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全面地描述街角青年与大学生的关系，我们必须观察街坊文教馆的作用。在这两个群体的小伙子们的生活中，社会工作者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些社会工作者的行动规定了街坊文教馆的作用。这些人均属于非意大利血统的中产阶级（主要是新英格兰人）。诺顿街街坊文教馆和科纳维尔街坊文教馆的董事会均由属于中上层或上层阶级的有新英格兰血统的人组成。诺顿街街坊文教馆的董事会代表着东城的社会精英。直到1940年夏天，科纳维尔街坊文教馆才雇了一名本地姑娘为职员；此前仅有的一些与它有联系的意大利人均从事下等工作，教特殊的班，或当办事员或门房。虽然有些专业社会工作者已经在这个地区度过了多达20个春秋，却没有一个人能讲意大利语。直到1940年，科纳维尔街坊文教馆才雇用了一名精通这门语言的非意大利人。社会工作者们对这里的人们在其意大利故乡的社会背景并无系统的了解。此外，他们也不去努力了解当地的社会组织，除非这个组织找上门来。

社会工作者对其作用的看法非常明确。他是从一种单向适应的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虽然在与社区背景的关系中，街坊文教馆是一个外来机构，可是后者却期待社区去适应街坊文教馆的标准。有些人适应了，但多数人还没有适应。

第一代移民中的男人们都不在街坊文教馆聚会。每个文教馆里都有母亲俱乐部，是为第一代移民中的妇女和比较年轻的已婚妇女设立的。街坊文教馆还找了一批各类男孩和女孩的典型，不过，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挑选的典型也不那么多种多样了。在这些机构中还保留着许多高年级女生的俱乐部，但其成员都是一些被认为社会地位高于科纳维尔的一般水平的女孩。在男青年中间，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只有一群经过选择的人继续参加它的活动。实际上，有几年，诺顿街街坊文教馆没有让一个由18岁以上男青年组成的俱乐部在这里聚会。

一天晚上，我和乔·杰努西、杰里·梅鲁佐和另外几名大学生在诺顿街街坊文教馆。当时，主管男青年工作的拉姆齐先生正在谈这个机构的方针问题。他说：

关于这个文教馆，有一点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我们从来都是竭尽全力鼓励你们这些有抱负的小伙子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我记得当初就在这儿，杰里曾说想成为一名医生。当时这对他来说似乎是异想天开，但是我对他说，“杰里，别人做到了，你为什么不能也做到呢？”现在杰里正在很好地实现他的抱负嘛。……

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努力让街角的那群野小子也到这儿来。可是，我对此表示怀疑。如果你们必须与那帮家伙打交道，你们会觉得怎么样？

大学生们一致认为他们不会愿意那样做。

拉姆齐先生所说的“野小子”就是街角青年。但是，不管人们会怎么说他们，他们就是人民。在他们自己的年龄组里，他们构成了科纳维尔男人的绝大多数。

威克姆和墨菲竞选州长一事说明了社会工作者们如何使自己脱离了人民。威克姆继承了一大笔家产，社会地位也很高。墨菲也很富有，但他是靠从政赚的钱。上层阶级的人们认为威克姆是个品德高尚的人，而把墨菲视为无赖。多数科纳维尔人则把威克姆看成财富和特权的朋友。与此同时，虽然他们并没有为墨菲的坦率辩护，却认为他是劳动人民的朋友。

一天下午，我正和纳特西以及其他几名街角青年在街上站着，一个在诺顿街街坊文教馆里教美术课的年轻的意大利人向我们走来，他是要到文教馆去。街角青年们注意到他的上衣翻领上别着一枚威克姆徽章，于是就和他争论起来了。这位美术教师显然是处于守势，只是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他并没有妨碍街角青年们，他有权利愿意选谁就选谁。对此，纳特西嘲笑说，“你只不过是个应声虫！”

“没错儿，我是应声虫，”那人回答说。“我不得不这样。我的面包和黄油都靠着它呢。”

我敢肯定，如果有人告诉培根先生他是用这种方法来胁迫他的雇员，他准会大为震惊。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是街坊文教馆的一般准则。但是不知怎的，人们认为这次竞选与其他竞选有所不同。这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这样一场争夺中，不可能中立，于是社会工作者们站到了正义的一边。在毗邻的建筑物的窗户上，贴着威克姆的招贴画，而有些社会工作者就住在这幢建筑物里；在文教馆的走廊里到处是对威克姆的颂扬和对墨菲的谴责。由于进入文教馆的人都被认为是属于“比较高尚的阶级”，所以可以期待他们会站在威克姆一边。这就是这种非正式地施加的压力的性质。这对于争取一小批可以被社会工作者直接影响的成年人是有作用的，但在其他方面，它却使街坊文教馆和那些接受其领导的人脱离了社区的主体。

那些被社会工作者们选中并被认为应予以特殊关心和帮助的人也加重了这一社会分裂，其作用虽然不这样明显，但同样很重要。卢·达纳罗的事就是个恰当的例子。正如卢对我说的：

比尔，培根先生可把我毁了。真把我毁了。我崇拜这个人，可他把我整惨了。……有一天，我在教堂里祈祷让我找到个好工作。我急需一份工作。后来，当我走出教堂时，培根先生在街上把我叫住了，问我想不想工作。……他让我和其他几个从文教馆来的小伙子一起在他的古玩店里干活儿。我一个星期挣12美元，不过我是和他同居一室。他给我衣服穿。要是去看电影，他就买两张票，我俩一起去。他给我零花钱。他还带我去打网球、高尔夫球，和他一起骑马。……晚上，我得在他的办公室里坐上两三个小时，直到他准备睡觉。我得坐在那儿看书。我倒是宁愿干这些，不愿和那帮小子在街角瞎混。……他晚上要是想打桥牌，我就出去再找几个人来一起玩。我会把特德·科斯塔和弗兰克·佩里诺或别的人叫来一起打牌。……如果他晚上要出去，就让我开车送他去，然后，在去接他以前，我可以开着车带着小伙子们去兜风。……(www.daowen.com)

比尔，我崇拜这个人。我曾经有不少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可是我不想离开培根先生。要是与跟一位姑娘出去相比，我更愿意和他一起出去。他总在谆谆教导我。……呵，他想要为我做很多事。他让我接受教育——上预科学校，还帮助我上大学。可是比尔，我从来不爱念书。……我猜想我没多大志气。你知道，我是有抱负的，可是我绝不想死守着这个工作。……

他想要为我做许多事，但是最后他用卑劣的手段伤害了我。当时我常和乔茜·卡尔特一起玩，她是个刚走入社会的女孩，就在我们的古玩店里工作。我很喜欢她，可我没干任何越轨的事。那帮家伙中准有人嫉妒我，就把这件事告诉培根先生了。他让我不要纠缠她。当时没有任何出格的事，可是后来我只能偷偷和她见面。……后来，有一天，他把我辞了。比尔，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不，我认为这不是因为那个女孩子。我想他是认为我太依赖他了，就把我甩掉了。……我立刻回到住所，收拾好我的东西，永远离开了他的屋子。我再也没回到那里去。每次他看到我，都问我过得怎么样，我告诉他我的情况，仅此而已。……

比尔，他把我害苦了。我这些年来一直跟着他，希望能从中得到点儿什么。我开始喜欢和他打高尔夫球和网球。夏天，每天早晨我和他一起骑马。我变得喜欢和他在一起。……可是后来，他把我甩了。在那些年里，我本来也许可以学着做个生意或是学一门专业，那么我今天的日子可能会好过得多。我知道我会过得更好些。我本可以着手做点儿事。如今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使得培根先生对卢另眼看待的唯一原因是卢的讨人喜欢的个性和他的温顺。他把这位社会工作者当成偶像来崇拜，并为此而得到报偿。

假如卢在读书方面聪明一些，或者，假如他在经商方面有点儿本事，那么，他也许能够利用培根先生对他的支持来改善他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由于他没有这样的天分，所以他别无出路，当这位社会工作者把他甩掉之后，他只能再回到街角青年中去。

培根先生曾让卢离开了他的街角伙伴们，使得他极难再重新适应他们。当社会工作者与街角青年打交道时，其实这才是他们的用心所在。多克对我说，诺顿街的社会工作者们经常试图说服他不要再在街角闲荡，劝他和他的老朋友们分道扬镳。假如他听了他们的话，他就得使自己依附于这些社会工作者，失去他在这个社区中的地位。

卢·达纳罗的故事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不过，也还有许多别的例子说明了同样的问题。街角青年们把那些与街坊文教馆关系密切的人看成是社会工作者们的“傀儡”和“马屁精”，这种情况是十分普遍的。

即使在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们中间——社会工作者们对他们的活动特别引以为荣——也有一些人并非百分之百的忠实。菲尔·普林西皮奥曾对我说，“他们把我们看作下贱人。……甚至对大学生也一样，他们和我们谈话的时候彬彬有礼，可是背后却把我们看作下贱人。”

保罗·戴马夏提到他在街坊文教馆里一向觉得不自在。鉴于菲尔和保罗最后倒向了街角青年一边，人们也许会认为他们应该与街角青年们持有相同的态度。可是，有一天晚上，奇克·莫雷利也向我吐露，他不喜欢那些社会工作者，因为他认为他们看不起所有的意大利人，不管是街角青年，还是大学生。还有一些人也表现出同样的情绪。甚至大学生们也是如此。他们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之前，也是下层阶级的人，而且永远是意大利人。社会工作者们也许真心认为自己对下层阶级的意大利人并无偏见，但是他们的行动却与此相反。

多克对于街角游民在诺顿街街坊文教馆的历史作出的解释，表明社会工作者们根本无法与街角青年们打交道。街角游民们骂拉姆齐先生和鲍德温小姐的那些不堪入耳的话并不说明他们天生不可救药。小伙子们在对那些与他们合群并受他们尊敬的人谈话时，从来不使用上述的脏话。这些脏话只不过是一种对科纳维尔的异己势力进行攻击的形式。意味深长的是，在街角游民脱离诺顿街街坊文教馆并建立了自己的俱乐部以后，就再也没有与街坊文教馆联系密切的街角帮了。

除了社会工作者们的社会地位和态度之外，街坊文教馆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引起街角青年的反感。多数社会工作者都是女性，在比较年长的年龄组内，女孩子们在人数上也占优势。这造成了一种女性的气氛，对于习惯于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完全由男性组成的群体中的小伙子们来说，这种气氛与他们格格不入。此外，由于空间有限，各俱乐部均无法在一周内的每个晚上都在文教馆里有自己的活动室。在街角青年们看来，这是一种退步，因为他们依赖的是一种固定的社会常规。街坊文教馆还强加给他们一些行为准则，其中包括风度和礼节方面的规矩，而这些对于街角的人们来说是十分陌生的。

如果社会工作者不愿意与现存的社会结构打交道，他就只有一条出路：与那些不适应这一社会结构的人打交道。街坊文教馆目前就是这样做的。它接受那些已经与当地社会不相适应的人；它奖励那些与科纳维尔断绝关系的人；它鼓励他们改善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条有意实施的方针。社会工作者们想与那些“比较优秀的分子”交往。

街坊文教馆的首要功能是刺激社会流动，坚持中产阶级的标准和中产阶级对下层阶级成员的奖赏。由于向上流动几乎总要包含着搬出贫民窟，因此文教馆一直与那些正逐渐走出科纳维尔的人保持联系。不过，对于绝大多数视这一地区为自己的永久性家乡的人们来说，文教馆并未赢得他们对它的忠诚。

通过刺激社会流动，诺顿街街坊文教馆加深了诺顿帮与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之间的隔阂，从而在加剧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和使俱乐部解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