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纳维尔人无论在共和党政治中还是在民主党政治中都可以出人头地。他的活动的性质取决于他选择哪条路，因为在这两种生涯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

共和党政治家的发迹是通过使自己引起在州里控制着共和党的上层阶级人士的注意，这样一来，他就使自己脱离了科纳维尔。杰内利法官的生涯就是这类行为的一个突出范例。他出生于科纳维尔一个贫苦的意大利人家庭。从小卖过报纸，擦过皮鞋。从法学院毕业以后，他成为共和党政治中的活跃分子，并被任命为一名小小的审判员。在他的律师事务所取得较大的成功之后，他又在东城商业区建立了他的事务所，并雇用土生土长的美国姑娘当秘书。此后不久，他在法院里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在他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他很早就搬出了科纳维尔，住进了一个高级城郊住宅区。他被他的党提名为首席检查官，并为争取意大利人的选票而进行了一次有力的竞选，但没有成功。共和党人失败，杰内利票数落后。在科纳维尔，他得的票略多于其他共和党候选人。上层阶级人士视他为一名出色的法官，并觉得他的发迹表明了美国民主的活力。科纳维尔人却把他看作一个并不关心如何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的上层阶级的律师。然而，杰内利在操纵意大利人投票上的无能为力，却并未妨碍他高升。后来的一届共和党政府提升他进了州最高法院。

奇克·莫雷利也许永远不会升得这么高，但他也是沿着杰内利法官走过的道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每一步都使他离开科纳维尔更远。

这位民主党政治家的力量来自科纳维尔人的支持。他的成功靠的是他与本地区内的各群人打交道的能力。所以，为理解他的发迹，有必要对这些群体的性质有一个总的了解。

像诺顿帮这样的街角帮，或像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这样的街角青年的俱乐部，在这一地区内比比皆是。它们作为独立的单位起作用，同时，某些较小的帮又作为较大组织的一部分而存在。

在科纳维尔，有许多政治俱乐部，每个政治俱乐部均由一名政治家创立并围绕他而组成。成立这类俱乐部的目的是把它的头头儿（或由他选中的人）选去担任公职，并向他提供必要的选举力量，以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反过来，成员们又期待他们的头头儿为他们谋利益。成员们发誓支持俱乐部保举的所有候选人。当俱乐部头头儿参加竞选时，他一般都可望得到他的大多数成员的积极支持；但在其他竞争中，俱乐部的团结一致却常常是有名无实。政治俱乐部是由街角的许多帮组成的。（头头儿和某些成员的地位也许高于街角青年，但是广大成员仍然自认为，并被别人认为是街角青年。）头头儿可以依赖他自己的小集团——即和他一起创立俱乐部的人——支持他的决定，但其他小集团则保持非正式的联盟，在行动上也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假如头头儿不尽力将这些小集团与俱乐部的核心紧紧联系在一起，就方针问题与它们的领导人协商，承认非正式的小集团并尊重和关照它们，俱乐部就有可能解体。这种情况不乏其例。

每个意大利天主教会都有一个庞大而活跃的圣名会。它们与政治并无任何正式的关系，也不对任何候选人表示支持，但是在这些圣名会中，你却随时可以看到在政治倾向上的某些重大分歧。例如，有一个圣名会分为势均力敌的两派，一派支持阿特·波塞拉的华盛顿俱乐部，另一派支持安迪·科蒂洛的胜利俱乐部。在这些主要的派别内部，有各种各样的街角青年小集团。诺顿帮的多克这样对我说：

乔想让我加入圣名会。我把他搪塞过去了。我说，“我听说你们那里面有许多小集团呀。”

乔说，“不对，没有小集团。你干嘛不找个晚上自己来亲眼看看？”

我这样做了。那天晚上，我一进去，就忍不住笑了。在那间大屋子里，有10张桌子，10个小集团。一张桌子旁坐的是A街的一群人。在另一张桌子那儿我看见了从X街角来的小伙子们。整个这间屋子里面都是这种情况。有一个人招呼我和他的小伙子们坐在一起。接着乔叫我进去和他的小集团坐在一起。……我对他说，“你说这里没有小集团，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哦，我们全都相安无事。”

那些由第一代意大利人组成的相互支持的社团参与政治，每个政治家都谋求得到其同乡们的支持。然而，这些社团在政治上的影响并不像它们的成员人数所表示的那样强大，因为许多成员是其他种族集团的人。在政治上最活跃的是年轻人，通常正是他们动员年龄较大的群体提供支持。

“哥伦布骑士”和“意大利之子”是当地的两个派别，它们对于政治家来说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它们提供了进行重要接触的机会。鉴于这些组织的成员来自这一地区的各个部分，其中许多人对科纳维尔人的群体又有重大影响，所以对于政治家来说，在它们的活动中成为知名人物是很有利的。虽然“哥伦布骑士”在当地的机构完全由意大利人组成，机构的重要办事人员却有机会与爱尔兰人的“哥伦布骑士”组织负责人接触，因为后者占据着重要的社会地位或拥有重要的社会联系。

人们普遍认为，在选区政治中，最重要的社会单位是家族。由于科纳维尔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人已经逐渐疏远，所以家族在政治中似乎不如非正式小集团那般重要，不过对它的重要性仍不可低估。尽管家族的纽带作用在不断削弱，但是意大利人家族义务网络的发展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本地的中产阶级。亲戚之间会相互帮助，只要对家族有利，就会齐心协力。因此，政治家在竞选中必须重视家庭群体。至于妇女，由于她们没有与街角帮对等的团体，家族关系对她们的影响往往更为显著。

如果一个男人是某个大家族的成员并能“操纵”家族去选这个或那个候选人，他就因此而变成了具有一定势力的政治人物。这样一个人也许会成为他的非正式群体关系网中的领袖，或十分接近于领袖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群体就都会支持这同一名政治家。如果这个人在其中的一个群体中，或在两个群体中都不是头头儿，就有可能面临冲突。假如他的家族支持一个候选人，而“小伙子们”支持另一个候选人，他就必须选择忠于哪一方。这种情况说明了为什么有许多人或背离了家族的方针，或背离了非正式群体的方针。

当群体一心支持政治家A，但其中有一名成员由于曾接受过某种特殊的照顾而一心支持政治家B时，也会造成统一的群体阵线的破裂。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成员将承认这个人报恩是“做得对”，他们不会对他施加压力，迫使他支持政治家A。

同乡们往往在同一地区落户，属于同一家族的人通常都住得很近。非正式的街角群体也是严格局限于某一地区。每个科纳维尔政治家都有一块地盘，这通常是他成长的地方，并被他视为自己的据点。所以，如果一个人和他的家庭住在A街，在A街的某个街角里混，而A街又处在某位政治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就不大可能会出现冲突。

政治家的组织不是建立在一群无差别的人们中间。他在一个结构复杂的社会中长大。要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他必须熟悉社会上的各种派别，并知道如何赢得构成社会的各群体的支持。

科纳维尔的政治家如果没有街角青年的支持，就无法取得成功，而许多街角青年的领袖也进入了政界。街角青年的领袖为其追随者们行使着政治家的某些功能。在与外人打交道时，他关心追随者们的利益，并为他们说话。不过，也有许多他办不到的事。他无法给他们找到在政府中的工作或提供政治上的好处——除非他本人和他的群体从属于某个政治家。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常常自问，为什么街角青年领袖不得不使自己处于从属地位。他觉得政治家们对人民的利益漠不关心。他的朋友们试图说服他参加竞选。假如他有口才，就很难抵御他们的怂恿。他将开始扩大自己的接触面，从而进入更广阔、更有影响的社会圈子。

他在初次竞选时，只不过想证明他拥有足够的、值得别人认真对待的支持。在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之后，他处于这样一种地位：要么进行一场更有力的竞选，要么向他的对手妥协。假如他变成了重要人物，这时如果他愿意退出竞选去支持另一位政治家，就会有人送给他一笔钱，甚至为他在政府中找一份工作。假如他接受了，他的追随者们会觉得他是“背叛”，他就很难继续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了。如果他能为小伙子们做些好事，或许还会有人继续追随他，但他再也没有机会在选举中获胜了。(www.daowen.com)

假如他不肯做出有失体面的事，继续参加竞选，这位政治家就必须想办法为竞选筹措经费。此外，他的地位也要求他花许多钱，而如果作为一名公民，他是用不着花这些钱的。每当本地某个组织举办娱乐活动时，人们就会期待他出钱为节目说明书登一则广告，或者买许多票。人们知道政治家不敢拒绝他们，于是把他列在“易上钩者名单”之首。人们还期待他在招待他们的朋友和熟人时慷慨解囊。他的街角青年们为资助这类政治活动能捐助的钱很少。如果政治家已经成立了自己的政治俱乐部，或许能从它的金库里得到一些竞选捐款。不过，在刚成立的那几年里，能拿出许多钱来用于这一目的的俱乐部是极为罕见的。由于一个人变得对那些为他捐款的人负有义务，所以政治活动的高开支往往使科纳维尔的政治家们脱离他们原来的群体联系。

科纳维尔政治家在其生涯的每个阶段都面临着现实的或潜在的不同的忠诚之间的冲突。当他试图在政治上发展自己，同时又想使那些在他开始其政治生涯时与他一起的朋友们继续支持他的时候，这种冲突也在发展。

政治家当选——例如，当选州议会的议员——以后，他的活动就在社会结构中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如果他只想在任期内捞到一笔钱，在政治上干个挂名的差事，这是可以通过正常的关系做到的。但是，我们假设他是真心实意地想帮助他的选民并在政治上报答他们。在其任期开始时，他为他们办不了很多事。在一个民主党人州长手下，他会发现手中只掌握一两份能分给他的选民的工作。掌权的党的每个议员都得到一份小小的恩惠，作为支持州长政策的回报。如果是共和党掌权，民主党议员就几乎没有机会从政府那里获得工作了。我上次去调查时，赛马季节赛马场上的职业是在州长的监督下，通过政治渠道安排的。政治家如支持受赛马业欢迎的法规，就能得到这样一份恩惠作为奖励。为了为自己的选民谋得好处，议员必须和那些有权的政治家拉关系。要得到他们的帮助，他必须设法给他们帮助作为交换。作为一个新手，他可用于交换的权力很少，结果，就很难得到照顾。

政治家常常难以使他对选民的忠诚与他按照其政界上司的要求所采取的行动协调一致。约瑟夫·马洛尼在向街角青年的一个俱乐部解释为什么没能为科纳维尔做更多的事时，是这样说的：

有时候，你想通过市长给一个人找一份工作，而后来在你和市长之间发生了争论。你是应该和他争吵呢，还是应该默不作声？对这个问题你必须仔细掂量一番。假如你和他争吵，也许就会使一个人失去一份终身职业，他就会逢人便说，“要是乔不吵那次架，我今天就有工作了。”

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家从来不斗争，他的上司又会得出结论说，他很好说话，所以只需稍微给他一点政治上的好处就行了。

意大利人政治家还面对另一个难题。他在当地竞选是反对爱尔兰人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可是等他进了首都，就发现那里也是由爱尔兰人控制。如果他们要帮助他的朋友，他就必须帮助他们的朋友，于是他发现自己是在为爱尔兰人办事。如果他的意大利人选民发现了他在这样做，就可能会得出结论，说他辜负了他们对他的信任。

某些意大利人政治家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即意大利人不像爱尔兰人那样对于意大利人为他们做的事感恩戴德。意大利人觉得种族的联系使其他意大利人有义务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期待并要求得到帮助。爱尔兰人觉得意大利人对他们不负有义务，所以每得到一点照顾，都要努力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意大利人政治家在开始其政治生涯时，对爱尔兰人怀有敌意。但当他了解了一些爱尔兰人并在政治上与他们打过交道以后，就发现他们其实是一些很好的人——在这方面，比他本民族的人还要好。如果他不小心，那么，他与爱尔兰人的联系以及他对他们的关心就会断绝他与其意大利人选民之间的情谊。

选区的政治家应该通过为大家帮忙来保持他的地位，但仅此还不够。他在其权力范围之内能做的大大小小的好事数目有限，而他在分配这些恩惠时采取的方式则对他的事业有重要影响。

总的说来，向选民提供的恩惠的意义大小依其在社区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高低而异。也就是说，那些影响许多群体的“大人物”比只影响一个群体的街角青年领袖得到更多的恩惠，而街角青年领袖又比其追随者得到的恩惠多。于是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效果，在底层的人必须设法找一个地位高于他的人将他的要求反映给政治家。于是他欠下了他的上司一份人情，而他的上司又欠下了提供照顾的政治家一份人情。

在菲乌马拉-凯利-马洛尼竞选的那天下午，我遇见了迈克·乔瓦尼的弟弟特里。他戴着一枚菲乌马拉的小徽章，正走来走去，观看科纳维尔各选区的情况。我问他，是谁为菲乌马拉做了这样确实十分有效的工作。他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想偏袒谁。你也可以说是我在做这项工作。三年前，他刚起步，我就和他在一起——那时候这一带的人还都不认识他。［菲乌马拉的家在南区。］他要是胜了，我就会进政府。我们要给那帮干非法勾当的下流东西点儿颜色看看。他们说，如果我在这次竞选时离开这个城市，他们就给我一大笔钱。我不干。后来我又听说他们要在选举日这天揍我一顿。好呵，我就在这儿，可是他们还没有来找我。

我问他，如果菲乌马拉当选，这些非法团伙成员会怎么做。“他们会想办法和他拉关系。他们会不得不来找我。”

6个月以后，我又遇到了特里，我问他，他的朋友菲乌马拉过得怎么样。他回答说，“什么朋友？见他的鬼去吧！比尔，只有死了的政治家才是好政治家。”他不愿谈起他与菲乌马拉分手的原因，但显然他以前的期望是大大落空了。

特里·乔瓦尼曾是这个州的中量级拳击冠军，在街角赫赫有名，很得人心。他在他长大的那个街角影响最大，但是与整个科纳维尔以及这个区的其他部分的街角青年也有许多往来。他曾经营掷双骰子赌博和赌赛马，生活无保障。正如他的话所表明的那样，他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并不认为自己属于非法团伙。我从他曾向我讲过的其他情况中非常确切地知道了他为菲乌马拉效力的情况。他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位政治家，而且始终孜孜不倦、忠心耿耿地为他工作。他说服他的朋友积极参加竞选，但他终究只是一名街角青年。他在社区内的地位低下，所以非法团伙成员在希望接近这位政治家时，不会自然而然地来找他。因为他对菲乌马拉欠他的人情的看法远远超过了他在社会结构中被认可的地位，所以他很失望。

政治家必须考虑到邻里的社会组织。在它所规定的限度内，他可以向他的老朋友和平民百姓提供帮助、照顾，而且，如果他自觉地避免把一切好处都留给自己和他的家族，他就可以满足某些街角青年的要求。不过，由于他把比较重要的东西给了比较重要的人，总会有许多青年认为他背信弃义。街角青年把政治看成一种“非法勾当”，认为政治家都是骗子。

如果一位对许多选民有影响的重要人物感到某个政治家不值得信任，这个政治家的处境就很不利了。而如果是某个街角青年觉得他不值得信任，这种不利则不会那样严重。所以，政治家不必得到其所处社会内各阶层人士的信任。实际上，对他来说，几乎也不可能享有如此普遍的信任。在他的政治生涯刚开始时，他最亲密的朋友是像他一样的小人物。他很自然地会向他们作出许诺，说他们将得到其政治活动带来的大部分裨益。但是，如果他一心为自己的群体服务，他就永远不能赢得广泛的支持。为了争取到支持，他必须与对其他群体有影响的要人们打交道。当他不得不作出选择时，他必须对这些大人物信守诺言，甚至不惜对他的朋友食言。只要对要人们信守诺言，只要他们允许把他们挑剩下的某些政治恩惠留给地位低于他们的人，从而维持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政治家就有把握得到大众的支持。有些街角青年会转过来反对他，但其他街角青年群体会予以合作，并取代他们的位置。

政治家们在政治上发迹的过程可以根据他们与社会上不同阶层的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频率来加以描述。当未来的政治家还只是个街角青年群体的领袖时，他与其追随者之间有着很高的相互作用率。与他的追随者相比，他与其他的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更频繁，不过他的街角帮是他活动的中心。在进入政界以后，他提高了与其他街角群体的相互作用率，而且必然会降低与其原来群体的相互作用率。随着他的身分进一步提高，他开始与在社会结构中地位更高的人发生相互作用。由于他提高了与他的“关系户”之间的相互作用率，并与地位越来越高的关系户发生相互作用，他与其原来的群体接触得更少了。如果这个群体中某些成员的地位与他一起提高，并共同在同样的圈子里活动，政治家会和他们保持很高的相互作用率。但是，随着他的地位提高，他不再参加青年们的日常活动。他不再是以前那种意义上的某个街角青年群体的领袖。假设这个群体仍然是个单位，由于政治家不再积极参与这一群体，必然会有别的人成为它的领袖，并接手指挥它的活动。为了拥有他最初的群体对他的支持，政治家必须与新领袖保持亲密友好的关系（与新领袖比与其追随者有更高的相互作用率）。如果该领袖及其群体认为这位政治家没有对他们尽到义务，政治家与街角青年领袖之间的相互作用率就会突然或逐渐降低，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