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克曾评论说：

我是一贫如洗了。我穷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今天连押到数字上的那一角钱都拿不出来了。一个科纳维尔人要是连押在数字上的钱都拿不出来，你就知道他真是穷得身无分文了。你把这写进你的书里吧。

无论男女都玩这种把赌注押在数字上的彩票赌博。当一位母亲让她的小孩到街角的商店去买瓶牛奶时，她会告诉孩子把找的钱押在一个数字上。非法团伙的成员们自己也玩这种彩票赌博。托尼·卡塔尔多有一次告诉我：

我每天在三位数的赌博上面押一块钱，在四位数的上面押2角5分钱。假如那4个数出来了，我就能得一千块钱。然后，我每月一次，在一个数字上押20块钱。我算计着如果赢了，我可就真的有点儿钱了。

在决定当日中奖号码的赛马结束后，人们会把身子探到自家房子的窗户外面，寻找那个能告诉他们是什么号码的代理人。街角青年们东一群，西一伙地互相打听，“是什么数？”

即使科纳维尔人没有从朋友那里获得这个信息，他也可以从报纸上知道。每天晚上，街上都有一种当地的小报，上有“揭晓版”，不仅包括比赛结果，而且有一个如下表这样的可一目了然的表格。早报在它的体育页上也刊登这样的表格。

这张表是根据两美元的赌注与赢款的差额列出来的，这笔赌注是押在指定的赛马会上在特定跑道上赛跑的第一、二、三名上。表中的数字只对于那些对彩票赌博感兴趣的人有意义。要知道这个号码，只须从上到下读出表中小数点左边的第一个数字。在上边这张表中，就是5-9-3。得胜的“四位数赌博”中的号码也是这样决定的，只是加上了最下边的数字中小数点左边的第二个数字。由于所有主要的非法团伙成员除对彩票赌博感兴趣以外，还对其他某些合法或非法商业活动感兴趣，所以我将集中描述彩票赌博组织，因为这似乎为其他活动提供了一个框架，并最详尽地说明了在这一结构中处于不同等级的人们之间的关系。

那些想要解释彩票赌博的科纳维尔人一开口总要说，“经营它就像经营一个企业。”这一类比有助于指明这种赌博独具的某些特征。它日复一日、井然有序地顺利运行。暴力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其他控制手段——其中包括财政上施加压力——被用于使它井井有条。控制彩票赌博的辛迪加达成协议，制约其成员之间的竞争并消除外来的竞争。非法团伙活动的首脑人物们维持着有效的组织，并对其下属们有严明的纪律约束。他们还有固定的安排，以顺利应付法律上的问题。

非法活动组织的最底层是那些收赌金的代理人。有些代理人定期四处拉生意，其他代理人则是店主或雇员，他们为前来商店的顾客“写数”。代理人把赌金的数目写在一个便条本上，把一张复写的条子交给顾客，另一张则连同他当日收集到的赌金一起交给他的雇主。以一分钱为起点，多少钱的赌金他都可以收。“中奖”的顾客可获得的投注赔率，在三位数的赌博中为600比1；在四位数的赌博中为4,000比1；在两位数的赌博中为80比1；在一位数的赌博中为8比1。

如果代理人收的钱总数超过了顾客赢的钱，他就可得到一定比例的酬金。他得的报酬从10％到40％不等，数额多少取决于他每天收了多少钱，以及他与雇主的关系如何。此外，只要他的顾客中有一人在一次三位数的赌博（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赌博）中中奖，代理人就从公司（通过他的雇主）那里得到相当于这位顾客赢的钱的10％的报酬。

有些较大的代理人又雇用一些较小的代理人为其工作。如果一位代理人收到的钱足够多（每天50美元以上），他就可以把他写的数直接上交给“办事处”，他本人则成为一名“二老板”。

代理人收集到的数字都要上交给他的“二老板”（那些为较大的代理人工作的小代理人例外，他们收集的赌金要通过一个中间步骤才能送到二老板手中）。如果雇主和雇员在同一地区工作，代理人就亲自去上交他收集到的赌金；但是如果二老板有许多代理人，他们工作的地点离他的办事处很远，他就会派一个收款员（或“代收赌金者”）把这些代理人登记在纸上的数字带回来。收款员得到的报酬很少。有些二老板自己登记数字，只雇几名代理人为他们工作。其他二老板手下则有许多人，自己从来不登记数字。

二老板将他收集到的全部赌金都交给“办事处”或“公司”——这是对它们的不同称谓。公司把赌注下在数字上。等全部赌金都收上来了，号码也就“出来了”。这时，公司办事处的人员就根据每位二老板交来的数字算出应付给中奖者的钱数。这笔钱被交给二老板，由他们把它交给他们的代理人，再由代理人付给顾客。

代理人的收入波动很大，因为这主要取决于他收集到的赌金的赢利情况。如果顾客赢的钱超过了收集到的赌金，代理人就会欠他的雇主的钱。科纳维尔人都明白，代理人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停业，许多小代理人都宁可不干了，而不愿面对白干几个月拿不到佣金的前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该组织来说，重要的是为代理人提供中大奖的机会以示安慰，并尽量造成一种代理人从中彩中受益的假象。从代理人的立场上看，他必须等到月底才能拿到他的固定佣金，但如能在开奖时拿到相当于其顾客得到的奖金的10％的现金，那将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

由于多数二老板的收入取决于许多代理人收集到的赌金，所以他们的收入波动得没有这样厉害。鉴于公司收集到的赌金数额还要比这大得多，它的收入一般说来更不会有太大波动。当然，有时候，如果出来的号码有许多人中彩，整个组织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公司将会暂时出现赤字，动用它的老本，甚至借钱。

肯定也有这样的时候，即代理人运气不佳，从彩票赌博中暂时一无所获。这时他常常会向他的雇主借钱，或是雇主主动提供帮助。于是，代理人无论从个人还是从生意的角度看都变得依赖于他的雇主。生意的时好时坏起着增强雇主对其雇员的控制的作用。如果代理人对其二老板给他的待遇不满并希望更换雇主，他必须获得雇用其二老板的公司负责人的批准。公司负责人通常不可能既批准这一更换，又不得罪雇用这个代理人的二老板。一般来说，代理人与二老板之间的关系是，代理人不会考虑作出任何别的安排。

在较早些时候，代理人曾拥有更大程度的独立性。当时，三位数的赌博中，前两个数字是根据以前的赛马的总数，只有第三个数是根据包括第七次赛马总数在内的数字确定的。在这样的制度下，第一个和第二个数字比第三个数字先出来。虽然代理人应该在第一个数字出来之前就将他们所有的数字上交，但他们可以冒个险，自己掌握一定的赌金。然后，例如，如果前两个数出来了，是1-6，代理人就会把他的条子都翻一遍，看看他是否持有前两个数是1-6的条子。假如他有一张赌的是1-6-5，他就立刻会在作为第三个数的5上面下一笔足够大的赌注，这样，如果出来的数字是1-6-5，他赢的钱可够他支付他应付给顾客的奖金。如果1-6-5没有出来，他会输掉他在5上面下的赌注，但他可以使得自己不至于破产；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他的条子里没有一张上写着这前两个数字，这时他就可以净得利了。正如托尼·卡塔尔多对我解释的那样：

这就是他们修改这个制度的一个原因。当时保留这些数字的小赌账太多了。所以他们［辛迪加的头头儿们］凑在一块儿，决定像现在这样从不同的赛马总数中得出中奖号码。现在你就不能那样干了。新制度使那帮家伙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保留数字了。

通过这样的财政安排和个人影响，上层人物确立和保持了他们对其部下的控制。

非法活动辛迪加还决定活动范围和明确的政策方针。每个彩票赌博公司的头头儿都属于这个辛迪加，其中有一人担任辛迪加的董事长或主席。除了少数几个科纳维尔人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他的作用，甚至不知道他的身分。辛迪加共有10或12名成员，他们各有经营自己生意的特定地盘，并同意互不侵犯他人的势力范围。(www.daowen.com)

辛迪加决定彩票赌博中对赌者的投注赔率。正如托尼·卡塔尔多解释的：

以往一直是730比1，但是我们不得不把这个比例降下来。在改变投注赔率时，各大组织都要凑在一起，达成一致意见。现在有些彩票只付给半价的赢金。大家都同意这样做，是因为把赌注押在同一数字上的人太多，万一这个数出来，我们付不起。现在我们是按600比1来付款。在X地，他们只按500比1来付款，在Y地，他们也按500比1付款。我们其实也应该只按500比1付款，因为东城的人太鬼了。现在的做法是，等你把给代理人的佣金和一般管理费扣出去，我们只能得百分之三或四的利润。这就和其他任何企业一样了。

赌博中投注赔率的任何变化都是在整个东城及其附近地区内同时实行的。当某些彩票将只按半价支付奖金时，代理人会散发印好的单子，将这一变化通知赌客。这样，就消除了生意中的一个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辛迪加的作用还在于抑制外来竞争。一个曾目睹这一垄断集团的发展过程的人说：

他们就像组织一个大企业那样组织彩票赌博。他们在东城设立了办事处，并控制了某些州的全部彩票业。各个城市里都有他们的代表。假如你不属于这个组织，你就不能登记数字。非法活动组织得就像是一个大企业。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份工作要做。他们有骗子，能说会道——他们能说得使你相信黑的是白的。还有打手。他们硬挤进来接管生意。现在他们没有太多的事可做了。那儿有保镖，当生意正常进行时，由他们来保卫生意。还有杀手。此外，因为他们每天要算大量的账，所以有记账员。所有这些人都是每周领一次工资；对于他们中间的有些人来说，也许一年之内有51个星期都不会没活儿可干，而在剩下的那个星期里，他们还要做许多事。你看，这与你在电影里看到的不一样。他们中间只有少数人是杀手。

假设你着手登记数字并且要自己经营。一旦被这个办事处发现，它就会派一个骗子来找你。他能说得天花乱坠，使你相信黑的是白的。他说，对于你来说，加入这个保护性的联合会是件好事，如果你收集的赌金足够多，你最好当个二老板。万一有人敲诈你，他们会保护你。你也许愿意自己寻求警方的保护，可是，假如你没有办法收买你这里的巡警，办事处可以为你办好这件事。他告诉你属于这个组织的好处，并且使你深深感到最好加入它。假如你不听他的劝说，就会受到警告；假如你仍然不肯加入，就会被痛打一顿。但是无论如何，谁也不会坚持和他们硬顶着。假设你加入了这个保护性的联合会，我来向你要钱，你就与办事处联系，告诉他们，“某某某想敲诈我。”他们就会派人来找我，说，“你想敲诈比尔·怀特，这是什么意思？你最好罢手。”于是我就罢手了。

非法生意不鼓励人们尊重产权，也得不到合法商人可得到的同样的法律保护。有人觉得，非法生意的果实属于那些聪明或厉害得足以取得这些果实的人。非法团伙活动如果得不到妥善保护，就会成为这些不负责任的人的牺牲品。然而，虽然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武力，但辛迪加的政策是尽可能少使用它。

正如这个组织中的一位要人向我说明的那样，肉体上的胁迫并非控制企业的唯一手段：

以前，彩票赌博一直是由非法酒商们控制。当时它确实是一种很蛮横的非法活动。如今它完全被掌握在企业家们手中——他们中间有些人拥有××和××［两处赛马场］的股份。他们有足够的钱，所以你可以确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1-2-3这个号码出来的时候，你在这儿吗？那是个特别讨人喜欢的号码。在大约两年前它肯定曾出来过。我知道我自己的办事处赌了15万美元。当时，许多干这一行的人并没有很多钱作后盾。这个号码出来以后，问题确实就很清楚了。他们支付不起，于是这件事使他们被赶出了企业界。由大人物支付他们的欠款，并接管这些生意的例子很多。这就和任何其他企业一样。如果一个人破产了，你可以接管他的债务，并继续做他的生意。事情就是这样。现在一切都进展得更加顺利了。

虽然在年轻一代的二老板中，有些人是从搞非法赌博起家的，T. S. 和他的大多数有势力的同僚在开始经营彩票赌博以前却都是卖私酒的贩子和帮派头目。企业家没有把帮派头目排挤掉，帮派头目却成了企业家——尽管也有一些人没能实现这一转变，并在经过重新组织的非法活动中失去了地位。

和合法企业一样，彩票公司也对其顾客尽其应尽的义务。我从未听说过近年来有哪个科纳维尔人中了彩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奖金。甚至在代理人已被证明不可信任的情况下，顾客也能拿到奖金。正像一位代理人告诉我的：

有一次，有个家伙中了4,000美元的奖。代理人来到办事处，取走了这笔要支付的钱。后来他匆匆离开了这个城镇。那家伙没得到钱，就去见T. S. 。T. S. 说，“等一等，也许他过几天会来。”过了两天，那家伙又来找T. S. ，吵闹着要那4,000美元。这时T. S. 知道那代理人的确从城里溜走了，于是他本人拿出4,000美元给了那赌客。他们一旦找到那溜走的人，他那条命就连一角钱也不值了。

在维护他们自己的地位的同时，相互合作显然对公司有利——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也许，这种合作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所谓的“作手脚”。代理人们在上交他们的彩票赌博条子时，在信封外面写上他们在哪些数字上下了一美元以上的赌注。管账的只需瞥上一眼，就会提出在有的数字上下的赌注是否太大了，万一中了奖，公司将支付不起。然后，正如托尼·卡塔尔多解释的：

大公司们凑在一起。我允许你在6-4-3上下5美元赌注。你也许会问我能不能在4-1-1上下5美元赌注。我会说，“我可给不起；我在这个数上下的赌注已经太大了。”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在中彩号码出来以前先做一番交易。

这种把风险分摊的做法是维持企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公司首脑们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与政治家和警方的高级官员建立和保持密切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与地方律师事务所拉上“关系”尤其重要，在这方面，他们有时是非常幸运的。警方的负责人对于他们的生意的经营好坏，显然是个关键人物。过去，他们至少要与一名担任这一要职的人有联系。即使建立不了这种联系，企业也可以凭着与该地区的警方管区队长的关系而兴旺发达。如果某个地区的彩票赌博业办得红红火火，你就可以有把握地认为管区队长“得了好处”。与政界的联系也很重要，因为通过这种联系可以对各执法机构施加影响。警方的头目是由政界任命的。即使不能直接“收买”他，也可以对任命他的人施加压力。

联系并不总意味着严格的经济意义上的贿赂。例如，有一位重要的执法官员，他从来不从非法团伙成员那里索取分文，但他本人喜欢赌赛马。他对于人们对赌博的谴责置若罔闻。非法团伙成员总在政治上支持他，并保证会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偏袒。

控制赛马赌博的组织也正是搞彩票赌博的组织。最大的马房是由辛迪加的头头儿们经营的，同时，有些二老板也有他们自己经营打赌业务的设施。他们把全部赌金上交公司，并得到50％的利润。保护措施是按照彩票赌博的制度来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