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团伙成员的实力主要是靠他对赌博活动的控制。在我们中产阶级的社会中，赌博是一种不体面的活动。在意大利，则和在许多欧洲国家一样，赌博是理所当然的，国家也推销它自己的彩票。新教徒往往将法律与道德等同起来，从而认为非法活动就是不道德的。天主教会则认为法律与道德不是一回事。赌博是世俗事务。国家有权力禁止它，然而法律上的禁止并不能使它成为不道德。按照天主教会的看法，只有当赌博者作弊，花的不是他自己的钱，或是使靠他抚养的直系亲属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时，赌博才是不道德的。天主教会承认赌博常常造成这种剥夺，而且往往与不道德的活动有联系，因此对赌博持怀疑态度；但这与一种直接的道德禁令截然不同。

一位街角青年这样向我表示了科纳维尔人普遍对赌博持有的态度：

假设我是个阔佬，哪儿有赛马我就想跟到哪儿。它们在克莱顿赛，我就会到那里去下赌注。冬天它们在佛罗里达，我就会到佛罗里达去赌。这都是合法的。这没有错。但是假设我是个穷人。夏天我到克莱顿。冬天，我没有那么多钱去佛罗里达，可是我仍然想赌。我不会仅仅因为它们在佛罗里达，就不感兴趣了。难道我在马房里赌就是不道德吗？既然这对于有钱人来说不是不道德，为什么对于我来说就是？

科纳维尔人对于抢劫和谋杀的态度迥然不同。他们对可尊重的和不可尊重的非法活动有明确的区分。赌博是可尊重的。

赌博在科纳维尔人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管街角青年们玩什么游戏，几乎总要对结果打赌。如果没有可赌的，这场游戏就不被认为是真正的竞争。这并不意味着钱的因素最重要。我常听人们说，获胜的光荣要比赢的钱重要得多。街角青年们把赌钱视为对技能的一种实际测验，除非一个人在赌钱的时候干得很漂亮，他就不会被认为是一名优秀的竞争对手。这有助于确定个人和群体在相互关系中的地位。假设甲队向乙队挑战，而乙队被公认为是强队。乙队接受挑战的条件是赌指定数目的钱。如果这笔钱数目很大，甲队的队员对比赛结果没有把握，他们可以拒绝下注。在这种情况下，比赛就不会进行，乙队也会继续被认为是强队。

在个人和小组的比赛中，街角青年们可以组织自己的赌博。如果他们想赛马，或赛狗，或进行彩票赌博，他们就不能用同样非正式的方式来操纵局势了。正是在此时，非法团伙成员出场了。他把赌博当成一项生意来经营。

街角青年们十分明白，在玩彩票赌博或赛马赌博时，他一般是会输的。对于他来说，金钱刺激不是唯一的目的。他喜欢研究赛马的学问，和他的朋友较量选择胜马的本事。在玩彩票赌博时不牵涉技能问题，然而人们形成了对他们的“稳定数字”的依恋，并对他们玩彩票赌博的经验津津乐道。

如果一名街角青年把他的五分和一角的硬币积攒起来，从长远来看，他会比用这些硬币去赌彩票有更多的钱。但是，他若走这条路，就一定带来很不愉快的社会后果。有钱的街角青年应该帮助他的朋友们。花钱大手大脚的人是受人欢迎和尊重的。所以，储蓄并不真是取代玩彩票赌博的一种办法。小数目的零钱将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挥霍掉，而偶尔赢了大宗的钱对于街角青年来说就意义重大了。如果一张10美分的3位数字彩票中彩，就可赢60美元，这笔钱可用来还债，买一套衣裳，款待他的朋友们，给他的父母一些钱，而且再去赌。

非法团伙成员从事的活动尤其有助于他扩大他的社会影响。在零售业中，商品的价格和质量对销售固然有一些影响，但是在整个科纳维尔，付给中奖彩票和胜马的赔率也同样重要。此外，个人关系和个人的信任是唯一影响顾客在某一个代理人处下注，而不在另一个代理人处下注的因素。街角青年愿意有钱让他的朋友去赚，代理人与其顾客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些在这个组织中地位较高的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也是通过与科纳维尔人形成同样的友谊和信任关系。这些关系虽然在形式上有所改变，但仍继续存在。例如，T. S. 虽不能与所有和他的组织做生意的人建立密切的关系，但他把大量的时间消磨在科纳维尔，当他在那里时，他呆在某个街角或理发店，并像任何一名街角青年一样，在某一家饭馆里吃简单的餐点。虽然他不住在这个地区，但他和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员一样，并没有割断与街角青年的社会联系。

有组织的赌博活动往往将许多街角青年置于依赖非法团伙成员的地位。对于以赌博为职业的人来说，把赢的钱拿出一些，给那些“输光了”的失败者，这是一条道德规范。我认识一个设掷骰子赌局的人，他总是把当天的所得统统拿回家去，交给他的母亲。他被别人看成“小气鬼”。要不是由于和他一起经营赌博的合伙人十分慷慨地按那条道德规范办事，他早就没有主顾了。

在科纳维尔，非法团伙成员以花钱大手大脚和慷慨资助当地企业而闻名。他们把钱花在当地的商店里。他们为街角青年的活动提供资助，购买大量的舞会票和作出其他捐助。

一个在一家合法企业中工作的年轻人在谈到T. S. 和他的合伙人时说：

这些歹徒是你想见到的最出色的人。比尔，他们会为你做许多事。你去找他们，对他们说，“我已经四天没吃饭了，我没有地方睡觉。”他们就会给你帮助。可是你要是去找一位企业家，一位在当地很受尊敬的成员，向他提出请求，他就会一下子把你从他的办公室扔出去。

实际上，所有的非法团伙成员都遵守这同样的行动模式。虽然自古以来违法者的慷慨就是一个常见的话题，但重要的是应该理解，在这一问题上，这并不是一种特殊的个性特征，而是非法团伙成员适应其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慷慨造成的是得到其受益者承认的义务。除了那些完全靠他养活的“寄生虫”以外，还有许多街角青年由于非法团伙成员把钱借给了他们或在他们身上花了钱而迟早会对其感恩不尽。

如果将非法团伙成员与影响力和他不相上下的人作一比较，前者的势力就看得更清楚了。合法企业家和专业人员通常被认为是社区中的领导成员。许多交了好运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员是在这一地区长大的，而且仍然在科纳维尔有他们的商店或办事处，但是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已经把家搬到不这么拥挤、社会环境也更为理想的地区。他们把大量工作时间花在科纳维尔，但是他们很少有时间，通常也不大愿意“与街角青年们摞在一起”。即使有少数人依然住在科纳维尔，他们的社会交往也往往受到其工作性质的限制。一名商店老板必须留在他的商店里等候顾客上门。他必须依靠与他的一群朋友和熟人做稳定的生意，却不能变得与街角青年们过于亲密。事实上，有时你会听说，某个人生意垮台是因为他的朋友太多了——因为和这些朋友做生意时，赊账的人太多了。如果一个人与街角青年们的关系过于密切，他就很难不赊给他们；而如果他避免和他们纠缠在一起，但是他的商品质量好，价钱公道，他的店址又在他们活动的中心地带，他倒或许还能和他们做些生意。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他的影响将比不上一个身为“街角青年之一”的人。(www.daowen.com)

许多商店都依赖彩票赌博生意，于是店主人也变成非法活动组织中的一分子。各种商店里都出售彩票，不过在小杂货店、理发店、小吃店和台球房里最为普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也是被街角青年当作聚会地点的场所。青年们对店主人很友好，店主人的大量收入则靠着他的彩票生意。在这样的情况下，非法团伙成员的影响就无需多说了。

科纳维尔的非法活动是围绕着赌博组织起来的，与此同时，当地的非法团伙成员还有许多其他的兴趣。有的人仍然做私酒生意，或通过逃避给政府纳税来廉价出售合法产品。不过，与禁酒时期的非法生意相比，这些生意就不足挂齿了。还有许多非法团伙成员与赌博业毫无关系。有时候，组织中的某些人在企业中充当了工贼，不过这种工作只是偶尔的。目前，在科纳维尔没有妓院。在这一地区，毒品交易很少见，不过，当地也有一些人因为被指控吸毒而被捕和被判刑。非法活动辛迪加与这些生意之间也许有密切的联系。对酒业实行了垄断的“老板”也控制着东城的贩毒生意。然而还没有迹象表明二老板和二老板以上的非法团伙成员对卖淫或毒品有什么商业上的兴趣。

在科纳维尔，有一些小团伙以抢劫和盗窃为嗜好。尽管有些著名的非法团伙成员是干这行起家的，但是由于他们已经在更保险、更受尊重的赌博业站住了脚，所以已不再继续从事这类活动。有的代理人偶尔参加抢劫，但组织中那些重要人物并不鼓励这种做法。对于非法团伙成员们来说，他们的手下如果并非出于从事非法活动的必要而与警方之间发生了麻烦，那是很糟糕的。抢劫者通常是与几个同伙独立作案。其中有些人与非法团伙成员关系不错，所以当由于犯法而遇到麻烦时会谋求他们的帮助。虽然非法团伙成员看不起抢劫者，但他们之间存在着非正式的关系。

非法团伙向东城的合法企业勒索保护费的现象，即使存在，也当然达不到其他城市的那种程度。几年前，在科纳维尔，非法团伙成员曾强迫所有的面包店向他们交纳保护费，不过这种敲诈没过多久就停止了。还有一次，非法团伙成员试图控制附近一个城市的家禽市场，但刚一开始，当地一位知名企业家、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会员的被谋杀就把他们的计划全打乱了。

通过其全部合法或非法的活动，非法团伙的成员们在为大批人员提供就业机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多数雇员以前没有在私人企业内工作的经验和本领。此外，人们普遍认为，而且有大量迹象表明，在科纳维尔，一名意大利人在求职时是受歧视的。街角青年不适合于在那些在社会上被人称许的经济组织中工作，于是在大萧条时期，非法团伙成员们为他们提供了难以用别的方法找到的工作。

非法团伙成员还为新企业提供投资的资本。有一个故事可作为例证。汤姆·莱奥纳蒂是一名科纳维尔的年轻人，在一家大公司里做事。汤姆对经商的学问了如指掌，并认为如果自己经营，就有机会发财。由于没有资本作后盾，他一开始是在朋友们中间出售产品，又做起了一个小本生意。但要扩大经营规模，尚需拥有资本。城市的投资银行家们对于支持这样一个刚刚开始与那些地位牢固的公司竞争的、不知名的意大利青年，根本不感兴趣。于是，汤姆去找了几个意裔非法团伙成员。他们同意投资。利用他们的资本，汤姆购置了发展他的企业所必需的厂房和设备。与此同时，他的董事会热情地推销他的产品——有时导致强行推销。如今，这家企业已经站稳了脚跟，早期的某些“粗暴的”推销方法也不那么显而易见了。这家公司生产出了一种优质产品，看来很可能会长期保持兴旺。这件事证明，汤姆·莱奥纳蒂具有超群的经商才能，但是，假如没有那些从事非法活动的朋友相助，他现在可能仍在苦苦挣扎。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非法团伙已经用其资本帮助许多能人取得了原来望尘莫及的地位。

东城的非法团伙也在许多合法企业中投了资。在酒的生产和销售中，在信贷公司、夜总会和餐馆、赛马场以及促进体育运动方面，这表现得最为明显。

从非法团伙成员的立场看来，在合法企业中拥有股份有几个好处。有利可图的投资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而受到欢迎。即使不赢利的股份也可为从事非法活动提供合适的“幌子”。

发起职业拳击赛是一项很没把握、而且经常赚不到钱的生意。我听说，在这一行里最著名的非法团伙成员，最近有一年在经营中才净赚了不到100美元的利润。然而，他和他的合伙人却认为找这份麻烦是值得的。

他们把票发给某些警方官员和商人。假设每举办一次拳击赛，他们就送给某个官员10张票。他使用这些票，并把它们送给他的朋友们。有时候，如果他们需要得到他的照顾，他就会照顾他们。这正是这笔生意划得来的理由。……此外，他们还把票发给所有登记彩票的人——以此来表示他们的感谢。

正如下面这段故事所表明的那样，看来，促使他们进入合法生意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希望成为“有身分”的人。“恶狼乔”起初是给一个有名的团伙头头当保镖。他经常犯法。有一次，当一名歹徒被击毙时，“恶狼乔”在逃离犯罪现场时被抓住了。他因谋杀而受审，后被宣判无罪。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只要一发生团伙凶杀案，警方就会把乔抓起来。他抱怨说他一直在被追捕。后来，他的活动发生了变化。他在彩票赌博中赚了钱，并在一些合法企业中取得了股份。他大力渲染他事业中令人尊敬的一面，并且不让他们叫他的绰号。他不许他的女儿与非法团伙成员们一起出去。她嫁给了一个经营合法企业并出身于有身分的家庭的男人。这次精心安排的婚宴吸引了许多人，其中包括许多当地的企业家和著名的政治家。报纸在报道这件事时，把新娘的父亲描绘成一位“著名的体育爱好者”。虽然街角青年们仍然把约瑟夫·卢波叫作“恶狼乔”，但从他的青年时代到现在，他已经朝着体面的地位走了一段很长的路。

非法团伙活动在科纳维尔的作用就像合法企业在其他地方的作用一样。非法团伙成员使自己的活动仿照着企业家的活动模式，甚至奋力争取体面的地位，从而使他可以像在科纳维尔一样得到社会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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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大利罪犯的秘密帮会。19世纪控制过那不勒斯。起初颇有政治势力，后成为抢劫敲诈组织。许多卡莫拉分子到美国，与黑手党互相残杀。直到1920年黑手党吸收了卡莫拉残余分子，风波才告平息。——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