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语言民俗与社会记忆：民俗语言化石和民俗语源

宋代以来的笔记之中，往往见到“俗语亦有所本”“俗语亦有所自”之类的记载。例如，宋人陈正敏《遁斋闲览》云：“俗语有之曰：‘槐花黄，举子忙。’谓槐之方花，乃进士赴举之时。而唐诗人翁承赞有诗云：‘雨中妆点望中黄，勾引蝉声送夕阳；忆得当年随计吏，马蹄终日为君忙。’乃知俗语亦有所自也。”事实上，许多出自口头创作并约定俗成的俚语常言，尽管主要凭借口耳相传，甚至说“不登大雅之堂”，但仔细考辨起来，往往也会找到它的发生源头，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民俗语源，是语言民俗学和民俗语言学的一个共同的基本术语。

包括俗词源在内的民俗语源之源，在于某些语词或民俗语言赖以生衍流变的民俗形态、民俗事象或民俗要素。考溯民俗语源均有助于正确把握语义及其文化内涵，同时也是借以考察社会风俗史、生活史别有洞天的史料文本。许多语词的民俗语源往往与同一种民俗形态、民俗事象或民俗要素有关，但未必是同出一种民俗语源的词族。关键性标志，在于其语义是否生衍于同一民俗语源。

1.社会文化史上的民俗语言“化石”

古往今来，诸多民俗事象的称谓、名称，大都历经约定俗成和历史的积淀，成为社会文化史上的民俗语言“化石”。

且以“咬春”和“大锅饭”为例。

1.1先看“咬春”^[1]的称谓

清末民初有“沈阳三才子之一”之誉的缪润绂(1851—1939)，在其所撰《沈阳百咏》第47首竹枝词“律转勾芒岁一新，东郊忙煞看春人；侬家别有春心在，不看迎春看龂春”之后另有按语写道：“立春前一日，地方官于天齐庙前高搭彩棚，置芒神于内，兼尹京兆学使，届期前往迎春，卖痴呆者呼拥夹道焉。又，俗于立春日龂萝卜，谓之龂春。”何为“龂春”呢?通过比勘《沈阳百咏》的不同版本，方得其解，原来就是民俗事象“咬春”。前引所据版本，是民国11年(1922年)壬戌二月，著者“自序于含光堂”的最后一个整理订本。卷首刊有“潜园重订”《沈阳百咏》“壬戌春印”字样。然而，在光绪四年(1878年)刻本(署“钓寒渔人太素生撰”)版本中，“不看迎春看龂春”以及按语中的“俗于立春日龂萝卜，谓之龂春”之“龂春”，原本均作“咬春”。至于作者或整理者何以将早年版本中的“咬春”改作“龂春”，有何理据，已难考知，只有留待方家解读。但是，其诗中所述民俗事象，确实是“咬春”习俗。

常言道“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生命与希望的象征。因而，作为二十四节气的“立春”，尽管在时序上正处于春季节日活动频繁、密集的时段，仍然格外被人们看重，丝毫也不敢马虎。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名目繁多的“打春”节令习俗。其中，流行比较广泛的，则是“咬春”习俗。

杜甫《立春》诗有“春日春盘细生菜……菜传纤手送青丝”之句，虽未见直接写入“咬春”字样，却实在就是“咬春”，并可证明唐代已有此俗。明万历年间太监刘若愚(1541—?)，在所著《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中记述道：“立春之前一日，顺天府于东直门外‘迎春’，凡勋戚、内臣、达官、武士，赴春场跑马，以较优劣。至次日立春之时，无贵贱皆嚼萝卜，名曰‘咬春’。互相请宴，吃春饼和菜。以绵塞耳，取其聪也。”清代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陈检讨集》载：“立春日啖春饼，叫做‘咬春’。”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亦言：“打春即立春，是日富家多食春饼，妇女等多买萝卜而食之，曰咬春。”清吴伟业《琵琶行》诗里也写道：“穿宫近诗拜长秋，咬春燕九陪燕游。”再如《山西通志·翼城县》：“立春嘬萝卜数片，名曰咬春，取荐幸也。春盘春饼，繁华之乡间亦有之。”此外，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天津卫志》、乾隆年间编纂的《天津县志》以及光绪年间的《天津府志》，有一个完全一样的记载：“立春食萝卜，谓之‘咬春’。先一日，迎芒神，设宴啖春饼。”稍晚一些的《重修林县志》载称，河南林州有迎春、鞭春、咬春的习俗，“立春前一日，县官率属具威仪鼓乐，迎春于东郊，耕籍田，鞭土牛，具五辛盘，食春饼。颁送芒神、土牛画像，曰迎春。远近观者如堵。民国后礼废。民间于是日食薄饼、萝卜丝谓之咬春”。凡此可知“咬春”习俗非但流行广泛，而且源远流长。

或许是由于历史文献记载北方地区“咬春”的内容较多，现在的许多论述都说咬春是北方习俗，其实不然。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南宋时宫廷里也十分注重“咬春”活动，而且还非常考究，如“(春卷)翠缕红丝，金鸡玉燕，备极精巧，每盆值万钱”。再如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费密之孙费轩，曾在扬州住过一段时日，感到当地借助吃萝卜来“咬春”的民俗十分有趣，于是写进了他的一首《梦香词》：“扬州好，记取应年时，伏火醇醪红似蜜，咬春萝卜紫于梨。端是费相思。”可见，“咬春”又称“吃春盘”“吃春饼”“吃春卷”等，是全国各地广泛流行的一种春季岁时节日民俗。

“春卷儿”实为“春盘儿”的变异，是“春饼”与“春盘儿”的“合二而一”。例如绍兴人吃的“春卷儿”，往往喜欢用冬笋、雪里蕻、肉丝、豆腐干、黑木耳以及金针菜等作馅，用春卷皮卷上吃，或油炸之后再吃。如果喜爱吃甜食，则另以细砂糖、花生酥等甜料作馅，油炸吃。显然，那“春卷儿”的面皮儿，亦即“春饼”的替代物或象征。

《汉语大词典》等有些工具书，在解释这个习俗时，往往都注明“旧时”之类字样，其实未免有点“画蛇添足”。因为，这个习俗至今仍广泛流行于很多地方。这一点，还是《中国风俗辞典》的“咬春”条说得客观、得体——“民间至今尚有此俗”。

无论“龂春”还是“咬春”，也无论“春卷儿”“春盘儿”还是“春饼”，作为一种“立春”时节的节令食俗，它的特定民俗含义，主要还是在于“迎新”，在于驱邪纳吉。《四民月令》谈道“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五辛菜》也认为，“元旦立春以葱、蒜、韭、蓼、芥等辛嫩之菜，杂合食之，取迎新之义，谓之‘五辛盘’”。这同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的吃所谓“五辛菜”俗信意义是一样的。所谓“五辛盘”，就是在盘中盛上葱、姜、蒜、韭菜、萝卜等五种带有辛辣味的蔬菜，俗信以为春初吃了这五种能够“发五脏气”的“五辛菜”就可以“祛除瘟气”，让生命借助春天的气势生机勃勃。而且，“五辛”又谐音“五新”，链接着喜迎新春的美好口彩。

1.2再说“大锅饭”的民俗语源

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施，大都是以“打破铁饭碗”“破除大锅饭”入手的，由此显然可以判定“大锅饭”“铁饭碗”这两个民俗语汇所代表的民俗形态为陋俗之属。然而，这两个民俗语汇尽管是出自现代汉语口语，但它们所代表的习俗却源远流长，而且并非从来就为陋俗。

一般说来，“铁饭碗”是对终身职业或有稳定可靠经济收入的职业的比喻；“大锅饭”则指不论各人贡献大小或有无贡献均可理所当然地分享一份利益，都出自比喻式构词方法。若考其文献语源，尚未见于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等汉语古文献中，现代汉语辞书较早将之收为词条的当为《现代汉语词典》等。像这类民俗语言的语汇，都存在考溯语源的问题。

“大锅饭”这个民俗语汇从其形成起即不是字面所反映的“用大锅所烧的饭”的意思，而是比喻性语义。谚语有“大锅饭，小锅菜”“大锅费水，小锅费米”之说，而“大锅饭”主要是汉族经济习俗以及与之关系比较密切的居住、饮食习俗、家族制度等民间文化的历史遗存。从原始社会起，家庭即以火为中心，至今世界上仍有许多民族或地区以灶或烟来计算户数，家庭的构筑是人类文化的缩影。常识告诉我们，多立一个锅灶即多费一把火。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低下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制约，以及传统宗族观念和制度的关系，以直系血统关系的三世、四世乃至五世同堂的大家庭，成为维护生产资料集中使用和私有财产积累的典型血族经济单位。在最高辈分家长的统治下，几代老小聚居生息，相互依存，共食大锅饭菜则积淀为传统的经济、饮居习俗形态。若不能从这个大家庭中多分出一份财产、一份生产资料，只好共食大锅饭，仰食、依附于家长。过去的几千年里，正是“大锅饭”这一习俗形态成为维系着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生息繁衍的基本制度。“大锅饭”历史如此悠久，虽然已于当代转化为陋俗，但要真正打破，不仅要从制度上采取相应措施，而且亦须帮助人们从民间文化的深层结构上考察其变化的历史必然性，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与此联系较为密切的“铁饭碗”也属此类情况。以碗进餐之俗在中国民族文明史上历史颇久，基于文献记载多可帮助我们考察其民俗语源。饮食之碗，古文献中写作“盌”“椀”等不一，如《方言》卷四“盂，宋、楚、魏、卫之间或谓之盌。盌，谓之盂，或谓之铫锐。盌谓之櫂，盂谓之柯”。三国时曹植《曹子建集》卷三有《车渠椀赋》，如云“惟斯椀之所生，于凉风之没滨”。汉时许慎《说文解字》释“盌”为“小盂”，释“盂”为“饭器”。历代制碗材料有陶(泥)、石、木、铜、铁、金、银、玉、瓷等多种，今则以瓷为主。民间将职业或技能喻称饭碗，不只有象征牢靠的“铁饭碗”，尚有象征富有的“金饭碗”之说；相对“铁饭碗”又创制出“泥饭碗”之说，偶然用来指易打破和失去。从“铁饭碗”之出自饮食习俗这一民俗语源，亦反映着人们对历来谋生求食之艰辛的感叹，渴求一劳永逸的牢靠生计这一民俗心理正是这个语汇的深层意思。在社会生活安定的情况下，要“除掉铁饭碗”，在于改革旧制以除弊端，激发人们的竞争求进意识，正是社会进步所必须之举。与此情况相似的再如“茶话会”，由当代颇为流行的聚会新制所形成的一个语汇，据文献所载可考知其语源及其俗本身远非当代方有。宋代朱彧《萍洲可谈》卷一载：“太学生每路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因以询乡里消息。”宋方岳《秋崖小稿钞·入局》诗有句：“茶花略无尘土杂，荷香剩有水风兼。”均言聚会一处品茶清谈。甚至僧人亦因袭此俗，以寺院中击鼓召集众僧饮茶谓“茶鼓”，虽不称“茶会”，事却相通。如宋林和靖《西湖春日》诗中句：“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陈造《江湖长翁诗钞·县西》亦载：“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赭圻城。”此外寺院作斋会时富户以茶汤助缘供应称“茶汤会”。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社会》：“更有城东城北善有道者，建茶汤会，遇诸山寺建会设斋，又神圣诞日，助缘设茶汤供众。”这虽与当代“茶话会”相去较远，然亦不失为其民俗语源的另一背景。

2.民俗语源解读

俗词源学所注重的民间传说口碑资料，即民俗语言文化的一种形态，亦属民俗的一种传承形式。民俗语源以语词或民俗语言赖以生衍流变的民俗形态、民俗事象或民俗要素为本，因而它也包容了俗词源，并扩大了探求语源的视野和史证范畴。无论有无直接的文献佐证，考溯民俗语源均有助于正确把握语义及其文化内涵。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使一些考据摆脱因文献匮乏而孤立推断的困境。

许多语词的民俗语源往往与同一种民俗形态、民俗事象或民俗要素有关，但未必是同出一种民俗语源的词族。其关键性标志，在于其语义是否生衍于同一民俗语源。

民俗语源，是语言民俗学和民俗语言学的一个共同的基本术语。

从民俗形态、民俗事象或民俗要素来追溯语源，考释其语义生衍流变和所关联的文化内涵、文化背景，是一种具有比较广泛应用前景的民俗语言学方法，其结果即民俗语源。

可见，“咬春”和“大锅饭”都是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民俗语言“化石”。同时，其所赖以生成的民俗事象，即其民俗语源。民俗语源尤其是社会文化史上的最重要的民俗语言“化石”。遍布各类社会生活中的民俗语源，即为社会文化史链条上的关键词群。

在现代语言学理论中，词源学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部分，是研究词的形式、意义来源的分支学科。

根据音近义通原理推求词源、考释词义，是汉语的一种传统词源学方法。例如《易·说卦》：“乾，健也。”又如《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如此以音同或音近词来训释词义由来的方法，亦即训诂学所说的“声训”。汉末刘熙所著《释名》，就是运用声训方法的第一部古代词源学专著。

中国古代训诂学家曾注意到某些语词词源同民俗的联系，如东汉扬雄为“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而考八方风雅著《方言》(见《答刘歆书》)。宋朱质《方言跋》说道：“殊俗之语，莫不推寻其故，而旁通其义。”然而，尚未形成明确的“民俗语源”概念。

传统词源学方法，以文字资料为本，凭字词音形义推究语源。古人做诗词文章，多讲究用典，注重遣词用字要有所本、有其来历。这种崇雅尚古观念，致使推求民间俗语语源亦索本于前人经典文字。清钱大昭《迩言》自序中说：“夏谚、周谚，引于经传；齐鄙语引于《吕览》，邹鲁谚引于《汉书》。则浅近之言，亦圣贤所不废乎?夫今古一耳，古人所言，今人谓之古语；在古人自视，未尝不以为今语也。笔之于书，遂为故实。若然，则今人所为俗语，安知不为几千百年后之故实乎!”于是，他便“类次俗语、俗事之见于经史子集者，为《迩言》六卷，于以见一话一言，亦不可无所根据焉”，“务使里巷中只语片解，俱合于古”。唐宋及明清文人笔记杂著中，多有辑录经典文献使用俗语例证，通谓之“俗语有本”，亦即俗语语源。这种以见诸古人文字为语源或出处的主导倾向，不仅贯穿于中国俗语学史，亦是传统词源学的基本方法，即偏重书证文献中的语源。

3.民俗语源与词源学：以“措大”的民俗语源为例

有些语词的语源却是难以单凭史料及音形义演变规律考究清楚的。例如一些地名的由来，因为历经流衍，用字亦多变异不定，或为俗字，这便使传统词源学难以按常规方法考其语源。

有的语词也是这样。例如旧时俗谓贫寒失意的读书人为“措大”或“穷措大”，唐李商隐《义山杂纂》中已有“穷措大唤妓女”(必不来)的记录。据唐李匡 《资暇集》卷下云：“代称士流为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人之首；一说衣冠俨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验，比于醋而更验，故谓之焉。或云：往有士人，贫居新郑之郊，以驴负醋，巡邑而卖，复落魄不调，邑人指其醋驮而号之。新郑多衣冠所居，因总被斯号。亦云：郑有醋沟，士流多居。其州沟之东，尤多甲族，以甲乙叙之，故曰醋大。愚以为四说皆非也。醋，宜作‘措’，正言其能举措大事而已。”当时及后世多写作“措大”，如宋曾慥《类说》卷四十引唐张 《朝野佥载》：“江陵号衣冠薮泽，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又如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议论》：“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普对曰：‘使维翰在，陛下亦不用，盖维翰爱钱。’太祖曰：‘苟用其长，亦当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

李匡 将“醋大”正为“措大”，以之“正言其能举措大事”，一字之易，未免有失牵强，同其所指读书人的贫寒失意穷酸相的语义并无内在联系。在唐代仍不乏照作“醋大”之例，而且对其语源别有解说。唐高彦休《阙史·吐突承璀地 毛》：“醋大知之久矣。”有注云：“中官谓南班，无贵贱皆呼醋大。”又唐苏鹗《苏氏演义》卷上：“醋大者，或有抬肩拱臂，攒眉蹙目，以为姿态，如人食酸醋之貌，故谓之醋大。大者，广也，长也。篆文‘大’字，像人之形。”两者皆以“醋”为本字，释源亦不离此字。语言付诸文字，考溯语源则当究其本字。鉴于汉字多具表音、表义功能，或一字往往一义，因而同源字事实上便是同源词。因而，正其本字是考其语源的重要环节和方法，可谓“正本清源”。以“醋大”谓穷酸相，关键词在于“酸”字，“酸”义缘“醋”而出。在其偏正结构中，“醋大”之“大”虽含广、长之义，篆文中又“象人之形”，实系如“船老大”之“大”那样的尊称语素，只不过于此反其“尊长”之义而用，被赋予了轻贱的语义色彩。“醋大”，犹谓“穷酸家伙”，但限以读书人为对象。“无贵贱皆呼醋大”，系因“酸大”本指穷酸、贫贱。一概称之，便“无贵贱”之别了。

显然，“措大”本为“醋大”。“醋”之所以衍为音近形似的“措”而假借之，则系民俗心理使然。民间忌言“醋”字，在于往往使人联想到“吃醋”或“酸寒”，令人尴尬或不悦，乃至径言醋为“忌讳”。宋代市语谓醋为“醯物”“苦□”(原即空字)，行院中谓之为“哮老”，亦属此类。至于“醋大”之所以用来指读书人贫寒失意的酸寒相，便如苏鹗所说“如人食酸醋之貌”。

李匡 《资暇集》所举有关“醋大”来源的四种说法，虽其尽为否定，倒是属于词源学所谓的“俗词源”范畴。“俗词源”，又称“流俗词源”或“通俗词源”，是一种以联想或民间传说推定的词源。现代语言学多视俗词源为“错误的猜想”，或者认为“对于语言的作用不大，但它却为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是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诚如传统词源学方法亦不乏牵强附会那样，《释名》的声训便多出主观推断，若非孤立静止地考察语源的话，俗词源学既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亦不乏固有的科学意义。在把语言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民俗语言学看来，俗词源也是考究民俗语源的重要线索和素材。

扬雄《方言》卷一中说道：“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钱大昭《迩言》自序中也说：“今人所为俗语，安知不为几千百年后之故实乎?”然而，由于崇雅避俗观念的作用和习而不察的关系，便不免给单凭文字记 录来考求“俗语”的语义源流造成困难。事实上，单凭有限的直接书证进行考察，亦只能获得孤立或静态的结论。关于“措大”的语源考释，便说明这个问题。单就“措大”孤立而言，同书生失意的穷酸相并无直接关系，而有关“醋大”的传说对于考其语源无疑具有颇富价值的启示；“醋”衍为“措”，便显示着民俗心理要素的作用。这种“俗词源学”(folketymology)方法，同运用史实资料和依据音形义演变规律探求语源的普通词源学相比，区别在于它是以民间口碑资料作为考究语源的出发点，含有独特的民俗语言美学价值。

列维-斯特劳斯曾以“结构”观念贯通语言与民俗；爱德华·萨丕尔亦曾提出“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行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而存在；当代亦有些语言学者明确将语言视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支柱。凡此，均体现了文化人类学“语言文化”概念的科学内涵。从这一基点出发，民俗语言学的“民俗语源学”，正在为语言学的词源乃至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科学领域全方位地考释词源词义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和新视点。

4.民俗语源与词族（一）：以“锦标”词系为例

许多语词的民俗语源往往与同一种民俗形态、民俗事象或民俗要素有关，但未必是同出一种民俗语源的词族。关键性标志，在于其语义是否生衍于同一民俗语源。例如，“大锅饭”的语义衍生于家族聚居同食的传统民俗，“铁饭碗”的语义则衍生于职事民俗。因而，它们不属同源词族。相反，“醋大”却同“吃醋”“拈酸吃醋”“争风吃醋”“吃寡醋”“醋海”“醋意”“醋劲”“醋坛子”“醋心”“醋相”等，构成同一民俗语源的词族。这是因为，其语义生衍及文化内涵均源自“醋”所蕴含的嫉妒、穷酸这一民俗心理而产生的民俗语义。

同样，“锦标”与“保镖”就字面而言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语词，但一旦考清其民俗语源，发现两者不仅属于共同民俗语源的同一词族，而且还是一个同源词众多的大词族。

为此，我们先看一下“锦标”及与之相关联的语词。除另行著明者外，释文均见《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12月第一版，或1989年4月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补编》(含补义)。

锦标　授给竞赛中优胜者的奖品，如锦旗、银盾、银杯等。

锦标赛　获胜的团体或个人取得锦标的体育运动比赛，如国际乒乓球锦标赛。

锦旗　用彩色绸缎制成的旗子，授给竞赛或生产劳动中的优胜者，或者送给团体或个人，表示敬意、谢意等。

招标　旧时兴建工程或进行大宗商品交易时，公布标准和条件，提出价格，招人承包或承买叫作招标。

投标　旧时承包建筑工程或承买大宗商品时，承包人或买主按照招标公告的标准和条件提出价格，填具标单，叫作投标。

夺标　夺取锦标，特指夺取冠军。【补义】承包人或买主所投的标被招标者选中。

中标　投标得中。(见《现代汉语词典补编》)

显然，“锦旗”“招标”“投标”“夺标”等语义的生衍，均同“锦标”和“锦标赛”直接相关，或谓由其派生而来，是同源词。事实上，考其民俗语源，这一词族乃出自中国古代的竞舟夺标游艺民俗。

竞舟游艺民俗由来已久，早在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中记端午节时已提到“是日，竞渡”。对此，隋杜公瞻注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清翟灏《通俗编》卷三一“龙船”条引注《荆楚岁时记》时亦道：“竞渡惟以迅疾争胜。”关于竞舟游艺民俗，学界尚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早在屈原投江之前业已形成，以此纪念这位爱国诗人是后来插入的民俗意义。即或从屈原投江算起，这一民俗亦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不过，有关竞舟争夺锦标的记载，大量见于唐宋以来的史料。其中，清人翟灏便依据文献断定此俗的形成早于屈原时代。且看其《通俗编》卷三一“龙船”条所议：“《述异记》云‘吴王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龙舟，日与西施为水戏’，此事尚出屈原前。《晋书·夏统传》‘会上巳，士女骈填(阗)，贾充问统能随水戏乎’，则其戏演于上巳。《武林旧事》言‘西湖探春者，至禁烟为最盛，龙舟十余，彩旗叠鼓，交午曼衍，粲如织锦’，而述端午之盛，不言龙舟，见其时犹但于三月为之也。”可见，所言有据。

唐元稹《竞舟》诗云：“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买舟俟一竞，竞敛贫者赇。年年四五月，茧实麦小秋。积水堰堤坏，拔秧蒲稗稠。此时集丁壮，习竞南亩头。朝饮村社酒，暮椎邻舍牛。祭船如祭祖，习竞如习雠。连延数十日，作业不复忧。君侯馔良吉，会客陈膳羞。画鹢四来合，大竞长江流。建标明取舍，胜负死生求。一时欢呼罢，三月农事休。”诗中感叹竞舟影响农事，足见当时此俗颇盛。其中所谓“建标明取舍”之“标”，即所树立的用作获胜奖励的锦标，亦即白居易《和春深》诗第十五首中所说的“齐桡争渡处，一匹锦标斜”。刘禹锡亦有《竞渡曲》记云：“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杨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鬐鬣动，饮河形影联。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余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彩旗夹岸照鲛室，罗袜凌波呈水嬉。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其中“揭竿命爵分雌雄”，便指树立锦标并悬赏鼓励竞舟争雄。其“竿”，亦即“标竿”，宋人笔记中述之甚明。

南宋虚堂智愚《虚堂和尚语录》卷九禅录中有云：“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其中的“夺锦标”，便为竞舟夺标，此语乃唐人卢肇及第后观龙舟竞渡所赋诗句。事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和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载：“卢肇，袁州宜春人，与颇赴举，同日遵路，郡牧于离亭饯颇而已。……明年，肇状元及第而归，刺史以下接之，大惭恚。会延肇看竞渡，于席上赋诗曰：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这里“夺锦标”一语双关，既指竞舟夺标得胜，亦用以隐喻卢肇状元及第，后世便又以“夺标”喻称考中状元。

五代时，竞舟夺标又有“打标”之称。清人俞樾《打标》诗中吟道：“我读《江南录》，竞渡曰打标。借以习水战，不唱迎神谣。”诗中的《江南录》，即宋龙衮所著《江南野录》，是书云：“嗣主许诸郡民竞渡。每端午，较其殿最。胜者加以银碗，谓之打标。”宋马令《南唐书·后主书》亦载：“保大中(李璟保大年间)，许郡县村社竞渡，每岁端午，官给彩缎，俾两两较其迟速，胜者加以银碗，谓之打标。”就此，翟灏《通俗编》卷三一“打标”条按语认为，“此亦竞渡但争迅疾之证”。同时，亦可知，此间夺标获胜除可获锦旗外，尚有银碗等奖品。也就是说，所谓“锦标”不止指锦旗，尚含作为获胜奖励的其他奖品，夺标亦在于争取这些标志争雄得胜荣耀的诸奖品。

至宋代，又出现了与此相关的“付标”“标竿”“标赏”“争标”“得标”等，均见诸有关史料文字。宋叶适《水心文集》卷六《永嘉端午行》诗中云：“行春桥东峙岩北，大舫移家住无隙。立瓶若罗银价踊，冰衫雪袴胭脂勒。使君劝客亲付标，两朋予夺悬分毫。起身齐看船势侧，桡安不动涛头高。古来峥水斗胜负，湖边常嬴岂其数?岸腾波沸相随流，回庙长歌谢神助。”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驾先幸池之临水殿，锡宴群臣。殿前出水棚，排立仪卫。近殿水中，横列四彩舟……又以旗招之，则诸船皆列五殿之东西，对水殿排成行列，则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上挂以锦彩银碗之类，谓之‘标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见旗招之，则两行舟鸣鼓而进，捷者得标，则山呼拜舞。并虎头船之类，各三次争标而止。”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八日祠山圣诞》载：“初八日，西湖画舫尽开，苏堤游人，来往如蚁。其日，龙舟六只，戏于湖中。其舟俱装十太尉、七圣、二郎神、神鬼、快行、锦体浪子、黄胖，杂以鲜色旗伞、花篮、闹竿、鼓吹之类。其余皆簪大花，卷脚帽子，红绿戏衫，执棹行舟，戏游波中。帅守出城，往一清堂弹压。其龙舟俱呈参州府，令立标竿于湖中，挂其锦彩、银碗、官楮，犒龙舟，快捷者赏之。有一小节级，披黄衫，顶青巾，带大花，插孔雀尾，乘小舟抵湖堂，横节杖，声诸，取指挥，次以舟回，朝诸龙以小彩旗招之，诸舟俱鸣锣击鼓，分两势划棹旋转，而远远排列成行，在以小彩旗引之，龙舟并进者二，又以旗招之，其龙舟远列成行，而先进者得捷取标赏，声喏而退，余者以钱酒支犒也。”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龙舟十余，彩旗叠鼓，交午曼衍，粲如织锦。内有曾经宣唤者，则锦衣花帽，以自别于众。京尹为立赏格，竞渡争标。内珰贵客，赏犒无算。”耐得翁《都城纪胜·舟船》：“西湖春中，浙江秋中，皆有龙舟争标，轻捷可观，有金明池之遗风。”又汪元量《西湖旧梦》诗称：“帝城官妓出湖边，尽做军装斗画船。夺得锦标权遗喜，金银关会赏婵娟。”可知南宋之际已有女性参加竞舟争夺锦标。高斯得《西湖竞渡游人有蹂践之厄》诗亦尽述竞舟夺标盛况，其中写道：“杭州城西二月八，湖上处处笙歌发。行都士女出如云，骅骝塞路车联辖。龙舟竞渡数千艘，红旗绿棹纷相戛。有似昆明水战时，石鲸秋风动鳞甲。抽钗脱钏解佩环，匝岸游人争赏设。平章家住葛山下，丽服明妆四罗列。唤船催入裹湖来，金钱百万标竿揭。倾湖坌至人相登，万众崩腾遭踏杀。”

元代之后，竞舟夺标仍然风行。宋末元初的黄公绍曾作有《端午竞渡棹歌十首》，其第七首写道：“棹如飞，棹如飞，水中万鼓起潜螭。最是玉莲堂上好，跃来夺锦看吴儿。”“夺锦”者，即竞舟争夺锦标。元张宪《端午词》亦写道：“五色灵钱傍午烧，彩胜绿，万镒黄金一日销。”可知获得锦标之后，有时再行相互争夺。

及至明清，竞舟夺标风依旧颇盛。明李东阳《竞渡谣》中写道：“湖南人家重端午，大船小船竞官渡。彩旗花鼓坐两头，齐唱船歌过江去，丛牙乱浆疾若飞，跳波溅浪湿人衣。须臾欢声动地起，人人争道得标归。年年得标好门户，舟人相惊复相妒。两舟睥睨疾若仇，戕肌碎首不自谋。严呵力禁不得定，不然相传得瘟病。家家买得巫在船，船船斗捷巫得钱。”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增刻本《长沙县志》卷十六载：“五月，端午……坊市造龙舟，竞渡夺标，俗以为禳灾，实吊屈原之遗意也。屡示禁止，此风以息。”是知其间竞舟夺标民俗活动除纪念屈原外，特别突出了去瘟禳灾的意义，这一点亦是巫术信仰古风之遗存。而且，此间又有“抢标”一说与“夺标”同义并行，如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载：“龙船自五月朔至十八日为一市。……龙舟执戈竞斗，谓之‘抢标’。又有以士瓶实钱果为标者、以猪胞实钱果使浮水面为标者，舟中人飞身泅水抢之。”显然，“抢标”亦即“夺标”，其中的“抢”与“夺”为同义词素。

综上可见，唐以来“逮标”“锦标”“夺标”“打标”“付标”“标竿”“标赏”“争标”“得标”“夺锦”“抢标”等诸语词，均源于传统竞舟游艺民俗，并以“锦标”之“标”或“锦”这一语素构成同源词系统。以唐人卢肇状元及第后观竞舟赋诗为典故，后世用“夺标”喻称考中状元，仍未脱离其所出的民俗语源。现代所说的“招标”“夺标”，乃至“中标”，均由此语源衍生而出，轨迹明显。“中标”表面上令人联想到的是射箭射中“标的”，但其“标”这一词素并无靶、的之类意义，而是作为锦旗、奖品这一意义转生而成。也就是说，它们仍属“锦标”词系。

5.民俗语源与词族（二）：以“保镖”词系为例

“保镖”，或作“保镳”，通常是指“旧时有武艺的人受雇护送财物或保护雇主人身安全”，以及“从事保镖之事者”。

由于镖师(保镖业从业武士)有许多善用飞镖，“镖”或“镳”亦指这种便携的兵器，加之武侠文学作品中镖师又大都是使飞镖的好手，于是世人便产生一种印象：保镖的当然要精通镖术，“保镖”这个名目便由此而来。其实，完全是一种误解，或无意识的附会。

据清末北京八大镖局之一的会友镖局著名镖师李尧臣(1876—1973)《保镖生活》一文说：“一般都知道，有些镖行的人能使飞镖。”因此有人以为镖局的得名，就是因为使用飞镖的缘故，这实在是一种误会。所谓保镖是指保送的财物、银两，所以装着财货、银两的车辆就叫镖车；财货银两被贼劫去，就叫丢了镖。镖局的镖旗、镖号，都是因此命名。至于飞镖，不过是一种武器罢了。镖行的人未见得人人能使飞镖。那么，“镖局”“保镖”究竟从何得名呢?只有搞清其语源方可解开此谜。(www.daowen.com)

台湾刘师古著《闲话金瓶梅》中谈道：“中国史上有保镖一行饭吃，是由于清初山西人有了‘票号’汇兑行业之后。票号又是顾亭林、傅青主等人发起的反清复明之秘密组织。因此才有武林高手的保镖，负责运送银两务。……故是，如《金瓶梅》中所称的‘标行’，是‘镖局’的另一通称。”读之，显然所说自相矛盾。试问，若《金瓶梅》中的“标行”系“镖局”的“另一通称”，那么又何以保镖一行因清初以来票号运送银两汇兑业务而生呢?明万历前即已存在的事物反倒以清季事物为源头，本末倒置了。假设镖行源于为票号保镖，世人倒亦可猜测其命名由来或可同“镖”字所含的“票”字有关了，就如镖师善用飞镖所附会的那样。

事实上，“标行”并非“镖局”的另一通称，而是其正字的本来称谓。也就是说，保镖之“镖”本为“标”字，镖局之“局”是清季才用于这一行业的经营组织称谓。迄今所知中国镖行并非形成于清季为票号保镖，其主要文字资料的根据亦正是《金瓶梅》中关于西门庆开设“标行”的记述。请看如下三例：

①员外道：“你们却不晓的，西门大官家里豪富泼天，金银广布，身居右班左职。现在蔡太师门下做个干儿子，就是内相、朝官，那个大与他心腹往来。家里开着两个绫缎铺，如今又要开个标઎઎行 ，进的利钱也委的无数。……”(第55回)

②话说西门庆那日陪吴大舅、应伯爵等饮酒中间，因问韩道国：“客伙中标船 几时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韩道国道：“昨日有人来会，也只在二十四日开船。”(第66回)

③这文嫂方说道：“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 ，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第69回)

审之明万历年间所刊《金瓶梅词话》，以及清代张竹坡以《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底本加以改易、评论而刊的《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其“标行”“标船”之“标”均不作“镖”，却悉属后来写作“镖行”“镖船”的同义语。

至清朝，有关镖行事物，虽“标”“镖”间用，但仍以用“标”字为常见。如吴炽昌《客窗闲话·难女》：“余舅金氏，以大海之洋行业，自置洋船五，在东西洋贸易。每船必有标客，以御盗贼。甲子春，船将开行，大宴标客，招优演剧，甚盛设也。标客自然首座，傲睨一切。”袁牧《新齐谐·董金瓯》：“吾父某亦为人保标，路逢僧耳，与角斗，不胜而死。”清黄轩祖《游梁琐记·王天冲》亦有“拨干仆标队卫之”之语。又如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说》：“燕齐之交，其剽悍之风犹存。至今响马标客，犹椎埋侠子之遗。”同时，亦有写作“镖”者，如高士奇《天禄识余·马头镖客》、文康《儿女英雄传》第32回中的“走镖这一行”。

值得指出的是，清朝有关镖行事物“标”与“镖”间用的情况，竟然在一部佚名氏手写本《江湖走镖隐语行话谱》中，得以集中反映。该书凡十一处用“走镖”，有五处写作“标”字，如“齐云获愿，祁明走标，徐忠访友”等，或作“走镖者，英雄也”等同义混用。

民国初年以来迄至当今，“保标”之类举凡标行事物的“标”字，几乎通作“镖”字，并以此为规范流行开来。于是，便为人们考释“保镖”语源和索解镖行源流与命名由来设下扑朔迷离的雾翳，成了一个连镖师自身亦不曾解开的历史之谜。

汉语史上，由于种种因素产生的以音同、音近字代本字的通假字现象颇多。以“镖”代“标”，即属同音假借。在以“镖”借代“标”的600多年历史过程中，清代处于本字与假借字混杂间用的过渡阶段。就通常所知，一个假借字历经约300年的时间才约定俗成被确定为后世的通用正字，并使后人几乎认定作本字，是不少的。根据通假字的衍变生成规律，以“保镖”代“保标”这一语言事实的本身，便是其本字为“标”的一种逆向佐证。究其成因，当然即上述误以为镖行、保镖得名于镖师善用飞镖的附会和讹传，从而掩盖了其语源本出自古代竞舟夺标这种游艺民俗的历史本来面目。

“保标(镖)”一语的生成，系相对竞舟活动的“夺标”而言。宋曾巩《南湖行》诗云：“夺标得隽唯恐迟，雷轰电激使人迷。”说明至宋代业已有双音词形式的“夺标”，并正式进入文字记录，此前虽已形成这种语义，但所见文字者多为“夺……锦标”或“夺……标”之类语式。“夺标”一词的出现，便为诸如“保标”等语词的生成提供了可以对应联系的对象条件。以阴阳共存并衍生万物的辩证思想为核心的对立统一意识，是中国传统思维观念的主导意识，即如《易·系辞上》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根据阴阳、上下、大小、多少、反正、胜负等无穷的事物对应逻辑，同“夺标”相对应的自然是“保标”了。

在前述有关竞舟活动的史料中可以发现，历代夺标争雄相当激烈，乃至“习竞如习雠”“胜负死生求”(元稹诗)，常有“东船夺得西船标”(张宪诗)、“舟人相惊复相妒”或“两舟睥睨疾若仇，戕肌碎首不自谋”、“严呵力禁不得定”(李东阳诗)之类相妒仇斗之事发生。至于设水上浮标由“舟中人飞身泅水抢之”者，又难免发生纠纷殴斗。得标之后，在离开赛场之前尚须保标。因而，尽管有关文字史料未见“保标”字样，却是客观存在于竞舟夺标活动中的必然事实。这一点，是“保标”一词生成直接民俗语源所在。

一如唐卢肇状元及第之后观竞舟夺标赋诗为典，兼用“夺标”隐喻及第或投标得中等义，镖行将其护卫对象隐喻为“锦标”或“标”，也是直接源自竞舟过程中相对“夺标”而言的“保标”行为。保镖作为一种社会职事现象，是相对和为防御有人劫掠夺镖而产生的。从符号学视点而言，保镖业及其诸名目正是以竞舟夺标、保标诸事象为隐喻衍生而来，其民俗活动是符号的能指成分，保镖职事则是符号的所指成分。

竞舟夺标民俗活动产生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同源词族，保镖职事行为亦产生有与当行活动相关的一系同源词族，这两系同源词族各自符号语义的内在联系上，十分清楚地显示着其本来属于共同民俗语源这一事实。例如：

(1)标　竞舟民俗指用以奖励、犒赏获胜者的锦旗和奖品及相应的荣誉；镖行用指受雇护卫的对象，如人、财、物资等。

(2)旗　本指竞舟民俗的锦标；镖行用指镖局门首或镖车、镖船及中途宿地悬插的写有镖局字号的旗帜标志。

(3)号　本指竞舟活动中擂鼓呼喊助威兼统一水手行动的号子。镖行走镖途中喊镖号，除兼具扬威及镖旗功能外，亦是一种内部联络暗号，即如《江湖走镖隐语行话谱》所载：“走镖者遇事先要开口，先喊小号‘哈武’二字。在店内，收更时叫起，喊‘哈武’二字，一齐都起来了。喊‘哈武我’，全都起来了。拾东西装车，喊‘哈武，各管其手了，哈武我’。车不动，回头看，别丢下东西，喊‘扫堂了，哈武哈武我’。上车喊‘哈武，请客上车押辕子，哈武我’。……出店走了，喊‘哈武，跟帮一溜溜了，哈哈武我’。”喊镖号又谓“喊趟子”。

(4)标船　本指竞舟民俗夺标者驾驶的船只，如龙舟、彩舟等；镖行用指装载所护卫的人、财、物资的运输船只。

(5)标车　本指标船；镖行用指陆路装载所护卫的人、财、物资的运输车辆。

(6)标客、标师　本指竞舟民俗的夺标者，也是获胜得标后的保标者；镖行用指当行从业者，即保镖的武士。

(7)标头　本指竞舟民俗的舵手、老大或水手头领；镖行用指镖师中的头领，俗称“大伙计”。

(8)标队　本指竞舟民俗的夺标船队；镖行用指陆路护运人、财、物资的一行人等。

(9)走标　本指竞舟民俗的夺标；镖行用指行程保镖。

(10)失标、丢标　本指竞舟民俗的夺标未成或得标后被别方抢走，如“东船夺了西船标”；镖行用指所护卫的人、财、物资被人劫去。

(11)抢标、劫标　本指竞舟民俗的夺标或失标；镖行用指劫掠镖师所护卫的人、财、物资。

(12)标行　本指竞舟民俗夺标活动；镖行用指当行职事及其经营组织，例如镖局。

从竞舟民俗到保镖职业活动，均以“夺标”与“保标”的对抗性行为为核心。上述两系词族的对应语义的生成轨迹，亦不外如此。其生成、对应的前提，即同源于竞舟夺标游艺民俗。一如有些通假字仍在沿用，“保镖”之“镖”虽非本来正字，但既已约定俗成通行开来，并不妨碍正常的言语交际，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将其硬行改正以求规范。试图强制性纠正已为社会广泛认同的事物，除特别必要外往往徒劳无益，事实上也很难实行。不过，通过考释索解其民俗语源，不但可在词源上正本清源，而且还有助于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而正确把握其语义和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科学实践表明，民俗语源学方法不只适用于民俗语言及其相关现象，也不只限于缺乏直接的语源文献史料可据的语词，而且并非如流俗词源学那样只注重民间传说。所以其视野宽阔、资料丰富而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从而成为语言学、民俗学等许多相关科学领域所共享的一种科学方法。这也是语言民俗学和民俗语言学因其学科性质(如多缘性)所决定的一种应有贡献。

6.俚词俗语的民俗语源

以李商隐《义山杂纂》、王君玉(王铚)《杂纂续》和苏轼《二续》为代表的“杂纂体”，是纂辑历代民间俚谚俗语的民俗语言体例。《文献通考》引巽严李氏曰：“用诸酒杯流行之际，可谓善谑。其言虽不雅驯，然所诃诮多种俗病。闻者或足以为戒，不但为笑也。”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将其入子部小说家类，云：“唐李商隐义山撰，俚俗常谈鄙事，可资戏笑，以类相从。今世所称杀风景，盖出于此。又有别本稍多，皆后人附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认为，“(《义山杂纂》)……书皆集俚俗常谈鄙事，以类相从，虽止于琐缀，而颇亦穿世务之幽隐，盖不特聊资笑噱而已”。鲁迅先生特别注意到，“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它们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其“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炼话”，亦即民俗语言艺术。民间乃至文人雅士，一向有着使用俚谚俗语这些民俗语言的语言民俗。俚谚俗语等民俗语言，大都有其特定的民俗语源。有的出自相关民俗事象，有的后面跟着民间传说或掌故。这些民俗事象、民间传说或掌故，多属民俗语源。

这里，且以“二百五”、“冷板凳”与“走过场”、“跳槽”与“走穴”为例，考察俚词俗语的民俗语源。

6.1“二百五”探源

所谓“二百五”，通常的意思是指人傻里傻气，痴呆、不聪明、不中用，或者是指仅仅略懂一二的“半瓶儿醋”。显然，这是一个含有贬义色彩的常用俗语。

“二百五”本来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数目字，那么又如何会被赋予这些寓意呢?如果从其由来说起，还真十分有趣。别看这三个数字很简单，细究其来源竟然多达数种。

第一种说法是，“二百五”来源于旧时的钱币制度。按此说法，所谓“二百五”就是250两银子的略语。按旧时的钱币制度，500两为“一封”，250两也就是“半封”。因而，“二百五”也可谓“半封”，“半封”又与俗语“半疯”谐音。民间所谓的“半疯儿”，也就是痴傻的意思。田汉在《卢沟桥》剧第三幕有个“二百五”与“半疯”两个同义俗语并用的例子。剧中写道：“也正因为如此，她就更像个半疯，到处咋咋呼呼、疯疯痴痴地耍二百五，好像天下只有她最革命、最积极。”

第二种说法，认为“二百五”之说与牌九的玩法有关。牌九里有4个点的牌叫“二板”，有6个点的牌叫“幺五”，这两张牌的点加在一起是10点，行话叫作“二板五”，又别称“毙十”，是谁都可以吃掉的一张倒霉牌。于是，人们就用“二板五”来形容那些成事不足者。久而久之，又因为谐音的关系以讹传讹，叫成了“二百五”。

第三种说法，认为原本是“二五耦(ǒu)”的讹传。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春秋时，晋献公的侍妾骊姬阴谋为自己的儿子奚齐篡取王位，勾结晋献公的嬖(bì)臣梁五和东关五，企图恃宠弄权、拥兵作乱，借以谋害太子及献公的其他几个儿子以达目的。结果，东窗事发，梁五自刎，东关五被杀，骊姬也落得个投水而亡的可耻下场。对此，朝野上下都把他们称作“二五耦”，意思是三个狼狈为奸不得善终的蠢货。其中，“耦”的本义指两个人并行耕耘，在这里则是隐喻三男女合谋作乱。“二五耦”讹作“二百五”，隐喻蠢货。

第四种说法，相传出自战国齐王之口。说是齐王闻听六国拜相的纵横家苏秦遭人暗算被杀，十分震惊、恼怒，决意替他报仇。于是采取反间计，假意要重赏杀害苏秦者，悬赏千两黄金诱寻凶手。结果，立即就有四个咬定自己是杀苏秦功臣的凶手前来领赏。怒不可遏的齐王问道：“千两黄金你们四人怎么分呢?”四人异口同声答道：“每人二百五。”齐王将脸一翻怒声喝道：“来人哪，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自此，隐喻可恶蠢货的“二百五”就传开了。

第五种说法，《谈征》卷下《言部·二百五》说：“今人以材料不足者谓之二百五，其说亦有由。《后山诗话》：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岁而死，其妇哭之恸。其邻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可尤。’妇谢曰：‘汝辈自不谕尔。八百死矣，九百犹在也。’盖世以痴为九百，谓其精神不足也。二百五之说，即九百之意。”认为“今人以才料不足者，谓之二百五”。

此外，还有的考证认为，“二百五”之说源自“阿堵物”，与旧时制钱有关，亦可自圆其说^[2]。

历代有关俗语“二百五”由来的几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围绕痴傻愚蠢这个寓意展开的，都含有贬义色彩。所以，平时使用这个俗语的时候，务必小心谨慎，千万注意被比喻的对象和事情是否准确、合适，一定要三思而用；否则，很容易伤害他人的自尊心或人格，尽管是一句戏谑性的寻常俗语，也还是切切不可粗心大意，当为儿戏。

6.2出自传统戏曲行业习俗的俗语“冷板凳”与“走过场”

“冷板凳”与“走过场”，是两个来源于传统戏曲演艺行业习俗的俗语。

先说“冷板凳”。清代著名的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第一回中有一段话说：“况有一班女戏常远包在家中，投充来清唱龙阳。”现代小说《胡琴的风波》里也写道：“我就走到后台叫演员们给大家清唱一下，谁知他们都不愿意清唱。”这里所谓的“清唱”，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无须演员化妆和众多乐器伴奏的演唱。而“清唱”，正是明代民间俗语所说的“冷板凳”。明代戏曲家魏良辅在《曲律》中记载：“清唱，俗语谓之冷板凳，不比戏场借锣鼓之势。”显然，当时之所以把“清唱”说成“冷板凳”，就在于演出时没有更多的声势，演出场子里面那些乐器演奏者的座位都是空着的，相对有乐器伴奏的热烈气氛未免显得清冷，因而就被形象地说成“冷板凳”了。在当今的现实生活里，通常用“坐冷板凳”来比喻处于清闲冷落的境地，或是受到冷遇。现代著名作家周立波在小说《山那边人家》中写道：“我与其坐冷板凳，听那牛郎中空口说白话，不如趁空来看看我们社里的红薯种，看烂了没有。”这里的用法，当然是指前一个比喻，即处于清闲冷落的境地。至于后一种比喻用法，早在明代戏曲中就已经出现了。例如《渔樵闲话》剧第二折里写道：“不如此者，纵有经天纬地济世奇才且丢冷板凳上坐地。”清代著名戏曲家李渔在《怜香伴·毡集》中也是这样用的：“下官自从选了穷教官，坐了这条冷板凳，终日熬姜呷醋。”又如李六如在长篇小说《六十年代的变迁》的第一卷中写道：“在座的杨王鹏是同湘军的王隆中一路来的，然而这一群，除蒋翊武和蔡大辅以外，没有人理睬他，任听他瞪着两只眼珠坐冷板凳。”在学术界，至今广为流传着一副关于“坐冷板凳”的对联，上联是“板凳要坐十年冷”，下联是“文章不写一句空”。大意是说，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只有这样才能积累深厚的功底，下笔写文章时也就不会满纸空话无所根据了。说起来，这副对联还有个来由。史学大师范文澜先生，不仅自己一生治学持之以恒，十分刻苦，还经常勉励年轻的学者。他说：“做学问不是简单的事情，要下苦功，慢慢地来。”要肯于“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需十年”，也就是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才能有所成就。同时，范先生还教导年轻学者写文章要言之有据，不能发空议论。他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放空炮”的文章，在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南京大学韩儒林教授在一次同范文澜先生就治学问题进行长谈之后，把范先生的一贯治学精神概括为上述对联的十四个字向学生们宣讲。从此，这副关于冷板凳的对联就在学术界广为流传开来，成为鼓励几代学人的著名的座右铭。而且，这也是“冷板凳”这个贬义俗语的一种正面的褒义用法的一个范例。

再说“走过场”。所谓“走过场”，通常是比喻做事情例行公事似的敷衍了事，或是只注重形式而不顾实际效果地做表面文章。

那么，“走过场”这个用语的本义又指的是什么呢?说起来也十分简单，这个俗语本来是传统戏曲行业使用的一个行业用语，是指戏曲演出时“跑龙套”角色出场后很快又从另一侧下了场，其表演形式主要就是在舞台上经过一下的简短表演。相传乾隆皇帝巡游盘山时，曾经在山上一边观赏戏班子演戏，一边与随行的大臣们吟诗赋对。其中有副对联“三五人可作千军万马，六七步如行四海九州”，十分形象地概括了传统戏曲“走过场”这种艺术表演形式。由于这种表演过程中角色大都没有唱腔或对白，也没有更多的具体情节，只是象征性地做个样子而已，人们就把它借作“做事情例行公事似的敷衍了事，或是只注重形式而不顾实际效果地做表面文章”的比喻，十分形象，也很浅显易懂。例如赵树理在《十里店》这出剧的第一场中写道：“那不过是走过场!哪一回你也不同意，结果还不是哪一回都放了吗?”在现实生活中，除了特定需要，“走过场”都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形式主义做法。反对形式主义，就包括了反对走过场。此外，类似出自传统戏曲艺术的俗语还有“跑龙套”“花架子”等。

6.3源自市井生活的俚语“跳槽”与“走穴”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跳槽”与“走穴”是中国社会生活中使用频率较高、经常在新闻媒体上出现的两个词语。这是两个常常褒贬不一的常用词。

先说“跳槽”。“跳槽”，从字面上看，可以认为原本是从牛、马等大牲畜换个槽子吃草料生发而来。作家陈登科在《我的老师》这篇文章中，就是这种取义和用法。文章写道：“打日本，捉汉奸，驴打滚，马跳槽，鸡子下蛋，鸭子游水，反正都是嘴边话，说什么就写什么。”在旧时江湖社会群体的行话里，“跳槽”既是嫖客另行挑换妓女的隐语，也指改换生计行当或从业的单位，与今天的用法比较接近。不过，明代学者杨慎认为，这个俗语出自魏明帝对女色喜新厌旧的历史典故。他在《升庵诗话》中记述说，魏明帝刚刚称王的时候，曾经纳虞氏为妃子；等到他正式登基继位时，就宠爱起毛氏而废了虞氏；再后来，又因郭夫人得宠，赐死了毛氏。因此，在元代的传奇作品中都把魏明帝见异思迁的行为叫作“跳槽”。显然，这是因马跳槽吃草现象而生发的一种隐喻，是用马不断变换槽子吃草来比喻魏明帝在女色面前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行为。现代，“跳槽”这个词，通常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变换恋爱对象或离婚。更多的则是指变换工作或者行当。作家艾芜在《人生哲学的一课》中，就是这样的用法，他写道：“但说到三年才得满师，就令我有点作难了。然而，一转念：不要紧，住三四个月或者一年半载就跳槽吧。”在现代社会文明中，在遵守有关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前提下，任何变换恋爱对象或是离婚的“跳槽”做法，都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至于工作选择方面的“跳槽”，应当说是一种择业的自主权，是择业的自由，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流动的必然产物。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企业或用人机构，在招聘、选择专门人才时，大都把应聘人曾经“跳槽”的次数作为一个基本的考察条件。“跳槽”的次数越多，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你的工作能力。看来，有能力者经常跳槽，也是自身能力的一种展示方式，未必不是好事。

再说“走穴”。关于“走穴”，《人民日报》1989年4月5日的一篇文艺生活新闻里，已经说得十分清楚明白。报道说：“这样的文艺晚会都对外标明一个或几个主办单位。实际上，晚会大多是由某几个人组织的。人们把这样的文艺演出称为‘走穴’，把‘走穴’的组织者或经纪人称为‘穴头’。”1989年4月24日的《新民晚报》也有一篇类似内容的报道：“今天一些影星、舞星、歌星，包括节目主持星等等群星，也到下面‘走穴’，也可能站在‘野台子’上热闹一番。然而，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光彩往往被过重的市侩气熏黑了。”其实，如今所谓的“走穴”，原本是旧时代江湖艺人的行话，意思是变换卖艺活动的地方。旧时，类似的行话还有“开穴”，是指外出旅行或谋生。旧时北京、天津等北方地区的江湖艺人又把“走穴”叫作“走马穴”，意思差不多。例如，著名评书艺术家连阔如在《江湖丛谈》中说：“江湖人管今天在东，明天在西，不考长地方，满处乱跑的流动性质的生意，调侃儿叫作走马穴。”显然，“走穴”“开穴”和“走马穴”的意思，主要是指不断变换演出活动的场所。至于为什么叫“穴”，学界的解释不一。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对出自古代生活方式“穴居”的引喻，所以又引申出“穴群”这个词，意思是指聚众盘踞，梁启超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这部书的第十章中谈道：“可见当时蒙干涉之余害，武人教师，穴群唯蠹，无状滋甚。”旧时艺人组团到各地演出，也是一种“穴群”活动的形式。可见，这样说自有其一定的道理。另一种说法认为，“走穴”的“穴”，应当写作“踅摸”的“踅”。因为，这个“踅”字含有来回走、盘旋或绕圈等意思。例如清人小说《姑妄言》卷五写姚泽民想道：“八人我已得六，那两个可肯放过他?须得设一网打尽之计方妙。时常在秋院中去走踅。”到底应当用哪个字，还是以约定俗成为好。既然前一个说法能自圆其说，有一定道理，大家又都这样用习惯了，就写作“走穴”是了。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对演艺界传统的“走穴”现象的重新出现议论纷纷，褒贬不一。其实，演艺界的走穴是艺术的市场化行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文化艺术的一种必然渠道，无可厚非。不过，社会所允许并鼓励的是遵纪守法、规范化的“走穴”活动。

从上面的论述可见，“跳槽”与“走穴”之所以成为人们褒贬不一的两个词，首先，在于它们的“出身”似乎都很“低贱”，原本都是旧时下层社会的行话；其次，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两个词所标志的行为、活动，往往因为有失规范而受到舆论的谴责。所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跳槽”与“走穴”活动及行为的不断规范，这两个词的贬义色彩或用法，必将逐渐淡化，最终获得社会的认同。

思考题：

1.简要论述“大锅饭”的民俗语源是什么。

2.以“措大”为例，说明民俗语源学和传统词源学有何异同。

3.以“锦标”“保镖”词系为例，论述二者的民俗语源。

4.试论“二百五”“冷板凳”“走过场”“跳槽”“走穴”等词的民俗语源。

【注释】

[1]曲彦斌：《“咬春”“龂春”与“断春”——从对〈中国风俗辞典〉一个因舛讹而设立的词条的更正谈起》，《文化学刊》2008年第3期。

[2]杨琳：《“二百五”与“不管三七二十一”》，《寻根》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