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方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及保护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民间语言》中说，“民间语言”是指“广大民众用来表达思想并承载民间文化的口头习惯用语，其主要部分是民众集体传承的俗话套语”。《民俗语言学》(增订版)所说的“民俗语言”，是指“经约定俗成、获得广泛认知、民用的涵化有民俗要素的语言材料”，“民俗语言的主体由俗语与民俗语汇两大语类构成”；“无论语言学界还是民俗学、民间文学界，关于俗语概念的界定始终未取得共识。至于海外学术界的说法，往往又同国内相参差，则是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所致。就汉语民俗语言的俗语性质、特征而言，它是指包括口语性成语、谚语、格言、歇后语、惯用语、俚语等品类在内的定型化或趋于定型化的简练习用语和短语”。且不论“民间语言”与“民俗语言”两个概念之间有何异同，但就其内容所指，无不包含方言土语，无不直接以方言土语作为载体和工具。大多数民间语言或民俗语言学本身，无不是民俗文化，无不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和传承工具，因为民俗文化是其内涵。

1.方言土语与俗文化圈

民俗文化是经一定社会群体约定俗成、反复实践并传承和扩布的民间文化模式，是人类社会长期相沿积久的礼仪、风尚、生产、生活等各种习俗事象的总和。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俗文化的民族性、地方性是其显著个性之一。同一民族又因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等多种因素而有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鸡犬之声相闻的邻村之间，也存在着习俗差异，因而古训有道“入山问俗”。同理，民俗文化因其传承性、扩布性和守成性(稳定性)等个性特点，我们可在一定范围内的不同人群的风俗习惯上，发现许多类似或相同之处。这些民俗文化行为模式相同或相近的地方，即构成了一个民族的不同层次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民俗文化圈。

语言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也是民俗文化的一种形式。语言与民俗文化在长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凝结而成的民俗语言现象，是地方民俗文化的差异性和一致性的重要显示系统。这个系统是由各种各样的反映不同习俗惯制事象特征的词语、俗语等形式的民俗语汇构成。民俗语汇的地方性特征十分鲜明，因为绝大部分的民俗语汇的本身分属于各地方言，反映了方言文化。这些以方言语汇为主体的民俗语汇所构成的民俗语言系统，使方言区与地方民俗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应关系。就是说，不同层次的民俗文化圈均有着相应范围的方言区的地方民间文化与之对应，并作为其文化源泉或土壤而存在。同一方言区的人们在言语交际上是比较方便的，这也为互相之间的民俗文化交流、扩布和传承创造了便利条件。明清小说中不同地区方言和民俗语汇的互相流通，正是民俗文化圈与方言区的这种对应关系作用的结果。东北方言由东北土著居民方言与同为北方方言区内的北京、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的地区方言融合、沉积而成，则使这种对应关系的作用更加显著地得以发挥出来。由此，明清小说中的某些关内方言词语与东北方言词语的交互现象，亦可得到民俗语言学的上述解释。

不同时期的关内移民到东北定居后，或因探亲访友、经商往来，在交流了其原居住地与东北的民俗文化的同时，也交流了方言，形成了部分方言语汇的重叠现象。“扎筏子”的“筏子”，本为一种水上运输工具，常见的有竹排、木排，或以牛皮或羊皮等缝制充气而成，用以载人载物。这里则指皮筏子，扎破则气泄，故以“扎筏子”隐喻出气、撒气。然而东北却极少见这种皮筏，可知东北话中这个方言习语词系由关内借来的。前面已提到的山东方言“贼”也是这种情况。至于东北方言中源于满语的方言借词“扎孤(扎括)”，以及“炖”“香饽饽”“被卧(被窝)”等东北土话在一些明清小说中运用，则是关外方言的借用了。也有一些，如“现世报”“摭溜子”“打平火”“磨不开”等，已成为北方许多地区的方言语汇了，年深日久，文献缺乏，难以考溯明白谁借用谁的、孰先孰后，都是方言文化融合、交流的结果和民俗文化圈与方言区对应关系作用的表现。

明清小说中，如《水浒传》《西游记》都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的，即或《金瓶梅》也是借助民间传说衍化的故事。在形成小说过程中，小说的语言必然受其原来作为民间传说的流传地区的地方文化、地方语言的影响。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来自作者之外的民间文化影响。这种影响连同作者所受的乡土文化影响一起，反映在作品语言中，造成四方杂处的民俗语汇、方言等民俗差异。

2.方言的韵味与麻烦

旅行在外，虽说是同在中华本土，但各地的方言土语却难免成为言语沟通的障碍，有时还不免闹出笑话来，弄不好，还会惹出麻烦。例如，在东北俗称“妻子”为“老婆”，但是到了山东蓬莱，“老婆”则是妇女的习惯泛称。如果用山东蓬莱话在沈阳大街上这样讲，不惹来众怒才怪呢!侯宝林同郭启儒合说的对口相声段子《普通话与方言》，以因为方言差异而发生的种种误解作为笑料和“包袱”，寓语言知识于幽默诙谐之中。

最近报载，某小姐从北方前去广州参加“广交会”期间，由于不通当地的方言闹了不少的误会。起初她走在人群里时，耳边总像是听见有人在喊“姐姐、姐姐”，便误以为是谁在叫自己。到后来才弄明白，这是广州话“借一借”，也就是借个光、让一让的意思。有一次，她向人索要一份资料，对方告诉她“有牌(排)等”，她便误以为要有什么资格牌证才能索取，实际上对方是告诉她要“等好一阵”。

荀子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再如，许多方言土语的字面意思与当地乡土文化语境中的实际意义差异颇大，相去甚远，甚至是南辕北辙，很容易闹出笑话来。且以福州话为例，类似“不像菜头不像芋”，意思是“非驴非马”；“大家马大家骑”，意思是“一样的规矩可适用每个人”；“担粪盼等桶漏”，指偷懒人的心态；等等。如果抛开方音问题，似乎还比较好懂一点。但是，像说某人“没头枕”，似乎是说“没枕头”，谁会想到实际上是在说人家长得丑呢?说“真乖”，实际上不是说人“听话”或者“可爱”，而是说蔬菜或瓜果长得真老。“呆了”，决非说愣住了或是北京流行语“帅呆了”，而是指坏了。所谓“做神”，并非指“做菩萨”(神明)，反倒是指调情。说“平正”，不是“既平又正”，而是说不好、很差。说“去厝”，不是到家里去，而是完蛋。说“盘数”，也并非指抄写账目什么的，而是说“傻瓜”在干傻事。显然，不明就理地听来，真有些像听隐语行话似的。又如《辍耕录》里记述的，“杭州人好为隐语，以欺外方。如物不坚致曰憨大，暗换易物曰搠包儿，粗蠢人曰杓子，朴实曰艮头”。何故?地方风俗使然。也就是《吕氏春秋·知化》里伍子胥对吴王夫差说的，“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

至于各地方言中的禁忌语，尤其不得掉以轻心。男女风情最忌“吃醋”，正因为这样，中华各地多美味醋，但是再美味的醋，请客人享用时，也不可说成“请您吃醋”。在素有东方巴黎美誉的哈尔滨，由于忌讳男女风情中的“吃醋”，而竟把食醋叫作“忌讳”，进餐时如果想用点醋调味，只能直言要“忌讳”就是。在黄海、渤海等沿海地区，由于渔民海上作业时时伴着风险，最忌讳说“翻船”的“翻”这个字眼儿，因而用“划”来替代。如果说要把什么东西翻过来，就得说“划过来”，否则犯忌。江浙一带方音“苹果”与“病故”很近似，所以忌讳带着苹果去探视病人。

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方言土语凝结一方的乡土文化。如若把陕西的秦腔、河南的豫剧、上海的越剧、广东的汉剧、吉林的二人转，“清一色”地都用普通话唱将开来，显然就面目全非、全无特色、索然无味了。即或是很多地方都有的各种梆子、秧歌、采茶戏、花鼓戏、道情之类，也主要是因各自的方言腔调各异而自成一种类别或流派。这说明，方言的差异会给旅行者体察各地文化和沟通带来不少的麻烦，而这纷繁各异的方言却是地方风俗人情和文化韵味的载体。

多年奔波在外的游子还乡归里，或是在他乡偶遇老乡，一声乡音浓浓的探询、问候，便把两双手紧紧地攥到了一起，便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乡语忽惊闻，相看是故人”，此际的乡音，是声声泪也是声声情，乡音凝乡情也。那乡音，就是相互识认的凭证。清代长洲(今苏州)人许虬“居辽四十年，生儿十岁许，偶听故乡音，问爷此何语”。何语?生养其爷那故里的方言土语，一种谁也抹不掉的人生文化符号。

北京土语里的“发小儿”，原来是“从小儿”或“儿时”的意思。用东北话讲“发小儿”就是“从小儿”或“打小儿”之类。为什么把儿时朋友叫“发小儿”?徐世荣编的《北京土语词典》认为，北京土语的“发小儿”又叫“发孩儿”，均可用指“总角之交”。

所谓“总角”，原本是古代儿童的一种发式，在头上扎两束头发，朝上分开，好像两个牛犄角似的，故称。《诗经·齐风》里说的“总角丱兮”，便是这种发式。其中的“丱”(音guàn)字，正是这种发式形貌的象形。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文物中，即可见这种发式的玉器童像。就此想到，中国古代称男女成人之后的原配夫妻为“结发夫妻”，简称为“发妻”，晚近苏曼殊小说《焚剑记》中有“收媚娘为发妻”一句。“发妻”之“发”与“发小儿”之“发”，同为“头发”之“发”，显然，“发小儿”的构词方式，是受了“发妻”构词方式的影响而来。看来，北京土话里面也颇有古文化遗存!

近年来各地兼具俚语、俗语语类特点的民间流行习语，其语源、语义以及交际活动中的语境、语感等，大都直接受到包括方言在内的区域性乡土民俗文化因素的制约，因而也就能借以透视一时一地的社会时俗风尚。同样是表示“好”的赞叹的民间流行习语，在沈阳有“媲”“全抿”“全媲”“绝媲”“贼媲”或“全抿绝对媲”等说法；在上海，则往往说成“乒乓响”“一级”“一只鼎”或是“顶脱”等；北京则往往用“份儿”“盖”“绝”“神”“冲”“棒”“帅”“派”“震”等词来表示。1981年3月，中国男、女排球队在香港参加世界杯赛的亚洲区预赛中双双夺魁，在北京大学师生欢迎其凯旋的集会上，大学生们挥动的彩色旗上写着“中国排球队盖了帽”。《人民日报》刊登的这则消息的新华社电稿中，特对“盖了帽”加了注释：“真好的意思。”据认为，“盖帽”是现在篮球比赛用语，是指对方投篮的球一出手时就将球盖住这一漂亮的动作，“盖帽”和直呼为“盖”可能由此引申而来。

民间流行习语之所以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点，就在于它首先或始终在一个地区的一个特定人群中创制和使用，是以当地方言为基础、以一方风土民情为背景的。例如“忽悠儿”，考其民俗语源，当是由于东北地区用摇篮(俗称“悠车儿”)育儿的习俗而创制，其字面意义则是对婴儿在“悠车儿”之称，如今在此民俗语言基础上形成“忽悠儿”这一流行习语并迅速流行一时，其感情色彩、诙谐之趣，其他方言区的居民是难以与本地人有同等感受的，甚至连对语义也会莫名其妙。再如沈阳地区的流行习语“全抿”的“抿”，在本地方言中是指用手指揩抹，进而又称用小梳子蘸水或油梳头，并借以称小梳子；同时又借以称类似用手指揩抹的动作，如本地有歇后语“老太太踩鸡屎——全抿”，即指用脚揩抹。至于像“绝对”这样非直接出自本地方言，或原本与方言并无内在关系的流行习俗，因其取义、用法以及感情色彩、修辞效果均与通常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地区性与一般性的差异，体现了以一时一地风情语俗为底蕴的地方性。再如“提气”，本系中医术语，到了沈阳近年的流行习语里的意思，则是指光彩、体面、荣耀，或争气。例：“为沈阳争光，给青年提气”，这是《沈阳日报》1983年4月21日头版头条消息——《公安局从北京扛回一面大锦旗》的眉题，采用了一个本地的流行习语，题目就活泼、生动了许多。

对于在外旅行者而言，方言土语障碍是一种苦恼；但是一旦从中发现并体悟到个中蕴含的乡土文化韵味，则别有洞天，别有乐趣与收获。常言道：小孩看辣椒，又爱又怕；爱其美，怕其辣也。方言土语之于旅行者而言，何尝不也是如此呢!

3.方言民俗的地域特点探析^[1]

方言与民俗有着一种特殊的“血缘”，或说是“基因型”关系。“方言不仅自身就是一种民俗事象，是民俗的内容，而且它还是一个地区民俗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是民俗文化赖以留存、传承的媒介。”^[2]方言民俗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是反映文化差别和变迁的重要指标。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方言民俗的功能不仅在于交流，更多的是传递其蕴含的文化信息和价值。^[3]

在此，且以辽西方言民俗为例。

辽西方言属于东北方言的一种次方言，是辽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辽西地域文化包括人类发凡文化、中华文明发祥文化、区域民族文化、战争文化、移民文化和农耕文化，在此文化基础上形成的辽西方言民俗具有鲜明的文化融合性、典型的农耕性和厚重的文化性三方面特点，通过揭示方言民俗的地域特点，旨在进一步展现辽西乡风土俗的奇光异彩，同时也为加强保护辽西方言这种非物质文化奠定基础。

辽西方言是在北方方言基础上形成的，属东北方言的一种次方言。辽西地区与华北地区毗邻，是北上出关进入东北地区的第一站，属于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过渡地带，故而其方言既属于东北官话，又有北京官话的特点。

3.1辽西方言民俗具有鲜明的融合性

每个地区的文化在形成过程中都融合了多种因素，辽西地区也不例外，它被誉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多样性的活化石地区”。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辽西地域文化融入了多地区、多民族的文化元素，既有来自山东半岛的移民文化，又有包括以鲜卑族为主的三燕文化、藏蒙佛教文化，以及契丹、乌桓、锡伯和满等少数民族文化。诚然，辽西地区成为各民族、各地区文化融合的大熔炉。在各种文化相互交融渗透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文化心态、民俗民风相互融合，逐渐趋同，形成了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地方特色。方言作为社会的产物，自然具有鲜明的融合性，尤其在饮食习俗、婚丧习俗等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

3.1.1饮食类方言民俗体现文化融合性

辽西地区融合了多地区、多民族的饮食文化。历史上的“闯关东”潮流给广大辽西地区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山东半岛地区的一些饮食习俗在此地扎根，并与当地的饮食习俗相融合。比如聚居于辽西的广大山东移民喜爱面食并且擅长各种面食的做法，当地人民受此影响，把特有的一些农作物如玉米、高粱、麦子、谷子、白薯研磨成面粉，制作出各种各样极具地域特色的面食，由此产生了“疙豆子”“河漏”“蛤蟆蝌蚪”“干面子”“锅出流儿”等特色面食。

饮食习俗除受移民文化影响以外，各民族之间也相互渗透。辽西境内包括汉、蒙古、满、回、锡伯、朝鲜、壮、布依、彝等多个民族，各民族长期聚居，在饮食方面，除了回族的饮食比较专一，其他民族的饮食习惯互相渗透，并且力度有增无减，因此也就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饮食文化。在众多民族的相互融合中，主要是满、汉两民族之间的影响较大。比如“酱俗”文化是辽西地区满族的特色文化，满族人以豆为酱由来已久，据《北盟汇编》记载：金时女真人“以豆为酱”。其制作一般都选择在头年腊月，将黄豆烀熟，再放入锅中趁热捣碎，取出大小适中的酱块搁至来年四月。民间一直流传着“四月十八下大酱”的风俗。所谓“下酱”，就是将酱块刷干净打碎，放入缸中，加盐，添入清水，待发酵后食用。辽西满族大酱的酿造技艺一直在民间传承，成为满族饮食文化的重要内容。“黏米饽饽”“黏豆包”是深受辽西人民喜爱的一种食品，也是满族的一种特色食品。满族人爱吃黏食，因为黏食耐饿，便于外出射猎活动。使用的原材料主要是以糯米或大黄米、小黄米为主，掺入适量其他米渣，再用豆沙、果仁、白糖做馅。每逢冬季将至，辽西地区的人家都会蒸上几锅饽饽，冻起来随吃随拿。还有满族的“血肠”“酸菜汆白肉”“萨其马”，蒙古族的“手把肉”，均已渐渐走入辽西百姓人家的餐桌。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各地区、各民族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饮食习俗也在悄然进行着融合和渗透。

3.1.2节日类方言词语体现文化融合性

“节日民俗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多彩的节日民俗文化不仅表达了淳朴的人们欢庆佳节的喜悦之情，更为重要的是传透出他们内心深处对于禳灾祈福、国泰民安、人畜兴旺、岁岁平安的美好祈愿。”^[4]目前，朝阳地区很多节日礼俗也在不断地简化，但是记录这些礼俗的语言依然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中。比如接神、发纸、拜年、压岁钱、破五、送家堂、拜新年、添仓、龙抬头、吃犒劳酒、香火会、烧替身、跳墙、倡会影、吃青苗会、吃秋饱、了场糕、报赛、供大纸、踩岁、人兴日子、躲娘家灯、吃乞巧饭、打囤、龙龙尾、引龙、五彩线、腊八粥、五端午等。这些语言可以带我们领略朝阳地区节日民俗文化，充分感受节日民俗带给我们的欢乐和喜庆。

以“接神”为例，据1930年《朝阳县志》卷二十五《风土·民族杂俗》记载：“元旦，提灯焚香，分方拜请诸吉神于家，谓之接神。”接神仪式体现了朝阳地区人们崇拜神灵的民俗心理，他们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和理想寄托于神灵之上，神灵成为众人禳灾祈福的心灵寄托。为此，在大年三十夜里十时，人们要焚香供酒，向北上方叩拜神灵，并烧纸祭祀，当地人把为神灵烧纸称为“发纸”。为了求得好兆头，人们抢先发纸，寓意“先发”。农历的正月初五俗称“破五”，在当地，一般初五之前不走亲访友，初六开始串亲戚、会朋友，商业店铺开门纳客。正月十五这天，已经出嫁的姑娘要“躲娘家灯”。二月二，人们要给孩子带上由彩布或彩纸剪成的“龙龙尾”。端午节，小孩子还要带上五彩线。还有腊月初八还要喝“腊八粥”。这些节日民俗都深刻地体现了当地人们在特定的节日，借助某种事物来达到禳灾祈福、祛瘟除病的目的。

除上述一些词语，当地很多节日方言词语源自农业生产，这与中华民族绵延厚重的农耕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寄托了人民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比如“添仓”，此仪式一般在正月二十五黎明时分进行，用干柴堆起一个扁团，柴堆中放入五谷杂粮，焚香燃烛，以求丰收。“打囤”与“添仓”意义接近，都寄托了人们期盼粮食丰产的美好愿景。民间流传“谁家的烟囱先冒烟，谁家的高粱先红尖”这一俗谚，为此每当举行“打囤”仪式，人们都早早起床，抢先做饭，这些都深刻揭示了人们对土地的眷恋和对庄稼丰收的期盼。

3.1.3婚嫁类方言民俗体现文化融合性

辽西地区婚姻礼俗极为讲究，尤其在农村，更是繁复多样，而且各民族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相互融合，相互吸纳。辽西地区婚俗与中原地区没有太大区别，甚至可以看出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满族旧俗崇尚早婚，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载：满族之早婚，在全国可居第一。随着大量汉族移民入关，满族早婚的习俗发生了改变，并被明令禁止。汉人结婚有六礼之习，分别是“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5]。满族虽没有六礼之习，但也要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必须经“问名”“合婚”“相看”“放定”“迎亲”^[6]，方可完婚，这些显然是受汉人婚嫁习俗的影响。辽西朝阳地区还流行一种“换盅儿”习俗，相当于定亲，这种习俗存在于满族婚俗和锡伯族婚俗中。在满族婚俗中指双方父母相互交换酒杯，以示定亲。在锡伯族婚礼上，新郎新娘将酒杯拴上红线，互相交换以示同心偕老。现在“换盅儿”习俗不断发生着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多民族习俗之间的互相浸染。

在朝阳地区，有关男女双方的婚姻大事依然要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是一对年轻人走入婚姻殿堂的重要人物，正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媒人在朝阳当地俗称“保媒”“拉纤”的人。

首先，媒人一般都会挑选门当户对、资产相当、子女相配的两家进行说和，在当地称为“说媒”“保媒”。如果两家在获取对方信息后觉得有相处的可能，则由媒人安排男女双方见面，在当地俗称“相人”。如果二人互有好感，可进一步深入接触，则由媒人安排时间邀请女方及其父母、亲属等到男方家里，俗称“相家”或“相门户”。二人接触一段时间后，如有订婚的意愿，就要举行“换盅儿”仪式，相当于定亲。“换盅儿”就是男女双方互换定亲信物，以示同心偕老。定亲后女方即为男方家的准媳妇，赶上年节男方要到女方家“叫媳妇”。

结婚前，男方要尽量按照女方的要求准备彩礼并送到女方家，俗称“下礼”。同时，女方要将彩礼的一部分交给男方带回去，这也就是俗称的“圆钱”。结婚当天，新郎安排车辆和人员到新娘家迎娶新娘，俗称“迎亲”，新娘家安排“送亲”人员，送亲人员十分讲究，“姑不接，姨不用，姥家门上的人全不用”，一般都由新娘的兄弟姐妹“押车”。举行结婚仪式时，有亲戚朋友往新娘新郎身上撒五谷粮食或五色纸片，俗称“撒喜”。新娘要在新房炕上的红被子上“坐福”，不可随意乱动。婚后第三天，新郎要陪新娘一同回家看望岳父岳母，俗称“回门”。婚后九日，女方家里要把新娘子接回家小住几日，俗称“住九”，谐音“祝酒”，以示祝贺祈福。

从“相亲”到“下礼”，再到“回门”“住九”，我们可以看出当地人把婚姻当作一个家庭乃至整个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件大事来操办，中国式的婚姻观念体现得尤为明显，一道道程序、一个个礼节都为新郎新娘留有足够的思考空间，每一个礼俗的完成即预示着向婚姻殿堂更近一步，为此，双方家庭包括当事人都极为慎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一旦步入婚姻殿堂，就意味着二人携手一生，“出门子”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不再收回。这些观念归根结底表达了当地人们对年轻伴侣白头偕老、恩爱一生的美好祝愿，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

3.1.4丧葬类方言民俗体现文化融合性

随着大量山东移民的涌入，辽西地区的丧葬礼仪也随之发生变化。比如，辽西朝阳地区整个丧葬过程包括“送信”“烧落气纸”“哭灵”“守灵”“送盘”“出殡”“指路”“摔丧盆”“圆坟”“做五七”“烧头七”“除灵”，这些习俗的源头均可追溯至山东半岛。锦州北镇满族自治县的丧葬习俗虽然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色，但也避免不了受到汉族丧葬习俗的影响。“山东人移民入关后，满族固有的丧葬习俗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按照儒家传统伦理观念，死者最理想的归宿就是入土为安，而北镇地区满族的火葬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7]因此，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满族人弃用了火葬，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土葬习俗。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从保护土地资源，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出发，满、汉等各民族均实行火葬。满、汉民族丧葬习俗交融渗透也是相互的，满族的一些有实用价值的习俗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族，比如“节俭治丧”“百日治丧”；治丧期间，为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子孙后代不得理发，但可以进行生产活动。

丧葬礼仪是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道程序，意味着整个人生的谢幕。葬礼一般由子孙、亲人共同操办，寄托着对逝者的哀思，对生者的祈福。在朝阳地区，丧葬仪式十分隆重，有关礼俗也是十分讲究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寿终正寝的老人，子孙更为其大操大办，并把这种丧事称为“喜丧”。“喜丧”的礼俗比较全面，主要程序有：(www.daowen.com)

在老人停止呼吸前，主人家要派人到重要的亲属家去“送信儿”，请他们前来吊唁。在确认死者亡故之际，由死者的直系亲属在灵床前置一瓦盆，在瓦盆中焚烧冥钞或纸钱，俗称“烧落气纸”，寓意让亡灵“持币上路”。之后要由直系亲属为亡者净身，也称“洗丧”，谐音“喜丧”。有准备的人家在老人在世时就为其置办了“装老衣服(寿衣)”，死者“净身”以后，要由子女换上干净的衣裤鞋袜，俗称“换衣”。亡者家中设置灵堂，供桌上置烛台香盆和死者遗像。有女儿哭诉死者生平，俗称“哭灵”或“哭道”，由儿子为其日夜“守灵”。停灵期间，由亡者子女将其生前物品拿到土地庙烧掉，俗称“送盘”。回来的途中妯娌之间抢抓一把土放到自家的炕席底下，谁先抢到的谁就获得了财富和幸运，这也就是俗称的“抢富”。停灵时间一般分为三日、五日或七日，逢农历的初七、初八不得下葬，俗语有“七不埋、八不葬”的说法。出殡当日，一般由八名壮汉抬起棺材，俗称“起灵”。起灵时，由亡者的长子将灵床前用于烧纸的泥盆摔碎，俗称“摔丧盆”。送葬一般要经过土地庙，由亡者的长子为其“指路”，口念“西天大路三百三，别走小路走中间”。送葬队伍行进途中，有亲友在道旁设香案“路祭”，孝子须下跪答礼。亡者下葬后，三日后由直系亲属将坟堆聚起拢圆，俗称“圆坟”，从死者去世之日起，每隔七天为一周期，每一周期亲人都要在灵位前点烛焚香，举行祭奠仪式，第一期为“烧头七”，整个仪式称为“做五七”。三年孝满，遂将灵位焚化，谓之“除灵”。

通过上述丧葬方言词语及其涵盖的民俗文化事象，我们可以看出，葬礼仪式是十分复杂的，场面也是极为隆重的。人们把死亡看作是一件极为神圣的事情，“万物有灵思想”“灵魂不灭论”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中，他们认为，生命的终结意味着肉体的死亡，而灵魂依然游离于肉体之外，变成了鬼或鬼魂。于是天上有神仙，地下便有了鬼魂，井然有序并且制度健全的地下世界与人类世界并存。因此，隆重的葬礼是为了让亡故者在另一个世界快乐幸福地生活，同时葬礼越隆重，越显示子孙的孝敬，越容易得到祖先的荫庇，家道也就越昌盛。如今，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地更新，丧葬中有些迷信的成分不断减少，很多年轻人已经无法理解一些仪式的深刻内涵，只有丧葬从业人员深谙其中每一个细节。虽然在城乡不断融合的过程中，丧葬仪式有所简化，但是迫于舆论、习俗的压力以及禳灾祈福的动机，丧葬礼俗讲究排场正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3.2辽西方言民俗具有典型的农耕文化遗风

辽西地区作为东北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渔猎、游牧和农耕三种生活方式，这三种生活方式使得辽西人民形成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意识形态。辽西地区虽包括锦州、葫芦岛、兴城等沿海城市，但与国内江浙等沿海地区相比，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在经济形态上还处于农业文化的氛围中，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念都具有浓郁的农业文化气息。尤其在广大的农村，人们的“土地情结”十分浓重，他们愿意固守家园，满足于“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知足常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农业文化是束缚辽西人价值观念的主要根源，而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因而很多辽西方言俗谚具有典型的农耕性，体现了农耕文化的和谐性和精致性。

3.2.1方言俗语反映农业生产的和谐性

因地制宜是农业生产的不二法则，也是确保农作物丰产丰收的恒定规律。辽西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地形地势复杂多变。既包括了山麓以上的山体本身，也包括丘陵之间平坦的谷地；既包括独立的山体和山系，也包括群山丛聚的地区。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辽西人民根据该地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总结了因地制宜的方言俗谚，比如“平地粮谷麻，砂土种棉花”“山地多打粮，年年长坝墙”“生土换熟土，一亩顶两亩”，这些方言俗语是辽西人民生产劳动智慧的结晶，深刻体现了农耕文化的和谐性。

农业生产除要因地制宜，还应顺应天时。正所谓“庄稼好收成，关键在莳弄”。由于气候对农作物生长有一定限制，因而对农时的掌握成为农业生产中重要的一个环节，辽西地区很多农业生产方面的方言俗语反映了顺天应时的重要性。比如“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二月清明麦在头，三月清明麦在后”“九月九大撒手”“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种荞麦”“处暑不出头，割了喂老牛”“谷雨前后种瓜种豆”“过了芒种，不可强种”“春争日，夏争时，春耕夏锄不宜迟”。上述农谚表明农耕要顺“时”而作，不可违时。这也是中国农耕文化中遵循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观的一种体现。

3.2.2方言俗语反映农业生产的精致性

有些方言俗语体现了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主要涉及土地整理、生产管理和作物收获等方面。

土地整理的方言俗语既关涉旱地，又包括湿地。主要有犁地、趟(蹚)地、耪地、翻地、铲地等，每个程序都极为重要。以翻地为例，翻地的深浅极为讲究，一般是“头遍浅，二遍深，三遍把土拥到根”“深翻加一寸，赛上一茬粪”“耕地深又早，庄稼百样好”；翻地也有时令讲究，如“八月翻地满篓油，九月翻地半篓油，十月翻地点滴油”“夏天多铲一遍，秋天多打一石”“秋后不深耕，来年虫子生”。

辽西农耕中的播种方式因农作物的不同而不同，主要有撒、种、插、点等。其中，“撒、种、点”主要用于玉米、小麦、大豆、荞麦，插主要用于水稻，有“插秧”一词。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具有地域性的方言词语，比如流行于朝阳地区的“点葫芦”，这是种地点种的工具，由装种子的葫芦、筒子、篦子和点种棍四个部件组成，播种时用点种棍敲打筒子下种，是一种比较原始的人工播种方式。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日益提升，这种播种方式仅存于辽西偏远的农村。播种完之后，为防止种子水分流失，用脚把垄沟踩实，称为“踩格子”。播种几天以后，还要用“打磙子”将垄沟压实。

生产管理是农业生产的中间环节，至关重要。管理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庄稼的收成。辽西地区的农作物种类较多，管理方式略有不同，常规性的管理有灌田、浇地、排水、抽水、追肥、锄草、上粪等，此外，还有一些方言俗语也生动地体现了生产管理的精致性。如“种地要紧，锄草要狠”“秋分不割，等着风磨”“光铲不趟，等于撂荒”“铲趟紧三遍，不收得一半”“人糊弄地一时，地糊弄人一年”“干铲干趟如上粪，湿铲湿趟如夹棍”“一遍锄头顶遍粪，三遍锄头土变金”“秋天多捞一遍场，多出粮谷喂猪羊”。

作物收获是农业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千百年来的传统思想就是要“颗粒归仓”。这类的方言词语较多，以“打麦场”为例。每到麦子成熟的季节，辽西百姓要为收获麦子做足准备。麦子收获后，要在事先造好的麦场里把麦子摊开，接着“开场”“推场”“摊场”，再借助风力阳光“翻场”“斗场”“圆场”，然后上石磙，“碾场”“走场”“滚场”，如此反复几遍，最后“收场”。“扬场”是麦场的主要技术活，借助风势，举起木锨，高高扬起，麦子、麦糠在空中自然分离。如今，这些关于收获的方言词语也被当地人们赋予了另一种意义，比如“圆场”，辽西方言有“打圆场”一说，意思是调解纠纷，从中说和，使几方面都能接受，从而使僵局缓和下来。还如“走场”，现多指剧团演员每天奔走于各个演出场所。

3.3辽西方言民俗具有厚重的文化性

3.3.1方言俗语蕴含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思想

团结、善助、知恩图报是辽西人的典型性格特征，这与独特的地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长达三百多年的闯关东移民潮中，一波又一波的关内穷苦百姓不断涌向东北，他们三五成群，以家庭或以亲友为单位集体行动，投奔先期已在某地落脚的亲友。无论是在闯关东的漫长路途上，还是在关东大地的安家创业上，相互帮扶的思想一时一刻都未丢弃过。辽西地区流行一句方言俗语：“人帮人，亲上亲。”这是东北重要地域文化的总结，是闯关东人留下的性格形态的基础。谋生路上的“帮”来自一种本能，互帮互助体现了浓浓的乡情，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闯关东人的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思想深深影响了辽西当地人，使闯关东人与关东人之间打下了携手共进、互帮互助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在辽西方言俗语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朋友千个不多，冤家半个不可”“帮人帮到底，救人救个活”“万众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人心齐，泰山移”“有饭送给饥人，有话送给知音”，这些方言俗语深刻诠释了辽西人直率、豪爽、热情的性格特征，也传递出辽西地区和谐的乡间生活氛围和浓重的乡情。

3.3.2方言俗语蕴含亲仁善邻、重义守信的思想

亲仁善邻、重义守信就是要重视仁义和道义，不计较功利或物质利益。辽西人重感情，讲义气，守信用，敢为知己者死，愿为朋友两肋插刀，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种重义守信的思想与儒家文化密不可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随着闯关东移民潮来到了东北，儒家文化倡导仁、义、礼、智、信，辽西人民亲仁善邻、重义守信实际上反映的是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这种价值观在辽西方言俗谚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交义不交财，交财两不来”“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买卖不成仁义在”“君子重义，小人重利”“炒豆大家吃，炸锅一人担”“人心要实，火心要空”。这些方言俗谚深刻揭示了中原传统文化对辽西地域文化的渗透，这种“仁义”的思想成为规诫辽西人民日常生活的准则，内化于心，外践于行，反映了辽西人民质朴、善良、崇尚仁义的高尚品质。

3.3.3方言俗谚蕴含自强不息、克勤克俭的思想

艰苦奋斗、克勤克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辽西人民的高尚品质。辽西方言俗语“早起三朝顶一工，早起三年顶一冬”“不怕歉收年，就怕人靠天”“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勤劳不富”“燕美在羽毛，人美在勤劳”等，反映了人们吃苦耐劳、勤劳勇敢、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辽西方言“外头有把搂钱耙子，家中有个装钱匣子”“节约好比燕衔泥，浪费如同河决堤”“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锅台上有把好手，一年能省石八斗”“一天省一把，十年买匹马”等俗谚，深刻反映了辽西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积沙成塔、集腋成裘、勤俭节约的高尚品质，展现了质朴无华的劳动人民勤劳智慧与自强不息的高尚精神。

4.方言土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载体和传承工具

所谓“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的规定，是指包括口头语言、故事、音乐、游戏、舞蹈、风俗以及各种艺术表达手段在内的，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活动和口头文化表述形式，是一种无形的、不可重复的文化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也规定：“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在各类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之中，最基本的人类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民俗语汇、地域性的方言土语和五行八作的民间隐语行话。这些大都是人类口传心授的语言艺术载体中最基本的构成基质，是人类基础文化的最重要的“语言化石”。因而，发掘、抢救和整理各类俗语、民俗语汇和民间隐语行话，是抢救和保护人类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为关键的内容。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也在急剧地发生变化，世界各国、各民族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无疑要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更有些濒临消逝。至于口头形态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虽然文化遗存丰厚但迅速走向现代化、城镇化的国度而言，这种危机的冲击就更为强烈。

“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与“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尽管其涵盖的范围和表述(不排除翻译的误差)略有差异，但显然都是指那些依赖口头传承和负载与特定“非遗”事象本身相应信息的语言。这种作为“媒介”和“载体”的语言，既包括语言的社会变体，如社会流行语、民间隐语行话、行业语和网络语言，也包括方言土语等语言的地方变体，均包含民俗语汇在内的民俗语言要素。两者均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载体和传承工具。而作为“媒介”和“载体”的语言的活动或行为事实，显然属于相应的语言民俗性质。因而，可以认为，民俗语言和语言民俗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载体和传承工具。

在各类“人类口头的非物质遗产”中，最基本的人类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民俗语汇”。换言之，“民俗语汇”是人类一切口传心授的语言艺术载体中最基本的构成基质，是人类基础文化的最重要的“语言化石”。因而，发掘、抢救和整理各类民俗语汇是抢救和保护人类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关键的内容。其次，是地域性的方言土语。再次，是五行八作的民间隐语行话。这三种民俗语言显然属于相应的语言民俗性质。

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一些区域性特征较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离开了方言这一传承媒介，“很可能因为语言的变换失掉原来独有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语言载体的变更丧失群众基础”^[8]。没有地域文化特色，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只能束之高阁，甚至逐渐消亡。因此，研究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不仅有利于“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同时也对抢救方言、保护方言，推动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列入我国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类别中，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以独立的形态和门类进入名录，而是和其他文化样式处于交叉共生状态。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了“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是“非遗”涵盖的第一方面内容，其主要是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间文学、民间音乐、传统戏剧、曲艺等。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性，同时又具有方言本身所折射出的地域文化特色。比如江苏的昆曲、评弹，安徽的黄梅戏，河南的豫剧，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东北的二人转，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将方言作为其艺术表现形式的一种媒介，凸显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成为一座城市、一个地区名副其实的文化名片。

辽西地区历史文化底蕴丰厚，人文景观厚重，拥有众多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辽西地区列入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共有51 项，涉及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民俗八个方面，这些“非遗”项目中，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15项，比例接近1/3，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民间音乐、传统戏剧、曲艺四个方面，分别是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古渔雁”民间故事、医巫闾山民间文学、北票民间文学、辽西古战场传说、阜新东蒙短调民歌、陈桂秋评剧表演艺术、锦州皮影戏、凌源皮影戏、黑山皮影戏、凌海民间皮影、喀左皮影戏、辽西木偶戏、黑山二人转、陈派评书。这些项目是在辽西大地的滋养下形成的，其传承和展演主要依靠辽西方言这一媒介，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也承载着厚重的地域文化。

思考题：

1.试用“文化周圈论”理论解释方言土语和民俗文化的传承、变异规律。

2.以自己的家乡方言为例，说明方言与民俗的关系。

3.方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注释】

[1]此节作者王丽坤。

[2]杨树哲：《略论民俗与方言的关系》，《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3]曹旺儒：《蒲城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社会语言学阐释》，《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

[4]王丽坤：《明清民歌视域下的社会民俗文化——以〈明清民歌时调集〉为研究底本》，《文化学刊》2010年第2期。

[5]范立君：《“闯关东”与民间社会风俗的嬗变》，《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6]范立君：《“闯关东”与民间社会风俗的嬗变》，《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7]郅光建、任学亮：《清代山东人“闯关东”对东北社会风俗的影响》，《铜仁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8]吴永焕：《汉语方言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与对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