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会生活中的言语习俗说略

社会生活的多姿多彩，造就了丰富多彩的语言民俗和语言实践过程中各种各样的言语习俗。这些语言民俗和言语习俗弥散性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发生、发展与流变的过程，构成了社会生活史的基本轨迹。

1.姓名等人生礼俗与语言民俗

古往今来芸芸众生的世俗生活之中，上自帝王权贵，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无不要经受人生礼俗的洗礼。诸如诞生礼仪(含取名、寿诞等)，从怀孕、分娩到育儿，十二生肖与“星座”、成年仪式、嫁娶婚俗、丧葬，等等，名目繁多甚至是烦琐的种种习俗礼仪，这是人人都要有所经历的民俗。

《荀子·正名》云：“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且以姓名、取名为例。

姓名，即人的姓氏名字，是最重要的称谓之一。萌生于原始部落时期的姓氏，是所出生家族的代号。中国古代男子称氏，女人称姓，是氏族社会的产物。从母系氏族社会转为父系氏族社会后，姓则改从男，氏为女用，古婚俗，氏同姓不同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婚姻不可通。秦汉以后，姓、氏合二为一。明代学者顾炎武考证认为，从汉代司马迁著《史记》起，始将姓、氏混在一起。

汉族称谓语俗将姓氏与名字结合为一体，成为代表某一具体个人的称谓符号：姓名。尽管姓名仍带有血缘关系的痕迹，但“名”成为“姓名”中更重要的构成部分。一般说，姓是继承性质的，是标志宗族群体的符号。古今虽有改姓之例，却大都不能不带有继承、沿袭的性质。至于名字则不然，尽管有着相应的取名用字习俗惯制的制约，却相对具有较大的选择性、任意性。旧时取双字名的模式多为“姓氏十行辈字十名”，例如山东蓬莱北王绪村一支曲姓家族，现仍流传的行辈用字歌诀是：“春岁克(秉)守，顺(凌)和(厚)大有，天开文运，福禄荣久。”至今孔、孟等姓氏的行辈用字仍十分典型，天南海北，尚可清晰分别辈分。

汉语中，除名字外，还有别号、小名、学名、诨名、谥号等多种称谓语俗。别号，又叫别字，旧时于名和字而外另取的称号，两字、三字或三字以上不等，亦不像字与名那样具有字义上的联系，称呼别号比称字讳名的尊敬程度还要高，有的一个人有号多种，例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小名，即乳名、小字，俗谓奶名。取小名是人生仪礼中的一项重要礼俗。旧俗取乳名十分郑重，有的地方由生父携带糖、饼之类请村中长者、族中有威望者取名，名字要与长辈亲属的名字避讳，通常多取吉字做名，如贵儿、祥儿、小龙、虎仔，但在民间更多的取“贱”名，或带有符咒意味的名，以求免灾，容易抚育。如“小狗子”“猫仔”“小牛”及“锁柱”“拴柱”等。

取名，要讲究名字的质量。

以《随园诗话》《子不语》等著称于世的清代大学问家袁枚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好名也。”注重名声、名气、名誉，是人的一种美德。不过，无论英名、美名、芳名、威名还是名士、名流，首先都必须有其自身的名字，否则人群无以分别个体的人，名誉也就没有了着落。因而，中国人历来很讲究取名。屈原《离骚》开篇第三句话便津津乐道：“父亲仔细揣度我的生辰，赐给我的是美好名字，名正则，字灵均。”

世人讲究取名之道，不只在于它是相互区别的一种简单符号，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标志文明程度的文化现象。依《礼记》所记，古代一般习惯是“幼名，冠字”，即人初生三个月取名，男子至20岁弱冠成人、女子15岁许嫁行笄礼时另于名外取字，故有“名字”之说。而且，生前称名，死后之名称讳，对尊长之名亦讳直呼，相互间亦称字而讳名以示尊讳。有些民族取名，采取父子连名、母子连名或舅甥连名的形式。此外，还有乳名、别名、号，乃至笔名、艺名等，这些均属有关取名、用名的习俗惯制，是一种文化制度。名字蕴含着社会、家庭及个人的文化背景和心理，主要表现为取名的出典、寓意和感情色彩等方面。为此，历代都曾总结归纳了一些取名的方法和程式。《左传》上说，鲁国的大夫申 总结的五种取名方法是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即参照人的生理特征、天赋意气、身体形貌、假借品物名称或亲缘情形来取名。当鲁桓公姬允的太子出生时，请申 去取名。鉴于太子出生的时日、地点与桓公偶然相同，于是这位后来的鲁庄公的姓名就叫了姬同。此外，申 还提出有六项取名禁忌规则，这就是不以国、官、山川、隐疾、畜牲和器币之名命名。他说，若不注意这些，难免带来用名的麻烦。例如，因晋僖侯名司徒，宋武公名司空，均属以官为名，帝王之名“神圣”不可更易，于是便只好将这两个官职改称为中军和司城。汉语汉字是取用不尽的取名资源，无论何时何种方式，关键皆在于赋予特定的寓意。胡适为二男一女取名的用意，都是对人的纪念。长男名为祖望、思祖，是纪念去世不久的 老祖母；次子思杜，是纪念他的老师美国哲学家杜威；女儿素斐，是纪念好友莎菲即陈衡哲。而且，胡适子侄辈排行用字本是“恩”，但因避讳祖父世恩的名讳而改成了字形相近的“思”。注重名字是特别的文化符号，取个富有文化内涵而又有意义的名字，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有意义，切忌轻率随意。

老子道，“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取名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很难设想世人皆无名字的状况下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法律保护公民的姓名权不受侵犯，因为它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主要标志。命名者都极愿为被命名人取个吉祥如意、寓意深刻、呼之上口的好名字，于是在此心理作用下出现了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的趋同重名现象。早在南北朝时，南朝梁元帝萧绎就编出了一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古今同姓名录》。清代汪辉祖编的《九史同姓名略》，从《旧唐书》至《明史》九种史书中辑录出同姓名人物29000多个。至民初，彭作桢编的《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已收录从上古至1936年403个姓氏的同姓名1600个、56700人。据近年的统计，北京市曾一度同时有13000多人名叫刘淑珍，10100多人名叫王淑珍，10000多人名叫张淑英，8000多人名叫王淑英。在上海，仅1968年至1971年，就有3397个新生儿取名叫王伟，仅1971年11月21日这天就诞生33名。至于不同历史年代取名“援朝”“文革”“卫东”“永红”“要武”之类的，就更难以详尽统计了。历史上一些望族编制本族谱系行辈用字，就在于避免谱系内各行辈的混乱和重名问题。例如，曲阜孔子家族谱系由乾隆皇帝确认的“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重佑，钦绍念显扬”，以及1920年经孔氏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后续的“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但是，这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个泱泱大国众生重名的问题。此外，赶时髦取洋名、怪名，也是时下一种值得关注的潮流。重名给社会生活秩序带来混乱，往往给个人也造成许多不应有的麻烦、苦恼、纠纷；洋名、怪名呢，也因有伤大雅而污染社会风尚。如何规范取名，确实有必要纳入科学研究视野。政府亦当制定相应法规。否则，长期下去麻烦更大。

纵观古今取名的一个明显的误区，是神秘化和带有迷信色彩。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有个孩子乳名僧哥，和尚问他：你并不重佛为何还给孩子取这么个名儿?他答道：“平常人家的小儿，为了好养育，往往用狗、羊、马之类贱物为名。”这个故事尽管是用来嘲弄和尚的，为儿童取贱名却是古今各地民间流传甚广的风俗。不过，成年后的正式名字极少如此，大都是十分庄重、讲究的。古人迷信中的语言巫术包括了姓名巫术。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人物张桂芳，即是被描写成具有“呼名落马”巫术的将领。当他同黄飞虎交战不到15个回合时，大叫一声：“黄飞虎不下马更待何时?”黄飞虎果然身不由己地落下马来。张桂芳并再次用此呼名术使赶来救援的周纪也落马被擒，姜子牙只好挂出免战牌。然而，此术却对哪吒无效。据书中说：“凡精血成胎者，有三魂七魄，被桂芳叫一声，魂魄不居一体，散在各方，自然落马；哪吒乃莲花化身，浑身俱是莲花，哪里有三魂七魄，故引此不得叫下(风火)轮来。”凡此，其实不过是古代呼名招魂巫术迷信的遗风。元杂剧《桃花女破法嫁周公》中描写鸫桃花女教村妇石婆婆用马勺敲三下门槛并呼叫儿子石留住之名，使其已化为僵尸的儿子复活，仍属这类呼名招魂迷信的演绎。古犹太教徒相信把妖怪“沙布里里”的名字叫得越简短越能降低其魔力，以此来阻止魔法，亦属这种呼名巫术迷信。旧时迷信，请算命术士据五行取名以避命中的缺与克，如今一些江湖骗术还以此为基础外加所谓气功取名。明知是无稽之谈、无聊的迷信，但还不断有人情愿被愚弄，以求心里安宁，名之曰“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甚至，还有的听信巫婆神汉愚弄而改名避灾，寄名祛邪，令人啼笑皆非。于是，一些以巫术迷信取名、姓名算命为内容的所谓“民俗奇书”之类，便堂而皇之地涌上街头书摊乃至高雅的店堂。如此20世纪仍在泛滥的字名迷信，其愚昧实在同现代文明相悖!

深化姓名学研究，普及相关科学知识，不只当代十分必要，对子孙后代也极为有益。因为，一代一代的芸芸众生都要时刻伴随有不同的姓名符号，现代文明需要科学对姓名符号的规范，姓名符号也要成为一种文明的标志。讲求名字品位，提高名字质量。

2.亲属称谓语俗与亲属关系

称谓语俗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传承的符号系统。以汉语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称谓习俗，是一个内涵和层次非常丰富的结构体系，亦即中华民族称谓习俗的一般结构系统。它主要包括亲属称谓和类亲属称谓语俗。亲属称谓，包括父系称谓、母系称谓和姻系称谓。类亲属称谓或言拟亲属称谓，主要为社交称谓和非亲属称谓，非亲属称谓含姓名、人称、职事以及仿亲属称谓。此外，还有语用活动中形成的语境称谓，如敬称、谦称、昵称、谑称、贬称、讳语、婉称等。

亲属称谓是建立在亲属关系、以血缘联系基础上的亲属之间相互称呼的名称、叫法。它是以本人为轴心(或谓中心)的确定亲属与本人关系的标志，是由历代婚姻关系所构成的男女双方亲族关系的排列次序结构而成的。

亲属称谓语俗反映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观念。亲属称谓的坐标是个纵横交错相互交织的网络。在这些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称谓语俗四周，辐射、附着了直系以外的非血亲、旁系、庶出等亲属、类亲属称谓。家族规模越大，经济、政治地位越显赫，亲属称谓语俗的社会作用也越显著。这一点，在《红楼梦》这部著名小说中表现得很典型、很深刻。

清人梁章钜的洋洋三十二卷巨著《称谓录》，全书各卷开列的内容分别为：卷一，为父；卷二，为母；卷三，为父党、母党；卷四，为兄弟；卷五，为夫、妻、妾；卷六，为子、女、孙；卷七，为夫党、妻党；卷八，为姊妹、姊妹党、子女孙党暨姻亲，并附师友；卷九和卷十，为天子并天子父母，以下至皇子、孙；卷十一，为宗室、公主、驸马、外戚、太监；卷十二，为师傅、保上、书房暨封爵、宗人府、内阁；卷十三，为军机处、翰林院、詹事府；卷十四，为都察院；卷十五，为部官并吏部、户都、仓场；卷十六，为礼部、兵部、刑部；卷十七，为工部、理藩院、通政司并大理太帝；卷十八，为太仆、光禄、国子、鸿胪并顺天府、钦天监；卷十九，为太医院、内务府、上马四院、武备院、銮仪卫；卷二十，为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步军统领、九门提督、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卷二十一，为外省文员督抚以下暨河务、漕务、盐务各官；卷二十二，为知府至佐杂；卷二十三，为钦差官、大将军暨驻防将军都统并绿营提镇；卷二十四，为学政官暨大小试官以及甲第各出身；卷二十五，为官眷、绅幕、仆婢；卷二十六，为书役兵勇；卷二十七，为技艺各项；卷二十八，为工商各项；卷二十九，为厨舆各项并琴棋书画、歌射拳赌；卷三十，为匪类并优妓；卷三十一，为九流三教并三姑六婆；卷三十二，为各种杂称。

综观各卷所载，大体分为三类内容：第一类是亲属称谓，卷一至卷八；第二类是皇室、职官称谓，卷九至卷二十六，计18卷；第三类是民间诸行百艺、三教九流称谓，卷二十七至卷三十二，计6卷。后两类均属非亲属称谓。

3.绰号等社会称谓语俗与社会关系

类亲属称谓，或谓拟亲属称谓，主要为社交称谓和非亲属称谓，许多出自仿拟亲属关系的称谓。非亲属称谓、社交称谓和职事称谓，统属于社会称谓。

仿拟亲属关系的社交称谓，诸如街坊邻里之间所谓的“大叔”“大妈”“大姐”“大哥”，以及“阿姨”“月嫂”“的哥”，等等。其特点是，仿拟亲情，拉近相互关系。

职事称谓，是社会成员之间根据各自从事的职业以及不同职务、职衔相互称呼的语俗。职事称谓是比较典型的非亲属称谓，是脱离了家庭、血统关系的社交称谓。《称谓录》除卷一至卷八为亲属称谓外，其余卷九至卷三十二计24卷所载之皇室、职官、民间诸行百艺、三教九流等，均可视为职事称谓。其中，皇族称谓是兼有亲属称谓和非亲属称谓双重属性的称谓礼制。

出自职事称谓的社交称谓，亦可用以表示对人的尊敬。例如，“师傅”这个由职事称谓演化而来的，如今已经泛化了的社会称谓。据考证^[1]：

“师傅”一词，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而且从一开始就是用来指老师的。《穀梁传》昭公十九年有这样的说法：“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年已8岁的儿童，如果不进学从师，那是父亲的罪过。《三字经》所说的“子不教，父之过”，说的就是这一意思。

战国时期称老师为师傅，还有另外一条材料可以佐证。根据《战国策》的记载，在吕不韦的操纵下，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终于回到了秦国。秦王令异人试诵诗书，异人推辞说：“少弃捐在外，尝无师傅所教学，不习于诵。”这里师傅与教学关联，显然指的是老师。

秦汉以后，师傅由泛指从事教学工作的老师，演变为专指帝王(包括帝和王)的老师。师傅的这一意义，来源于太师和太傅的合称。《史记·吴王濞列传》：“吴太子师傅皆楚人。”由一个“皆”字，可见“师”和“傅”是并列关系。《史记》中9处11次出现的“师傅”，都是这一意思。这时的“师傅”，总是和“宫廷”“东宫”“储君”“太子”“皇子”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从西汉到南宋，这是师傅最通常的所指，明清时期，依然保留了这一意义。

显然是因为“师傅”的地位太尊、声望太高，所谓的“身为师傅，贵极人臣”，这一称呼因此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从西汉到南宋，“师傅”的含义几乎为帝王之师这一特定的所指独占，很少例外。从南宋开始，“师傅”的所指逐渐下移，平民百姓的老师也可以蒙受此称。如朱熹既用师傅来称呼帝王之师，也用来称呼一般的授业者。至于用师傅来称呼工、商、戏剧等行业中传授技艺的人，则是清代中后期以后的事情。

至为滑稽可笑的是由于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演化为“工人师傅占领一切阵地”，“工人师傅”的“师傅”二字身价陡然上升。于是乎尊称对方为“师傅”，成了一种时尚的称谓语俗。时至今日，遗风犹存。因为，一时无可适从之际的仓促面对，难免一句“师傅”顺口而出。称谓语俗往往是刻有历史和时代痕迹的，绝非一朝可以瞬间更新。

再如“小姐”这个原本寻常的社会称谓，亦印证着社会称谓语俗与世事沧桑。

近来，国内的一些媒体对“小姐”这个称呼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使“小姐”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此且对这个古今中外都很常见的称谓语汇的源流、含义、用法，略作探究和辩证。

清末民初，在西方文化大量传入的社会背景下，“先生”“小姐”之类的称谓曾经一时广为流行。不过，“小姐”并非外来语汇。在汉语中，“小姐”这个固有词汇至少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说起来，汉语文化中的“小姐”称谓比英语文化中“小姐”称谓要早。在汉语史上，“小姐”的语义和用法主要有三种。其一，据考证，“小姐”是宋代以来对乐户和妓女的称谓，是一种贱称。如宋代的《夷坚志》和清代的《陔余丛考》《称谓录》《履园丛话》等几部著名笔记文献里就写道，“以小姐称乐户”“吴门称妓女曰小姐”。另外，因“小姐”是一种贱称，因而也用来称呼在家庭和社会地位都很低的妾。如南宋岳珂《桯(tīng)史·汪革谣谶》中写道：当时太湖有位叫洪恭的人，“有妾曰小姐”，可以为证。同时，也有的是用来称贫贱人家的女孩，如元杨文奎《儿女团圆》第三折道：“你常好似要便宜的大小姐。”其二，元代以来，又是对缙绅仕宦人家的女子或是已婚女子的常见称呼。例如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笔下的《西厢记》中写道：“只生得个小姐，小字莺莺。”《西厢记》中的莺莺是一位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直至在《红楼梦》里仍是如此用法，其第二回写道：“二小姐乃是赦老爷姨娘所出，名迎春。三小姐政老爷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宁府珍爷的胞妹，名惜春。”这诸多的“小姐”，无不是缙绅仕宦人家的女子。而且，主要是泛称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未婚女子，显然是个尊称。其三，在元末明初戏曲中是用作已婚妇女的与夫人、妻子同义的称谓。如生活于元末明初的杂剧作家贾仲明在《金安寿》剧第一折写道：“俺小姐夹谷人氏，童家女儿，小字娇兰，娶为妻室，十年光景，甚是绸缪。”这一语义、用法，显然并无任何贬义色彩，是个尊称。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小姐”这个称谓用语起初曾经是个贬义的贱称，随后不久就变成了尊称，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尊称的用法并且流行得更加广泛，乃至不仅用指未婚女士，还用来泛称年轻的女士。也就是说，“小姐”这个称谓，经历了一个由“低贱”向“尊贵”发展的演变过程。

旧时，往往用“千金小姐”来称谓富贵人家的女儿或是大家闺秀，那“小姐”当然属于尊称了。民间传说，“千金小姐”这个称谓的由来还同历史上的伍子胥有点关系。相传，春秋时楚平王荒淫无道，听信奸佞陷害忠良，当朝宰相伍奢就遭到满门抄斩的横祸。其子伍子胥侥幸死里逃生，也只好隐名埋姓外出流浪。俗语“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少年头”，就是缘此而出。这天，伍子胥混过昭关之后，又饥又渴地逃到江苏溧(lì)水河畔，幸遇一位在河边洗衣服的姑娘，姑娘认出了他并以饭菜相送。起初，伍子胥一见有人认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不觉大惊失色，便以为此劫难逃而万念俱灰，就想拔剑自刎。不料那姑娘却深表同情，发誓决不会告发，令伍子胥感激万分又无以报答，于是就从怀里取出一颗价值千金的家传宝珠相赠，既是表示感激之情，同时也是向那姑娘求婚的定情信物和聘礼，共同盟誓结为患难姻缘。数年之后，伍子胥逃到吴国之后已经当了宰相，怎么也找不到姑娘的下落。后来，总算找到了姑娘的母亲，方才得知，就在两人分手那一年，姑娘被楚平王选美选中，但她恪守与伍子胥的山盟海誓坚决不从，于是就刚烈地投入溧水自尽。悲痛的伍子胥便又向姑娘的老母赠上千金厚礼以示对姑娘的深切感念。故事传开，从此就有了“千金姑娘”的说法。后来，随着“小姐”称谓的出现，久而久之，“千金姑娘”也就演变成“千金小姐”，意思还是一样的。而“千金小姐”之说，又格外增强了“小姐”这一尊称的尊敬色彩。

最近之所以对“小姐”这个重新流行未久的称谓议论纷纷，主要在于时下社会生活中丑恶的色情污染再次波及本来是用作尊称的“小姐”称谓。既然“小姐”这个称谓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由“低贱”变为“尊贵”，已经是约定俗成的尊称，还是不要“因噎废食”的好，该叫“小姐”还是叫“小姐”。其实这也是为“小姐”这个尊称正名，还其清白。

再说一种社会称谓语俗：诨号。

作为名字变异形式的诨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称谓。

诨号、诨名，亦即绰号，现代口语俗称之“外号”。旧时市井常说：“没有外号不发财。”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八载：“世俗轻薄子，互相品目，辄有混号。《吕氏春秋·简选篇》夏桀号‘移大牺’，谓其多力能推倒牛也，此为诨号之始。”春秋时，晋献公灭虞，虏得虞大夫百里奚，以为秦穆公陪嫁之臣。奚以为耻而逃至宛，被楚人所执。秦穆公闻其贤，以五羖羊皮赎回，后委以国政，人称“五羖大夫”。唐李义府处世奸猾，人号“笑中刀”“人猫”；宰相郑綮(音qìng，一读qǐ)为诗多诙谐语，故落格调，人称“歇后郑五”；宋王珪多年任宰相只是“取旨、领旨、传旨”，人送绰号“三旨相公”。一部《水浒传》，三十六天罡、一百单八将之间的称谓结构，生动地展示着中国传统的拟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语俗。其称谓结构，定格了各自的身份以及相互关系。

《水浒传》中三十六天罡、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有一个颇具性格特色的绰号，这些诨号有如漫画特写似的使人感到出神入化，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了人物的各自性格、职业(生计)乃至社会地位等信息。例如第六十一回《吴用智赚玉麒麟，张顺夜闹金沙渡》中，有一首《满庭芳》词描述吴用初见卢员外卢俊义的第一印象：“目炯双瞳，眉分八字，身躯九尺如银。威风凛凛，仪表似天神。惯使一条棍棒，护身龙(这就有了一个“龙”了)绝技无伦。京城内家传清白，积祖富豪门。杀场临敌处，冲开万马，扫退千军。更忠肝贯日，壮气凌云。慷慨疏财仗义，论英名播满乾坤。卢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寥寥数十字，竟将一位高贵而贤达的俊杰刻画得入木三分。其中，那“玉麒麟”绰号恰恰是画龙点睛神来之笔。个中，且不论所谓的“护身龙”是个什么绝伦武艺，而与“麒麟”同属古代民间传说瑞兽的，首先就应当是龙了。

无独有偶，一部《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108个绰号之中，竟有六位直接以龙为号，两位以传说中龙的化身蛇为号，成为《水浒传》一道独特的人名绰号中的龙蛇文化风景线。按照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序，头一条龙当是“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在第十五回，“入云龙”公孙胜曾当众自我介绍道：“贫道复姓公孙，单讳一个胜字，道号一清先生。……为因学得一家道术，亦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江湖上都称贫道做入云龙。”第二条龙是“天微星九纹龙史进”。在第二回写道，史太公请来“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花绣，肩膀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九纹龙’史进”。古人的文身习俗源远流长，而且还有专事为人做文身的工艺匠人行当。《水浒传》里就有数位英雄文身。史进的这个绰号，就是因其身上文了九条龙纹而得名。第三条龙是“天寿星混江龙李俊”。李俊绰号混江龙。关于其得名的来历，《水浒传》第三十六回有一首词写道：“家住浔阳江浦上，最称豪杰英雄。……能挥利剑霜锋，冲波跃浪立奇功，庐州生李俊，绰号混江龙。”至于李俊的自我介绍，亦然，“小弟姓李，名俊，祖贯庐州人氏，专在扬子江中撑船艄公为生，能识水性，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龙李俊便是”。可知李俊是因混迹江湖而且又有极好的水上功夫。第四条龙是“地进星出洞蛟童威”。童威，绰号出洞蛟。蛟，又称“蛟龙”，也是传说中的一种龙，一种无角而又十分凶猛的龙。“伏得水，驾得船”的童威，不仅水性好，而且勇猛有如出洞蛟龙，亦恰合其“威”名，故称“出洞蛟”。末尾的两条龙“地短星出林龙邹渊”和“地角星独角龙邹润”，是叔侄俩。对于这两条龙，《水浒传》第四十九回描述得十分详细。这晚，有人把邹渊、邹润两人引荐给“母大虫”顾大嫂时，书中写道：“那个为头的姓邹名渊，原是莱州人氏，自小最好赌钱，闲汉出身，为人忠良慷慨，更兼一身好武艺，性气高强，不肯容人，江湖上唤他绰号出林龙。第二个好汉，名唤邹润，是他侄儿，年纪与叔叔仿佛，二人争差不多，身材长大，天生一等异相，脑后一个肉瘤，以此，人都唤他做独角龙。那邹渊往常但和人争闹，性起来，一头撞去，忽然一日，一头撞折了涧边一株松树，看得人都惊呆了。有《西江月》一首，单道他叔侄的好处：‘厮打场中为首，呼卢队里称雄。天生忠直气如虹，武艺惊人出众。结寨登云台上，英明播满山东。搅海似双龙，岂作池中玩弄?’”凡此可见，“出林龙”与“独角龙”，如此双龙决非等闲的一般山林豪杰。

再来说蛇。蛇是龙在世俗之中最直接的形体写照，龙是神化了的蛇的化身，因而往往龙蛇并称。在《水浒传》中，头一条蛇是“天暴星两头蛇解珍”。本为猎户的解珍、解宝兄弟都有一身惊人武艺，而且性情刚烈。第四十九回有首词写道：“世本登州猎户，生来骁勇英豪。穿山越岭健如猱，麋鹿见时惊倒。手执莲花铁镋，腰悬蒲叶尖刀。豹皮裙子虎筋绦，解氏二男少年。”说起来，所谓“两头蛇”其实还是一个头的蛇，只不过它的尾部圆钝，骤看似头晃动罢了。古人迷信认为，人若见之必死，是因其生得怪异，不解，因恐怖而生出迷信。汉代贾谊《新书·春秋》有例，说是有个叫孙叔敖的孩子，在外边看见一条两头蛇，想是此前曾听大人说过见之必死，因而很害怕，就把那蛇埋掉了，但回到家仍然忧虑不安。他母亲见状就安慰说：“别担心，我听人讲，有阴德者，老天是会报之以福的。”不过，也有不信这迷信的。例如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就谈道：“两头蛇，岭外多此类。……南人见之以为常，其祸安在哉?”到了“水浒”时期用两头蛇作为解珍的绰号，未必仍把它视为不祥之兆，但却是将之作为凶猛的象征。解珍之弟解宝绰号“双尾蝎”，可知这哥俩儿在江湖上是格外凶狠的一对。另一条蛇便是“地隐星白花蛇杨春”。《水浒传》第二回有诗赞颂杨春说：“腰长臂瘦力堪夸，到处刀锋乱撒花。鼎立华山真好汉，江湖名播白花蛇。”形容杨春手使一口大杆刀，挥舞起来白光闪烁有如一条白花蛇。

“龙蛇”并称，始见于《易·系辞下》，“龙蛇之蜇，以存身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事物都有其悖论的两重性，龙、蛇亦不例外。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的“深山大泽，实圣龙蛇”，比喻的是非常之地多生杰出人物。《史记·高祖本纪》中，更是以龙蛇隐喻刘邦和项羽，亦即唐高适诗中所咏“屠钓称侯王，龙蛇争霸王”。相反，古人又将龙蛇之年——辰年和巳年，视为凶岁，如《后汉书·郑玄传》：“五年春，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寤，知命当终。”还将龙蛇比作桀骜不驯、凶横暴虐的人。如杜甫《喜晴》“干戈虽横放，惨淡斗龙蛇”诗句，那“干戈”“龙蛇”便是指历史上著名的安禄山之乱。韩愈亦有如此之喻，他在《郓州溪堂诗序》里写道：“公之始至，众未孰化，以武则忿以憾，以恩则横而肆。一以为赤子，一以为龙蛇，惫心罢精，磨以岁月，然后致之难也。”或言之，“龙蛇”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俗信仰符号，既是吉祥的标志，又是凶兆或凶残暴虐的象征。综观《水浒传》中的众“龙蛇”，均如此。

4.禁忌与口彩

禁忌语及相应的口彩语，即是除咒语而外的又一种源自宗教信仰的民俗语言智慧产物，是不容忽略的语言民俗。

因为语言中的禁忌而产生语言避讳现象，进而伴生了“口彩”。这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同语言、宗教、民俗、历史、心理、美学、民族、哲学等多种社会现象有着密切联系的语言民俗现象，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语言现象或言语活动中。

《说文解字》释“噤”云：“口闭也，从口，禁声。”因忌讳而不能直言，但总要采用适当方式或说法迂回地将信息传达出去，于是产生了丰富多彩的禁忌语和口彩语，既实现了言语交际的目的，又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中人们的潜宗教意识或外在的宗教习俗制约。换言之，禁忌语与口彩语是一种源于宗教意识而又力求超越其妨碍言语交际的折中式结果。相当多的口彩语，都是对某些禁忌语或犯忌事物的化解与补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自身运动的规范，尽管大量的民间禁忌语仍不乏原始宗教的胎记，但同现代宗教习俗中属于戒规范畴的禁忌语之间，已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野状态，民间禁忌语已多属俗信性质。

例如“筷子”，即因汉族饮食习俗而产生的独特的口彩性民俗语词。“筷”因禁忌习俗从“箸”变异而来。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二“快子”条云：“俗讳，各处有之，吴楚为甚。舟中讳‘住’、讳‘翻’，谓‘箸’为‘快儿’；‘翻’转为‘定’；转‘幡布’为‘抹布’。又，讳‘离散’，谓‘黎’(似当为‘梨’之误)为‘圆果’，‘伞’为‘竖笠’。又讳‘狼藉’，谓‘榔头’为‘兴哥’、为‘响锤’、为‘发槌’。今士夫亦有称‘箸’为‘快子’者。又《遁斋闲览》：举子落榜曰‘康了’。柳冕应举多忌，谓‘安乐’为‘安康’，忌‘乐’、‘落’同音也。榜出，令仆探名，报曰：‘秀才康了。’世传以为笑。”此例通过对“快子”(今通作“筷子”)等方言俗语的考释及引证，典型地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化中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习俗，即禁忌。古语道“入境问俗”，为什么要问俗?主要是就各地风俗习惯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禁忌语言习俗而言。

与语言禁忌相关联和对应的，是“口彩”。口彩，亦作“口采”，即吉言、吉语、吉利话。这是各类习俗惯制之中最为古老而又普遍存在的语言民俗。

“口彩”多以谐音取“吉”，作为一种美好的追求和诚挚祝愿的寄寓载体。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要备有一道必不可少的菜，即鱼。“鱼”者，意在谐音之“余”。人们祈愿吉祥有余，岁岁有余，因而辞旧迎新之际，“鱼”(余)尤珍贵。有些地区的风俗，宴客时不能吃鱼头、鱼尾，只可吃鱼段，既是有“余”(鱼)的象征，也表示总是有头有尾，有好的开头，也有好的结尾。有的地方宴客只许吃一面鱼肉，不可以翻过鱼身吃另一面，否则将无“余”(鱼)了。有的地方取“芋头”的“芋”与“遇”谐音，在年三十夜煮芋头汤吃，祈望“遇”(芋)到好人；亲人远行，以芋头汤饯行，也是意在遇到好人、遇到所要找的人，一切顺心如愿。至今各地仍常可见到春节倒贴“福”字的习俗，因为“到”与“倒”谐音，见者问主人：“你家福倒(到)了”，正合其意，故意发问成为客人对主人的尊重、祝福。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七有段议论口彩的文字，言简意赅，又有例证。梁氏记云：“口采，吉语也。宋高宗自建康避入浙东，至萧山，有拜于道左者。上问为谁?对曰：‘宗室赵不衰。’上大喜曰：‘符兆如此，吾无忧矣。’见《挥麈后录》。赵丞相鼎当国，有荐会稽士人钱唐休者，赵适阅边报，见其名，因不悦曰：‘钱唐遂休乎?’因竟弃置不用。见《鸡肋编》。中兴君相，俱沾沾乎谶语之吉凶如此，无怪近日杭人动辄须讨口采也。”所谓“讨口采”，亦即求个吉利话。

梁氏所举两例均属语言巫术迷信的谶语口彩，其引证的宋高宗例为吉谶口彩，后例系表现赵丞相对被其视为不吉利谶语的嫌恶忌讳心理。两例一正一反，恰好道出了禁忌避讳与口彩的对应关系。因禁忌而产生委婉避讳，也可生成口彩，但二者未必有渊源性关系，而是一双对应的、孪生的民俗语言文化形态。

一部《易经》八八六十四卦，推来演去，根本意义在于寻求吉凶兆示，即《易·乾》所云“与鬼神合其吉凶”。《周礼·春官·大祝》载：“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真。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 祝。”据郑玄引郑司农语释云：“顺祝，顺丰年也。年祝，求永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灾兵也。瑞祝，逆时雨，宁风旱也。祝，远罪疾也。”国家如此，那么每个人大都祈望什么呢?《庄子·至乐》认为：“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避凶祈吉求安是 造就口彩的本源与总纲。周礼六祝、庄子“至乐”以及周易六十四卦所及，均在讨口彩之列。古往今来，世事沧桑，人事纷纭，相应于各种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需求的口彩亦丰富多彩，成为社会生活中一种习见的基本语言民俗事象。口彩犹如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可以从中看出社会各层面的民俗文化心理和时代风貌。

概要论来，中国汉语文化的口彩，主要有如下数种类型。

一是语讳口彩，即以口彩替代讳语。按发生学分类法，语讳口彩又可分作避凶就吉、避恶就善、避俗就雅、避卑就尊等诸般情况。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载，当时吴中地区民间“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又讳‘恼躁’，以‘谢灶’为‘谢欢喜’”云云，皆避凶就吉或避恶就善的语讳口彩。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二引述《遁斋闲览》所记称落榜为“康了”的幽默趣事，亦属此类语讳。各地流行的语讳口彩颇多，大多集中在疾病死亡或灾难方面。例如，江苏如东县谓成年人故去为“老了”，谓尸体为“元宝”，谓药为“糖包儿”，谓药壶为“太平儿”，谓棺材为“寿器”，谓向遗体告别为“看富贵”，失火谓“被禄”等。

二是喜庆口彩。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诸如婚嫁、寿诞、岁时节日、职务升迁、商铺开张、乔迁等，均为要庆贺的喜庆事。甚至，人之老亡亦谓之“老喜丧”，又有“红白喜事”之说。喜庆事尤其注重讨种种吉利口彩。婚嫁迎娶礼俗，讲究“夫妻恩爱，白头偕老”“早生贵子，儿孙满堂”；寿诞口彩，常见者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寿如意”等；年节等岁时节日口彩更多，如“四季平安，百事大吉”“吉庆有余”“年年大吉”“抬头见喜”等；倒贴“福”字则在于讨个“福到”的谐音口彩；职务升迁、加官晋爵，要说“福禄双全”“平步青云”“万事如意”“鹏程万里”；商铺、作坊开张，最重“发利市”，以求“开市大吉”；乔迁新居，乃“乔迁之喜”；等等。汉语文化的独特艺术品类——楹联，融汇了不胜枚举的喜庆口彩。(www.daowen.com)

三是交际口彩。宋朱熹《孟子集注》在注释《孟子·万章下》“敢问交际何心也”语云：“际，接也。交际谓人以礼仪币帛相交接也。”事实上，在社会生活中，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运用口彩，是增强某些交际效果的常见手段。经验告诉人们，要办好某件事，尤其是有求于人的事，见面要多讲“拜年话”。“拜年话”就是以好言好语、吉利话取悦于人，其中多有口彩，均需见景生情、就人就事、因时因地脱口而出，又要贴切、自然。总之，喜闻口彩，是人们交际活动中极为重要的民俗心理。书信中的“时绥”“俪安”“冬祺”“安康”等传统祝颂辞，均属交际口彩。

四是命名口彩。在此以人名、地名和物名为例。构成中国人名字及别号的要素有许多种，但就寓意取向来讲，多以托名祈祉为本，并讲求字雅音美，如吉、寿、财、福、祯、祥、祺、禄、禧之类。某兄弟四人的单名依序为“有福发财”4字，可见其寓意之明确。有的地方有取丑名为乳名的风俗，究其用意仍是祈祉求吉。《颜氏家训·风操》云：“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曹操，字孟德，语出《荀子》“夫是之谓德操”句；元代戏曲家高明，字则诚，取义《礼记》的“诚则明矣”句。就连梁山108位英雄好汉的江湖绰号，虽未必典雅，却也几乎都具口彩性质，如豹子头林冲、浪里白条张顺、赤发鬼刘唐、插翅虎雷横、锦毛虎燕顺等。一方所居，社会共用的地名，也讲求吉利字眼。旧时北京有些老胡同名称不甚典雅吉利，逐渐改为音近的今名。如臭皮胡同改为寿比胡同，驴市胡同改为礼士胡同，苦水井改为福绥境，干鱼胡同改为甘雨胡同，张秃子胡同改为长图治胡同，鬼门关胡同改为贵人关胡同，牛血胡同改为留学路，王寡妇斜街改为王广福斜街，宋姑娘胡同改为颂年胡同等，旧地虽已约定俗成，而改变后的新地名却更能迎合人们趋吉祈祥的民俗心理。给物命名，虽有“名正言顺”原则，但也多讲口彩。例如太平鼓、美人痣、鸳鸯剑、芙蓉糕、长生果、聚宝盆、百宝箱、四彩礼等。又如商业字号用字，有人将常用的56个字编为一段七言谣诀：“国泰民安福永昌，兴隆正利同齐祥，协益长裕全美瑞，合和元亨金顺良。惠丰成聚润发久，谦德达生洪源强，衡义万宝复大通，新春茂盛庆安康。”字字句句，皆为口彩。

五是吉祥物口彩。将某一物视为吉祥物或设定其为吉祥的象征标志，赋予相应的口彩寓意，是吉祥物口彩。这是一种非言语形式的副语言习俗形态的口彩。远古的图腾是原始的吉祥物，乔继堂《中国吉祥物》将其分作动物、植物、器物、神人、符图5种类型，吉祥物口彩亦大体如此。例如，龙是神话吉祥动物，旧时北京、山东等北方地区在夏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日有所谓“引龙回”的造型口彩。明沈榜《宛署杂记·民风一》：“乡民用灰自门外委蜿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又清修《乐陵县志》卷三：“二月朔日为中和节，唐时为金钱会，今人但以二日为春龙节，取灶灰围屋如龙蛇状，名曰‘引钱龙’，招福祥也。”植物吉祥物口彩，如以枣、栗子(或荔枝)谐音取义“早立子”吉言。器物者，如作为陈设的葫芦瓶，谐音取“福禄平安”之义；瓶中插有如意，即为“平安如意”。神人者，如以和合二圣形象寓“和谐美好”口彩，以女仙麻姑手捧蟠桃谓“麻姑献寿”，主司姻缘的“月下老”早已成了媒妁的代称。再如符图口彩，如祥云、盘长、双喜、方胜、缠枝、八回纹等，各自都有许多吉祥言语环境，犹如口彩链。吉祥物口彩，又以见于饰物者居多。例如，端午节臂饰五彩绳以祈吉驱邪，原本出自“长命缕”习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云：“端午百索，乃长命缕等物，遗风尚矣，时平既久，而俗习益华，其制不一。”秦汉时采齐制，帝王戴“通天冠”，天子“通天”，其他人是不许戴的。

六是行为口彩。以人的举动行为象征某种口彩寓意的行为口彩，也是副语言习俗形态的口彩。中国许多地区均有所谓“走百病”一类民俗。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载：“(元夕)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桥。”俗信以为可消疾祛痛保平安，故又称作“走平安路”或“踏太平”。《金陵岁时记》载：“正月十六日登城，谓之踏太平，又称走百病……此时石城、三山、聚宝、通济四门之上，锣鼓爆竹之声相续，道旁有煮豆团作红色，焙蜀黍成花，缀棘刺上，以肖没梅枝，或吹饴作榴，实柿子缀之，游人必售一枝而归。”旧时商铺开业也有许多行为口彩。旧时北京当铺开张日，小伙计挑出幌子后，先不放当客进门，而是等掌柜的在鞭炮声中用算盘敲三下柜台并朝外摇三摇，意在驱赶煞神，然后便由三位新徒充作童子上柜作象征性交易以讨“开市大吉”的口彩。一个童子捧一锭银元宝，名叫“利市元宝”；一个童子抱一只瓷瓶，取义“平安吉庆”；一个童子执一柄三镶如意，象征“吉祥如意”。三童子诵贺词向掌柜道喜，然后开出1、2、3号当票，便是“开张大吉”了。早些时候还有所谓“吉祥当”之举，由一人举一条白腰土黄布裤子来当二两白银，谓“金银宝库”，收当后即收存作为镇库吉物。

七是巫术口彩。巫术口彩大都表现为厌胜、谶语和禳解几个方面的语言巫术。旧时流行以压胜钱作为饰物，钱上所铸吉语，即巫术性质的口彩。俗信以为妇女佩萱草可生男孩，即《本草经》所云：“萱，一名忘忧，一名宜男，一名歧女。”有名为“宜男钱”流行。据宋洪迈《泉志·厌胜品·男钱》载：“世谓之男钱，言佩之生男也。”卦诀、咒语、谶语之吉言，亦属巫术口彩。如敦煌文献《占卜书残卷》中“祥云卦”卦诀：“紫云聚集，来慕其身。初须忧惧，后必福臻。所求如意，所愿日新。君子得福，小人荻弥。争讼得理，婚娶涉亲。病者不差，行者欢欣。家内吉庆，歌咏勤勤。福旺身健，万事胜人。”在各类民俗活动中，禳解性的巫术口彩尤多，如喜庆日不小心打碎了什物，便念几遍“岁(碎)岁(碎)平安”；一旦发生火灾，则解嘲似的说“火烧旺运”；等等。

八是数字口彩。谐音取义是造成口彩的主要形式，尤以数字口彩最为典型，兼具了语言崇拜和数字崇拜的遗风。《易·系辞传》云：“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楚辞·卜居》亦言：“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算”字别体为“祘”，由两“示”形构成，依《说文解字》释之，“示”乃“神事也”。数字口彩是数字巫卜与语音巫术的有机(实乃附会)结合。时下数字谐意口彩以“六”为“禄”，以“八”为“发”，以“九”为“久”，并变化组合造出“一六八”的“一路发”口彩，又以“五一八”为“我要发”，皆随意附会而来。事实上，即或不采用谐音方式，亦存在许多与数字相关的数字口彩。例如一路顺风、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彩云霞、八面威风、龙生九子、十全十美、百事大吉、千军万马、子孙万代等。

上述八种之外，还有生产口彩、隐语口彩等，不一而足。构成口彩文化的语言形式，字、词、句、谣、诀、歌不等，但语义都在于吉利和美，反映了世人祈吉趋利的基本民俗心理。毋庸讳言，口彩同原始宗教迷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迄今仍不失其中的迷信色彩，但作为一种调解民俗心理平衡、寄托人类本能的美好愿望的民俗语言文化形态亦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科学正在净化和淡化口彩中的迷信和消极成分，科学意识会使传统口彩文化更切合社会的民俗心理，变得更为健康而丰富多彩。

5.网络语言民俗

5.1“数字文明”遭遇“网络语言现象”

民俗语言是一种充满活力、生生不息、不断创新的语言文化现象。以现代高科技为支撑的计算机数字化网络的推广和普及，造就了一种以网络生活为依托、独特的现代社会生活群体——网络社会群体，即所谓的“网民”“网虫”。“网虫”基于网络生活创造、使用的流行语，就是一种新的语言民俗现象。

虚拟而实存的网络生活正在剧烈地影响和改变着现实社会，这已是有目共睹的。网络“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生活的互动，创造了以信息化为根本特征的全新的文明时代。

伴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而相应产生了众多备受公众关注的热点社会问题。其中，主要是网络生活本身的秩序规范、治安和凸现于网络以外的现实社会问题。诸如网络文学、网络版权、网络道德、网络游戏乃至网络语言之类的“虚拟社会”的“内部问题”，和最近格外引人注目的“网恋”、网吧与青少年“网民”等反映在网络社会“外部”的种种问题。这些，无论属于正面还是负面问题，均从另一个方面客观地展示了“数字革命”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巨大震撼力与影响力。凡此种种，并非都是网络社会学所能独家面对的问题，更是所涉各个学术领域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自互联网产生之初就凸现出来的计算机网络的语言生活与规范，便是一个需要语言学家关注并直接参与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计算机网络的语言生活中，人类自然语言与计算机的“数字化语言”是互为表里、相互切换的“互动”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各种社会群体和社会层面，多具有切合自身生存空间和行为特点的言语习惯和言语时尚。“数字化语言”“网络语言”，只是一种用以表现、表达人类自然语言信息的下一层次的工具，一种“网民”们网络生活层面特定的言语时尚。

5.2语言发展不能拒绝网络

据了解，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于报纸、期刊上出现的文字，都有相应的规定。而对于兼具媒体性质的网络语言，目前尚未出台专门的规定。但有关部门已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其实，规范网络语言，关键看它是否具有生命力。语言是活的、变化的，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中。近些年，网络上冒出的新词汇主要取决于它自身的生命力。如果那些充满活力的网络语言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约定俗成后我们应当接受。“伊妹儿”一词，大家不是已经接受了吗?“MM”“美眉(妹妹；美女)”也在多种体裁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运用自如。因此，我们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网络语言。纵观历史，人类的每一种新文化的兴起，都会带来一些新的词汇。远的不说，就拿近些年兴起的股民专用术语“熊市”“牛市”等，不是已经“深入人心”了吗?而且应用的范围也超出了股市和“股民”群体。

社会生活是创制网络语言的“基座”，网络语言以其独特的魅力业已真切、生动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并在不断地为时尚增添新的活力。两者之间的互动，也是语言发展不能拒绝网络、社会语言生活不能拒绝网络的一个要素。

5.3关注“网络言语时尚”对外部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

网络语言与规范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数字化信息时代网络内外两个方面的语言时尚问题的命题。据报道，网络语言中一些词汇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给人们的沟通交流造成不便，此问题引起了国家语言改革工作委员会的重视，并召开关于英文字母词以及网络语言的专家研讨会，邀请语言学家、作家及节目主持人共同探讨网络语言的规范问题。最主要是网络语言“给人们的交流造成不便的问题”，事实上也就是“网络言语时尚”对外部社会生活的影响问题。

“时尚”是流行风尚，其积淀下来便成为风俗习惯。数字化信息网络正在改变世界，也迅速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言语时尚。计算机网络的快速普及和广泛应用，其“网络语言”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渗透力、推进力改变着人们现实的语言生活。计算机网络上的流行语和有关计算机网络的社会流行语现象，就是当今中国进入数字化信息时代的一种十分现实、生动的写照。“网络语言”和有关计算机的社会流行语，作为一种当今强劲的言语时尚，其本身无疑也在有力地推进着数字化社会的进程。

5.4客观地评价“网络语言现象”

客观、公允地评价“网络语言现象”，是探析其是非优劣的重要前提。

通常所谓“网络语言现象”，即指计算机网络的言语时尚，突出地表现在网络群体约定俗成并迅速流行开来的诸如网络缩略语、网络流行语以及网络副语言习俗符号等。究其性质，是经“网民”约定俗成的一种适应网络信息交流活动需要的工具。

至于一些网络缩略语、流行语在网络外部社会的流行使用，甚至成为青少年群体的言语时尚——“酷语”，无可厚非。对不上网的“非网民”而言如闻“隐语行话”，也不必大惊小怪。不在其间，不懂也合乎情理，如果非要懂的话，“不耻下问”就是了，很简单的事情。若说个中含有不雅的语言，哪里没有呢?网络符号中确实存在像“@%＆$%＆”(有关性的詈语、脏话)这般不雅的符号，那是现实社会“国骂”在网络生活中的映照，而不是网络的首创。何况，这样的符号也只能偶尔运用在网络中，日常言语交流用不上这种符号。现实生活中，诸如“踩点儿”“挂彩”“挂花”“反水”“绑票”“出血”“撕票”“上手”“大腕儿”“走穴”“顶风上”“跳槽”“眼线”“扯淡”“失风”“避风头”，这些原本“出身”于“江湖黑话”者，早已堂而皇之地登入了“大雅之堂”，被吸纳为现代汉语语汇的正式成员。不仅所谓“网语”中还未见这类语言，即或是时下流行于“市井”者，诸如“菜鸟”“飞鸟”“大侠”“灌水”“伊妹儿”“网虫”“黑客”“美眉”等，同上述相比，哪个更雅?若借用“血统论”来比喻，恐怕出自“数字文明”的这些语汇要比那些业已进入现代汉语而“出身”于“江湖黑话”者，“档次”高得多、“清白”得多，更比“疲软”之类少些“荤猜”的联想效应。

5.5“网络语言”需要辨风正俗加以规范

一如面对任何时尚一样，对于“网络语言”这种时尚出现和存在的本身无可厚非，但也需要辨风正俗，加以规范。

“网络语言现象”，不只是数字化时代的汉语语言现象。尽管它是互联网普及以来的全新课题，国外学界也已注意到了网络语言研究，如几年前美国就已经出现了专事收集和探讨所谓“电脑狂行话”的专门网站。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首先始于媒体的关注和呼吁。其后，陆续有学术论文发表，有了诸如网络语言词典和网络语言研究专著的出版，并引发一系列讨论。

从一定意义上说，网络就是语言生活的世界。在网络交际中，唯一依靠的就是包括“网络语言”在内的各种数字化语言。语言的功用被网络发挥到了极致。因而，对于新生事物“网络语言”及其影响，应该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即如吕叔湘先生所说的“宁滥勿缺”。“网络语言”需要规范，但规范的原则是要在消除其不规范和负面影响的同时推动其发展。单纯限制发展的规范，不是科学的规范。

规范的网络语言是社会文明的需要，需要接受社会文明的规范。网络语言生活中的种种不文明现象，是现实社会生活中不文明现象的直接反映，更是网络社会生活无序状态的写照。规范网络生活秩序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要以网络文明和相应的制度、法律法规来规范网络的语言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作为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专项法律，也是中国境内计算机网络语言和网络言语行为的基本法律规范。

语言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象，如果一个新的语言的产生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公认，而且对社会能产生积极影响，我们就不能人为地去阻止它。比如说一些大众俚语、俗话，就有很强的生命力，事实证明，这些语言对社会只有好处而没有弊端。倘若是些类似江湖黑话等不健康的语言，则应当坚决制止。

6.民间流行习语与社会时尚

民间流行习语，是一种社会言语时尚。

由于民间流行习语具有强烈的地域性、时代性，身临其境最能深刻地切实体察与之相关的时俗风尚。现实社会生活中丰富多彩的民间流行习语，深刻、生动地为人们展示出多卷轴的社会风俗画，淋漓尽致地表现着社会各种层面的众生相和民俗心理、价值取向。杨东平在《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中便注意到：当代北京青年最传神的写照，莫过于“侃大山”了。老北京人之善于辞令、口才出众者，旧时谓“京油子”“耍贫嘴”，相声艺术的发达便是这一才能的产物。而“侃大山”一词，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北京人的流行语。当时，《北京晚报》专门考证过词源，争论是“侃”还是“砍”，是“山”还是“煽”，各俱有理，最终约定俗成统一为“侃大山”。与旧北京的“耍贫嘴”、上海人的“吹牛皮”和四川人的“摆龙门阵”不尽相同，“侃大山”的内容似乎更侧重指时事政治之类的“大言论”。这个流行语汇首先是从青年知识分子阶层向社会传播扩散的。当时北京的一首新民谣“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正是当时社会改革热、理论热的写照。大学生们戏称学生会或演讲团为“侃大山协会”，简称“侃协”。在北京，能“侃”被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值得骄傲的资本。可知，北京民间流行习语语汇“侃大山”所展现的社区时尚和群体观念十分切合现实生活、时代风貌。一时间由“侃大山”又派生出许多流行语汇，如“侃爷”“神侃”“胡侃”“侃价儿”之类，并借助多种传播媒介流行扩布至许多城乡。探究起来，早在元曲《西厢记》第二本二折[煞尾]中，已见与今义无异之“侃”：“你那隔墙酬和都胡侃，证果的是今番这一简。”作为曾是元大都的北京，相去七个多世纪之后，“侃”之复出并流行得甚“火”，即显示了现代民间流行习语并非皆为新创，亦有古为今用，是多语源化的。但是，尽管元大都之“侃”与今北京之“侃”存在传承的语源关系，但时俗风尚业已变异，相去甚远。

中国八大文明古都之一的北京，现代化时俗风貌亦可从其现代民间流行习语略见一斑，尤其是吸收了外来语的流行语。例如，“蜜”(女友、情人)、“扎蜜”(觅女友、追求女性)、“嗅蜜”(简谓“嗅”，即“扎蜜”)、“磕蜜”(亦同“扎蜜”)、“追蜜”(亦同“扎蜜”)、“酒蜜”(陪酒的女友)等这一流行语系列的核心“词根”之“蜜”，便出自英语miss，因追求男欢女爱之甜蜜心态而音译为“蜜”用之。至于由此衍生的“磕蜜”，则又潜意识地兼容着英语kiss的音义。这些流行习语一经流行开来，即进入许多现代生活题材的文学作品，成为其切近现实生活的鲜活语料。试看几例：

爱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今晚上她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酸死你，我就是三子的‘蜜’，看着眼气怎么着?”(吕晓明《简易楼》)

我和他相识有年，可至今不知道他到底从事什么职业，只知道他近年来阔起来了，扎蜜、下高级饭馆，抽名烟喝名酒，每月生活费用在千元。(杨菊芳《名烟的震荡》)

他们并不把歌厅视为泄欲场，却实实在在地把歌厅当作了求欢的媒介所。他们要在这里“嗅蜜”!(艳齐《京城歌厅面面观》)

我知道“磕蜜”是勾搭姑娘的意思，也就嬉皮笑脸地回敬了他们一句。(吕晓明《简易楼》)

李冬宝：“那不嘛，穿中式对襟棉袄的大背头旁边儿带俩‘酒蜜’。”(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侵权之争”集)

余德利找来的一个半大小子过来跟刘小红假装起腻：“这小蜜一笑跟花儿似的……这不是成心招哥哥么?”(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我不是坏女孩”集)

甚至称军人的女朋友为“军蜜”，如王朔《橡皮人》中的一句对话：“得了吧，比你那个小‘军蜜’棒多了，真腴。”

“小蜜”是现代改革开放以来都市生活的一个细微事物，但却从其特定的视点印证了有着厚重守成传统的古都北京在现代化大潮冲击下业已开化、“新潮”的社会时尚。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又云：“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从人文地理环境和时俗考察辨析言语风尚，是颜氏的高明之见。从流行习语了解各地社会时尚，亦同理。北京与沈阳同属中国地理的北方地区，然而南北相距千余里，文化传统及时俗风尚亦有分别。同是指情人、女友的当代流行习语，沈阳谓之“小姘”，系由旧语“姘夫”“姘妇”或“姘头”略微变化而来。两相比较，“小姘”的语言色彩和感情色彩含有鄙视意味，而“小蜜”则无此色彩。透过此语，既显见以沈阳为代表的关东人质朴爽直的人文传统，亦说明在同一时代和政治背景条件下，两地时俗风尚的差异。如今，北京的“小蜜”也流行进了沈阳市井，但仍同“小姘”同义并行或交替使用，亦是一种变化中的时俗心理反应。但是，作为一向较为开放新潮的现代大都市上海，其时下流行语中同“小蜜”意思相近的“叉模子”，似乎亦不比沈阳的“小姘”雅，或为颜氏所云“失在浮浅”。

古今、南北时空有别，民间流行习语各异，反映着言语习俗和社会风尚的差别，是折射或透视一时一地时俗风尚别有情趣的科学视点。毋庸讳言的是，历代民间流行习语多有失之粗鄙庸俗的一面，乃至出现污染社会风尚的负面效应，因而是语言规范的基本内容之一，所以很少被采入规范的“雅语”。然而，亦正因其质朴、少饰、直接、出自生活，才成为借以透析时俗风俗的“传真”语料。民俗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看重这一语言文化现象的意义，首先是这一点。

思考题：

1.汉语中，除名字外，还有哪些命名习俗?举例说明。

2.以语言民俗学的学科知识解释一下当今社会大量重名现象产生的原因。

3.亲属称谓语俗主要包括哪几类?

4.以“师傅”(或“小姐”)一词为例，阐释称谓语俗的演变过程。

5.举例说明什么是禁忌语俗，什么是口彩。

6.如何科学对待网络语言现象?谈谈你的看法。

【注释】

[1]徐梓：《“师傅”与“师父”》，《中国教师》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