欲，如愿辄得之，卒成富人，后不复爱如愿。于元旦鸡鸣时呼之不即起，欲捶之，如愿走粪上。乃故岁扫除所聚者。由此逃去，明谓在积坏中，以杖捶粪使出，知不可得，因曰：‘使我富，不复捶汝也。’”今人于元旦不动帚不动粪堆者，此意也。
8.3.3反映婚丧嫁娶的。如千里姻缘使线牵、娶妻必以昏、昏礼不用乐、双回门、世婚、娶妻不娶同姓、骑鞍、出赘、结婚以茶为礼、牵羊成礼、置草迎新妇、石虎、像设、纸钱、嫁殇、罨盂等。
结婚以茶为礼。《茶疏》：“茶不移本，植必子生。”古人结婚必以茶为礼，取其不移植子之意也。今人犹名其礼曰下茶。《七修类稿》：“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
在“结婚以茶为礼”中，涉及“茶”在婚姻中的民俗。“下茶”即订婚。俗语“一女不吃两家茶”与“一女不许两家”的意思是一样的。“茶”之所以在婚礼中如此重要，就如《茶疏》中所言“茶不能移植，种植之时必已种子”，象征着天长地久，从一而终。
纸钱 今代送葬为凿纸钱，舁以引柩。案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毕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钱送死。《汉书》称盗发孝文园痊钱是也。率易从简，更用纸钱。纸乃后汉蔡伦所造。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士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其象似亦犹途车刍灵之类，古埋帛，今钱纸，皆烧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也。《法苑珠林》云：“楮钱出于殷，长史王屿用以祠祭。”
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每逢节日，路边就有人烧纸钱，由此可见此俗由来已久。
8.3.4反映生育、寿诞的。如设弧设帨、放雀鸽祝寿、七月成八月不就、生日、试儿等。在东北方言中，大人在逗弄小孩子做屈伸动作时常说“抓挠儿”一词。这里的“抓挠儿”与《现代汉语大词典》中的“抓挠”的含义不同，有着特殊的含义。“抓挠儿”与“试儿”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试儿”这一风俗在民间流行已久。《谈征》对“试儿”作了阐释。
试儿 《颜氏家训》曰：“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与浴装锦。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玩器置之儿前，观其发意以验贪廉智愚，名之为试儿。”亲表聚集因成宴，自此后二亲若在，接尝有饭食之等句。
“试儿”为江南风俗，而今神州大地均有此风俗，只是名称不同而已，由此可见此习俗由来已久。
8.3.5反映宗族关系的。如家祖家父、高曾、鼻祖耳孙、阿翁贱息子姓、爷、爹、称妻弟曰舅、妇称夫之兄曰伯、伯叔侄、丈母、叔丈人、泰山、表兄弟、姑、乡里、快婿、宅相等。提起“泰山”，我们就会想到五岳之首。在古时候各朝各代的君主都会登泰山祭天，祈求国泰民安，但是“泰山”也可以用来称呼“妻子的父亲”，在《谈征》中就对这一民俗称谓进行了征考。
泰山 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泰山有丈人峰，故丈人谓之泰山。称丈母谓太水，不知出何经传。”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封禅于泰山，张说为封禅使，说之女婿郑镒本是从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转迁一阶一级，惟郑镒是封禅使之婿，骤迁至五品兼赐绯服，因大脯次玄宗见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优人黄幡绰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此丈人为泰山，亦是一说。按裴松之《三国志》注：“献帝舅车骑将军董录。句下云：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则是南北朝已经称丈人矣。
从此，“泰山”就成为“妻父”的代称。由于泰山是五岳之首，又衍生出“岳父”“岳母”“岳丈”等称谓。
8.3.6反映交际礼仪的。如莫逆之交、行李、东道、右仰、西席、揖拜跪、谒见、煖房、信、一面之交、自相矛盾、三生有幸等。中国古代尊礼尚俗，在待人接物等方面的民俗就有多种体现。《谈征》对这方面的民俗语汇多有训释。例如：
谒见 字有二义。《说文》：“谒，白也。”《袁盎传》：“上谒。”注：若今通名也。《曲礼》：“间士之子，长曰：‘能典谒矣。’幼曰：‘未能典谒也。’”注：“谒，请也，典谒者，主宾客告请之事。”又访也，请见也。《后汉·卓茂传》：“茂诣河阳谒见光武。”又《释名》：“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诣至也。”《正字通》：“刺，名也。”晋人谓之门笺，唐人谓之投刺，今人谓之拜帖。《史记》：“郦生踵军门上谒，案剑叱使者，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入报。”《汉·徐稚传》：“吊丧啜酒毕，谒而去。”《汲黯传》：“中二千石拜谒。”《礼记》：“请谒则起。”皆从此说。
从上述阐释我们可以知道，“谒”由单指通名到现在的“先通名帖，而后拜见”的习俗转变过程。再如：
煖房 今人入宅与迁居者，邻里醵金治具，过主人饮，谓之煖屋，亦曰煖房。王建宫词：“太仆前日煖房来。”则煖屋之礼其来久矣。
现今家有乔迁之喜，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会过来祝贺，我们从《谈征》的阐释便可知“煖房”这一习俗的历史是相当久远的。
8.3.7反映迷信禁忌的。如卦爻象彖、道家符箓、杯珓、木公金母、火星娘娘、钟馗、春牛芒神、夜间不露小儿衣、四不祥日、犯土神、三尸神、五通神、犯土、门神、八字、买地券等。
三尸神 修真家言身中有三尸神。常以庚申日将本人罪过奏闻上帝，减其禄命，上尸名彭倨，次名彭质，下名彭矫，每遇庚申日，彻夜不卧，守之至晓，则三尸不得上奏。余想此身本空洞，洞地安得有三尸在内。盖彭字之义，字书一训作近而倨傲之性，质见之性，矫戾之性，人人有之。所谓三尸奏帝者，不过谓人之性情，一近于倨傲，一近于质见，一近于矫戾，则罪过日多而上帝视之如见其肺肝，然其所谓守庚申者，正欲人断除此三种性情，方可入道也。其必限以庚申日者，盖庚取更新之义，申取申明之义，欲乘此时以子申明其勇于更改耳，岂真有三尸哉?
作者指出所谓“三尸”只是指人所具有的倨傲、质见、矫戾三种性情，根本没有所谓的三尸神。从作者所处的时代，能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实属可贵。
8.3.8反映衣食住行的。如巾、帻、睡鞋、尖头鞋、竹夫人、汤婆、豆腐、馄饨、饼、月饼、馒头、笊篱、衫、袍、袈裟、中衣、鞋、轿、辇、肩舆、板舆、骑、掖门、土炕、宫殿、堂室、甲第、辕门、端门、夜航船等。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品，都承载着当时的民俗习惯，反映出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例如：
鞋 《中华古今注》：“鞋子自古即有，皆谓之履絇
，皆画五色。至汉有伏虎头，始以布鞔，
上脱下，加以锦为饰。麻鞋起自伊尹以草为之，曰草屫。”周文王以麻为之，名曰麻鞋。至秦以丝为之，令宫人侍从著之，庶人不可。至东晋又加其好，公主及宫中贵人皆丝为之，凡娶妇之家，先下丝麻鞋一辆，取其和鞋之义。今俗犹然。
作者阐释了“鞋”的发展过程，并且现今人们娶媳妇都准备丝麻鞋，取鞋的谐音，和谐美满。
板舆 《闲居赋》注：“板舆，一名步舆。”按板舆，世率以为奉母亲事用。如白乐天诗：“朱幡四从板舆行。”取潘安仁《闲居赋》，太夫人乃御板舆之意。不知当时三公告老，亦许以板舆，上殿如传袛者，是则板舆事不可专为奉母也。梁韦睿以板舆自载，督万众军，则知板舆不止一事。周迁《舆服杂志》：“步舆方四尺，素木为之，以皮为榉棝之，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
作者在此征考了板舆的用途，指出并不是专供侍奉母亲的，还可以供其他人使用。
8.3.9反映民间游艺的。如竞渡、牙牌、叶子、骰子、席上藏阄为令、演戏、鬼脸鬼头、踢球、踢毽子、绳戏、高 
、放纸鸢、影戏、木偶戏等。
竞渡 《荆楚岁时记》曰：“俗谓是屈原死汨罗江日，人伤其死，命将舟楫拯之，故有飞枭水车之名。”又《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今楚越之间习为闘胜之戏舟，取轻利名曰龙船，至其时男妇拥集而角艺争能，有三胜五胜之说，争胜不已，竟酿成巨祸，是亦失竞渡之遗意也。(事部“竞渡”条)
8.4《谈征》的价值与可商榷之处
8.4.1《谈征》的价值
(1)具有史籍资料性
《谈征》考求语源，引证书目十分广博，如《汉书》《晋书》《唐书》《宋书》《论语》《逸雅》《埤雅》《尔雅》《释名》《古今注》《左传》等古籍。此外，《谈征》征引的书目范围还包括诗、词、佛教经典等。广泛的书目引证使得《谈征》具有丰富的史籍资料性。
(2)初具辞书雏形
清代溯源的著作，大多只引证古籍文献，查找出处，对文字进行解释的并不多。《谈征》既对所收词条进行了溯源，有时还对词条进行释义，这种溯源兼释义的做法已经初步具有辞书编纂的性质。如：
颗 《说文》：“小头也。”《韵会》：“今言物一颗，犹一头也。”《六书》：“故圆物以颗计，珠琲曰颗。”
硅步 《硅玉篇》：“举一足行也。”步，《白虎通》：“人再举足。步，备阴阳也。”《司马法》：“六尺曰步，硅得三尺，俗谓之小步。人行左步为彳，行右步为亍，合则为行。”
(3)《谈征》提供了丰富的百科知识
语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语言作为一种载体，不仅蕴藏着文化现象，而且是使用该语言的人们共同体历史的、现实的知识的总和。使用者的传统民族文化、传统经验最直接最集中地体现在其语言中”。《谈征》收录了1058条，其中包含了大量政治、文化、经济、交通、居住、饮食、服饰、人生仪礼、民间信仰等方面的知识。更为可贵的是，其中蕴含了大量的民俗知识，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经济、交通、信仰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如交通方面的“夜航船”“兜子”“竹兜”，经济方面的“亥市”“墟场”“牙行”等，民间器用方面的“尿壶”“睡鞋”“茶船”“竹夫人”“汤婆”等。这些民俗语汇为我们了解民间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8.4.2《谈征》的可商榷之处
《谈征》作为清朝末年的一部俗语著作，由于受到清代社会政治、经济及学术发展状况的制约，其尚有一些可商榷之处。
(1)不合规范的引用书目或举例
《谈征》作者博采古今典籍，辑录十分丰富，所援引的典籍多为作者随手所抄录，致使全书引用书目并不规范。出处书名，有的只写出总名，有的则详写篇章，格式并不统一，如有的写《诗·大雅》，有的则直接写《诗》了事；有的写《尚书》，有的只写《书》；有的写《史记·项羽本纪》，有的只写《史记》；有的写《酉阳杂俎》，有的写《杂俎》。
作者之所以引用书目不合规范，大体上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没有意识到书名与篇名不是同一层次的内容，不做标识地罗列给人的印象有些颠倒混乱。二是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谈征》中所援引的书目均是当时大家耳熟能详的著作，所引出处，只要略作说明，读者就会清楚。但是，后人再来读这部书的时候，作者这样信手援引书目的方式，给读者阅读理解带来了许多不便。
大凡引书举证首先有三个不可缺漏的要素：朝代名、作者名、书名。而《谈征》在这方面就显得有些随心所欲。
有的写出朝代及作者，如：“唐张说《大衍历序》……”(卷三事部“端午”条)，“西汉史游《急就章》……”(卷一名部下“泰山石敢当”条)；有的写出朝代及书名，如：“晋《东宫旧事》……”(卷四物部“帘”条)，“汉《约法三章》……”(卷二言部“抵罪”条)；有的仅写出书名，如：“《春风堂随笔》……”(卷四物部“扇”条)，“《荆楚岁时记》……”(卷三事部“爆竹”条)；有的既写出书名，又写出篇名，如：“《旧唐书·舆服志》……”(卷四物部“兜子”条)；有的写出作者及篇名，如：“扬子《方言》……”(卷四物部“扇”条)，“钱世昭《钱氏私志》……”(卷四物部“马杌子”条)；有的直接写出某人诗句，如：“李白诗……”(言部“卖野眼”条)，“王介甫诗……”(言部“干愁干忙”条)；有的直接指出某人所说，如：“郭璞云……”(物部“缆”条)，“程大昌曰……”(言部“呼鸡曰朱朱”条)。
(2)作者思想观点的局限性
作者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使作者无法摆脱受当时封建思想影响所形成的世界观、方法论。例如对《言部·三》中“云占”一条，作者一方面肯定“云往东，一场空；云往西，马溅泥；云往南，水潭潭；云往北，好晒麦”一谚俗而有理，但马上用阴阳学说观点来进行阐释，认识不到这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归纳总结，用来看云识别天气，安排生产活动的总结。在《事部·十》“乌鹊填河”一条中，作者一方面批评“仙道”的武丁散布之言，一方面又说“七月七日有乌鹊填河而渡织女”的神话传说是“何诬天之甚也”，为封建官吏和文人，不能够理解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3)《谈征》溯源不准确
《谈征》作为一部俗语著作，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其主要目的还是考源，但是有些词语考源并不是词语的最初来源。
作者对“衚衕”进行了解释，并引用书证进行证明，最后得出结论“盖方言耳”。并未对此作出语源上的考证，最后主观臆断为方言。事实上，此语来源于蒙古语，后来在使用中出现了一些音变，其最早记载出现在元代杂剧中，在元朝以后才开始流行使用，为外来词语，即“胡同”。明沈榜《苑署杂记·衚道》中记载：“胡同本元人语，字中从胡从同，盖取胡人大同之意。”从中我们可知其为外来语。
醋大 今人称秀才谓酸秀才。《资暇录》云：“世称士流为醋大，言其峭峻，冠士民之首也。”按：秀才本为措大。解者纷纭其说要之，措大皆赞美之词。后人以措为醋，因其峭酸，又措音近醋，故嘲之曰醋大。
作者考证语源，尽力在古籍中寻找，但并不是所有的方言词语和民俗语汇都可以在史料中考究清楚的。在此，作者未免犯牵强附会之弊。唐苏鹗《苏氏演义》卷上：“醋大者，或有抬肩拱臂，窜眉蹙目，以为姿态，如人食酸醋之貌，故谓之醋大。大者，广也，长也。篆文‘大’字，象人之形。”“醋大”谓穷酸相，虽用“大”，但被赋予了轻贱的语义色彩，仅限于读书人，“无贵贱皆呼醋大”，系因“醋大”，本指穷酸、贫贱。一概称之，便“无贵贱”之别了。显然，“措大”本为“醋大”，“醋”之所以衍为音近形似的“措”而假借之，则系民俗心理使然。民间忌用“醋”字，在其往往使人联想到“吃醋”或“酸寒”，令人尴尬或不悦，乃至径言醋为“忌讳”。“酸大”本为“措大”，恰恰相反“措大”本为“醋大”，本是取笑之词，并非赞美之词，此处作者的考源完全颠倒，主观色彩明显。
总的来说，通过对《谈征》的研究与探讨，我们能发现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使我们对民俗语汇、民俗事象等方面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为民俗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古籍资料。
9.《通俗编》民俗语汇探微[43]
《通俗编》是清代前期著名的汉语俗语类著作，它不仅打破了传统经学的束缚，广泛征引野史笔记，而且对后来的汉语俗语类工具书的编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还保存了许多史料，对研究乾嘉年间杭州及各地的风俗民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9.1作者翟灏与《通俗编》
9.1.1作者翟灏
翟灏(1736—1788)[44]，一字晴江，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曾任金华、衢州府学教授。翟氏见闻淹博，著作等身。梁同书为他作传说：“生平无他嗜好，一意于书，自经史外，苟有可资多识者，无不览。诸子之环论，百家之琐语，山经地志之异闻，荒冢破壁之奇字，包孕而贯串之。下至街谈巷说，亦必考所由来。有所得辄札记之，自壮至老，撰述无倦。”[45]翟氏一生著述，除《通俗编》外，另有《尔雅补郭》2卷、《四书考异》72卷、《家语发覆》、《湖山便览》、《无不宜斋诗文稿》等。[46]其著述内容涉及广泛，包括经学、史学、音韵、文字、训诂、天文、地理、风俗、历法等，而其中用力最勤的当属《通俗编》了。正如周天度在《通俗编》序里所说，《通俗编》是“晴江往来南北十许年，五方风土，靡所不涉，车尘间未尝一日废书，坠文轶事，殚见洽闻，溢其余能，以及乎此”[47]。
9.1.2《通俗编》的成书背景
清初学者，一改明人空泛论学之风，由顾炎武开“朴学”先河，倡导考据之学。到了乾嘉年间，考据之风更是达到了极盛，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
乾嘉汉学家继承了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以古音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为其共同的学术主张。乾嘉学派特别重视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在古籍和史料的整理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但清初顾炎武倡导的“朴学”关注社会现实，反对理学，目的就在于“经世致用”。顾氏之后，此风渐趋蜕变。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研究语言、倡明训诂，其目的只是“解经求义”，他们的研究视角远离了社会现实，止于训诂考据，满足于寻找出处，而很少从事对日常的、身边的、活的语言的研究。
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下的翟灏却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与乾嘉学派考据的远离社会现实相比，翟氏打破了皓首穷经，依靠抄录经传子史及诸家的注疏的死材料来做学问的治学框框，而是更注重对活跃在人民大众的民间口头语言研究，他的语言材料都是他“往来南北十许年，五方风土，靡所不涉”得来的“见于经传，学士大夫所不习，而荛童灶妾口常及之”[48]的活语言，从“死语言”研究中走出来，立足于口语词的研究。翟氏收集的口语词，是当时人们口语中常用的，有些至今还“活”在人们的口语中，如“应酬”“说大话”“毛毛雨”等；有些虽然在普通话里已不用，但在一些方言中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如“邪乎”一词在今天的东北方言中就一直在使用。由此可见，翟氏所收集的口语词是具有很强生命力的基本词汇。
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里说，“晴江之为《通俗编》，颇尽一生精力，故能搜罗宏富，考证精详，而自成为一家之书，非他家所能及也”[49]，正因为这样，与翟灏同时代的梁同书在看到此书后，“自以弗如，乃弃之，别著《直语类录》，共四百余条，以补其阙”，这就是我们今天在《通俗编》自天文至识余38卷外看到的《直语补证》。
9.1.3《通俗编》的体例与特点
《通俗编》凡38卷。正文前有序文1篇(周天度序)、目录，正文后附梁同书的《直语补证》。《通俗编》主要收集汉语中的俗语、方言(包括词、词组、基本词汇和成语)。每卷一类，共38类：天文、地理、时序、伦常、仕进、政治、文学、武功、仪节、祝诵、品目、行事、交际、境遇、性情、身体、言笑、称谓、神鬼、释道、艺术、妇女、货财、居处、服饰、器用、饮食、兽畜、禽鱼、草木、俳优、数目、语辞、状貌、声音、文字、故事、识余。共收集条目5454条。
《通俗编》全书在编撰方面有如下几个特色：
(1)《通俗编》搜罗宏富，采用了分门别类的方法。
《通俗编》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说是包罗万象。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在编撰手法上，采用了分门别类的方法，使全书结构看起来简单明了，而无繁缛之感，这也反映了作者在成书时就有了“便于检索”的编纂工具书的意识。
(2)《通俗编》广征博引，考据精评。
《通俗编》在资料的广泛和编纂诠释的缜密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可以说都是之前的汉语俗语类工具书难以企及的。据统计，全书引用书目达2700多种。[50]资料征引范围，决不囿于经史子集、诗文词曲，而是从语言实际出发，将其扩大到类书、历代笔记、小说、杂著、字书、诗话、佛经，甚至是地方志、碑文、民间的街谈巷议等。翟氏处于倡明“治经”的时代，却能跳出引经据典的圈子，走出书本，把视角伸向与正统不同的民间口语词的研究，可谓在清代辞书史上独树一帜。
(3)《通俗编》在收词原则上立足于收集那些在经史子集中有记载，但又不被正统的训诂考据学所重视，而一些妇女小孩口中却常提及的俗语词；还有那些由于方言变迁，语音、语义发生了流变，却被人们习焉不察的方言口语词，即所谓“语有见于经传，学士大夫所不习，而荛童灶妾口常及之。若中古以还，载籍极博，抑又繁不胜举矣。盖方言流注，或每变而移其初，而人情尤忽于所近也”[51]。
9.1.4《通俗编》的价值与不足
《通俗编》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因此获得的评价也是较高的。清人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补逸》中评价《通俗编》说“自成为一家之书，非他家所能及也”，应该说是比较公允的。据史载，与翟灏同时代的杭州学者梁同书，本来编有《直语类录》一书，主要收录杭州俗语，在当时也是很有影响的，江衡称其“以清微敏妙之识，宏通博硕之才，出其绪余，撰成简毕，乡音里谚，入耳能通，典证句稽，复何所遗憾欤”，谢墉称其“有三代直道之思”。后梁氏看到翟灏《通俗编》内容“赅博有加”，于是不刊行原书，“悉屏去”，把原书改为补充《通俗编》遗漏的条目或提供不同的书证，更名为《直语补证》。由此，也可见翟氏《通俗编》在当时的影响。
应该说，清代在俗语的收集和考释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通俗编》之后，又出现过一批带有辞书性质的汉语俗语著作。有代表性的有钱大昕的《恒言录》、陈鳣的《恒言广证》、杜文澜的《古谣谚》、钱大昭的《迩言》、平步青的《释谚》、郑志鸿的《常语寻源》、顾禄的《土风录》和郝懿行的《证俗文》等。这些辞书同《通俗编》一样，也是以收集常语、俗语，探索语源为主，在释义方面，也基本与《通俗编》相同；不同的是比《通俗编》稍为简洁和精审而已，在分类上比《通俗编》更为合理，比《通俗编》更像一部词典。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比如释义、分类、收词等方面有些区别，但其体例上，基本上没有超出《通俗编》。[52]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陆续出现了几种类似性质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俗语辞书，如胡朴安的《俗语典》[53]、孙锦标的《通俗常言疏证》[54]、罗振玉的《俗说》[55]等。但他们基本上都采取述而不作的态度，只列例证出处，不作解释，不加考证，溯源也不是很规范和理想。
黄永年在其所著《古文献学四讲》中，在“文史工具书简介”讲义中谈道：“如查找古代文字的应用实例，首推利用《说文解字义证》汇集的资料；查找古代俗语的使用情况，首举翟灏《通俗编》和钱大昕《恒言录》。”[56]《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认为《通俗编》“条目和资料非常丰富，为同类著作之首”[57]。
当然，《通俗编》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处：引用文献随意删节、出处不详，有的条目只引用文献，不释义，或释义不全面；有的条目分类不当，不便检索；对语词的探本溯源做得不到家，解释也不尽妥当；等等。如：
瓦罐终须井上破 《鸡肋编》：陈无巳诗多一时俗语，如“瓶悬瓽间终一碎”，即俗语云云也。按《汉书·陈遵传》述扬雄《酒箴》曰：“子犹瓶矣，居井之眉。臧水满腹，牵于 
徽。一旦叀碍，为瓽所 
。身提黄泉，骨肉如泥。”注云：“言瓶为井瓽所击，终须破也。”陈诗与俗语，皆由于此。
这里，翟氏引《鸡肋编》、陈无巳诗及《汉书·陈遵传》，考证了“瓦罐终须井上破”的语源，但在引用《汉书·陈遵传》的有关材料时，就是截取原文头尾，中间省去了5句，而且把原文的“酒醪不入口，臧水满怀”的下句“臧水满怀”当作上句，还把“怀”字误作“腹”。
9.2《通俗编》的民俗语汇研究
9.2.1俗语与民俗语汇
俗语，也叫“俗话”“俗言”。流行于民间的通俗语句，带有一定的方言性，指谚语、俚语、惯用语及口头上常用的成语等。[58]
《通俗编》作为一部有代表性的俗语辞书，收集了大量的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俚语等俗语，也收集了一些行话、隐语等社会习俗语。
9.2.2《通俗编》民俗语汇
下面按照上述两种情况，粗略地对《通俗编》中存在的民俗语汇作以分析：
(1)直接源自某种民俗形态或民俗事象的民俗语汇。
名帖：《通俗编》卷十三“交际”：京中士大夫贺正，皆于初一元旦，例不亲往，以空车任载一代身，遣仆用梅笺裁为小帖，约二三寸，写单款，小注寓邸款下，各门遍投之，谓之“片子”。
所谓的“名帖”或“片子”，就是我们今天的“名片”。这说明早在明清时，在社会交往中就盛行用“名片”来介绍个人身份的交际习俗。
望子：《通俗编》卷二十六“器用”：“《广韵》：青帘，酒家望子。(按)今江以北，凡市贾所悬标识，悉呼望子。讹其音，乃云幌子。”
招幌是工商及其他诸行业向社会和消费者宣传经营内容、商品、特点、价格及档次等信息以招徕消费的标识性广告方式，一种特定的行业经营标志和信誉标志，一种通过视觉传播的传统广告民俗和民俗语言艺术。最原始的招幌是直接展示其经营的商品的实物招幌。这里的“望子”就是“招幌”，它不仅是一种市商民俗，招幌本身就是负载丰富民俗文化信息的艺术品。
陀罗：《通俗编》卷三十一“俳优”：“陀罗者，木制，中实而无柄，绕以鞭之绳，卓于地，急掣其鞭则转，顶光旋旋，影如不动也。”
北方正月，天气正寒，儿童多在冰上打陀螺，俗称“冰嘎”。这里指的是在平地打陀螺。
翟灏还引用《道古堂集》中记载的“妆域”，说明妆域也与陀螺相类似，书上说：
妆域：《通俗编》卷三十一“俳优”：“妆域者，形圆圜如壁，径四寸，以象牙为之，当背中央凸处置铁针，仅乃寸，界以局，手旋之，使针卓立，转如轮也。复以袖拂，则久久不能停，输局者有罚。相传为前代宫人角胜之戏，如宋人所谓千千也，此皆陀罗之类。”
根据此处的描写，很像现在我们所说的“捻捻转儿”，主体是一个圆片，中央贯轴，常在桌面上玩，不用鞭抽。翟灏将其归入陀螺一类是有道理的，直到现在，有些地方仍称捻捻转儿为陀螺。
以上两例都通过民俗语汇直接记录了一种游戏民俗的存在情况。
此外，在各种习俗中，用到的一些器具在《通俗编》的民俗语汇中也有大量而详细的记载，这些民俗语汇，有的还活跃在今天人们的口语生活中，充分展现着它的活力；有的已经随着民俗的变迁消失，成为记录这一风俗曾经存在的“风俗化石”。在这里，只举葬俗中几个民俗语汇。
魂帛：《通俗编》卷九“仪节”：许慎《五经异义》：“大夫无主，东帛依神。”《文献通考》：“绍兴三十二年，吏部侍郎金安节言：‘窃详神帛之制，虽不经见，然考之于古，盖复之遗意也。古之复者以衣，今用神帛招魂，其意盖本此矣。’”王安石《挽孙适诗》：“魂随帛暂还。”李注曰：“《檀弓》：‘重，主道也。’”注云：“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今人始死结帛为之，谓之魂帛，亦主道也。
招魂幡：《通俗编》卷九“仪节”：《云麓漫钞》：“柩之有旗，《礼》曰：‘死者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识之。’古人施于柩前，今人多用竹悬出于屋，阴阳家从而傅会之，以为死者魂悠扬入于太空，认此以归。如浙东温台以至江东诸郡，兼采释氏之论，易而为幡，植巨木，高入云表，甚可怪。”
覆面纸：《通俗编》卷九“仪节”：《仪礼·士丧礼》：“瞑目用缁布，方尺二寸。”注：“瞑目，覆面者也。”《七修类稿》：“人死以纸覆面，《小说》以为起于吴王夫差，临终曰：‘吾无面目见子胥，为我以帛冒之。’此说恐非，只是生人不忍见死者之意。”
买路钱：《通俗编》卷九“仪节”：《留青日记》：“高子皋曰：‘买道而葬，后难继也。今人出丧，柩行之道，前抛金银纸钱，名曰买路钱，即高氏买道之遗意也。”按：《日本考》：“凡殡出，殡前设香亭一座，名曰设孤台，令一人在前撒铜钱而行，名曰买路钱，任其贫乞者拾之，似此俗又自日本流及中国矣。”
像“招魂幡”“覆面纸”“买路钱”，我们今天都还在使用，这说明了风俗的积沿；而有些民俗语汇不被今天的我们所知晓。我们只有通过这些“风俗化石”的记载窥见当时当地的风俗，这就是民俗语汇研究的意义所在。
又如：
吃茶：《通俗编》卷九“仪节”：《老学庵笔记》：“辰沅靖州蛮，男女未嫁娶者，聚而踏歌，歌曰：‘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按：俗以女子许嫁曰吃茶，有一家女不吃两家茶之谚。
铺房：《通俗编》卷九“仪节”：《明史·礼志》：“亲迎前一日，女氏使人陈设于婿之寝室，俗谓之铺房。”
撒谷豆：《通俗编》卷九“仪节”：《事物纪原》：“汉京房之女适翼奉，择日迎之，房以其日不吉，谓三煞在门，新人不得入，犯之，损尊者及无子，奉不然之。妇将至门，但以谷豆与草穰之，则煞避而可入也。自是凡嫁娶者皆置草于门阃内，下车则撒谷豆，习为故事。”
坐鞍：《通俗编》卷九“仪节”：《归田录》：“《刘岳淑仪》：‘婚礼，有女坐婿之马鞍，父母为合卺之礼，不知用何经义。’据岳自叙，以时之所尚者益之，则是当时流俗之所为尔。今士族当婚之夕，以两倚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坐其上，饮之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座。”
此外，像“传席”“撒帐”“戏新妇”都反映了当时杭州地区婚礼上的礼俗，像“催生”“洗儿果”“满月”“试周”等则反映了当时的生育习俗。
最有意思的是，有些民俗语汇在随着其所记录的民俗事象消失后，在今天又有了“复活”的可能。我们上文谈到的“名帖”，就是今天的“片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再如：
助哭：《通俗编》卷九“仪节”：《南史·王秀之传》：“遗命曰：‘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按：《礼》有代哭之文，注曰：“代，更也。未殡哭不绝声，为其疲倦，既小殓，可以分时而更哭，非谓请他人代之也。”
清福格《听雨丛谈》卷七有一则“助哭”：“至尊亲临大臣之丧，或望衡(门)即哭，或见灵而哭，各视其臣之眷也(因大臣生前享受的待遇不同而有所区别)；哭毕，祭酒三盏，既灌(以酒洒地)，复哭。”皇帝是不可能一哭再哭的，那时就有了专门的“代哭”。“助哭”或“代哭”是古代一种丧俗。
在今天，这个习俗则有了新的发展，“代哭”已俨然成为一种职业。
(2)间接反映某种民俗形态或民俗事象的民俗语汇。
市语：俗称“行话”，是都市社会各行各业特有的语言习俗现象。
诸行市语，历史悠久，南宋以来，杭州都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迅速。《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笔记文献中，都载有当时杭州的市语。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委巷丛谈》说：“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行，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通俗编》卷三十八《识余》曾辑录清时杭州各行关于数目字的市语多种，如：
米行：则一子，二力，三削，四类，五香，六竹，七才，八发，九丁，十足；
丝行：则一岳，二卓，三南，四长，五人，六龙，七青，八豁，九底；
绸绫行：则一叉，二计，三沙，四子，五固，六羽，七落，八米，九各，十汤；
钱行：则一田，二伊，三寸，四水，五丁，六木，七才，八戈，九成。
市话有的流传至今，有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异。如“敲竹杠”一语，目前有的地方叫“斩一刀”，有的地方叫“杀猪”。
语言文字游戏：
拆字：《通俗编》卷三十八“识余”：《晋书·文苑传》以肉为内中人。《清异录》以粥为双弓米。今谓米曰八木。茶曰草木中人。乃其类。《吴志》谓蜀为横目苟身。《容斋四笔》唐人称比部为昆脚皆头。今谓一曰平头、二曰空工、三曰眠川、四曰睡目。乃其类。又今于姓氏一端，尤多拆字之语。如吴曰口天、张曰弓长、杨曰木易、李曰木子，孙曰子系，许曰言午，魏曰委鬼，裴曰非衣，刘曰卯金刀，徐曰未入人。凡此俱见自前籍矣。《汉书·王莽传》刘之为字，卯金刀也。《后汉书·公孙述传》八子系，十二为期。《三国志·魏文帝纪》注言午许字，两日昌字，魏当以许昌。《吴·薛综传》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又《越绝书》以口为姓，承之以天。《参同契后序》委时去害，与鬼为邻。《宋书·王景文传》张永自为谣言、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一士王字，弓长张字也。《北史·徐之才传》卢元明戏之才曰，卿姓是未入人。《隋书·宗室传》诏数秀罪曰，重述木易之姓，妄说禾乃之名。《唐书·裴度传》张权与作伪谣云，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宣室志》寇天师嵩山铭记，所谓木子满天下，乃言唐氏受命。又《甘泽谣》载李云封事曰，树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按)此例之昉。自春秋传、止戈为武、皿虫为蛊、反正为乏、人十四心为德、二首六身为亥。已甚言之。
拆字是一种语言游戏。
禁忌避讳：
地讳：《通俗编》卷三十八“识余”：《鸡肋编》：天下方俗，各有所讳。渭州讳赖，常州讳打爹娘，楚州讳乌龟头，泗州讳靠山子，真州讳火柴头，苏州讳贼，秀州讳佛种。(按)此宋时俗也。元明以来，所讳又不同。坚瓠集云：畿辅曰响马，陕西曰豹，山西曰瓜，山东说胯，河南曰驴，江南曰水蟹，浙及徽州曰盐豆，浙又曰呆，江西曰腊鸡，福建说癞，四川曰鼠，湖广曰干鱼，两广曰蛇，云贵曰象。务各以所讳相嘲。成化中司马陕西杨鼎与司寇福建林听会坐。林戏曰：“孤儿十几能窥豹。”以杨多须而年少。杨遽曰：“癞子三年不似人。”河南焦芳过李西涯邸，见曝干鱼，戏曰：“晓日斜穿学士头。”西涯曰：“秋风正贯先生耳。”以谚有秋风贯驴耳句故也。廖道南戏伦白山曰：“人心不足蛇吞象。”伦曰：“天理难忘獭祭鱼。”又蜀举子张士俨与广士某戏曰：“委蛇委蛇。”某应声曰：“硕鼠硕鼠。”又李时尝以“腊鸡独擅江南味”戏夏言。言答以“响马能空冀北群”。以上诸讳，至今多末改者。
入学忌偶：《通俗编》卷三十八“识余”：《北史》：“李浑弟绘六岁求入学，家人以偶年拘忌不许。”按：《白虎通》：“七岁之阳也，八岁之阴也。”偶年忌，当因于此。今俚俗尚有七上八落之说。
民俗语源：
寒毛：《通俗编》引《依雅》云：“人身三万八千毛孔，遇寒落而复生，故曰寒毛。”
所谓民俗语源，就是老百姓给那些来历不清、身份不明的词语，编造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来历和出身。例如“汗毛”本作“寒毛”。《晋书·夏统传》：“闻君子之言，不觉寒毛尽戴。”对于寒毛的落与生，人们并不大熟悉，而对汗从皮肤毛渗出，反倒熟悉多了。因此，“寒”便被“汗”取代。
以上从市语、语言文字游戏、禁忌避讳、民俗语源几方面阐释了民俗语汇间接反映某种民俗形态或民俗事象的情形，诸如此类的还有那些以民俗语汇为组成部分或中心语素构成的俗语，虽然俗语本身可能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因为俗语具有意义的完整性，但其构成的部分的民俗语汇也可以作为反映一时一地民俗的一个窗口。
10.《释谚》平议兼其民俗语汇探析[59]
《释谚》是清末绍兴籍著名学者平步青的笔记丛书《霞外捃屑》之卷十。包含平氏以30年时间(1852—1882)辑录的越地(今浙江绍兴)民间俗语176个词条及相关考证的重要成果。内容涉及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民俗称谓、市井交往、民间信仰等民众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记录和反映了一定时期绍兴民间习俗惯制的主要特征，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
清代中后期大量学者、文化人远离政治，整理、考证古籍，考据之风盛极一时。在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下，产生了一大批关于方言俗语的著作，如顾雪亭《土风录》、杜文澜《古谣谚》等。《释谚》正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著述之一，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学术研究的偏见，自成书以后对《释谚》及其作者做出研究的学者十分有限。
10.1作者其人
平步青(1832—1896)，清代文学家，字景荪，别号栋山樵、霞偶、常庸等，清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殁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同治元年(1862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江西粮道并署布政使等职，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辞职，此后即长期居家读书作文，校辑群书，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南雷大全集叙录》《楼山堂全书叙》《考定南雷》，记述至为详尽。平步青长于目录之学，校书达88种，如《陶庵梦忆》《两般秋雨轩随笔》等。平氏一生著述颇丰，晚年自订所著为《香雪崦丛书》，《霞外捃屑》即入该丛书当中。有《读经拾渖》《读史拾渖》等20余种，并著有《越吟残草》。
平氏在六十岁时著有一篇自传——《栋山樵传》，自述“生平唯好读书”“著书二十卷，日夜读之”“于群书正文夺字”。平氏读书治学极为认真严谨，富有钻研精神，继承了乾嘉史学和浙东史学的优良传统。另外，平氏对学者全祖望、章学诚、俞正燮等很钦佩，不断以他们的学术成就来勉励自己，某种程度上也继承和发扬了他们的学风。与平氏同时期的绍兴籍著名学者李慈铭认为平氏“博闻强识，远胜于予”[60],又说他在考证上达到了“细出平实”[61]的成就。平氏对自己的著述极为珍视,从不轻易示人,因此,其著述和相关研究流传不多,相关内容曾被收录进《绍兴名人名录》《四库大辞典》等。
10.2《释谚》的成书背景
《释谚》作为辑录越地乡俗土语的重要文献,与《越谚》《土风录》《古谣谚》等出现在清朝末年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学者乘一时之兴的产物,而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越地的生活文化和习俗惯制及学者的研究取向有着直接关联。
10.2.1《释谚》产生的时代大环境
19世纪下半叶,中国面临天崩地裂式的巨变：封建体制迈着沉重的步伐痛苦地前进；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主的经济体制开始解体；传统文化和民俗生活在政治和经济的变迁中痛苦地裂变着,思想和文化领域也经历着知识的重构。在清末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双重影响下,产生了一大批关于方言俗语的著作,《释谚》正是这一特殊时期的产物,它和顾雪亭的《土风录》、杜文澜的《古谣谚》等一起构成了当时风俗辑录和考证的整体。
10.2.2《释谚》产生的地域环境
越地即今浙江绍兴一带,从有文字记载的春秋越国建都起,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特殊的地域环境,孕育了丰厚的生活文化和浓郁的民俗特色。这对《释谚》的产生及其旁征博引的考证和资料的运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10.2.3《释谚》与“大书”《霞外捃屑》
《霞外捃屑》是平步青重要著述之一,记述掌故时事与读书论学的札记,属于其所著《香雪崦丛书》的丙集,该书共分为十卷,有“掌故”“时事”“格言”“里事”“杂觚”“斠书”“论文”“诗话”“说稗”“释谚”等十类,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神鬼怪、政治军事、职官礼仪、生活起居、花虫鸟兽等各方面,时间跨度从远古到清末。全书所记内容保存了相当一部分文献资料和历史史实,该书有光绪年间刊本和《香雪崦丛书》本。
平步青对《释谚》中乡俗土语的搜集、整理和考证长达30年,从咸丰壬子(1852年)至光绪壬午(1882年),其中每一个词条都经作者认真考证。《霞外捃屑》卷十与其他九卷相比,作者对其格外重视,将其视为“小学之一助焉”。
10.3《释谚》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
作为一部辑录乡俗土语的重要著作,《释谚》凝聚了大量的民俗文化信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清末绍兴民间文化的准辞书。《释谚》以乡俗土语为主要对象,内容涉及清末绍兴民间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民间信仰、市井交往、集市交易等诸多方面,这些民俗语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绍兴民间习俗惯制的主要特征。
平步青在《释谚》序言中说：“方言俚语,皆有自来。”谢国桢在对平氏生平事迹的论述中认为《释谚》是记录“方言土语”的。《释谚》中的176个辑录方言土语的词条,反映了当时历史文化和习俗惯制的主要特征。该书的众多词条除极个别的句子如“秋风一起连根拔起”“圆光古名轨革亦名卦影”“远水不救近火”“鸡子碰鹅卵石”等外,其余的172条都属于民俗语汇,有一些民俗语汇被后来的普通话所吸收,如“股票”等词。有相当一部分语词今天仍然活跃在民众的生活当中,如“小姐”“按摩”“店”“老公”等。
10.4《释谚》的体例和训释特点
《释谚》考证名物的出处,记述乡土风俗,从历史的考证、文献的记载及传说故事等不同方面对名物做出考证。综观本书的176条民俗语汇,从体例和训释内容上呈现以下几方面特点：
10.4.1札记性行文特色,不分门别类
综观全书的体例和释文,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札记性的行文,有直接引用他人之说考辨疏证,阐发己见的；有以雅俗之间互为参证考订词条的；有以作者生活时代的风俗和语言比照过去进行诠释的；有辑录几家之说,不做定论,以俟后人考订的；有于考订中大发议论的；有介绍与所立词条相关的民俗知识及传说故事的。可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全然不求格式的统一。并且对词条也不做分类,即兴所记,随兴而为。
10.4.2取群籍之精华,补其不足
平氏对《释谚》的176个词条进行了充分而详尽的考证,每一条词条的考证都广征博引,所引用的古籍、文献及相关资料达成百上千种,涉及诗、词、歌、赋、传说、故事、歌谣及札记、文集、传记等。同时《释谚》借鉴杨升庵、李调元等前代学者的体例,取其所长补己之短。同时“已见各书而无订正补譮者不录”,即“剟取群籍,仿诸氏例,取便拾补”。作者考辨脉络清晰,征引各家说及书证皆详注所出篇卷,阐述所见亦观点明确,堪称精审详密。既取众家之说,又具独自见解,以批判的眼光考辨词条、分析其所反映的民间习俗惯制。
10.4.3以丛书形式出现,不复分韵
《释谚》作为清末笔记丛书《霞外捃屑》之一部分出现,没有单独成册,作者对该书176个词条也没有明确的分类,同类别民俗语汇分散在众词条当中。按照平氏在《释谚》序言中所说：“入之丛书,不复分韵。”对于该书的价值,平氏认为：“不以类书见矣,亦小学之一助焉。”也就是说,平氏更注重其在训诂学和考据学方面的价值。
10.4.4长于疏证,雅俗互证
该书中平氏对每一条民俗语汇的考证都细致精当,旁征博引,从古代到清末的文献古籍、诗词歌赋、随笔、文集、注、疏,可谓详之又详。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很多民俗语汇的考辨采取了以雅证、雅俗互证的方法。如“天窗”条,既有同类文献资料《越谚》和《通俗编》的引用,又有李商隐诗、范成大诗、《鲁灵光殿赋》《公羊传》《文选》《礼记》《读书杂释》等著述中相关信息的分析提炼,及相关文献注、疏观点的借鉴。在广泛考证和辨识的基础上,分析该词条现状。
10.4.5以两字词条为主,考证周全
词条字数的分布也是《释谚》的又一特色。该书176条民俗语汇中两字词条居多,达108条。其他词条的分布也都以四字以内居多,五字以上词条共15个。对民众生活中这些凝练精致词条的考证从另一个角度凸显出江南文化精、细、雅的一面。
10.5《释谚》的价值和意义
《释谚》中所辑录的176个词条属于民间语言习俗,它们记录和反映了诸多民俗事象和民间习俗惯制。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学术研究的偏见,历史上对《释谚》及其作者平步青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今天我们对《释谚》进行整理和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0.5.1《释谚》保存了许多词语古义,是方言研究的重要工具书
吴越人使用的语言属于胶着语,与中原语言相比,从语序到发音都有很大差别,而且有词序倒置现象,如：夫差、无余、无等,夫、无的含义是首领或大王。越语的这种现象在今日越地仍有深深的痕迹,如姑苏、无锡、余杭等。《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方言》等,都保留了大量的古越语的记录。《释谚》中的176个词条中保存了很多的词语古义,如“火鬲锡镟子攒合”即以“鬲”表示今日的“锅”等。进行古语研究,了解越地方言概况,《释谚》是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10.5.2《释谚》以民俗语汇的方式展现了一幅越地民俗生活画卷
语言是民俗的载体。《释谚》中的很多民俗语汇从不同的角度体现并传达着绍兴独特的民俗文化。对《释谚》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清末绍兴民俗语汇的面貌,有助于了解和研究清末绍兴乃至全国的社会文化及民俗生活。
(1)《释谚》以民俗语汇的方式再现了越地饮食民俗
《绍兴市志》记载：“俗以大米为主食。籼米、粳米多作饭食,糯米则用以酿酒或制作点心。”绍兴菜用料大多是鸡、鸭、鱼、蔬菜、竹笋等,讲究的是香酥绵糯,鲜咸入味,轻油忌辣,菜味醇和适中,发醇成鲜。“霉”“酱”“醉”为绍兴菜的主要特点,并由此而形成了绍兴菜的几大菜式。在《释谚》中有很多民俗语汇从不同角度透露出了绍兴饮食文化的诸多方面。
“麻糍”条是绍兴饮食中以稻米为主食的饮食文化的体现。“馄饨”“鸡濛”等条反映出鸡、鸭在绍兴民众生活中的普遍性。“斗篮”透露出绍兴民众对鱼的青睐和对酒的重视。“行货”条凸显出酒在绍兴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同的季节竹笋有不同的叫法和不同的用途,这种精细本身显示出竹笋在绍兴饮食民俗中的普遍性,“冬笋”条显示出绍兴民众饮食中竹笋的常见和重要。这些词条虽比较有限,但是也从民间语言的角度透视出绍兴饮食文化的独特性。
(2)《释谚》以民俗语汇的方式保留了较多越地经济与交通习俗
在中国历史上,江浙文化长期处于华夏文化的外围,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之后,江南经济超过北方。《绍兴市志》记载：“绍兴商业向来发达,米行、绸庄、当铺、酒肆、酱园、茶店等遍及城乡。”商业的发达必然伴随着商业习俗的繁盛。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反映在文化方面,很多民俗语汇记录着江南商业的繁荣,如“店”“股”“合同”“钱字”“行货”等透露出了江南经济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达。《释谚》中的这些民俗语汇,体现出越地商业习俗的特色。
交通方面,越地处于江南,水上交通发达,“绍虞平原素‘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舟船为主要交通工具。《释谚》中“苦船”“拓浪”“趁夜航船”“水大”等词条都表现出越地交通方面“以水为路,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现实。
(3)《释谚》民俗语汇中保留了越地特色的民间称谓习俗
称谓习俗是民间制度的一部分,由于中国是一个宗法制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称谓习俗更多地表现为民间的亲属称谓,相沿成习,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民间亲属制度。民间亲属制度是关于民众的亲属关系、亲属观念和亲属称谓的社会规范。它是民间习俗惯制,而不是国家法律从公民的民间权利和义务关系角度对亲属范围和亲属关系的规定。
越地处于吴越文化圈,称谓习俗除具有中国宗法制的共性特征外,也呈现出当地的地方特色。“小姐”“姊夫妹夫”“进舍女婿”“侄孙”“夫家”“姑夫”“同胞兄弟姊妹”“老公”“妈妈”,这些称谓具有中国文化的普遍性,而“阿大格娘”“三一”则是具有越地特色的称谓习俗,不了解越地文化很难理解其称谓所指。
(4)《释谚》以民俗语汇的方式保留了越地的服饰习俗
服饰隐藏着某一社区、群体和阶层所共有的社会记忆、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等精神意念。它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服饰也是社会文化规则的延伸。《释谚》民俗语汇记载着自然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下的江浙服饰民俗,“薯莨绸”是适应江浙独特自然环境的服饰民俗,“雨衣衣片”中的草雨衣反映了江南稻作文化区的服饰习俗特色。这些民俗语汇反映了绍兴民众服饰习俗惯制的主要特征。
10.5.3《释谚》提供了丰富的百科知识尤其是民俗知识
《释谚》中176个词条蕴含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饮食、古籍研究、服饰、民间信仰、人生仪礼等相关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其中丰富的民俗知识,在丰富读者视野的同时,也给读者(包括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读者)很多政治、经济、饮食等方面比较有实用价值的知识。民众的这些生活智慧也在某些方面指导着后世的日常生活。
如经济方面的“店”“股票”“抬”“合同”“行货”,交通方面的“苦船”“趁夜航船”“三更三点过三河”等,民间服饰方面的“薯莨绸”“裁缝”“齐眉”“包帽”“昭君套”等。这些民俗语汇提供了民间生活各方面知识,提供了了解绍兴民间生活的丰富资料。其中有些词条仍在今日绍兴民众日常生活中使用。
10.5.4《释谚》为方言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传统方言学,自扬雄以后,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词源的考证、书面语的诠释上,而诠释的单位是“字”,它主要是一个意义单位。清代所谓“分类考词派”,重在考证词义及其历史渊源,如翟灏的《通俗编》、范寅的《越谚》等。又所谓的“分类考字派”,重在考证方言的本字,如吴文英《吴下方言考》等。清末章炳麟的《新方言》达到了传统方言学的最高成就,他不再像前人研究方言那样“沾沾独取史传为证,亡由知声音文字之本柢”,而是于方言词语中“笔札常文中所不能悉”之处“穷其声音条贯”,用共时音联考证义联,用历时音变考证词源。
《释谚》属于该时期方言研究的整体,它的方言辑录和考证为现代意义的方言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平氏对《释谚》中176个词条的源流及演变轨迹的考证,从一个独特的视角阐释了语言的使用价值及民众的情感价值纠葛与冲突,对今天的方言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0.6《释谚》文献考证的不足之处
《释谚》在体例和训释方面有很多独特之处,考证方面也凸显出平氏自身特色。众多学者对《释谚》在文献学、训诂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说明其在学术上的价值所在。尽管如此,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其体例和释义等方面仍有不尽完善之处。我们不能盲目地要求古人,但对其不尽完善之处进行整理和探讨却是必要的。
10.6.1《释谚》不分门别类,显得有些不系统
平氏认为：“不以类书见矣,亦小学之一助焉。”《释谚》的众多词条不分门类,同一类词条散乱地分布在该书的不同位置,既没有地域的区分,也没有门类的划分,与《越谚》和《梦粱录》等俗语文献相比,它既不分门类,也没有标序,同样都收的词语,性质很相似,在书中不同的地方出现。同时该书没有目录,查找一个语汇几乎需要翻遍所有语汇。谢国桢认为：“然所立名目,蹈杨升庵、李调元之积习,殊觉不甚方雅,临文亦微嫌繁富,如入大官厨,有不忍割爱之苦也。”[62]
10.6.2《释谚》对语汇的解释详略不一
该书176个词条中,有些词条的解释详之又详,甚至占1000多字的篇幅,如“圆光古名轨革亦名卦影”“小姐”等语汇。而有些语汇的考证却极其简略,如“秋风一起连根拔起”“八刀”等语汇甚至一笔带过,既没有来龙去脉的考证,也没有现存意义的解释,只记载该语汇曾经出现的文献,以及文献中该语汇所出现的位置,如“北边南边”。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又《蒙恬传赞》：“吾适北边。”[63]
10.6.3《释谚》有不少条目没有注明方言分布
该书中有少量的民俗语汇作者考证了它的产生、发展及内涵的演变,如“股”条等。可有相当一部分词条训释极其简单,只记载越地该词条的意义和所出的文献,大部分词条没有标明方言的地域分布和同一地域中该民俗语汇意义差异。
10.6.4不求规范的引用书目和举例
一般来讲,引书举例有三个不可缺漏的要素：朝代名、作者名、书名。而《释谚》在这方面却是随心所欲：有列出朝代名、作者名、书名的；有列出作者名、书名的,如“洪氏亮吉《左传诂》……”；有列出书名加卷次的,如“《茶香室列丛钞》卷十五云……”；有仅列出书名的,如“《山海经》……”；有列出简称让人不知所解的；有列出作者和篇名的；有直接列出某人之诗句的,如“范成大诗……”。这些多半是作者删节了的内容,有些是作者经过加工之后的复述或转述。同时有些条目只考证部分朝代,显得比较混乱。
出现这些问题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同时靠个人的力量要想做到收罗无遗也是很困难的。但是不管怎样,《释谚》作为考证方言俗语的专书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
思考题:
1.了解历代民俗语言珍稀典籍的现状及研究情况。
2.谈谈对历代民俗语言珍稀文献研究的意义。
【注释】
[1]本节作者王丽坤。
[2]《颜氏家训·书证篇》。
[3]《后汉书·服虔传》。
[4]《后汉书·服虔传》。
[5]《后汉书·服虔传》。
[6]韩卫斌：《服虔及其〈通俗文〉》，《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
[7]段书伟：《通俗文辑校》，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8]段书伟：《通俗文辑校》，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9]罗振跃：《对中国古代第一部民间俗语字典〈通俗文〉的社会学思考》，《中文自学指导》2007年第5期。
[10]罗振跃：《对中国古代第一部民间俗语字典〈通俗文〉的社会学思考》，《中文自学指导》2007年第5期。
[11]本节作者周丹。
[12]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卷五·曼寓草·字汇辨序》，转引自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卷三》。
[13]姚文燮：《通雅姚氏发凡》，中国书店1990年版。
[14]顾之川：《〈通雅〉版本源流考》，《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4期。
[15]本节作者刘家佶。
[16]本节作者李明佳。
[17]《明清俗语辞书集成》第四辑《(增订)雅俗稽言·解题》，日本汲古书院影印，1974年。
[18]《明清俗语辞书集成》第四辑《(增订)雅俗稽言》，日本汲古书院影印，1974年。
[19]《蒲圻志》卷十《张存绅小传》，1962年传抄清道光十六年刻本。
[20]《明清俗语辞书集成》第四辑《(增订)雅俗稽言》，日本汲古书院影印，1974年。
[21]《明清俗语辞书集成》第四辑《(增订)雅俗稽言》，日本汲古书院影印，1974年。
[22]《明清俗语辞书集成》第四辑《(增订)雅俗稽言》，日本汲古书院影印，1974年。
[23]本节作者于琴。
[24]曲彦斌：《民俗语言学》(增订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5]胡朴安：《俗语典》，上海书店1983年版。
[26]本节作者王丽坤。
[27]郭在贻：《训诂从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
[28]曲彦斌：《民俗语言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
[29]钱大昕：《恒言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5页。
[30]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21页。
[31]钱大昕：《恒言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0页。
[32]钱大昕：《恒言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4页。
[33]邓子勉：《〈净发须知〉、净发社及其他》，《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2期。
[34]邓子勉：《〈净发须知〉、净发社及其他》，《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2期。
[35]郭在贻：《训诂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36]钱大昕：《恒言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1页。
[37]盛会莲：《市井得名考》，《甘肃社会科学》1999第1期。
[38]翟灏：《通俗编》，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06页。
[39]本节作者王妍。
[40]曲彦斌：《民俗语言学》(增订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1]王妍：《民俗语言学视角下的〈言鲭〉》，《文化学刊》2011年第2期。
[42]本节作者周丹。
[43]本节作者董丽娟。
[44]《通俗编》出版说明，翟灏：《通俗编》(附《直语补证》)，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45]《通俗编》出版说明，翟灏：《通俗编》(附《直语补证》)，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46]赵尔巽、柯劭忞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列传二百八十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
[47]周天度《〈通俗编〉序》，翟灏：《通俗编》(附《直语补证》)，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48]周天度《〈通俗编〉序》，翟灏：《通俗编》(附《直语补证》)，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49]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50]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51]周天度：《〈通俗编〉序》，翟灏《通俗编》(附《直语补证》)，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52]汪亮：《试论〈通俗编〉的特点及其影响》，《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3期。
[53]胡朴安：《俗语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54]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中华书局2000年版。
[55]钱大昭、平步青、罗振玉等：《迩言等五种：迩言、释谚、语窦、常语寻源、俗说》，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56]辛德勇：《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书品》2004年第4期。
[57]周谷城、胡裕树：《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8]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59]本节作者雷俊霞。
[60]《越缦堂日记》卷二四,转引自《霞外捃屑》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版。
[61]《越缦堂文钞·致李文田书》,转引自《霞外捃屑》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版。
[62](清)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版。
[63](清)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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