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当约瑟夫·马洛尼老板在竞选市参议员中失利以后，他的克利夫兰俱乐部对科纳维尔、南区和韦尔波特失去了最后的控制。这个组织的势力多年来已逐渐削减，所以当俱乐部最后瓦解时，马洛尼所能做的只有回想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那段比较幸运的时光了——那时，克利夫兰俱乐部在其创始人马特·凯利耶的领导下，曾经控制了第四选区。他是这样对我讲起该俱乐部的这段故事的：

我们在每一个选区都有一名负责人。他认识他这个选区里的每一个人，并且几乎能说出每个人将投谁的票。我们控制的选区多种多样。过了××街，是一个相当大的上层阶级选区。你必须找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去负责那里的工作。还有一个选区，大多数货运管理员都住在那儿。那儿的工作就属于一种不同的类型了。

当人们需要组织的帮助时，他们会直接到［俱乐部的］办公室来。每天上午从9点到11点，马特都在这儿。如果这时你找不到他，其他几乎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在这个选区里找到他。如果有人来找马特，求他给找个工作，马特会听他述说，然后告诉他，他会想想能为他做什么；让他过两天再来。这将使马特有时间与选区负责人取得联系，对这个人有一个全面了解。如果他在上次选举时没投票，他就不被考虑了。马特什么也不会为他做——就是说，除非他能表明他是因为病得很厉害，不能去投票站。当马特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时，他就可以决定设法为他做点什么了。

如果一个人通过我们的关系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就会坚持交会费，而且在选举前后，我们可以期待他为支持竞选做出某种贡献。我们从来不接受人家的钱来向任何候选人下保证。我们用这种办法来保持我们的独立性。……我第一次竞选议员时——我并不想去竞选，是这个组织选我去的——我为那笔开支捐了150美元，其余的钱都是组织付的。

那时候，我们获得政治职位是为了为人民服务。当然，如果凯利耶认为这个城市将买进一大笔财产，而且他有机会首先得到它，那也很好。他是做房地产生意的，在城市正处于扩展之中的时候，这种生意是能赚大钱的。不过，对他来说，为人民效劳总被放在第一位。他从来不为他能为别人提供的帮助收一分钱。马特和我从来不出卖我们的职业或为某项恩惠而收费。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确控制了这里。我们能预告在任何一次选举中这个区会选谁，估计的数字出入不会超过50张选票。有一次，我们在一夜之间把这个区从选民主党变成了选共和党。那是在1905年竞选市长的时候。选举那天，俱乐部开会一直开到凌晨3点钟。我们印了我们支持的候选人的名单，并在剩下的时间里尽量广为散发。当人们来到投票站时，选区负责人会问他，“你有那张名单吗？”如果他们没有，他就会给他们，然后他们就会进去，选名单上的人。到数票的时候，我们已经让这个区拥护共和党人了，就像我们曾让它拥护民主党人一样。有一次，有一个人对马特说，“这次我不打算选名单上的这些人了。”在他的选区里，共有13张选票不合我们的要求。马特不惜任何代价地想知道那另外12个人是谁。

马洛尼从人口的变化、新政和“非法活动成分”的兴起来解释这个组织的垮台：

如今一切都变了。现在南区人口流动频繁，人们一直在向外搬。你再也无法指望一个选区负责人能认识每一个人了。只有在科纳维尔，人们还呆在老地方。

还有，那些意大利人总愿意选一个他们自己的人。我们承认他们，但当时我们并不需要这样做。他们没有多少选票，每一次我们都能胜过他们，可是我们还是让他们意大利人当上了议员。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组织。可是他们不肯忠于我们。意大利人非常靠不住。你根本不能信任他们。他们还很卑鄙地耍花招儿。据我估计，现在每次选举时，在科纳维尔都会有800到1,000名重复投票者。我试图阻止这种做法，但是办不到。对于这些意大利人，你没有办法分清谁是谁。

提起意大利人的不忠诚，实际上，马洛尼指的是两种忠诚之间的冲突。自从意大利移民在街上与他们的爱尔兰祖先打架时起，这两个种族之间就结下了仇。由于爱尔兰人在政治上控制着这个区，意大利人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好处，在他们仍为少数的情况下，曾不得不追随克利夫兰俱乐部。近年来，得到这个俱乐部的政治支持的意大利人被科纳维尔人视为不忠——是意大利人共同的事业的叛徒。随着意大利人的选票在这个区里占的比例稳步增加，可以预料，意大利人将会脱离克利夫兰俱乐部。

马洛尼对科纳维尔“重复投票”的指责虽有所夸张，但并非不是事实。对此，科纳维尔人的回答是，如果克利夫兰俱乐部曾允许诚实地选举的话，这个俱乐部早就垮台了。我自己的观察和科纳维尔人的一致说法都表明，这个俱乐部每当需要时，就利用重复投票者。马洛尼很爽快地承认他的许多选民都不住在这个区。“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住所。只要他没有在两处登记，就没问题。”他继续讲他的故事：

过去可不是这样。新政把政治整个儿改变了。在这样的一个地区内，有了家庭救济和公共事业振兴署，就不再需要政治家了。数年前，一个人失了业，会来找我们，看看我们能为他做点儿什么。现在他会靠家庭救济维持生活，然后靠公共事业振兴署。这就是他想得到的全部。这种救济是个可怕的赌博。

我问他，一个人要靠公共事业振兴署生活，是否不需要政治后盾。马洛尼说，没有这种帮助也可以办到。我又向州议员的妻子嘉利·拉韦洛提出这个问题，她是这样回答我的：

对。如果你够条件，你就可以依靠公共事业振兴署，而不必去找一名政治家。但是你要等4个星期之后才能拿到合格证明，而我可以设法把事情办好，从而使你在一周之后就可以领到救济。我还能保证让你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如果你够条件的话。如果你想在一项承包活中当监工，我不能对他们说，“让比利·怀特当监工吧”，因为你不具备做这项工作的资格。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有你够条件时，我才能为你办事。

街角青年们证实了这些说法中的某些内容，但是又补充说，许多不够条件，但有着强大政治后台的人却能够从公共事业振兴署得到很好的工作。

在东城，有许多政治家。重要的问题是：在与公共事业振兴署打交道时，谁的政治支持重要？我问拉韦洛太太她怎能在这方面帮助她的选民。她解释说：

我认识戴夫·柯林斯。他是州政府官员，是本州各项计划的负责人。我可以直接去他的办公室。他知道我和［美国］参议员科科伦的关系。

我问柯林斯是怎样得到他的职位的。

他是在6个月以前由地区政府官员任命的。地区政府官员之所以任命他，是因为他有科科伦参议员的支持。比利，我不在乎你说什么。如今，要紧的不是你有多少知识，而是你认识什么人。

她又说，对于公共事业振兴署来说，一个人所有的关系中最要紧的是和科科伦参议员的关系，其次是与国会中的众议员的关系。

在新政初期之后，联邦对救济的管理发生了重要变化。一开始，人们对职业有巨大的需求，除了通过正常的政治渠道之外，没有其他得到认可的分配职业方法。州参议员秘书保罗·费兰特告诉我，拉韦洛夫妇从州里的一位高级官员那里得到了许多分配工作的条子，所以每当他们希望把一个人安排到一项计划中时，只须填一张条子就行了。随着联邦救济部门的发展，并成为永久性的机构，地方政治家在处理救济问题上的权力逐渐被削弱了。

这并不意味着救济脱离了政治。这意味着压力必须来自政治等级制度的上层。正如嘉利·拉韦洛指出的，她之所以能有效地与公共事业振兴署的管理部门打交道，是由于她与美国参议员科科伦的关系。如果她没有这样的关系，她就不会取得什么成就。其他许多科纳维尔人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没有说起去见科科伦参议员。从街角青年们的观点看来，他的地位太高了，望尘莫及。但他们却确实谈到了恳求众议员布拉纳干的帮助。这位众议员有几个秘书，其中之一是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就住在这个区。许多科纳维尔人是通过他才得到了公共事业振兴署分配的工作。

科科伦参议员不用向州里的任何领导人负责。布拉纳干的位置与他相似，只是范围较小。他有他自己的组织，而且，鉴于他在国会里代表着好几个选区，所以他在任何一个选区里都不从属于任何一名政治家。在所有这些选区里，都不再存在马特·凯利耶所说的那种选区老板。这并不意味着科科伦和布拉纳干独立于其他所有的政治家。他们为了永久保住自己的权力，不得不为其他政治家效力并与他们结成非正式的联盟。重要的是，他们是凭着本身的资格与其他政治家打交道，而并不受他们所代表的地区内任何人的支配。凭着手中掌握的联邦授予的巨大权力，他们已经达到了一种支配地位，以致其他政治家为了确保其选民从新政中得到一份好处，就不得不来找他们。各选区的政治家只得到他自己的组织的支持，因此势力不大，约瑟夫·马洛尼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不得不屈从于他的众议员或美国参议员，以满足他的选民们的需要。

因此，看来新政帮助造成了一次政治改组，通过改组，选区老板们的地方化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个更加集中化的政治组织所取代，这个政治组织以美国国会参议员为首，其次是众议员，而选区的政治家则处在更加从属的地位。

马洛尼在结束他的故事时，谈到了非法活动成分：

凯利耶绝不肯与卖淫业或那帮家伙有任何关系。……在禁酒时期，卖私酒的人与政治的关系没有这样密切。对，他们必须寻求保护，但是他们更多地关心自己的生意。后来，在废除禁酒令之后，那些曾经卖私酒的人得到了卖酒的执照，并在赛马、赛狗合法化以后，干起了这个行当。他们始终在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且一直在想左右政治。我直到1933年才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有多么强大。当时，他们使许多选民反对我。你知道吧，像鲍勃·马迪根和雷德·奥唐奈这样的人能够收买大批选票。××街上的那间酒店是马迪根开的，奥唐奈控制着这个区的许多马房，也开着几家酒店。那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他们拿出许多酒让大家白喝，尤其是在选举期间。然后那些经营彩票赌博的家伙就会直接到人们家里去，并且控制这些人。他们一直在到处散布关于我的言论。他们说，有一个代理人经营彩票赌博，别人中了彩，他却不想给钱。他对这个人说，“对不起，乔·马洛尼让人把我逮去了，警察把我的全部单子都拿走了，所以我没办法付钱给你。”人们为此而反对我，可这不是事实。我不干涉他们的生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群人一直缠着我。他们的酒店一直到营业时间之后仍然开着，而我不喜欢他们这样做。我还认为他们不应该在礼拜天开门卖酒。我知道有人在××咖啡店里遭到抢劫，于是我向警方投诉。你知道，市中心就在这个区里。晚上在这儿你会看到正在发生的一切。

他们想把我从这里赶出去。就在这间办公室里，曾经三次有人用枪威胁我，还有一次，一个家伙抽出一把刀来对着我。T. S. 想把我撵出政界。(www.daowen.com)

如果我们没有用错了人，今天我们也许仍然很有势力。我们选阿特·波塞拉当上了众议员，而他却反过来与我们作对，和那群干非法勾当的人同流合污了。迈克·凯利——支持他是我的错。我确实是违背了组织中大多数人的意见而支持了他。他竞选公职竞选了三次，可是一无所获。有时候，当我们偶然碰上一个人时，我们赏识他，并把他吸收到组织中来。有时候这种做法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有时候则不然。穆卢尼［俱乐部的一名会员］与凯利是朋友，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给凯利一个机会呢？”于是我们找凯利谈话，他保证他会忠实于组织。我们在竞选中就支持了他，可是后来，我们在竞选中开始听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报告，说他是个很软弱的候选人。我们派人去调查，发现这些报告属实。看来两名印第安人候选人将会当选。为防止他们当选，我们不得不做出以前从未做过的事，只支持一名候选人。就这样，我们使凯利当选了，他如愿以偿。

凯利进入州议会以后，并不想与那些专门处理城市事务的委员会有任何关系。他想进入法律事务委员会，而我通过自己的影响，让他进了这个委员会。当时所有这些关于卖酒执照和赛马赛狗的新法规都提交那个委员会通过。通过这个职位，他建立了他的律师业务，并使自己成为酒商联合会的法律顾问。他趁我不备的时候抓住了我的短处。当非法活动分子从外面进攻我们的时候，他在里面捣乱，给组织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凯利与这些不法分子完全臭味相投，正因为如此，在这最后一次斗争中我才遭到警方的一致反对。

克利夫兰俱乐部主要是为了向它的成员提供政界的职业和好处才组织起来的，不过，它的成功也取决于它与合法企业界的关系以及它的领导人物的商业活动。马特·凯利耶和约瑟夫·马洛尼都靠房地产交易谋生。这意味着他俩在经济上都既不依靠任何选民群体，也不依靠本地企业界的任何人。当这个城市不再继续发展，大萧条来临时，这个财源也枯竭了。马洛尼没有立即受到威胁，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使自己变成了富翁，但是形势的这一变化意味着已经不可能再凭借克利夫兰俱乐部曾依靠过的基础，建立或保存一个政治组织了。

当马特·凯利耶的势力达到顶峰时，这个州的工业正在迅速发展。公用事业企业尤其依赖于城市和州授予的特许权和其他专有权。当凯利耶谋求将他的几名选民安排到铁路或电话公司工作时，它们无法拒绝他的要求。这位原来的选区老板认为他的努力主要应归功于他在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内安插人的能力。

后来，形势完全不同了。企业不再寻求新的特权；它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住它的现有地位。当政治家们开始用法律来剥夺企业的某些特权时，企业家们只好捍卫他们的利益。但是他们舍得为争取新的赢利机会花钱，却不舍得为保持既有的地位花钱，而且在萧条时期，任何工作机会都很少。1932年，乔治·拉韦洛被选入州议会。他的妻子告诉我，她和她的丈夫都从来没有为他们的选民在公用事业企业或其他大企业里谋求过职业。她说，“它们对我没有义务。它们为什么应该照顾我呢？”企业家们已不再那么密切关注州和本地的政治。今天，当他说到政府时，他指的是联邦政府。

非法团伙成员正是通过大萧条发了财，并且在企业紧缩的同时发展了他们的活动。在禁酒时代，违禁酿售私酒的人曾需要与政界和警方拉上关系，但是他们的问题比较单纯。非法运私酒的活动要么被允许，要么被制止。它不受各种法规和法律的控制。在他们的大部分活动变成合法以后，非法团伙成员需要请求州政府和市政府授予他们继续和扩大其活动的特权，就像合法企业家们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还为了增进他们的利益而组建了一个有效的垄断组织。在政治生活方面，非法团伙组织活动取代了合法企业的位置。

克利夫兰俱乐部未能适应这种取代。约瑟夫·马洛尼毫无顾忌地反对搞赌博或非法活动之类的事情。在1939年市议员选举前夕，他在他的俱乐部里说：

政治就是一种生意。你们必须维护这个组织。只要一个人曾经对这个组织友好，我就会设法帮助他。我不在乎他是卖数字彩票的，还是卖抽彩彩票的，只要人家赢了，他付给人家钱就行。谁也不能说他们为了在这个区做生意而给我进过贡。只要你们管好你们自己的生意，安分守己，我就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当然，如果他们与这个组织友好，我们就会设法帮他们一把。不过，我们不相信暴力、抢劫之类的做法。我们在这个区里要的是法律和秩序。

成立克利夫兰俱乐部的目的是为它的成员们服务，如果它主要迎合当地另一个组织的利益，就不能不损害其自身的基础。因此，马洛尼与非法团伙成员不断扩张的政治势力作斗争。但他的斗争是徒劳的。

这位科纳维尔年轻的政治家是在非法活动扩张的同时成长起来的。这位步入政界的科纳维尔律师没钱接受最佳的法律教育，也没有建立开展有关公司法的业务所需要的那些社会关系。他发现在科纳维尔最有利可图的领域是刑法，而在这一领域中，最有利可图的部分是非法活动案件。可是，甚至非法活动案件也还不能提供生财之道，因为一名官职卑微的政治家只能处理小案子。为了为他的竞选筹备资金，他需要他在商界的顾客们的帮助，而在这些人中间，最乐于提供帮助的就是那些非法团伙成员。

如果这位年轻的政客有一份赚钱的生意，他也许能够支持他自己的竞选，但是在许多生意中成功似乎都会使人脱离政治生涯。在东城，看来只有一种生意与政治十分吻合。这就是殡仪业。拉韦洛参议员和奥尔德曼·菲乌马拉就是经营殡仪业的。

在意大利社区内，人们通常都有一个“与自己同类的”殡仪承办人，即来自意大利同一地区的人。在科纳维尔市内和它的附近，只要从意大利的某一地区来的移民很多，就至少有一名来自这一地区的殡仪承办人。这位承办人必须保持积极主动的社会联系，并使自己成为一名重要人物，尤其是在他的“同乡”中间。意大利人的葬礼是一次精心安排的盛典，家族的全体亲友都来参加。殡仪承办人对这一重大场面的安排和操纵加强了他在社会上的地位。

如果他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殡仪业，他就会赫赫有名，在步入政界之前已有大量的个人关系。他依靠像他自己这样的人作为政治支持的核心。他作为一名身为殡仪承办人的政治家，想要扩大他的接触面，而这两项活动是相辅相成的。政治竞选为殡仪业作宣传，而殡仪业又扩大了政治接触。那些并非一定只找某个殡仪承办人的人往往会请一位政治家来安排家庭中的葬礼，以便与他建立联系。他通过把生意送到这位政治家门上，使自己处于一种要求回报的地位。如果有的人没钱支付殡葬费用，政治家也许会免费安葬他们的亲属。死去的人固然不会再去投票，但他的亲友们却会去投票。

在某些政治家更多地依赖非法团伙成员的同时，甚至身兼殡仪承办人和政治家的人也必须适应非法团伙成员的势力。实现这种适应并非只有一条途径。在科纳维尔，在政治家与非法团伙成员之间有着各式各样的关系，正如以下几个例子将要表明的那样。

泰勒俱乐部的头头儿汤姆·马里诺早在进入政界前很久，就是彩票赌博业的二老板。他曾两次竞选众议员，与此同时，继续在他的街角小店里经营彩票赌博生意。在政治上和非法活动中，他都是一个不太重要的人物。在萨利·德费奥进入政界之前，马里诺是实际参加竞选的唯一的非法团伙成员。

当地有一位政治家据知是非法团伙成员的候选人，因为他把他的当选归功于他们的支持。他在一切有关贩酒和赛马的立法方面都忠实地为非法团伙成员服务，所得到的回报则是财政上的支持和为他的选民提供大量在跑马场的工作。我听街角青年们抱怨说，要想从这位政治家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着T. S. 非法活动组织中的某个要人的支持去接近他。在一次竞选中，我曾有机会看到他接受非法团伙头头儿的命令。

东城报纸上关于乔治·拉韦洛的报道展现出一个完全与非法团伙的利益认同的政治家的形象。虽然说得不准确，但很容易看出这个印象是如何形成的。在乔·肯尼——韦尔波特的一个大名鼎鼎、引人注目的非法团伙成员——遇刺后，拉韦洛扑倒在他的灵床前。报纸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他的这次吊丧。两天之后，嘉利·拉韦洛对我谈起了肯尼和她的丈夫：

我喜欢乔·肯尼，因为他待人十分真诚。他有许多优点。他总是周济他那个区的穷人。如果你穷困潦倒了，你可以去对他说，“你就是乔·肯尼吗？我听说你是个好人。”他就会给你一些帮助，并告诉你不必担忧。他在韦尔波特一带很得人心。他随时都能让懒汉和醉鬼们都去投票站投票。你只要走到一幢房子跟前，敲敲门说，“是乔·肯尼派我来的。”房子里的人就会穿好衣裳和你一起去投乔·肯尼的票，而且连投几次。乔·肯尼有很多长处。他是个好人。他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

当我听说他遇刺的消息时，真是大为震惊。我确实很喜欢他，而且不愿否认这一点。他临死前，乔治是和他在一起的唯一的政治家。……他们［几位政界要人］都想在他弥留之际去看他。乔治对我说，“我不在乎他们说他什么，他对我一直很不错。”

在撤销禁酒令后不久，肯尼曾要求拉韦洛设法为他保留一个夜总会贩酒执照。拉韦洛新上任，办不了这件事。于是肯尼设法通过某个关系更硬的人为他搞到了执照，不过他知道拉韦洛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从那时起他们成了朋友。在拉韦洛的政治竞选中，肯尼支持他。拉韦洛很愿意与这群粗野的家伙来往，并感激他们在政治上对他的支持。

在拉韦洛为科纳维尔的非法团伙成员帮忙时，人们从来不知道他是他们的特定候选人。只有一人是例外，T. S. 在历次竞选中都反对拉韦洛。因为拉韦洛和这位非法团伙的头头儿平起平坐，不接受他的命令。拉韦洛从来不与非法团伙成员作对，但是，他不依靠他们的财政资助，既不肯接受他们的钱，也不肯接受其他任何人为报答他的帮助而付给他的钱。

安迪·科蒂洛为了进入政界，不得不与非法团伙成员的势力作斗争。阿特·波塞拉是他最强大的意大利人对手，在最近的一次选举中，曾一度利用非法团伙成员的支持和重复投票者的选票击败过他。科蒂洛着手把这一地区组织起来反对这种控制，与此同时，他还与克利夫兰俱乐部进行斗争。当科纳维尔其他各政治组织支持其他人的时候，他和他的组织却支持了一位出人意料的市长候选人。在选举的那天，科蒂洛与莱恩·卡都洛争论起来。卡都洛是有名的非法团伙成员，是波塞拉的好朋友。科蒂洛说，如果他的市长候选人当选，他就要让科纳维尔非法团伙成员的生意关张。卡都洛的回答是打了他一记耳光。科蒂洛的个头儿比卡都洛大得多，力气也大多了，但是他十分谨慎，竟没有还手。这次冲突发生后，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传遍了这个地区。

科蒂洛的候选人在选举中获胜，科蒂洛成为科纳维尔唯一与新市长有关系的政治家。立即开始有新成员加入他的胜利俱乐部，不出几个月，科蒂洛就拥有了科纳维尔最大的政治组织。他本人在市长办公室里谋得一份差事。就在他与卡都洛发生冲突一年之后，他又让他的俱乐部支持俱乐部的一名会员——艾尔·麦卡雷拉——竞选议员。他还设法保证使其他几个俱乐部支持这位候选人，以使他稳操胜券。在此之前，科蒂洛曾抱怨那些靠暗中舞弊获胜的选举。现在，他让大家知道，通过他与市长和选举委员会的关系，他将使他的人从内部控制科纳维尔的投票处。他还需要更多的选票。他与莱恩·卡都洛合作，并做成了一笔交易。卡都洛的人奉命选麦卡雷拉为众议院议员，而科蒂洛的人则奉命选卡都洛的候选人为州参议员。

虽然科蒂洛在开始他的竞选活动时目的很明确，即消除非法团伙成员的政治势力和克利夫兰俱乐部的政治势力，但他仍然不得不与一个群体达成协议，以打败另一个群体。这项协议是临时互惠性的，并不一定意味着科蒂洛不能保持一种相对独立的地位。

除了安迪·科蒂洛以外，我从未听说过哪个科纳维尔政治家曾直接向非法团伙成员挑战。科蒂洛从来没有重复过他的挑战。政治家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考虑到非法团伙成员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在许多方面与他本人的地位相同。政治家和非法团伙成员是在相似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影响着同样的群体或同属一类的群体，有可能行使某些同样的功能，并有着许多同样的利益。在他们之间，必然要形成合作关系，只是密切程度有所不同。嘉利·拉韦洛是这样来概括这一点的：“比尔，咱们别自己骗自己；当我们想取胜的时候，就去找非法团伙成员——咱们都是这样。”在这里，她提到了本州最重要、最受尊重的三位政治家。“他们是这样做的，其余的人——我们都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