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定义、约定和经验判断

我们所下的每一个判断或者是定义性的判断，或者是认识性的判断。在概念性的或“理想”性的科学中，如我们在前面（第8节）所指出的，这种区分只有相对的意义。而在经验的或“实在的”科学中，这种区分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认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用这种区分来澄清各种各样的判断所具有的不同种类的有效性。按照我们此前所得的结论，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提出以下的看法。事实性科学作为一个系统，构成一个判断之网，网上的单个的网眼则配列与个别的事实。这种配列是通过定义和认识来达到的。在我们已经了解两种定义——具体定义和蕴含定义——中就有实在对象的概念来说，首先涉及的只是前一种定义。具体定义是一种十分任意的约定，这种定义就是对这样那样地挑选出来的对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再次获得与这个对象具体地加以定义时所具有的同样的经验），那么，我们便把这种经验称之为将要认知的经验。这样，经验表现着极为多种多样关系中相同的对象。结果，我们便能够做出大量的判断，这些判断由于包含着相同的概念而涉及相同的对象因而形成联系起来的网。在我们要求有新的经验来确立每一个个别判断的地方，在我们只有通过实在的新的直接联系才达到一义性的配列的地方，组成认识之网的一类判断就是可以称之为描述性的或历史性的判断。描述性的和历史性的学科以及日常生活的言谈和报告大部分就是这一类真理所构成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为了恰当地选择对象（通过具体定义来选择），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蕴涵定义使得它们所定义的概念可以用来一义地标示那些相同的实在对象。那就是说，这些概念将会通过一个判断系统彼此联系起来，这个判断系统同基于经验与事实系统形成一义性对应的判断之网完全契合。鉴于以经验的方法我们必须通过劳神费力地一个网眼一个网眼地进行个别的认知活动才能达到判断之网，而与这个判断之网相契合的判断系统则可以完全以纯粹的逻辑方法从它的基本概念的蕴涵定义中推导出来。

因此，一旦我们能够成功地发现这些蕴涵定义，我们一下子就有了整个判断之网而无须在每一个实例中都依赖新的个别经验。事实上，这就是精确科学所用的方法，它把以蕴涵的方式定义的数学概念系统应用于世界。的确，这就是解决科学提出的任务应当遵循的唯一可以设想的道路：甚至对于那些还没有任何有关经验的实在事实，如对未来的事件也要作出断定。例如，天文学能够以纯粹描述的方式报告出各个行星在不同时间所处的位置因而能够以大量历史性判断来描述太阳系中发生的事件。但是它也可以通过按照某种方程（这些方程相当于一种蕴涵定义）移动的物体的概念来标示这些行星。从这些基本的天文学的方程中，我们就能够通过纯粹演绎的方式得到全部所需要的关于构成太阳系星体的过去或未来位置的论断。

显然，假定世界是可理解的，也就是假定与经验判断系统精确一致的蕴涵定义系统的存在。如果我们绝对确实地知道，由蕴涵定义所产生的、保证严格而无歧义的标示事实世界的那些概念总是存在着的，那么我们对实在的知识便确有保证了。但在这点上，我们已不得不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见第7节），而且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将不超越这种态度。因此，那种认为一种特殊的概念性系统提供了上述意义上的完全知识的看法——或者甚至认为存在着这种系统的看法，本身都不可能被证明为真的判断。相反，它只是一种假设，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一个既不是定义又不是纯粹描述性判断的关于实在事实的判断都带有假设的性质。

这样一来，虽然我们决不能确定，一个完全的概念性系统是不是真的能够提供毫无歧义的对事实的标示，但至少仍然有可能安排某些个别概念使之在一切情况下都与实在相适合，从而它们所标示的对象总是可以在实在中被再发现。用蕴涵的方式定义概念就是通过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来规定这一概念。但是，把这样一种概念用于实在，就是要在世界上无数关系中挑选出某个复合或组合作为一个单体包括其中并用一个名称来标示它。通过适当的选择总是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用这种概念达到对实的无歧义的标示。我们把以这种方式产生的概念性定义和配列称之为约定（这是对这一术语的狭义的使用，因为在更广的意义上，所有的定义都是一致同意的约定）。把这种较狭窄意义上使用的“约定”这个术语引入自然哲学的是亨利·彭加勒；自然哲学这一学科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研究在自然科学中所发现的各种各样的约定的性质和意义。

至于一般的约定论，我们在这里只是要指出，凡是在自然界提供完好的、连续不断的、多种多样的同质关系的地方，使约定成为可能的条件总是存在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是能够从这样一种多样的关系中挑选出所需要的关系的复合。特别是空间一时间关系就属于这种关系；它们因此而形成约定的真正领域。事实上，约定的一个最广为人知的典型的实例就是断定时间或空间间隔相等性的判断。我们可以在广阔的范围内任意地定义空间和时间的相等性，而且仍然能够确定地在自然界中找到按照这个定义是相等的空间和时间。

要弄清约定的特殊性质以及约定与具体定义如何相区别的方式，最容易的办法就是使用时间测量的例子。当我们规定地球绕轴旋转的周期（恒星日＝23小时56分4.09秒）相等并把它作为测度时间的基础时，我们获得的本质上是一种具体定义，因为我们的规定涉及的是包含单独一个天体的具体过程。从理论上讲，我们同样也可以把达赖喇嘛的脉搏跳动作为标记时间相等的周期并以之作为我们测度时间的基础。对这样一种测度时间的方式唯一的反对意见就是认为这种方法可能是不切实际的，根本不适合做有规则的时钟。因为这样一来自然过程进行的速度将完全取决于达赖喇嘛的健康状况；比如说，如果他发烧，脉搏加快，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自然过程加上一个较慢的速率，因而自然律就要采取一种极为复杂的形式。如果我们选择地球的旋转作为时间的尺度，那么这些自然律就以一种非常简单的形式表现出来。事实上，这正是我们之所以选择它的原因。但是为了对天文事实作最精确的描述，规定恒星日绝对相等就不能产生尽可能最好的时间定义了。比较更切合实际一些的就是断定，由于潮汐涨落的结果，地球的旋转逐渐变慢，因而恒星日就会变长。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原因归于一切其他自然过程的逐渐加速，那样一来，自然律就不再采取最简单的形式了。因此，自然律的最大限度的简单性是决定最终选择一种时间定义的标准。只有在那种条件下，时间单位才获得我们所说的那种意义的约定的性质。因为，那样一来，时间单位才不再与这种或那种具体过程纠缠在一起，而是由物理学的基本方程应当采取最简单的形式这个一般规则来决定。在纯粹抽象的科学系统中，这些方程应当理解为基本物理学概念的蕴涵定义。

一旦通过约定使一定数量的概念固定下来，这样标示的各个对象之间成立的关系就不是约定性的了。它们必须通过经验来确定。只有经验才能使科学的全部概念性系统中保持配列的一义性。

现在我们要更详细地描述构成一切事实性科学系统的两大类判断。第一大类是精确认识为了用蕴涵方式规定的概念来代替具体规定的概念而使用的那些定义。在这些定义中突出的是首先通过适当的规定来保证这种代替的约定。第二大类是一些认识性判断，这些判断或者是依据再认识活动来标示被观察事实的判断，称之为历史性的判断；或者是要求对于没有被观察到的事实也成立因而称之为假设的判断。然而，我们要注意，假设和历史性的判断之间的区别，尽管对于研究来说也许是重要的，但在原则上不可能严格地和绝对地坚持这种区分。因为对于历史性的判断，如果我们考虑到，严格地说，这类判断所能包括的只是当时直接经验到的事实，因而这种判断的类便缩小到零。只要稍晚一点说出来，这种判断便已经包含着一种假设的因素。一切过去的事实，甚至那些刚刚观察过的事实都毫无例外地基本上只能推论出来；从理论上说，要使这些事实被观察到，可能只是一种梦想或幻想。如果仔细地加以考察，历史性的判断也带有假设的性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中的全部判断或者是定义，或者是假设。

在更广意义上的那类定义中，我们还把那些能够用纯粹逻辑方法从定义中推导出来的命题包括进去。从认识论上看，这些推导出来的命题与定义是相同的，因为按照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看法（第8节），它们与定义是可以互换的。从这种观点看，纯粹概念性科学，如算术学实际上完全是由定义所构成的；它们没有传达任何原则上的新的东西，没有什么超出公理以外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所有对这些命题的断定都绝对是真的。相反，事实性科学的主要内容则是由比较狭义的真正认识性判断所构成。但归根到底这些判断仍然只是一些假设；它们的真理性并没有绝对地得到保证。如果它们获得一义性关联的概率（不管是什么概率）具有极高的值，那么我们一定感到很满意了。

哲学向来都是最不愿意赞同这种观点的，从久远的古代以来，就不断地有一种顽强的努力企图保持我们对实在的知识至少有一部分有绝对的确实性。每一个唯理论的体系都可以看作正是在进行这样的努力。但是在这种努力中，今天唯一仍然值得讨论的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的（见第7节）康德哲学。在康德看来，除了我们所描述的两种判断——最广义的定义（康德称之为分析判断）和经验判断或假设（康德把这些判断称之为后天综合判断）——还有第三类判断，即所谓先天综合判断。在这第三类判断中，一义的配列关系以及由此而获得的真理既不是通过定义也不是通过经验获得的，而是通过某种别的东西，即通过理性的某种特别的机能，“纯直观”和“纯理性”获得的。康德非常清楚地了解，我们除了通过经验以外，决不可能知道任何一个单独的实在的事实。因此，他感到“先天综合判断”这一观念中包含着巨大矛盾的重压；我们据说能够对尚未在经验中给予的实在事实作出绝对真的判断。全部《纯粹理性判断》这本书基本上都用在论述这种判断的可能性所提出的问题上。

我们将在稍后一点来考察一下康德认为他已经找到的解决办法。在这里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康德对精确科学中存在着先天综合判断决没有丝毫的怀疑，正是这个事实导致他作出这种不正确的说法。否则他当然不会设想这种判断是可能的，因而也不会去寻求对它们的可能性的解释了。实际事实是，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成功地展示出一个先天综合判断来。然而，康德及其追随者们都相信这种判断存在，其之所以如此，可以很自然地通过下面这样一个事实得到解释，那就是，在精确科学的定义和命题这两者之间，可以找到一些令人迷惑地类似于先天综合判断的陈述。定义按其本身的性质就具有独立于经验的有效性因而是先天的，但在这一类定义中，有相当多的约定表面上看来似乎并不是从定义推导出来的，因而似乎是综合的。而它们作为约定的真的性质只有通过极为艰苦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空间科学的公理。另一类判断是经验判断，经验判断由于其对实在的有效性不是从定义中推出来的，因而显然是综合的，但在这一类判断中，有许多命题（例如因果性原则）看起来似乎具有无条件的有效性，如果不作更加透彻的考察，很容易错把它们当作先天的判断。

一旦我们论证了（后面我们将进行这种论证）被当作先天而综合的判断的事实上要么不是综合的，要么不是先天的，我们便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先天综合判断这样一种奇怪的判断会在科学的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存在了。这就是我们在下面试图把全部实在的知识解释为只由上述两类判断所构成的充足的根据。

由于名词术语在理解中并非无关紧要的因素，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把某些定义性的规定总结一下。

“分析的”判断应当理解为归于主词的谓词已经包含在主词概念之中的那样一些判断。在这里，“被包含”可能只是意指谓词是主词定义的一部分。因此，分析判断所标示的一组事实总是在定义中给出的。分析判断为真的根据仅仅在于主词概念，在于主词的定义中，而不是在于某种经验。因而，分析判断是先天的。用康德的经典性例子来说，如果我们定义物体这个概念的方式是把空间的广延性作为其特征之一，那么“一切物体都是有广延的”这个判断就是分析的判断。由于同样的理由，这个判断也是先天的：它不是依据任何经验，因为没有任何经验表明物体不是广延的。如果在经验中我碰到某种东西是非广延的，那么我就不能称它为物体，因为如果我真的那样称它，那么我就会与物体的定义相矛盾。所以，我们可以同康德一样认为分析判断是建立在矛盾原则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这种判断可以借助于矛盾原则而从定义中推论出来。(www.daowen.com)

与分析判断相反的是综合判断。如果一个判断断定一个对象的谓词不是依据定义包含在该对象的概念之中，那么这个判断就是综合的。这样的判断超越对象的概念；它是扩充性的，而分析判断只是解释性的。用康德的另一个例子来说，“一切物体都是有重量的”这个命题是综合的，因为有重量的、相互吸引的这样一些特征并不是人们通常使用的物体概念的定义的一部分。如果有重量的这一属性包含在“物体”的定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验表明在自然界中有一个无重量的对象，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物体），那么这个判断当然就是分析的。

因此，我们可能总是以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之间的区别不可能划分得截然分明，因为同一个判断可能是综合的还是分析的取决于我们包含在主词概念中是什么。但是，这种意见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判断实际上并不是相同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以“一切物体都是有重量的”来定义这个命题中的物体的概念从而使有重量的成为物体的特征之一；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则不是这样定义物体的。诚然，每一次的句子里都包含相同的词，但它们标示不同的判断，因为“物体”这个词在每一判断中都有不同的意义。在前面（第8节）我们曾经解释过，同一个（语言上的）句子既可以表达一个定义又可以表达一项知识。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把什么样的概念与这些词相联系。因而把判断划分为分析的和综合的是完全确定的而且是客观上有效的。这种划分并不取决于，比如说，主观的立场或下判断的人的理解方式。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不是在文献中存在着某些误解，^[1]我甚至不会去提到它。之所以有这些误解，可能由于某些作者并没有充分坚定地坚持概念的性质和内容应当看作仅仅由它所包含的特征来决定这样一种立场。

这一点尽管非常明显，但由于它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再次强调，定义应当算作分析判断。定义给予我们的只是已经属于概念的那些特征。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有理由说，定义产生一种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它把各种各样的特征归于一个概念。但是定义并没有因此而变成综合判断，因为它并没有在概念已经具有的那些特征之外或之上赋予它任何特征。我们可以说，一个综合判断所标示的是把对象结合起来形成的一组事实，而定义所标示的则是把特征结合起来形成的概念。

在日常生活中构成我们谈话和思考的内容的所有判断差不多都是综合的。显然，“高卢曾被罗马人征服”或“今天午餐菜有鱼”或“我的朋友住在柏林”或“铅的熔点低于铁的熔点”，这些命题都是综合命题。的确，这些判断中出现的许多概念如“高卢”或“铅”的定义很难达到一致。但是从我们说出这种句子的全部语境中可以明确得出，这些句子的谓词并不包含在属于主词概念的那些特征之中，根据这一点本身就足以决定判断的性质。

我们还要注意到，这里作为例子的判断标示各种各样的经验事实。这些判断有效性的基础在于经验；所以这些判断是后天的。

除了按其本身的意义是先天的分析判断和后天综合判断外，设想第三种判断——先天综合判断是可能的。如果这种判断存在，它们便断定一个对象具有不包含在该对象概念中的某种谓词，尽管在经验中找不到这样断定的根据。换句话说，这种判断所标示的事实就是某些对象相互关联，而这些对象不是由定义结合起来的（例如事件及其原因），但又不是由经验来保证这种关联成为一个事实的。

令康德感到非常惊讶的是，综合判断竟能是先天的。因为，如果所考虑的对象本身只是在直观的经验中给予的，那么除了经验还有什么东西能把这种关联告诉我们呢？

只有先天的判断才提供严格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后天判断只适用于它们所标示的个别的经验事实）。分析判断告诉我们的只是有关概念性关系而不是关于实在的知识。由此可见，先天综合判断存在的问题等于就是关于实在对象的必然性知识的存在问题。对分析判断的思考是一个纯粹的思维问题，因为这些判断是完全建立在概念的相互关系上的。相反，综合判断是建立在实在对象的相互关系之上的，对综合判断的研究是一个实在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留待本书的后一个部分来研究。^[2]

构成任何真正科学的是由定义和认识性判断组成的系统，这种系统开始在许多个别点上与实在系统相一致，而构成这个系统的方式使得这种个别点上的一致随后自动地产生其余所有各点的一致。在这个判断系统中那些使该系统得以直接建立在实在事实之上的命题可称之为基本的判断。它们包括较狭义的定义和历史性判断。以这些判断为基础，通过纯粹的逻辑的演绎方法获得个别的部件，整个系统便一步一步地建造起来。这种逻辑演绎方法中的一个就是三段论法，它将两个判断联系起来，消去一个概念（即所谓中项）而推导出第三个判断。如果整个大厦是正确建立起来的，那么一组实在事实就不仅与每一个出发点——基本判断相一致，而且也与通过演绎产生的系统中每一成分相一致。整个结构中的每一个个别判断都一义地与一组实在事实相配列。

各种个别科学达到完全一义性配列所采取的方法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较多使用描述性方法的学科——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历史科学——只需几乎唯一地接受这些基本的判断而无须据此再作进一步的建构就能够达到两种系统——判断系统和实在的系统——的完全地一致。这些科学紧紧依靠给定的事实，似乎超出这些事实进行思维中的自由建构便有直接失去一义性配列的危险似的。在这些科学中，通常都要求我们在心中牢记何种概念和判断应当与这些个别事实相配列。我们不能从拿破仑的出生日推出他逝世的日子，我们必须分别记住这两者。任何人都不可能从其他的历史材料中推论出各个罗马君主先后承继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在位的年代。历史的判断大多缺乏相互联系，也缺乏可用来作为推论的中项的共同要素。如果仍然还能够达到配列的一义性，那就必须用极为多种多样的相互独立的判断来弥补这种缺陷。这类学科多的是材料而少的是知识。历史事件决不可能从这种历史的情况中毫无遗漏地推出而达到完全的掌握。历史学家们之所以不可能预断未来其原因就在于此。

精确科学使用的是与此完全不同的方法。这些科学并不是通过尽量地增加基本判断的数量来保证判断和实在的一义的配列。相反，它们力求使基本判断的数量尽可能地减少，而通过必要的处理逻辑的相互联系来达到两个系统的毫无歧义地一致。天文学家只要观测到彗星在三个时间点上的位置就可以预测该彗星在任何时刻的位置。物理学家借助于少数的几个方程（归功于麦克斯韦）就能够以合适的判断与电磁现象的整个领域相配列；他借助于很少几条运动法则就可以与力学运动的整个领域达到同样的配列。他不必为每一个个别现象去构思和记住一条单独的法则。因此，精确科学可能不像田鼠打洞那样通过事实的土壤来开辟道路，而是像埃菲尔铁塔那样仅由少数几点支撑便独立地提升到最一般概念的巍峨的高峰并由此而更完全地掌握各种个别事实。置于科学根基的基本判断数量越少，用以标示世界所需要的基本概念的数量也就越少，因而我们的知识水平也就提升得越高。

因此，所有的科学，为了向我们提供知识（有的提供得多些，有的提供得少些），都尽力创造一个旨在捕捉事实系统的巨大的判断之网。但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组成判断结构的每一个成分都要一义地配列于事实结构中的一个成分，否则全部事业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了。如果这个条件得到满足，那么判断就是真的。

【注释】

[1]有一个例子就是E.杜尔反对这种区分。“因为同一个判断常常可以用两种方式作出：主词概念可以看作是包含谓词概念的，也可以看作不包括谓词概念的。”（《认识论》第81页）但是任何人如果认为谓词概念包含在主词概念中，那么，他所想到的主词概念就是与认为主词概念不包含谓词概念的人所想到的是不同的主词概念。在这两种情况下，概念是不同的，即使它所标示的对象相同，T.齐恩也企图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处理这种逻辑的区别“认识论》，1913年，第480页以下，第559页以下）。

[2]康德是这样表述这一点的：“在分析判断中谓项属于概念，在综合判断中，谓项属于概念的对象，因为谓项并不包括在这概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