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竞选的最后几周内，为各个候选人举行的群众集会非常多。只有在不是同时竞选重要公职的情况下，才会为竞选较次要公职——诸如竞选众议员或市参议员——的候选人举行群众集会。在竞选市长或州长时，主要候选人让其设在当地的委员会进行工作，每个委员会至少要为其候选人举行一次群众集会。主要候选人通常很晚才来到会场，因为他还需要在其他许多群众集会上讲话。第一项议程是大会主席（主要候选人在科纳维尔的支持者的领袖）宣布，他的竞选委员会很高兴能为当地竞选较次要公职的候选人提供一个对大家讲话的机会。他们中间有几个人已经在台上就座，等候被邀请演说。等他们讲完以后，就离开大厅，再去参加本区其他地方的群众集会，而那些已经参加了其他群众集会的人则在晚上来到这个会场，等待轮到他们演说。有时还有一些文娱节目，唱通俗歌曲或讲讲笑话。

如果主要的讲演者迟到——他通常是如此——人群变得焦躁不安，大会主席就会宣布这位候选人刚刚离开前一个群众集会，马上就到。终于，外面传来汽车喇叭声，从大厅后面传来他已到达的消息。片刻之后，这位候选人大步走过中间的通道，后面跟着一群支持者，他们一直跟着他，从一个会场尾随到另一个会场。当时正在演讲的次要的候选人在人群欢呼时必须停下来等待。大人物大步向前，感谢人们的欢迎，而那些给他拍马屁的人则尽快挤向通道，以便能凑到他跟前，好让他看到他们。然后，他的追随者们站在通道上，主要候选人这时则登上台，与大会主席和所有的次要候选人握手，尔后落座。大会主席请刚才话被打断的人讲完他的话，如果他是个聪明人，就会用几句话结束他的演讲。在介绍主要讲演者之前，大会主席告诉大家，其他次要候选人正等待轮到他们演讲，并请求听众们等整个议程结束后再离去。接着是主要讲演，讲演结束后，候选人被追随者们簇拥着走过通道。人群中的大多数和他一起离开会场。

大多数参加群众集会的人并不仅仅支持一名候选人。他们也许对于某个候选人当州长，某个当州参议员，某个当国会议员感兴趣。不过，大厅里的座位往往非正式地按照邻里地理的和政治的界线划分。来自某个街角、支持他们本地候选人的一群人坐在大厅内的某一处。街角中支持另一个政治家的一群人则坐在另一处。上年纪的男人和女人虽然不聚集成这样严密的群体，但是，如果你熟悉科纳维尔的各个街角和它们在政治上的效忠对象，就可以毫不困难地据此绘出一幅座位图。

有时候，人们支持的次要候选人虽然不同，却都是同一名主要候选人的支持者。这两派在选举中通常会采取同样的方针。假如A俱乐部和B俱乐部在选区政治中是对立的，A俱乐部已经与一名市长候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么，B俱乐部再支持这同一个人就捞不到什么好处了，因为如果他取胜，A俱乐部在这个地区就更会受到庇护。

这样一种群众集会所发出的呼吁的性质，取决于候选人竞选什么公职，以及他与当地人的联系。在拉韦洛竞选国会议员的一次群体集会上，杰克·弗拉纳根和候选人作了重要讲话。由于这是一次专门选举国会议员的竞选，并不竞选其他公职，所以讲话内容都是关于拉韦洛的。

大会主席弗兰克·卡皮萨在介绍这位爱尔兰人政治家时，说他是“富于战斗精神的民主党人，勇于斗争的民主党人，安斯伯里法庭伟大的书记员——杰克·弗拉纳根！”弗拉纳根是这样讲的：

我也许是这里唯一的爱尔兰人，但是这并不是一次种族的竞争。你们选举你们的人，并非由于他的种族。出于种族的原因而诋毁他的人太多了。但是这些把门关闭起来、由于一个人的种族而歧视他的人在美国的生活中是没有位置的。乔治·拉韦洛也许并非我们在公共生活中所寻求的全部。人无完人嘛！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这就是，当有人求他帮忙时，乔治·拉韦洛从来不问他的种族、宗教或肤色。早在他担任公职以前，我就认识他。我一向尊敬他，因为他热爱广大工人阶级。他从来也不回避问题。从来不把老百姓丢下不管。他具有勇于战斗的性格。也许他在讲话中有时有语病，可是——乔治·拉韦洛是一个为那些无法为自己讲话的人采取行动的人。如果他到了华盛顿，他会问联邦政府各部的官员们，“我那个地区的人民怎么办？”当其他人感到厌烦时，乔治·拉韦洛却会替老百姓说话，替那些了解他、热爱他的人说话。

住在这个地区的男男女女都不是只因为他们的种族血统才投他的票。我并不为属于你们种族的或我的种族的移民辩护。在需要的时刻，我们曾经响应国家的号召。这里是向外派遣男人的定额最高的地区之一。当时，可并没有因为一个人的种族而歧视他，也没有人因为这个原因而被赶回来。我们送出去数以千计的年轻人，以便我们可以享受自由政府的赐福。在这里，我们从来不因为种族或宗教信仰而排斥一个人。我们是真正的美国公民，我们为此而自豪。

乔治·拉韦洛并不富有，但是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对被压迫者的呼声作出答复。我们需要一个将向政府和个人要求工作和养家的权利的人，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能为此大声疾呼和提出要求的人。我们的要求并不算高。我们只要求得到工作的权利。我们并不要求施舍。乔治·拉韦洛将会让那些政府机关采取行动。

很高兴看到这个地区显示出来的团结一致。各派领袖都表现出意大利人之间的团结。有些人到别的地方去了，但他们是光杆儿司令。在科纳维尔，在整个四区，我们有着团结一致。今天只有一位重要人物没有到会，如果她能继续她一直在从事的工作，那对于她将是永久的光荣。［嘉利·拉韦洛在竞选过程中身体垮了。］但是现在她正痛苦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能听到嘉利·拉韦洛在为所有那些不幸的人、那些为生活而辛苦工作的人呼吁。当她见到总统和总统夫人时，她曾告诉他们，她的人民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民。而如今她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在想，她的人民将会为她做些什么。

弗拉纳根的演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大会主席卡皮萨走上前来，朗读了一封拉韦洛夫人拍来的电报。他说：

大家都知道嘉利·拉韦洛曾怎样为你们工作。她是个慈祥的天使，把幸福带给人们。现在她躺在病床上，为她丈夫的成功祈祷。我知道，你们明天投票的时候，心里会出现这位慈祥的天使嘉利·拉韦洛的形象。

电文是这样的：

致我的科纳维尔的人民：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日子，因为今天晚上我无法和你们在一起。你们以前从来没有辜负过我，我知道，现在你们也不会。感谢你们以前曾为我做过的一切。嘉利·拉韦洛。

人们一阵欢呼，然后，卡皮萨接着说：

医生已经给她服了药，但是我知道，只有一件事能使她有勇气恢复健康，并像过去一样以仁爱的态度继续工作，那就是她丈夫乔治·拉韦洛的当选。

坐在大厅后面的一个人站起来，提议给嘉利拍一份电报，祝她迅速痊愈，并表示相信她的丈夫会当选。这一动议在欢呼声中被通过。

在弗拉纳根讲话之后，乔治·拉韦洛来到大厅并在台上就座，人群给予他热情的欢迎。大会主席卡皮萨这样介绍说：

乔治·拉韦洛在这儿，他精神振奋，跃跃欲试。在整个48个州里，只有一名国会议员是意大利人。这正是时候，正是机会。他是唯一会获胜的人。咱们在政治上一直在走下坡路。咱们不要再继续往下走了。咱们要在这唯一能取胜的人的竞选问题上团结起来。他是东城的拉瓜迪亚⁽¹⁾，是一个才能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人，一块浑金璞玉，一名斗士。他心胸开阔，这是他的对手们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

当拉韦洛走到台前时，有人喊，“乔治，给他们有力的一击。”他也喊着回答，“我会痛击他们的。”一阵欢呼。他回顾了以往的竞选，又谈到他获得选票的能力。他是这样估计这次竞选的：

我刚从在马克斯顿举行的一个大型群众集会赶到这里来。今天晚上，担任马克斯顿市政参议会议长已达25年之久的乔·布伦南为乔治·拉韦洛说了话。在马克斯顿有1,100名意大利选民。我将从中获得1,000张选票，另外还会从葡萄牙人、立陶宛人和爱尔兰人那里再得1,000张。我将在这次竞选中取胜。在四区的历史上，阿塞特·波塞拉、迈克·凯利和安迪·科蒂洛第一次和大家一起声明支持乔治·拉韦洛。在民主党政治的历史上，克利夫兰俱乐部第一次支持一名意大利人竞选国会议员。在六区，汤姆·弗利完全支持乔治·拉韦洛。

他回顾了他前几次的竞选，又谈到他第一次当选参议员时的经验。

他们问，“这家伙怎么样？”有人告诉他们，“他是个新手。”他们说他们将只让我当6个月，可是我在那儿已经呆了将近6年了。他们说，“他没有口才，咱们可以用没完没了的讨论来治他。”由于和他们无休止地讨论，我元气大伤。

他们问我是怎么取胜的。我告诉你们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一向一碗水端平。我坚定不移地为人民而奋斗。我一向关心我的人民。如果我能为你做一件好事，我不会问你是来自哪个地区。

如果我到了华盛顿，我会在那儿为劳动人民找工作。我不会被大公司收买。他们说，拉韦洛说得太多。哎，这我可不知道。我在必须讲话的时候就要讲话，在必须斗争的时候就要斗争。我可以讲话，因为从来没有人为了让我保持沉默而给我一块半美金。如果你没有接受他们让你闭嘴的一块半美金，你就可以说出价值两块半美金的话。

拉韦洛在对前来听他演讲的这一大群人表示感谢时说：

在这里我只觉得缺了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好妻子。你们了解她以前在科纳维尔做的工作。我想在此为我妻子的朋友们举行的这一集会向你们表示感谢，并向你们转达她的口信。她说，“言语难以表达我现在的感情，但是我知道，如果明天每个意大利人都去投票，并且像他们一贯的做法那样投票，我们就完全可以庆祝了。”

在他开始讲最后一句话时，台上有人走过来，重新整理一下意大利的旗子——它就插在美国国旗旁边，但插得不牢。拉韦洛叫他不要管它。乔治把旗子抽出来，在阵阵热烈的欢呼声中，对着人们挥舞。他把旗扛在肩上，继续他的演讲，然后，又把它放在桌子上。(www.daowen.com)

拉韦洛问他的听众中有多少人在邮局工作。没有人应声。他又问有多少人在联邦政府中担任任何种类的工作。过了片刻，有一个人站起身来。拉韦洛请这个人到台前来，并问他干这份工作有多久了，做哪一类工作。他记下了这个人的姓名，示意他坐到台上来，并说，“好，请坐。下个星期我给你提升。”一阵笑声和掌声。那个人要回到他原来的座位上去，但拉韦洛再次招手让他在台上坐，并这样结束了他的演讲：

投我的票吧。……选我当你们的议员吧！然后我会有三年的时间离开我的家和我的生意。然后我会回来，成为本城第一位意裔美国人市长（欢呼声）。等我当了市长，我们这面旗帜就会在市政厅前飘扬。

他的讲话结束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科纳维尔的政治演说包括5个要点：种族的呼吁、阶级的呼吁、个人的呼吁、对准备担任的公职的资格的说明、对候选人的政治实力的说明。

在提出种族的呼吁时，当地的候选人告诉他的人民，他们因为自己的种族而受到了歧视。他们应该“抱成一团”，选出_个将为突破这一障碍，提高他的人民的威望，增加他们的机会而斗争的意大利人。

这一要求在意大利人听众中比在其他任何听众中都能唤起更高的热情。政治家们经常引证意大利人的伟大成就，以表明他们的人民和其他任何种族的人同样优秀——假如不是更优秀的话。

非意大利人的政治家努力通过强调他对意大利人的崇高敬意来建立一种友好的关系。他说他像一个出色的意大利人一样出生在一个大家族之中，说他在科纳维尔或在一个类似的地区长大——或者说他喜欢意大利烹调法。

在战前的日子里，非意裔政治家常常用对墨索里尼的颂扬来争取选票。1938年，我听到在州里有一位杰出的爱尔兰裔政治家把这个独裁者说成是“欧洲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和平力量”。

在科纳维尔政治中，种族的重要性最突出地表现在1940年的总统大选中。罗斯福在前两次竞选中，曾在科纳维尔极得人心，得票数大大超过本州的民主党人。当时，在科纳维尔人心中，罗斯福和民主与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并无冲突。他们会说，“墨索里尼是意大利的，罗斯福是美国的。”总统在夏洛茨维尔的“诽谤性”讲话中攻击了墨索里尼，从而造成了冲突。而政府奉行的公开反法西斯的政策则必然会使一些意裔选民与之疏远。但是，假如总统没有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上说出攻击科纳维尔的话，这种影响本来是可以减到最小限度的。多年来，意大利移民一直努力想以行动来使别人忘掉他们的坏名声，即说他们是喜欢在他们的敌人背后插一刀的民族。罗斯福的话又揭开了一个旧伤疤。威尔基也直言不讳地反对法西斯，不过他没有使用这样带刺激性的用语。共和党政治家和一些民主党人也跟着这样讲。从4月到11月，人们时常想起“在背后插一刀”这句话，所有为我的调查提供资料的人都认为在科纳维尔的总统竞选中，这是最有效的武器。从以下对1936年和1940年大选中罗斯福和共和党人在科纳维尔得票的百分比进行的比较，就可大致估计出它的效果：

1936年，罗斯福在这一地区得了3,278张选票；1940年，他得的票只多117张。而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虽然在其他年份本地竞选中得的选票总是落后，在1940年却能获得63％的科纳维尔的选票。

按道理讲，唤起种族情绪与在科纳维尔和其他地方广泛存在的另一种情绪是有冲突的：即政治家应该为他的全体选民服务，而不管其种族背景如何。然而，这并不妨碍讲演者在同一次讲演中同时唤起这两种情绪，而且多数政治家正是这样做的。

种族联系帮不了政治家多少忙，除非他还能与他谋求其支持的那个阶级的人建立联系。当杰内利法官竞选首席检查官时，就表明了这一点。嘉利·拉韦洛告诉我，对于当地的民主党政治家来说，和杰内利竞争就像和商业区大街的任何共和党候选人竞争一样容易。她评论说，“杰内利是个有名的律师。你为了某件事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他就会要你一大笔钱。他出生在这儿，但是早就从这里搬出去了。他与这里的人民毫无关系，他们也与他毫无瓜葛。”杰内利的支持者们抱怨说，“意大利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愿抱成一团。”

阶级的呼吁与种族的呼吁有密切关系。当地的候选人强调他与他的选民有相似的背景。外来者也努力想建立同样的联系。劳动人民的事业被认为特别有价值。在拉韦洛竞选时，常常听到“上帝的穷人”的说法。攻击政敌的一个常用的说法是说他只在上层社会的圈子里活动，而将劳动人民置之度外。

候选人单纯声明他关心意裔劳动者还不够。他还要努力通过一种个人的呼吁去接近他们。他说他一贯时刻准备帮助穷人，而且一般都要谈他过去曾为他们办过哪些好事。

经常提到拉韦洛夫人的病就是发出这种个人呼吁的一个独特的实例。假如选民个人对她和她的丈夫并不敬重，那么，嘉利·拉韦洛生病与否对选民来说就没有什么区别。她曾在整个参议员选举区内与数千人有过个人接触，使许多人感到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使他们要忠于她。

候选人在谈到自己担任公职的资格时，必须牢记两件事。他要努力使他的听众相信，他受的教育和他的经历使他非常有资格，以致他将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会见政界的“大人物”；但与此同时，他又要指出他仍然是一个老百姓，不管他地位升得多么高，也会忠于他们。政治家可以说，他最重要的资格是他过去和今后都一贯忠于他的老朋友，忠于他的阶级和他的种族。他提高自己的地位只是为了能够效力于他的人民。

每个候选人都努力使他的听众相信他会取胜。他谈到为他撑腰的组织和要人。对于那些尚未决定支持谁的群体来说，支持得胜的候选人对它们最有利，因为它们可以在将好处瓜分完之前与他拉上关系。多数候选人都预言自己将取胜，不过与此同时，他们还竭力表明他们有着很硬的关系，从而无论获胜与否，他们都能给人们带来好处。

那些竞选重要职位的人必须谈到具体问题。例如，竞选地方检查官或行政司法长官的候选人在科纳维尔谈话时，强调他们的“仁政”政策，但是在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地区，他们却强调严格执法。

群众集会为政治家们提供了出头露面和宣传自己的机会，并使得候选人的重要支持者们变得更加声名显赫，从而使他们更加热衷于他的事业。没有亲密的个人关系，政治家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是，假设开始时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关系，他就会发现当众露面对于扩展这些关系很有用。他的名字在整个地区内家喻户晓，以前与他素不相识的人也来找他请求帮助。如果他能帮他们的忙，他的影响面就会扩大。

群众集会的主要目的——正如当地政治家们承认的那样——是唤起其追随者的热情。当多克的朋友们怂恿他参加竞选时，他对我说，“他们只是想有一个他们可以为之欢呼的人。”政治家如果打算在某次群众集会上讲演，就会把命令传达给他的追随者，大批追随者就会来参加会。他们的政治家就是他们的冠军。当他在公众面前取得显赫地位时，他们也由于曾支持他而感到极大的满足。当他们所需要的人被邀来讲演时，他们对他表示热烈欢迎。在讲演过程中，他们在适当的时候鼓掌欢呼，并在讲完后再次欢呼。

参加科纳维尔群众集会的人们大多数已经决定了支持某个候选人。正如萨姆·韦努蒂对他的竞选委员会说的：

就科纳维尔而言，所有将要投票选我的人已经对他们如何投票拿定了主意。我会去参加科纳维尔的群众集会，不过群众集会只是为了发泄一下。这么说吧，我去参加这些会只是为了跟上形势。参加会的都是同一些人。就是那群追随者。

在科纳维尔的群众集会上，政治家主要是对他自己的支持者们讲演。这可以看作当地竞选众议员的正常程序，否则它就会显得令人不可思议。鉴于选民可以挑选竞选这一职务的两名候选人，所以每个政治家都避免引起其对手的支持者的不满，这样，他或许能争取到他们的第二张选票，这对他是有利的。在竞选初期，候选人们尽量减少互相攻击，集中力量宣传自己的资格。但随着一次次群众集会的举行，他们的互相攻击也越来越激烈。每个候选人都会放过某些对手，以便集中火力攻击一两个人。这种做法必然会惹恼一些曾可望会把他们的第二张选票投给他的人，但是政治家的支持者们迫使他必须这样做。他们已经听腻了对其候选人资格的反复说明，而这类攻击则会维持他们的热情。候选人必须不仅能唤起其追随者的热情，而且能保持他们的热情；昨天的介绍曾使他们激动，而今天必须超过昨天。

政治家使用的词句为他的支持者提供了弹药。虽然人们承认某种个人义务足以作为支持某个候选人的理由，却不能用它来有效地说服那些没有义务的人。候选人必须最具备资格，最真挚，对朋友最忠实。要反对别的候选人，就必须表明他们的无能或不忠。候选人本人应该带头提供这样的证据。

有一次，阿特·波塞拉和乔治·拉韦洛同时竞选州议员，两个人都在韦斯特兰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讲话。第二天上午，波塞拉把当时的情况对他的许多追随者讲了。他简短地描述了拉韦洛的讲话，然后相当详尽地叙述了他自己的讲话，表明他如何“使拉韦洛很狼狈”。快到中午时，既未出席那次群众集会，也未听到波塞拉的描述的X遇见了刚从这位政治家的办公室出来的Y。X说，他对于为波塞拉工作没什么热情，因为他听说在那次集会上“拉韦洛使阿特很狼狈”。Y向X保证事实完全相反，并劝他到波塞拉那里去听听真实情况。在办公室里，X和一群人一起，听阿特把他的看法又讲了一遍。当X离开办公室时，他又振作起来，并逢人便说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按照波塞拉的说法）。

科纳维尔人非常重视流畅有力的表达，然而他们并不单纯选举最善辩的人。几年前，托尼·卡尔迪奥的大哥竞选议员。多克告诉我，他的街角青年们从其他各个会场来到这里，极度赞赏卡尔迪奥的口才。他们认为他很可能是所有候选人中最善辩的一个，然而他们中间却没有人投他的票，因为从他们与卡尔迪奥的接触中，他们确信他自认为在社会上高人一等。

在竞选较高级职位的活动中，演讲可以说服更多的人，因为这些候选人无法与许多科纳维尔人有个人接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罗斯福在夏洛茨维尔的讲演的破坏性影响。然而，即使如此带有刺激性的用语也并没能直接影响科纳维尔的广大选民。它影响了某些人，这些人又影响了其他人。人们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骚动过程，相互影响，才改变了原来对他的拥戴。甚至州政界里最重要的人物也试图通过当地的领袖们开展工作，因为后者可以通过个人接触为他们争取到支持。这些政界要人承认，没有个人接触，他们就得不到这种支持。

科纳维尔的政治家们在群众集会上讲话时，目的并非要用道理来说服那些未被说服的人。他以情动人，想以此来打动那些已经部分地或完全被说服的人，从而使他们去扩大对于一个成功的政治组织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际关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