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孟禄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陈竞蓉
20世纪10—4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史家、比较教育学家孟禄曾10余次来中国调查教育、讲学和从事文化交流活动，同中国教育文化界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1921年孟禄应实际教育调查社聘请，来华进行大规模教育调查与讲学，是其在华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产生直接影响最大的一次。孟禄来华对于改进中国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推动“六三三”学制颁行，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是继杜威之后又一位对加速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世界知名的大教育家。
一、孟禄来华及其活动
作为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教育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学家，孟禄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教育，曾于1913年考察菲律宾教育后顺道访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和担任该院教育部部长期间，对中国留学生如蒋梦麟（后任民国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后任北京大学校长、驻美大使）、郭秉文（后任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校长）、陶行知（后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生活教育社社长）、陈鹤琴（后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等的培养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指导，与中国弟子们感情融洽。1918年夏，严修、范源廉等人赴美考察教育，结识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部长的孟禄，得其帮助指导之处甚多，就有意聘请他来华。1919年冬，袁希涛、陈宝泉组织欧美教育调查团赴美，因有感于中国教育的空虚和美国教育的务实精神，再次聘请孟禄来华调查教育状况，希望他能以欧美科学的背景及其自身丰富的实际教育的经验，诊断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以谋求改进的方法。孟禄慨然答应，但因哥伦比亚大学教务繁忙及家事拖累，而未能成行。1921年8月，教育界人士得知孟禄将来华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于是由范源廉、黄炎培、张伯苓、陶行知等人在京发起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推举范源廉为社长，聘请孟禄来华调查科学教育实际情况。
与此同时，为迎接孟禄来华，北京高师平民教育杂志社出版一期“孟禄专号”，教育界名流梁启超、严修、范源廉和一些孟禄从前的弟子们如邓萃英、李建勋、庄泽宣、常道直等人纷纷撰文，向国人介绍其生平、著作、教育思想和教育业绩等。严修称赞孟禄“优于德、优于学，且优于才，严正而又和易”。 (1)张伯苓说：“门罗先生，学者也，宗教家也，教育家也，政治家也，一人而具四美。” (2)由于学者名流的介绍，也由于孟禄本人的声望，人们期待着他的来华调查与讲学将为中国教育的改革带来良方，而孟禄也没有使中国东道主失望。
孟禄于1921年9月5日到达上海。抵华后不久，在参加由实际教育调查社董事会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的会议上，孟禄发表意见，指出他此次调查注重四个方面：一是根据教师与学生之关系视察一切，而对中小学特别注意；二是科学教育及应用；三是师资；四是学校经费来源。在此后的近4个月时间里，他由陶行知、王文培、凌冰等弟子陪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调查了北京、保定、太原、开封等9省18市的200多处教育机构和教育设施，发表了《共和与教育》、《影响教育问题的新势力》、《新教育与科学》等大小演讲60余场，广泛宣扬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并频频与各地教育、实业界人士开座谈会和讨论会，对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予以具体的批评和指导。调查结束后，在北京召开了盛大的教育讨论会，各地教育精英云集京师，听取了孟禄关于调查结果的报告，与之广泛深入地探讨了包括学制、课程、教学法在内的方方面面的教育问题。在本次调查中，孟禄所到之处，不仅受到教育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也被各地军政要员奉为座上宾。而他温和儒雅的大家风范、真诚率直的人格魅力、卓越独到的学者见解和勇毅前行的行为作风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孟禄与《壬戌学制》
（一）关于学制改革的主张
孟禄来华之际，正值学制改革呼声日高，新学制讨论、酝酿之时。他对此尤为关注，并直接参与了学制改革。抵华伊始，即两次与上海教育界人士讨论学制问题。10月29日，孟禄在进行学校调查期间，专程赴广州参加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该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学制，此次会议通过了“新学制草案”）。他高度评价与肯定了这次学制改革会议，作了题为《平民主义在教育上的应用》的演讲，并与各省代表开讨论会三次，还专门发表了《对于学制改进方面之意见数则》一文。总的来看，孟禄关于学制改革的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学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民主主义的教育
在对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与会代表的演讲中，孟禄开宗明义，首先指出：在当今民主潮流汹涌澎湃的世界，教育上唯一的大问题，即共和主义或民主主义，在教育上应当如何应用？“换言之，即我们应采何种教育方法，以达民治之目的” (3)。他认为民主主义包含两个要素：（1）重视个人人格；（2）政治予个人以特权。欲达民主主义的目标，必先培植民主主义的根本或民族之精神。
孟禄进一步分析说，民主主义对于教育制度有两大要求：第一，地方与个人要承担开办与维持教育的责任，即要有经费上的负担；第二，地方与个人，要负责任管理监督学校。他认为，这是民主主义教育的两个根本要点。在援引了美国教育的经验后，他说：“中国若想振兴教育，非有普及的教育税不可。” (4)而办学监督之权，应多给地方。权力应逐级下放，由中央下放至省，再由省下放至县、区，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孟禄认为，民主潮流对于教育方法存在两个影响：首先，学生必须亲自参与学习过程。他说，如果没有学生的自动参与，则教学不会有效。其次是心理上的影响。近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凡事只有亲身参与后，才会真正掌握知识技能。因此，中国的教学方法应大力进行改良。改良的关键是使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此外，针对学校将各种天资、禀赋、兴趣、爱好、才能不同的学生合于一炉进行训练，不顾个性差异的现状，孟禄强调，民主主义的教育，是要机会公平，使无论何人皆得顺其天然能力发展，亦即适应个性的教育。他指出：过去君主政体的国家，只重视培养少数领袖人才的教育；共和政体的国家，重点在国民教育，因而特别注重中等生的教育。其实这两种教育同等重要。他说：“民治主义的精义，即在一切人无论上智下愚，皆要得充分发展的机会。”(5)
2.改革学制应坚持两条原则
这两条原则即：“须定夺教育成绩标准，使各种教育事业有所依据和须多留活动余地，使社会得以施诸实验而臻美善。”(6)孟禄认为，确定教育标准，是一国政府的责任。尤其应在文字、教材、教师资格及学生应达到的最低程度等方面订立标准。因此他主张，对全国各公、私立学校作出如下规定：一是应用本国语进行教学；二是本国历史、地理、文学等科应列入课程；三是教师应受到师范训练；四是各校教职员应为本国公民。在他看来，教育不仅应谋求现时的成绩，并须筹划将来的进步。所以学制的制订不应过于整齐划一，应使各地私立教育“有充分的自由实验的机会”，同时“使政府规定各项最小限度之标准”(7)。
3.关于小学
孟禄对中国小学教育较为满意，但认为也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他主张：（1）对于小学修业年限，一般而言，城市小学可用6年制；乡村小学，可仍暂用“三四制”。至于究竟采取哪一种，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他说，据调查所知，中国除山西省外，其他各地连4年的强迫教育都还没有办到。而中国85%的人口住在乡村，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教育都没有普及。因此不可强求一律。（2）要普及教育，首先应使儿童有同等的求学机会。这就须多办小学。他说：“中国需要小学甚多，但设立者甚少。”(8)解决的方法是正确利用私塾，把私塾改办成新式小学。其次，使学校课程与社会生活发生密切联系，这就须经常调查研究。最后，简化文字。他认为，文字是基本的工具。对中国小学生而言，汉字过于繁难。所以“改革文字，为普及教育之要图”(9)。
4.关于中学
孟禄是研究中等教育的专家，他在调查中，对中等教育予以了格外的关注。他发现，中学教育是中国整个学制体系中最为薄弱的部分，并对此痛下批评：“中国教育，中学最坏！”(10)对于中等教育制度的改革，他主张：（1）延长中学修业年限，由原来的4年制改为6年制；分为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二部，前后各三年。他认为中学教育只有4年，为时太短，学生得不到必要的训练，因而中学教育既不能使学生升学，又无法满足学生就业的需要。他说：“在中国高等教育机关中，不论文科、商科均有预科，此种办法，实出于不得已，因中学预备不足不能补充。”(11)（2）实行选科制。孟禄认为，中学课程的设置，应适合社会和个人的需要，要留有活动余地。在高中阶段开设选修科，可以使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需要自由选择，有利于因材施教，也有利于学生的自由发展。（3）在高中阶段增强职业技术教育，以满足大多数学生就业的需要。他不赞成开办甲种学校，如甲种工业学校、甲种农业学校等，来弥补中学制度中课程不能活动的不足，认为在初中阶段，学生年龄太小，还没有选择能力，应在高中阶段开设职业预备的科目，使学生缓慢地择定终身的职业方向。他建议中学改为6年制后，前三年为普通科，后三年为职业预备科，使中学科目与大学课程相互衔接，从而解决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脱节的毛病。
5.关于高等教育
孟禄主张：（1）取消大学预科。认为预科的设置，只会造成学生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极大浪费。他说，大学预科之设，是中学弱点的表现。如中学改为6年制，预科亦无存在的必要。（2）在高等学校设立选科制与学分制。
（二）孟禄对新学制的贡献
在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议期间，孟禄除发表演说外，还与各省代表及《学制系统草案》的起草人黄炎培、袁希涛等进行了广泛的座谈、讨论、对话、交流。通过上述活动，他关于改革学制的意见和主张，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认可和一致赞同。孟禄对中等教育的批评和建议最多。关于中学教育的一些重要方面，如中学的年限、分段、分科、选科等问题，他都曾经发表过明确的见解。而这些意见在“新学制草案”的制订过程中，也多有采纳。“新学制草案”中改动最大的就是中等教育段，中学制度的改革是此次学制改革的重点和精粹。可以说，孟禄为此次学制会议指明了改革的方向，他的演讲成为学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其精神对学制草案的制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人们最终采纳美国教育模式的决心。
1922年11月1日由北京政府颁行的《学校系统改革令》，即是以此次会议通过的“新学制草案”为蓝本。由前文所述新学制的内容可以清晰地看出美国教育理念与模式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孟禄的实地调查与具体指导得以实现的。尽管新学制并非完美无缺，如综合中学制的试行、选科制的实施、师范教育地位的降低等，但它毕竟对民国时期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对于孟禄来华在“六三三”学制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时人曾这样评论：“此外尤可纪念者，此次开会期间，恰逢孟禄博士来粤，对于会议进行，贡献甚多。计开讲演会一次，谈话会三次，所讨论者皆属根本问题。博士本教育行政专家，此次来华，又系为调查学制而来，恰值学制改革案讨论之际，其言论主张直接影响于会议，间接影响于会后全国教育界者，实非浅鲜，此本届会议中最可纪念之一事也。” (12)
三、孟禄与中国中小学改革
进入20世纪后，受欧美教育革新思潮的影响，中国也开始了致力于改革传统教育的探索。五四运动前夕，杜威、罗素等西方著名学者都曾相继应邀来华讲学。然而，如何将西方现代教育理论付诸中国的教育改革实践，从而迅速促进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轨，仍然是摆在中国教育界面前的一道难题。孟禄来华后，以欧美先进的教育理论为指导，针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教育现状，着重宣扬了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并对在调查中发现的方方面面的教育问题予以了具体的批评和指导，为中国教育的改革开出了一剂良方。
（一）大力宣扬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1.主张中国“向平民的自由的路进行” (13)
孟禄莅华之初发表的首场演讲，即为《共和与教育》。首先，他把民主的和非民主的两条教育发展途径摆在中国教育界面前。孟禄在演讲中指出，自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支配教育的有两种学理，即国家主义与共和主义。值此中国改革教育之际，对此须审慎选择，应“采取那与国家进步有关系者而实行之”(14)。
他在《旧教育与新教育的差异》、《教育在政治上社会上的重要》、《学理与应用》等演讲中认为：“中国既为共和国，则当施共和国之教育。其要素有二：一为独创的能力，能以自动之精神，自己研究，自己判断，而自用方法以达一定之目的；二为效率，以少数之金钱、时间、精神，而得多数之效力。”(15)并进一步分析说，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儒家教育早已造就了共同的文化，为何还要举办新教育呢？其原因乃是由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使我们不得不站起来，用一种适当的工具来解决他们，这个工具就是近世的教育”(16)。他指出，旧教育与新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1）旧教育只注意少数领袖人才，不开启民智，不普及教育，而新教育则是人民公共的教育；（2）旧教育是要使社会不进化、不动的、不改变；以前怎样，现在也该怎样，日后亦希望怎样。而新教育则是动的、进化的、向前进的、向上进的。因此新教育的真精神，就是德谟克拉西主义。即使一切人，无论上智下愚，都能得充分发展的机会。他强调说：“德谟克拉西要求普通人民都得相当的教育，这是中国当今之急务！”(17)
2.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具有创造力、自信力与自立力
孟禄认为，所谓现代文明有三层含义：第一，人类能利用自然，使人们生活快乐，并有闲暇时间，“从事于高尚方面的研究”(18)；第二，社会有不断的进步；第三，个人人格的充分发展。与此相应，现代教育的要义之一，乃是要造就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个性的个体。深受科举制度影响的中国传统教育，却使得读书人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直至中状元点翰林，把聪明才智全用在了儒家经典上。这种拘泥于四书五经、压抑个性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唯书、唯上、墨守成规。他指出，中国正处于一个极为复杂的动荡时代，各种变迁的潮流汹涌而来，因此中国国民现在急需创作力、自信力与自立的能力。
要培养这些能力，教育的过程必须注重使学生充分自发自动。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从前的教育，好像站在凳上。现在的教育，好比骑在脚踏车上。站在凳上的教育，是不动的。且即以不动保持均衡，一动就要倒了。骑在脚踏车上的教育，是活动的。且即以活动保持均衡，不动就要倒了。”(19)因而，必须具有发动的精神，才能保持这种活动。教育也只有培养这种精神，才能适应当前社会变革的需要，也才能解决变革中所遇到的困难。在他看来，欲达此目的，最为关键的手段，就是科学。
（二）极力提倡科学教育
孟禄在调查中发现，中国优良中学极少，原因在于科学教育极为落后。他批评说“：科学教授，中学缺点太多，教法既不善，设备亦不讲求。” (20)因此，中学必须加强科学课程即生物、物理、化学等科的教学。他认为：中学教育的精髓，全在科学。他反复言明科学的重要，中国要想政治上完全独立，发展工业、商业、农业、外交、军事等，都有赖于科学的发展。他说，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不在财政，而在缺乏科学上的人才。所以中国当务之急，就是发展科学，培养科学家。他甚至说“：假使中国有三数百的科学专家，就比较中国有三数百万军队还要强些！” (21)
孟禄认为，中国中学的科学教育落后，主要由于两个原因：一是令学生背名词、重分类，科学教学不给学生实验的机会；二是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概念不明了，仅视其为名词与分类的事。这样便很难掌握科学的本质，因为科学乃是要“利用自然的势力，就是注重实用主义” (22)。他强调说“：科学非尚空谈，而重应用，即将原理应用于事实是也。” (23)他建议改良中学的科学教育，首先要注重应用，其次必须加强科学师资的培养。高等师范亦应对于科学课程特别注重。
（三）对教学法的批评与建议
孟禄在赴各地调查教育和讲学过程中，每至一地，必先深入学校教室，参观各科课堂教学情形。他对中国小学教学法较为满意。但认为，中等以上学校所采用的讲演式教学法，导致学生居于被动地位，无自动的精神。他曾形象地说：“中国今日的教学法，譬如踢球，是只教学生研究踢球方法，不叫学生自己踢球。” (24)他在与各地人士的座谈和讨论中，多次批评“：中国研究文学方法颇有可取，唯研究科学方法尚欠精密。”“书本之讲习似乎太多，实习之训练似乎不足。” (25)这种讲演式的教学法，显然不适于科学教学。
对于教学法的批评，孟禄亦偏重于中学。这是由于中学地位的重要：一方面要为学生升学作准备；另一方面又要为学生走入社会，从事各种职业作准备。他认为，中学教学法若不加以改良，就是试行新学制也无益。孟禄建议，要改良中学教学法，首先须改良高师教学法。他提议，教学不能专用讲演式，还必须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引导学生自动参与教学过程，注重实习。又举例说明“：如学生学法律，不特学法律之理论与否，并须到法庭旁听，研究法庭如何判决。”“学生学医，不仅须学医理，并须到病院考察，推究病源与治疗之法。”“学生学中国地理，不但须知产茶出丝，并须明丝茶之如何出产，如何出口，如何行销，俾知其实际，而不徒托空谈。” (26)他还向国人介绍了美国教育的最新趋势——设计教学法，认为这种教学法不仅使学生自动，且进一步引导学生解决具体问题，建议中国不妨试行。
此外，孟禄还就行政的效率、教师的职业、教师指导、成人教育、特别教育、政府与私立学校等方面，给予了许多实际的指导。
（四）孟禄对中国中小学改革的影响
1.为中小学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www.daowen.com)
在为期4个多月的大规模教育调查与讲学中，孟禄由过去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归国后已成为中国教育界精英人物的弟子们陪同，不辞劳苦，足迹遍及北至辽宁、南至广东的广大地区，以其丰富的教育经验和科学的眼光，对中小学教育给予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其调查与讲学，不仅为中国中小学教育的改革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改良教育、研究教育的热情。就在孟禄回国前夕，云集了国内教育、学术界知名人士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宣告成立。该社以留美学生为中坚力量，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教育社团之一。自成立后，为推动新教育的深入开展，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调查、测验、实验等活动，使得研究教育的风气大为浓厚。
2.对中小学教育改革予以了理论指导
与同期来华的其他外国教育家相比，孟禄更为了解中国。他早在1905年出版的专著《教育史教科书》中，就曾为中国单独立章，对习读四书五经、压抑个性的儒家教育特质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在抵华的当天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谈到其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考察中国教育的进步，并希望中国采取共和主义教育制度“，从自由之途径而进步”。 (27)据统计，孟禄在调查期间，应邀作了大小演讲60余场。他在演讲中，大力提倡普及教育，科学教育，强调教育在人的发展、个性形成和个人能力发挥等方面的功能；认为教育必须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生活、适应儿童心理的发展、尊重学生个性、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并要求改进教育研究方法，如更加注重测验、实验、教育调查和教育统计等。继杜威来华讲学之后，孟禄再次对中小学教育改革予以了理论指导。
3.推动了中小学课程、教材和教法的改革
民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新教育体系，经过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摧残之后，亟待改革和完善。随着五四前后一批留美学生的相继归国，教育革新开始由模仿日本转而仿效美国。孟禄来华，针对中国实际，提出了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的教育改革措施，从而强化了美国教育对中国的影响。他在赴各地进行教育调查和讲学过程中，除对学制改革发表重要意见外，还对中小学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的改革给予了实际的诊断和指导。如认为课程设置应适合社会和个人需要，因地制宜；变被动灌输的讲演式教授法为学生主动参与的教学法等，进一步推动了中小学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1922年新的《壬戌学制》得以颁行，与之相应，有关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的配套改革，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23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颁行了《新学制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规定中学采用学分制和选修制，并要求重新编写教材，重视儿童心理的发展，在教学中广泛应用教育测验和心理测验；由美国引入的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亦风行一时，被大面积试验和推广。
4.促进了中学科学教育的改良
至20世纪20年代，我国兴办新教育已近20年。然而以仿效日本教育模式为主的改革，终究未能克服封建传统教育的弊端，如学校教育仍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实际、压抑儿童个性发展、课程内容贫乏枯燥、教学方法呆读死记等，墨守成规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国教育正是在这种内外双重的束缚下欲进不得。虽然自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民主科学的观念开始广为人知，提倡科学教育的言论也越来越多，但学校的科学教育程度之低下，仍旧令人触目惊心。孟禄来华后，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学校，尤其是中学科学教育极为落后。他极力提倡科学教育，反复声言科学对于中国的重要，堪称慧眼卓识。孟禄认为，中国“欲获自由，须研究科学；然此之所谓科学，非纸上口头之科学，乃有实用之科学也”(28)。指出科学教育必须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应用；科学教育的教学法亦应改良，要更加重视实验、实习。为提高中国科学教育的水平，孟禄归国后，又积极推荐中华教育改进社聘请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推士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麦柯尔教授来华，开展学校教育调查与心理测量的研究。
四、对孟禄在华活动的思考
孟禄来自科学和教育发达的美国，又曾长期担任世界最大的教育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部长，教育业绩卓著，具有丰富的教育行政管理经验。与杜威相比，孟禄来华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作为一个教育家，孟禄与杜威最明显的不同即在于：杜威富于理想，而孟禄长于实行。如果说杜威来华为中国教育带来的主要是一种理论的创新，那么孟禄来华给中国教育带来的则主要是一种制度的创新。当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是发展的中介。理论创新成果最终应用、转化成实践，制度是关键。教育制度的创新能为教育内容、方法、手段和组织的创新提供保障和激励机制，从而更好地促进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20世纪20年代，正值世界教育改革风起云涌之际，孟禄认为中国以学制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是当时整个世界教育改革的一环，并指出：中国的学制改革与欧洲各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极为类似。其调查不仅涉及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而且他还根据欧美教育改革的经验和调查结果，对包括学制、课程、教学法在内的系列改革予以了具体指导，为中国教育的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因此，孟禄的教育调查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制度创新使得中国教育融入了世界教育的发展潮流中。
2.应该看到杜威来华传播了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其影响主要在于理论层面，而孟禄来华则是对这一理论应用、普及于学校教育的实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学科背景使孟禄更多地从历史的、比较的角度考虑问题，冷静和客观地分析中国教育的现状与问题，而非采取理想主义的态度。孟禄除了向中国介绍欧美先进的教育经验外，还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发现了中国教育的症结所在，并为中国教育民主化进行了具体的谋划。因此，他在理论、制度和实践层面，对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改革均给予了实际指导，从而进一步推进了中国教育汇入国际教育运动的行程。对此，孟禄的学生，筹备孟禄教育调查的核心人物之一的汪懋祖当年就曾经有过公允的评价：“近年杜威、罗素来华，给我们学理上的学问。而孟禄博士此次来华，给我们实际上的学问。中国以四千年的老国，一旦要走到新的路上去，自然要经过一番破坏。孟禄博士是指示我们方法，使从效率看来，可以把破坏的时间缩小。杜威、罗素的学说很高深，现在很有一般人误会他们的学说，开口就是杜威闭口就是罗素，如从前迷信孔孟一般。其实杜威罗素的学理，哪里是如此呢？孟禄博士来华后，劝我们以科学的精神去解决一切事件，则我们中国文化的光明，或者是自孟禄博士来开始。”(29)
【注释】
(1)严范孙先生介绍孟禄博士文［J］.平民教育，1921，9（37）：2.
(2)严范孙先生介绍孟禄博士文［J］.平民教育，1921，9（37）：3.
(3)孟禄.德谟克拉西的教育［M］//王卓然.中国教育一瞥录.商务印书馆，1923.
(4)孟禄.德谟克拉西的教育［M］//王卓然.中国教育一瞥录.商务印书馆，1923.
(5)孟禄.德谟克拉西的教育［M］//王卓然.中国教育一瞥录.商务印书馆，1923.
(6)廖世承译.对于学制改进方面之意见数则［J］.新教育，1922，4（4）：621.
(7)廖世承译.对于学制改进方面之意见数则［J］.新教育，1922，4（4）：621.
(8)胡适，陈宝泉，陶行知.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J］.新教育，1922，4（4）：541，542，548，544.
(9)胡适，陈宝泉，陶行知.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J］.新教育，1922，4（4）：541，542，548，544.
(10)胡适，陈宝泉，陶行知.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J］.新教育，1922，4（4）：541，542，548，544.
(11)胡适，陈宝泉，陶行知.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J］.新教育，1922，4（4）：541，542，548，544.
(12)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纪略［J］.教育杂志，1922，1（1）.
(13)孟禄.共和与教育［J］.新教育，1922，4（4）：583.
(14)孟禄.共和与教育［J］.新教育，1922，4（4）：584.
(15)孟禄.学理与应用［J］.新教育，1922，4（4）：605.
(16)孟禄.教育在政治上社会上的重要［J］.新教育，1922，4（4）：614.
(17)孟禄.旧教育与新教育的差异［J］.新教育，1922，4（4）：600.
(18)孟禄.学生的机会与责任［J］.新教育，1922，4（4）：593.
(19)孟禄.中国之学生运动［J］.新教育，1922，4（4）：597.
(20)孟禄博士与天津教育界谈话［J］.新教育，1922，4（4）：637.
(21)胡适，陈宝泉.陶行知.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J］.新教育，1922，4（4）：560，603，556.
(22)胡适，陈宝泉.陶行知.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J］.新教育，1922，4（4）：560，603，556.
(23)胡适，陈宝泉.陶行知.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J］.新教育，1922，4（4）：560，603，556.
(24)孟禄.学理与应用［J］.新教育，1922，4（4）：603.
(25)孟禄博士与山西阎督军之谈话［J］.新教育，1922，4（4）：634.
(26)孟禄.教育与实业之关系［J］.新教育，1922，4（4）：587.
(27)申报：教育界消息，1921—09—06.
(28)孟禄.学理与应用［J］.陶行知口译，朱怙生、李绍光笔记.新教育，1922，4（4）：602.
(29)孟禄与中国教育界同人在中央公园饯别会之言论［J］.新教育，1922，4（4）：14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