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汗国成吉思汗晚年，发行博州会子，以丝为单位。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发行交钞，定发行总额不超过万锭。宪宗初，因纸钞贬值，立银钞相权法，用白银维持钞价。不久设交钞提举司专管行钞事宜。

　　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行“中统元宝交钞”，又名“丝钞”。以两为单位，丝钞二两值银一两，15两值金一两，同年十月，发行“中统元宝宝钞”(银钞)，共分十等：10文、20文、30文、50文、100文、200文、300文、500文、一贯、二贯。一贯等于丝钞一两。前发旧钞用中统钞平价收回。法定钞为唯一合法通货，悉禁金、银、铜钱行用。又以文绫织成“中统银货”，每十两值银一两，未行。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加发小额纸钞，叫“厘钞”，分二文、三文、五文三种。次年，阿合马当国，滥发纸钞，物价大涨。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行钞法于江南，以中统钞收兑南宋会子，禁用宋钱。以后几年物价不断上涨，至元二十四年物价比至元十三年涨几十倍，故改发“至元宝钞”，分11等，与“中统钞”并行，一贯当旧钞五贯，仍以金银为本，银一两合钞二贯，金一两合钞20贯。至元三十一年八月将各路交钞库现银再次收归京师。

　　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改发“至大银钞”，自二厘至二两，分13等，每两合“至元钞”五贯，中统钞15贯，银一两，金一钱。后罢“中统钞”，限100天收回，恢复用钱。仁宗推翻此制，仍用“至元钞”和“中统钞”。顺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发行“至正交钞”，一贯合“至元钞”二贯或铜钱一千文。初以“中统钞”加盖至正钞字样发行，无钞本，为首次法定的不兑现纸币。

　　综观元代纸钞凡四变。初为“中统钞”，有元一代始终通行，晚期才逐渐被“至正钞”取代。次为“至元钞”，已五倍于“中统钞”。再更以“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钞”。“至大钞”旋废，由“至正钞”来对付残局。

　　元朝滥发纸钞，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其严重程度，不亚于金和南宋。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政治混乱，自坏成法，失信于民。元朝以马上得天下，连年征战不息，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不得安定，人民长期处于兵荒马乱之中，怨声载道。所征服地区辽阔，情况复杂，顾此失彼。四大汗国没有发挥拱卫作用，反而增加麻烦。帝国本土统治阶层重犯宋金积弊，胜利后骄奢淫逸，纵情挥霍，大肆搜括，王位之争和权力倾轧从未停过，无暇顾及安民治国之道。而朝廷又政策多变，朝令夕改，任意胡为，言而无信。此类事例史不绝书。如前述把各地钞库用作钞本的白银调到京都，使民众对纸钞不信任。又如倒钞，收兑昏钞，有法不行，官吏从中上下其手，鱼肉良民。言而无信，不知其可矣。第二，长期财政赤字极端严重，专靠发钞弥补，导致物价狂涨，钞法大乱，民怨沸腾。如至元年间财政收入勉强抵财政支出的一半。后期支出竟为收入的400多倍，即财政支出的99%以上要靠发钞供应。所以元朝财政，始终是捉襟见肘，困难至极。如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十一月，当年用钞和土木营缮、军需、赏赐四项开支已超过3000多万锭，国库中只11万锭，差不多为支出的1/300，如此庞大赤字，只好发钞。此时发行至大银钞145万锭，合中统钞3600多万锭，平均每人77765文，比中统时增1253倍。这样大肆滥发，成倍猛增纸钞流通量，引起物价上涨。初时是成倍上涨，中期成十倍飞涨，晚期成百上千倍狂涨，公私各钞，俱成废纸。在此大乱情况下，出现私钞及代用货币。店铺酒家自制竹木牌和纸帖，在市面当货币行用。官府还准某些官吏私自发行纸钞。坏钞大量出现，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等等名目。如此情况，人民困苦不堪，有首民谣说：“开河变钞祸根源……官制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哀哉可怜！”(见《明实录》卷二三四)顺帝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通货膨胀恶化至极，钞法全面崩溃，官家仍在滥发纸钞，物价如脱缰之马，米价比中统时上涨六七万倍。民间交易完全用钱，甚至回到实物交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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