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俗语汇：语言民俗学的重要文本

民俗语汇是语言民俗学和民俗语言学最基本的重要研究对象和文本。丰富多彩的民俗语汇，印证着社会民俗文化的丰富多彩。

1.发端于20世纪初日本民俗学的民俗语汇研究及其学术背景

通过采集、整理民俗语汇，使之成为能够重复展现历史文化，尤其是民间生活原貌的文本，作为民俗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发端于20世纪前半个世纪“柳田国男时代”的日本民俗学界。当时，在享有“日本民俗学之父”之誉的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倡导下，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细致的文献梳理，以所采集的民俗语汇为索引，整理、考订民俗事实，然后加以分类、解说和汇编，出版了多卷本的《综合日本民俗语汇》，可谓是当时日本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发掘的丰碑式的显著成果。日本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日本学者柳田国男以自费出版《后狩词记》作为民俗学研究的开端，被称为日本民俗学的第一个纪念碑。在这本书中，他搜集了民俗语汇，分类整理了民俗事象。后来，被称为柳田民俗学最正统的继承者之一的仓田一郎的处女作是《枥木县安苏郡野上村语汇》，后又与柳田合著有《分类渔村语汇》《分类山村语汇》。他的显著业绩，一个是民俗语汇的搜集研究，一个是方言的研究。民俗语汇研究，是民俗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日本民俗学家大藤时彦在《民俗学及民俗学的领域》中谈到，语言学与民俗学的关系很深，很多国家把方言的研究纳入民俗学范围之内。在日本的方言研究上，民俗学者所完成的功绩是很大的。由于民俗的采集要通过方言，像苏联的索柯罗夫就主张民俗学者必须是方言学者。德国的梅林格(R.Meringer)提倡“物与语”(Worter und sachen)，并发行了以此为名的研究杂志。很多国家的民俗学者对此赞成，在民俗学者中培养起一种风气：采集民俗时，注意语言表达。在日本，民俗学研究与方言调查也是相辅而行的。柳田国男首先提倡在采集民俗时，把表达它的语汇整理为标题，对于所谓“民俗语汇”做了采集分类。又从方言分布上，提倡所谓“方言周圈说”，即古语残存于国家的边远地区，新语从文化的中心发生，好像形成波纹一样向国家的四面八方传播。已经消失的民俗往往在语言上还保留着它的痕迹，因此，民俗学很需要语言学的帮助。日本学者白川静在所著《中国古代民俗》中也谈道：“民俗语汇的收集，在我国被视为民俗研究的重要方法，不断努力加以采集和整理；昭和三十年(1955年)民俗学研究所编辑的《改订综合日本民俗语汇》五卷完成，利用起来非常方便。”又说：“探求民俗语汇与古代语言的系谱关系，从中发现语言史的发展痕迹，可能成为民俗研究的重要方法，这在中国古代文字方面也是一样。”“柳田国男时代”日本民俗学的民俗语汇研究方法，并非孤立地突兀出现的，而是有着人类学、社会学等国际学术方法史的深刻的学术背景。个中，主要的则是人类学对于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俗相互关系的清晰认识和关注。

“民俗语汇”是民俗语言学和语言民俗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文本。20世纪80年代中叶形成的、对于言语民俗进行双向研究的“民俗语言学”学说，成为“民俗语汇”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最重要也最直接的理论支持与指导。

2.语言民俗学与民俗语言学视野的民俗语汇研究

所谓“民俗语言”，并非“民俗”与“语言”的简单相加或一般合成，而是经约定俗成、获得广泛认知，民间性的、涵化有民俗要素的语言材料。民俗语言是民间文化最重要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各地方言和普通话中的民俗语汇，是各类民俗等民间文化事象的最主要、最活跃，也是最为典型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是考察、研究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处于历史文化深层结构的语料实证。有许多民俗语汇随着那种方言土语或那种民俗事象的消亡而成了语言与民俗的“语言化石”，或者正在消亡，处于“濒危”状态之中。尤其是那些一向被误解为“黑话”的明清以来各行各业隐语行话之类的民俗语汇，更因其有着与生俱来的鲜明的非主流性，而难登“大雅之堂”，加之流行使用的群体范围较狭或传人的过世而消亡的速度尤快。而这些蕴含着深层民间文化事象的“语言化石”的消失，将会给社会历史留下众多的难解之谜。

什么是民俗语汇呢?一般地说，是指那些反映不同习俗惯制主要特征或民俗事象的词语，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俚语等俗语，和一些江湖切口、行话、隐语等社会习俗语。民俗语汇是语词中同风俗文化密切相关的部分。一部方言辞典、俗语辞典、风俗辞典，多含大量的民俗语汇材料，可谓民俗语汇的准辞书。

民俗语汇是历时的民俗语言现象。有些民俗语汇因其所反映或代表的风俗事象在现代已不存在，其词语本身是历史语词，又是历史民俗语汇。例如“巫儿”“拍花”等。旧时大人们吓唬孩童常以“拍花子”作恐惧物。所谓“拍花”是指旧时歹徒以迷药诱拐儿童。据清李虹若《朝市丛载》卷七《人事·拍花》载：“拍花扰害遍京城，药末迷人任意行。多少儿童藏户内，可怜散馆众先生。”30年前尚可闻以“拍花子来了”吓儿童语，并附会于乞丐形象；至今已渐销声匿迹，系时风已转。至此“拍花”一词已成历史民俗语汇。就是说，随着某一具体民俗事象的销迹，与之相应的民俗语汇则即变为风俗史的遗迹。历史民俗语汇是风俗化石，一部历时的民俗语汇总集，亦即一部生动、丰富的民俗史。

民俗的地方性特征，也使民俗语汇具有地方性特点，体现在语言上，又有方言特点。“抓挠儿”，汉语普通话音zhuānáo，一般无儿韵尾，或读zhuānɑo，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注明是方言词，有七个义项：(1)搔；(2)乱动东西，致使凌乱； (3)打架；(4)忙乱地赶着做；(5)挣，获得(钱)；(6)指可用的东西或可凭借依靠的人(带儿韵尾)；(7)比喻对付事情的办法(带儿韵声)。在北京方言中，“抓挠儿”又作“抓蹃儿”，指手指或脚趾一屈一伸地玩。例如：这孩子会抓挠儿了。在东北方言中，“抓挠儿”也是指婴儿手或脚的伸屈动作，有时又简称“挠儿”。例如：“好乖乖，快给奶奶挠儿一个看看。”大人看到婴儿学会了“抓挠儿”这个本来很自然、极平常的动作，大都有一种很欣喜的感觉。为什么呢?这其中有一个潜在的民俗意识、民俗心理在起作用。其渊源在于把“抓挠儿”同人生礼仪中的“抓周”习俗联系到一起了。把“抓挠儿”看作是想“抓周”或学会“抓周”的前兆，是婴儿“出息”(即长进)的表现，是长者盼望幼儿尽早长大、快些立事的潜在联想意识，是从“抓周”派生出的地方民俗语汇。抓周，即于周岁时举行的一种用以预测小儿一生命运、前程事业的人生礼仪，属诞生礼的一种。抓周又谓睟盘、试周、试儿等。《颜氏家训·风操》载：“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语贾雨村道：“那年周岁时，政老爷便要试他(贾宝玉)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件，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政老爷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悦。”抓周习俗各地均有，“抓挠儿”只是由其派生的地方性民俗语汇。

有些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特定的语境中属于民俗语汇，但在有些情况下则不再是民俗语汇。例如“牺牲”一词，古代本指祭祀时所用家畜，色纯者为“牺”，体全者为“牲”。在现代汉语中，当这个词引申作“放弃、舍弃”义时，就不属民俗语汇之列了。此时，其原有的民俗语汇的基本特点已经释淡、转移或消失了。同时，一些民俗语汇还可能被普通话所吸收，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般语汇。例如“来龙去脉”，本为旧时迷信习俗的民俗语汇，是风水先生的行话。风水术士称主山为来龙，是龙脉的来源，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二载：“朱文公(熹)尝与客谈世俗风水之说，因曰：‘冀州好一风水，云中诸山来龙也。’”“来龙去脉”则指山形地势的走势、去向如龙一样连贯。明吾邱瑞《运甓记·牛眠指穴》载：“此间前冈有块好地，来龙去脉，靠岭朝山，种种合格。”后则借喻事情的来历、发展，前因后果，成为一般语汇了。此外，由于风俗的民间约定俗成性、口耳相传对口碑形式的依赖性，民俗语汇往往具有通俗、形象的语言艺术特点。例如称联姻兄弟为“连襟”或“一担挑儿”，既是形象的比喻，又颇通俗，这是民俗语汇的一种天然属性。随着现代化、都市化以及推广普及普通话的进程，每天都有一些载负着特定文化信息的民俗语汇在不经意中消亡。以东北方言为例，二三十年前东北地区农村耕作播种时使用的农具“点葫芦”“拉耙架子”“怀耙”“石磙子”，日常生活的器物，如“磕嗒窑儿”“火镰”“灰麻杆儿”“火绳”“碾道儿”，等等，已经随着这些事物的淡出现实生活而渐渐被人们遗忘。即或是三十多年前农村出生的孩子，对这些曾经是数百年来本地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司空见惯的事物的语汇也一无所知了。

民俗语汇研究应当关注那些已经不再属于民俗语汇性质的语汇，因为，其语源在于其前身的民俗语汇性质和历史文化内涵。其演化、嬗变的轨迹，不仅展现着语言的社会演变规律，更重要的在于其同时也印证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轨迹，是历史文化的“语言化石”。

在有关民俗语汇的搜集与研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关于“俗语”与“民俗语汇”两者之间的界定与相互关系的处理。

无论语言学界还是民俗学、民间文学界，关于俗语概念的界定始终未取得共识。至于海外学术界的说法，往往又同国内相参差，则是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所致。就汉语民俗语言的俗语性质、特征而言，它是指包括口语性成语、谚语、格言、歇后语、惯用语、俚语等品类在内的定型化或趋于定型化的简练习用语和短语。其中，泛指地方色彩较重的通俗性口语词的俚语，尚属外延比较宽泛的处于游移状态下的概念；有时指俗语其他语类，有时则专指方言土语、禁忌语与口彩语、民间流行习语、粗俗语等民俗语汇，皆就具体内容随机而用。就广义俚语而言，姑列为俗语品类。

民俗语汇一如俗语与俚语概念间的交叉，就其作为语言材料这一功能特征而言，俗语亦堪称民俗语言中的一种典型民俗语汇。但就其形态构造特点而言，俗语以定型化或趋于定型化的简练习用语和短语形式为主体，即以“语”为基本特征；而民俗语汇则以词的形式为主体，即“词”为基本特征，其具体品类如：方言土语词、俗语词、詈语、秽语等粗俗语词，禁忌语、口彩语以及语词形态的民间秘密语、民间流行习俗、口头禅、非隐语性行业习惯语等。具体言之，民俗语汇是指那些以某种民俗形态或具体民俗事象的概念、性质、源流、特征乃至名称等为语义内容，和与民俗有着某种特定联系的语词。

无论俗语还是民俗语汇，都是涵化了民俗要素的语言文化符号，这是民俗语言最本质的内部特征。民俗语言的外部特征，主要表现在其功能方面，是言语交际活动中最活跃、最富有民间社会生活色彩的通俗语言材料。

在民俗语言中，有许多是直接出自具体民俗事象的民俗语汇。

在此，且以“上梁”为例。“上梁”，本是房屋建筑过程中的一道工序。但是，一旦形成“择吉上梁”、上梁时厌胜、举行祛邪祈吉仪式等许多与之相关的民俗事象之后，它也就不再只是表示一个建筑工序术语，而是在不失本义的同时，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发生了符号意义的转换，它就被凝结、积淀成了一个用来表示一个特定民俗事象、一种建筑民俗仪式活动的典型的民俗语汇。在此文化背景下，这一简单的工序用语被赋予了浓厚的民俗色彩。至今，在现代大都市的建筑工地上，仍然可以看到这种上梁仪式民俗的遗存，甚至安装吊车，要给吊车系彩带，安装完毕还要燃放鞭炮。说到底，这样做的心理，仍不外乎是“祛邪祈吉”，期望平平安安。

历代文人墨客出于对“上梁”这种民俗事象的认同，每每精心撰写以“祛邪祈吉”为基本内容的所谓的“上梁文”。因此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章体裁“上梁文”。显然，这是一种与“上梁”这个民俗语汇同出一源的文体。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杂识》认为，中国古代“上梁文体”发端于北魏温子升的《阊阖门上梁祝文》。明徐师曾在《文体明辨·诗余序说》中写道：“上梁文者，工师上梁之致语也。世俗营构宫室，必择吉上梁，亲宾裹面(今呼馒头)杂他物称庆，因而以犒匠人，于是匠人之长，以面抛梁而诵此文以祝之。其文首尾皆用俪语，而中陈六诗。诗各三句，以按四方上下，盖俗礼也。……宋人又有上牌文，盖上匾额之词，亦因上梁而推广之也。”近人吴曾祺编纂的《涵芬楼古今文钞》将所辑录的由上古至清光绪年间的近9000篇文章，按照文体分作13大类202个子类。其中，第13类的第12子类，乃为“上梁文”。

显而易见，“上梁”这个民俗语汇，由它凝结、负载的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尽管很早就进入了上层文化，却一直不失民俗本色。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它的“永生不灭”。因为，现代文明正在淡化其民俗内涵和意义。同其他一些民俗语汇一样，它的消逝，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把这种文化现象作为一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事象，把围绕这个民俗语汇的全部民俗事象，完整地、真实地而且可以“原汁原味”地重复再现，保存到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记忆之中，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讨论民俗语汇问题，还应注意到，民俗语言的主体由俗语与民俗语汇两大语类构成。运用俗语和民俗语汇进行言语交际活动，当其成为民俗语言艺术运用的民俗语言材料或是文本要素时，均属于语言民俗学与民俗语言学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因而，无论是在语言民俗学视野还是民俗语言学视野里，俗语与民俗语汇的关联与交叉都是不可避免的。

3.中国学术史上的民俗语汇研究

中国学术史上的民俗语汇研究，主要是收集、辑录和考释之类的训诂学视点的研究。从扬雄的《方言》算起，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进行方言研究则是近年的事。然而，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成功地编著出了世界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方言》是迄今所见中国上古时期唯一的一部汉语方言研究专著。扬雄穷30年工夫编著的《方言》，记录了周秦至西汉末年的民间方言语汇，成为汉语方言研究的始祖。语言是民俗等民间文化的载体，作为民间口头语言的方言尤其是最直接、最基本的民间文化材料。“言为心声”，方言等民间口头语言尤其如此。

中国的历代帝王为政治需要素有“采风”的传统，“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方言》正是周秦政治需要的产物。也就是说，中国的方言研究，从一开始就同民俗研究结合在一起了，始于采风活动。两千多年前人们就认识到了语言，尤其是方言与社会风俗文化的内在联系，乃至后来形成的传统训诂学始终注重在社会风俗文化中考察语言材料的传统方法，不能不受此影响，亦可见其源远流长。一如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十所云：“此使(作者案：即“轩使者”，当时的采风官员)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亦如刘歆致扬雄书云：“今圣朝留心典诰，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傜俗。”扬雄《答 刘歆书》中回答说：“其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可以说，《方言》是中国乃至世界上首次对语言与民俗进行综合考察的重要成就，是民俗语言学研究的滥觞。这要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及列维-斯特劳斯分别进行的对几个未开化民族的风俗、文化、神话和语言的综合考察，约早两千年，是世界民俗语言学史上的一座科学丰碑，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科学文化史的重要建树。

中国历史上的民俗语汇研究，大都体现在一些俗语辞书的编纂方面，而且主要是唐代以来的各种专辑、专门辞书(包括现代辞书学意义上的“准辞书”)以及笔记杂著。例如，唐代的《匡谬正俗》(颜师古)、《资暇集》(李匡 )、《刊误》(李涪)，宋代的《释常谈》(佚名)、《续释常谈》(龚颐正)、《别释常谈》(施君英)、《古今谚》(周守忠)，明代的《目前集》(佚名)、《俚言解》(陈士元)、《常谈考误》(周梦旸)、《询蒭录》(陈沂)、《俗言》(附《古今谚》，杨慎)、《谚原》(方以智)、《俗呼小录》(李翊)和《(增订)雅俗稽言》(张存绅)等。

清代以来，相关文献更多。例如《通俗编》(翟灏)、《直语补正》(梁同书)、《俚俗集》(福申)、《土风录》(顾禄)、《里语征实》(唐训方)、《恒言录》(钱大昕)、《迩言》(钱大昭)、《恒言广证》(陈鳣)、《语窦》(胡式钰)、《常语寻源》(郑志鸿)、《玉雨淙释谚》(平步青)、《吴下谚联》(王有光)、《乡言解颐》(李光庭)、《江湖切要》(卓亭子)、《壹是纪始》(魏崧)、《谈征》(外方山人)、《常谈叜》(易本烺)、《越谚》(范寅)、《古谚闲谭》(曾廷枚)、《证俗文》(郝懿行)，以及《俗说》(罗振玉)、《俗语考原》(李鉴堂)、《俗语典》(胡朴安)、《通俗方言疏证》(孙锦标)、《俚语证古》和《方言译》(丁惟汾)，等等。

此外，还有发端于唐代李商隐、主要辑录歇后语的《义山杂纂》及其历代续仿之作，也可谓一支独特的民俗语汇“类义性编纂体例”的系列专辑。例如，唐代的《敦煌写本杂钞》(佚名)，宋代的《杂纂续》(王君玉)、《杂纂二续》(苏轼)，明代的《杂纂三续》(黄允交)、《风俗粲》(徐树丕)、《西湖渔隐杂纂》(西湖渔隐主人)，清代的《杂纂新续》(韦光黻)、《广杂纂》(顾禄)、《纂得确》(石成金)、《金园杂纂》(方绚)等，再加上未冠以“杂纂”名义的同类专辑，已经发现的就多达20余种。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所略举的历代这些文献，大多都是迄今尚未进行整理的珍稀文本。同时，类似上述迄今尚未进行整理的珍稀文本，在中国汉籍全部民俗语汇历史文献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亟待组织发掘、整理，使之成为中国民俗语汇研究的基本文本。除此之外，其他民族历史遗存的民族语言文字的民俗语汇文献，亦同样亟待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和整理。

4.中国民俗语汇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的第14章“中国民俗学史略”注意到，“明清时期，文人学者做了许多归纳民俗语言的工作，连钱大昕、郝懿行这样的著名学者都参加进来，撰写了《恒言录》和《证俗文》等著作。他们经过亲自调查，记录和保存了一批当时活在群众口头的民俗语汇，为后人研究前代语言民俗的传承情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著名方言学家侯精一教授根据数十年对自己家乡山西平遥方言民俗语汇的调查，撰写并先后分别在日本和国内出版的《平遥方言民俗语汇》，是迄今所见的中国当代第一部明确采用“民俗语汇”作为书名的专著。《平遥方言民俗语汇》分婚丧、游艺、饮食、交际、自然现象、时令时间、农业、植物、动物、商业、交通、工艺、房舍、器具、身体、称谓、疾病医疗、衣服穿戴、文化教育、文体、动词、方位词、代词、形容词、副词介词、量词、数词和拟声词28类(大类之下分设子类)，辑录并注释了4000余条平遥方言民俗语汇。

最近有位历史学者在整理竹枝词时注意到“所见民俗语汇的复活和社会风习的重演”这一特别的民俗语言现象。文章中讲到，由于竹枝词作者往往有意回避奥雅，多注重借用民间俚言俗语抒情寄意，许多竹枝词作品因此也具有民俗语言史料的价值。读清末民初的竹枝词，可以发现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即与当时世势之演进、时局之动荡相呼应，社会出现了诸多新鲜的语汇。还有一种特殊的历史语言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看似僵死或久已退出社会生活领域的语汇，却在长眠之后，竟然可以当时势重新适合之时再复苏醒，又一次影响社会。竹枝词文句中若干当时流行的语汇，与现今民俗语言现象竟然完全相合。例如，“饭局”这个民俗语汇，早就见于宋黄震《黄氏日钞》卷七十八的《六月三十日在城粥饭局结局榜》和《七月初一日劝勉宜黄乐安两县赈粜未可结局榜》两篇文字。清末民初竹枝词文中“饭局”则属于一个复活了的流行民俗语汇。而这些语汇在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数十年。清末民初竹枝词所见民俗语汇于数十年之后再度复活者，还有“片子”(名片)、“集股”“红利”以及“太太”“小姐”等其他实例。清末民初兰陵忧患生撰《京华百二竹枝词》中有“一从实业重商权，集股纷纷嚷破天”句，其中“集股”一语，同样也是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数十年之后，随着证券市场的重新复出又重新形成了“纷纷嚷破天”的声势。类似情形，又有罗汉《汉口竹枝词》所见“红利”这个语汇，其中的第60首《水电公司》所咏：“汉皋创后倍繁华，水电今时用更奢。依旧公司无起色，不闻红利派东家。”

凡此可见，清末民初竹枝词透露的若干民俗语汇在休眠多年之后又得以复活的民俗语言现象，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较强的社会史料价值。(www.daowen.com)

5.民俗语汇研究与辨风正俗^[1]

汉代史学家应劭曾说：“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历代统治者在管理国家、教化百姓、稳定社会秩序的过程中，都特别重视利用民俗这种文化模式来施行教化。民俗的社会规范、教化和调控功能，决定了辨风正俗对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自先秦开始就有了“观风问俗”的传统，形成了“采风”的制度，有了记录民俗、讨论民俗的著述的传统。在这种对民俗的调查、记录和讨论中，人们就已经开始注意到语言，尤其是方言同各种民俗事象的密切联系。作为记录民俗等民间文化的载体，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民俗事象。因此，很多民俗调查都把方言土语、俗语谣谚等口碑资料，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纳入了研究的范围。通过对这些方言土语、俗语谣谚的采集、整理，使之成为能够重现历史文化，尤其是民间生活原貌的重要史料，也成了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民俗语言学视野的民俗语汇研究就是基于这种早期的对语言和文化进行综合考察的文化传统和先行实践以及现代语言学对“语言文化”概念的基本认同的启示下开始的。语言是民俗等民间文化的载体，作为语言诸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语汇，也是民俗文化语言形式折射后的焦点，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人类社会文化镜像。民俗语汇是现代民俗语言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文本。

民俗学视野的民俗语汇研究发端于20世纪初日本民俗学界的“柳田国男时代”。日本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自费出版了《后狩词记》，在这本书中，他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细致的文献梳理，以搜集的民俗语汇为索引，整理、考订民俗事象，并加以分类解说和汇编，这本书被称为日本民俗学的第一个纪念碑。

中国学术史上这种对语言与民俗进行综合考察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诗经·国风》可以说是最早的“民俗歌谣之诗”。而从语汇的角度，对语言与民俗进行记录、整理、研究，则要从中国第一部方言辞典——扬雄的《轩 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算起。《方言》是中国第一部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的专著，主要记录的是周秦至西汉末年的民间方言语汇。应该说，中国的方言研究就是始于周秦时代的采风活动。

后世的文人士大夫在这种民俗语言观的影响下，或由于浓厚的乡土情感与故地情怀，或出于好奇，也给我们留下了一批以记录殊方异域习俗与语言为主要内容的民俗语言文化的文献，主要包括唐代以来的各种专辑、专门辞书、地方史志以及笔记杂著。这类著作“主要收集社会交往用语、人事称谓，以及与地方风俗相关联的日常生活用语，对它们进行了语源考证。编者们指出，他们要通过记录这些语言民俗事象，说明‘风俗之变迁，方言之有自’，让人们了解一时一地的风土人情”，“他们通过亲自调查，记录和保存了一批当时活在群众口头的民俗语汇，为后人研究前代语言民俗的传承情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2]如唐代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代佚名氏的《释常谈》，明代陈士元的《俚言解》，清代的《通俗编》《土风录》《恒言录》《证俗文》等。在中国汉籍民俗语汇历史文献中，这些尚未进行整理的珍稀文本占有相当的比例。2001年在讨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抢救工作范围时，民俗语言学的创立者曲彦斌提出关于“大规模地编纂多卷本《中国民俗语汇集成》的建议和论证”。他认为，“鉴于国内迄今为止尚未对历代的民俗语汇进行过比较全面的系统梳理，而各地民俗语汇大多渊源有自。因而，编纂《中国民俗语汇集成》是对中国古今民俗语汇的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系统发掘、抢救和梳理”。

在今天的学术视野下，民俗语汇珍稀文献的整理、刊布与研究是我们对这些文献进行深度开发与利用的有效切入点，也是这些珍稀文献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服务的有效途径。从前人的有关民俗语汇、民俗事象的记录、讨论、评述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对历代民俗语汇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某个时期风俗景象、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状态，使我们对前人的生活有更感性的认识，成为我们了解地方和时代文化记忆的文本和窗口；同时，通过从历代民俗语汇中搜集资料，对资料进行考订、比较，也可以使我们看到某种民俗事象或民俗文化在历史社会中的产生、变化与演进的历史。这里既包括了对某种民俗事象通时和断代的探究与叙述，从理论上说，民俗语汇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民俗事象的历史与文化的传统、辨风正俗的重要史料，民俗语汇是民俗研究的“富矿”，它反映了各个时期各地的风土人情、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是国民心态和国情的现实反映。

5.1民俗语汇反映地域的风土人情、社会心态

方言学家侯精一教授根据自己多年对家乡山西平遥方言民俗语汇的调查，出版了《平遥方言民俗语汇》。这是中国当代迄今所见的第一部以“民俗语汇”作为书名的方言词典性质的专著。

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如《从河东方言看山西晋南的民俗文化》，从语言的构成要素语音、语义、字形三方面对“双关”构成的民俗现象加以分析，就河东方言对晋南民俗的影响进行了说明。^[3]《从方言词语看地域文化》则是从各地方言的差异探求造成在心理、性格、风俗、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原因，认为“了解汉语方言的文化积淀，有助于深入解释方言词语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有助于开展方言与共同语的比较研究，从而缩短彼此之间在方言与文化方面的理解距离”^[4]。《从西昌方言词看其饮食文化》也是从风俗影响方言、方言折射特色风俗文化角度进行论述的^[5]。

语言是民俗的载体，方言是地域民俗的载体，民俗的地方差异与语言的地方差异有着一种内在的对应规律，通过考察各地方言即可洞悉各地风土民情，也可以考察出方言对民俗的影响。

5.2民俗语汇反映时代的变迁

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制约人们行为的习俗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也决定了记录这种民俗事象或因这种民俗事象而产生的民俗语汇具有“语言文化化石”的属性。有些民俗语汇因新生民俗事象而生，有些民俗语汇随着其反映的民俗事象的消亡，其词语本身也淡出历史舞台，蕴含在这些词语背后的深层社会生活和语言文化信息也逐渐不被人所了解，成为难解之谜。通过考察民俗语汇的发生、变异乃至消亡的轨迹，挖掘其负载的民俗文化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寻找那些随时间的逝去而消亡的事件或实物民俗事象的痕迹，把断开的一段民俗历史连接起来。有人概括这种研究方法为“礼失求诸野语”^[6]。

民俗语汇大都富于时代气息，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现实、民心所向与一时的国情。

“舅姑”在古汉语中是“公婆”“岳父母”的意思。这在《礼记》《后汉书》中都有记载，它记录了“姑舅表亲婚”这样一种婚俗。旧时中国传统婚姻习俗崇尚“亲上加亲”，加上在财产继承上的考虑，形成了原始族团内互婚的习俗。这种婚姻形式严重危害子孙繁衍、民族兴旺，是一种违反科学的婚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血缘婚的陋俗已渐成遗迹。而现代汉语的“舅”“姑”也恢复了其“母亲的兄弟”与“父亲的姐妹”的本义。“舅姑”“姑舅亲”词义的演变都是词汇与习俗惯制之间内在联系之一斑。

“大锅饭”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不可回避的专门语汇。有学者从探究民俗语源的角度，对“大锅饭”这个具有特定时代特征的民俗语汇进行了分析，认为它是中国千百年来沿袭而成的一种经济民俗及饮食民俗形态。^[7]

再如国庆、建国、援朝之类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名字，则是某个时期社会现实对人们的命名习俗的影响的结果。可以说每个民俗语汇都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是那个时代的身份证。从一定意义上说，民俗语汇可以视为探察一时民心国情的分析仪。

因此，开展民俗语汇的调查、整理和研究，应该成为民俗调查和地方舆情考察的基本方法和手段之一，它对于制定社会发展战略、辨风正俗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民俗语汇历时的考察，不仅有助于风俗史的研究，也可为当代社会的发展起到“史鉴”的作用。

思考题：

1.简要说明柳田国男时代日本民俗学的民俗语汇研究的学术背景是什么。

2.简单说说民俗语汇的概念、主要品类。举例说明直接出自民俗事象的民俗语汇。

3.简单说说民俗语汇和俗语的区别。

4.中国学术史上的民俗语汇研究有哪些?请简要论述。

5.现阶段的民俗语汇研究有何现实意义?谈谈你的看法。

【注释】

[1]本节作者董丽娟。

[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

[3]辛菊：《从河东方言看山西晋南的民俗文化》，《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4]陈建民：《从方言词语看地域文化》，《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4期。

[5]段英：《从西昌方言词看其饮食文化》，《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6]林伦伦：《试论方言俗语与民俗研究之关系》，《岭南文史》1998年第4期。

[7]曲彦斌：《民俗语言学发凡》，《民俗语言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