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贫民区的问题在于它是一个无组织的社会。就科纳维尔的情况而言，这种判断是极端错误的。当然，在科纳维尔内部存在冲突。街角青年和大学生有着不同的行为标准，彼此之间互不理解。在不同代人之间存在着对立，而且，随着一代人接替另一代人，社会也处在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但是，甚至这种变化也是有组织的。

科纳维尔的问题不在于它没有组织，而在于它本身的社会组织未能与它周围社会的结构融为一体。这说明了当地的政治组织和非法团伙组织的发展，也说明了人们对其种族和对意大利的忠诚。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科纳维尔人在本地区或在整个社会中获得发展或承认时通过的渠道，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

我们的社会高度重视社会流动。按照传统，劳动者从最下层起步，靠着智慧和勤奋爬上成功的阶梯。对于科纳维尔人来说，要爬上这个梯子——甚至只爬到最下面的一级——也是很困难的。人人都知道他的地区是一个秩序混乱、无法无天的社会。他是个意大利人，而上层阶级的人视意大利人为最不讨人喜欢的移民民族之一，战争更强化了这种态度。即使这个人抓住了梯子的最下一级，他也会发现同样的因素妨碍着他的发展。结果，在东城早已确立的行业的高级职员中，就找不到一个意大利人的名字。意大利人不得不建立他们自己行业的等级制度。当20年代的繁荣达到终点时，新来者要以这种方式取得发展就越来越困难了。

要想成功，科纳维尔人必须或进入商业和共和党政治的世界，或进入民主党政治和非法活动团伙的世界。他不能脚踩两只船；这两个世界相距甚远，以致二者之间几乎毫无联系。如果他在第一个世界内获得发展，他就会被整个社会看作一个成功的人；但在科纳维尔，他只会被认为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异己分子。如果他在第二个世界内获得发展，他就会在科纳维尔获得承认，但在其他地方有身分的人们眼中会变成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街角青年在其本地区社会生活中受到的全部教育使他为从事非法活动或进入民主党政治作好了准备。如果他向其他方向发展，就必须花大力气切断曾将他留在科纳维尔的大部分联系。实际上，整个社会鼓励人们不要忠于科纳维尔，并使那些最适应这里的生活的人处于不利地位。与此同时，社会还对那些“成功的”人给予金钱或物质财富方面的令人动心的奖赏。对于多数科纳维尔人来说，只有通过在非法团伙和政治的世界中发展才能获得这样的奖赏。

同样，社会还奖励那些丢弃所有被认为是意大利人特有的特点的人，并将那些尚未充分美国化的人置于不利地位。有人问，“那些人为什么不能不再是意大利人，而像我们大家一样成为美国人呢？”回答是，他们从两方面受到阻碍：他们本身有组织的社会和外界社会。科纳维尔人想成为优秀的美国公民。我从未听到有人像我在科纳维尔听到的那样感人地表达对这个国家的热爱。然而，一种有组织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正如对街角帮的研究所表明的，人们变得依赖于一定的行动惯例。如果他们一下子改变了这些惯例，他们会觉得自己背信弃义，并落得孤立无援。而且，即使一个人想忘记他是一个意大利人，他周围的社会也不会让他忘记。他和其他所有的意大利人一样，被打上了下等人的标记。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他必须告诉自己和其他人，意大利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的文化无与伦比，他们的伟大的男子汉举世无双。正是由于这一联系，墨索里尼对于科纳维尔人才变得十分重要。奇克·莫雷利在对他的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讲下面这段话时，表达了一种非常普遍的情感：

不管你们对墨索里尼怎么看，你们都不得不承认一件事。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使意大利人受到了尊敬。与我刚上学时相比，意大利人现在受尊重多了。为此你们应该感谢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实际上是否当真使美国本地人更尊敬意大利人（在战前），这是个问题。然而，就科纳维尔人觉得墨索里尼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尊重而言，他们的自尊心是增强了。这对于这个民族的士气是一种重要的支撑力量。

如果非法活动-政治的结构和象征性的忠于意大利使科纳维尔与整个美国社会格格不入，那么这显然是无法通过说教来改变的。这种适应必须以行动来实现。如果科纳维尔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其周围的社会，他们将会更好地适应它。这涉及要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经济机会，给他们更多的责任来操纵自己的命运。科纳维尔居民总的经济状况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以致短短的几句评论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比不说更糟。

以科纳维尔街坊文教馆娱乐中心计划为例，它将表明鼓励当地人负责的可能性。这个中心计划是社会工作者们为数不多的尝试之一，他们试图以科纳维尔本身的方式来与科纳维尔社会打交道。这项计划的目的在于影响当时已经形成的街角帮。这一计划得出的经验是，通过承认街角青年领袖并赋予他们采取行动的责任，是有可能与他们打交道的。(www.daowen.com)

社会工作者们经常谈论领袖和领导，但是这些用语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含义。“领袖”只不过是群体工作者的同义词。群体工作者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他与之交往的人们中间形成领导。事实上，凡是已经联合起来一段时间的群体——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均形成了自己的领导，而社会工作者却往往不认识这一点。他们看不到，是因为他们没有去寻找它。他们不考虑领导是什么，而考虑它应该是什么。对外人来说，社区的领导者是令人尊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员——是那些已达到中产阶级地位的人。这些步步高升并已搬出科纳维尔的人实际上在当地没有什么影响。靠这些“领袖”无法改变社区。只要外人不准备承认某些被科纳维尔人认为是领袖的人，他们就无法真正了解科纳维尔现实的社会结构并给科纳维尔的生活带来重大变化。

至此，这一讨论听上去颇像人类学家为殖民地官员开出的药方：尊重本地文化，通过这一社会的领袖与这个社会打交道。这当然是有效地与科纳维尔打交道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但这就足够了吗？如果正式权力机构中所有最高级的职务都由对科纳维尔来说属于外人的人把持，那还有什么计划会取得成效呢？如果一个人不得不服从他认为不同于自己人的人，这对他会有什么影响呢？

多克有一次曾对我说：

你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地区里长大是什么感觉。你上一年级——奥罗克小姐。二年级——凯西小姐。三年级——查默斯小姐。四年级——穆尼小姐。等等。消防站的情况也是如此。没有一个是意大利人。管区的警察副队长是个意大利人，还有两名意大利人警官，但是在科纳维尔，他们从来没让意大利人当过管区的警察队长。在街坊文教馆，掌权的没有意大利人。

你一定知道，这里的老年人对于像教师这类的人是非常尊敬的。当意大利孩子看到他本民族的人都没有好职业时，他为什么应该认为自己和爱尔兰人或美国人一样优秀呢？这使他感到低人一等。

如果我能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就会让学校里有一半教师是意大利人，让街坊文教馆里有四分之三是意大利人。其余的四分之一保留，好表明我们是在美国。

比尔，当初那些街坊文教馆是必要的。当我们的父母在这里落户时，他们不知道到哪儿去或应该干什么。他们需要社会工作者作为中间人。当时，他们干得很好。可是现在，第二代长大了，我们已经开始长出翅膀了。他们应该撤掉那张网，让我们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