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奇克·莫雷利和他的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的某些成员在诺顿帮的故事中已经出现过，就不用专门介绍了。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他们的认识还只限于他们对一群街角青年的影响。为了了解他们是什么人以及他们的发展情况，有必要走进这个俱乐部，观察他们的行动，并听一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奇克·莫雷利是这样讲述他的故事的：

我出生在意大利，直到8岁才来到这里。……我生在离那不勒斯不远的阿韦利诺。我父亲在那一带是个很有势力的人物。他创立了一个政党，竞选过市长而且差一点儿就当选了。我想从政在我们家是有传统的。……我认为我的智力是从我父亲那儿得到的。现在我意识到我所做的事都是他曾经想要做的事。

我父亲来到东城9年或10年以后，我母亲和我才来到这里。他开了一个水果蔬菜商店，还有一个小小的面包糕点铺。我们到这儿不久我父亲就去世了，抛下了我母亲、姐姐和我来自己照看自己。我们卖掉了他的产业，卖了一点儿钱，不过不久就花光了。

我最初的工作是卖报。我从一开始就每周都能靠卖报挣5美元。我干得很努力。我迫切地想有出头之日。过了一段时间，我星期六卖报能挣到2美元，每周总共能挣大约10美元。我总是把挣到的每一个镍币都带回来交给母亲，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花。而她也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怎么花钱，于是她也攒着。……我经常出去拾柴。家里烧火用的柴都是我拾来的，只有在天最冷的时候，我们才买一点儿煤。……后来我在放学以后到一家冰淇淋店里当店员，有段时期每周挣10美元。……上中学时，我在我叔叔那里找了一份工作。他是卖私酒的。我是不得已才干这个活儿；我别无出路，因为我需要钱。我在那儿干了一段时间，掺酒精，在柜台上卖。有一回我差点儿被捕。我没被抓起来纯粹是幸运。……

我干卖私酒的活儿时挣的钱挺多。那时候我花钱大手大脚。我常去参加舞会，而且只要有两个人和我一起，我总要请他们去喝咖啡或喝酒。就这样，我浪费了很多钱，可是现在回过头来一看，我要是早点儿接受教训就好了，那时候手头并不像现在这么拮据。……有一年夏天，我和某个朋友一起出去寻乐。整整一个夏天，我们每周去参加三次舞会或宴会，而且总是我为他出钱。平时我还会交给他两块钱，省得他要是遇上个姑娘会感到难为情。我想不到如果有一天我向他要一角钱，他会不给我。可是这一天确实来到了。那正是在我打算回去上学之前。这天晚上，我知道他刚刚拿到工资。他来找我，让我和他一起出去跳舞。我说我很想去，不过我的钱不够买票的。我还需要一角钱。

他说，“哎呀，我有30块钱，不过这些钱我自己还要用。”

我说，“你别担心，我找别人要。”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为任何人那么尽心费力了。我总要有所保留。……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发现了这一点，不过我的经验是，当我的行动有所保留而且不去追着巴结人的时候，我反倒有了更多的朋友和更深的交情。……也许我多少受了我母亲的影响。她历来认为你不应该过分信任一个人，你应该有点儿保留。她时常这么对我说。

我问他，他从意大利到这里时是否感到很难适应。

是的。由于我讲话的方式，我的同学们嘲笑我。可是他们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来到这儿的意大利人。不过我仍然总是对我的讲话方式很敏感。我想我讲话带口音的时间并不很长，可是直到不久前才有人对我指出我说话时从来发不出“th”的音。……

我和男孩子们在一起做许多事。我打橡皮球，你们玩这种球是用拳头。我在这方面是冠军。我不擅长打棒球或踢足球，这也许因为我用于其他游戏的时间太多了。

我问他是否曾经和一大群伙伴来往。他说是的。他是不是这帮人的头儿呢？

我不知道。我不愿意说就是那样。我知道总是他们来叫我，而不是我去叫他们。我总是在家里等他们。这倒并不是我想让他们到我家里来找我，这只是成了一种习惯。我们打牌时，总是在我家里。我们晚上在我家里打牌，有时候我说，“对不起，伙计们，我得出去一趟，”于是大家就不接着玩了。

我上了中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上中学，只知道我一向喜欢上那些课。当时我并不认为自己能上大学，可是我不知道假如当初没上大学，我会去做什么。我想出去闯天下。我不满足于就呆在我呆的地方。……我在我叔叔的店里干活时，结识了下层人物中的最下层——无业游民和醉鬼。有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到头来会不会也落得像他们一样。……我们的确也有一些上流的顾客。有一位是法官。还有一个人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有一次，这个人到店里来想赊点儿酒，我不能赊给他，倒不是因为我不想赊给他，而是因为我叔叔吩咐过我。我们争论起来，他说了一些伤害我的话。他说，“奇克，我真希望能看到你上大学，你这种言谈举止会使你自己变成一个傻瓜。”……我对这些事情是很敏感的，这伤害了我。事后我立即进城买了两本书。一本是关于英文的书，另一本是关于礼仪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买那本礼仪的书，可是我回家以后，把它整个读了一遍。我想知道所有我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www.daowen.com)

我上中学三年级的那年夏天，在海滨的一次舞会上遇到了一个名叫伊迪丝·克拉克的女孩子。我们相处得很好，她记下了我的电话号码。她说等回到东城以后，她会来看我。几个月过去了，她却音信全无。我决定忘掉这件事。可是后来，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有一天，有人到图书馆里告诉我，有个叫伊迪丝的女孩子曾到我叔叔的店里找过我。我甚至都想不起来她是谁了，但还是给她打了电话。后来，我们见了面。大约有两年，我每隔一个晚上就去看她一次。她和一位巴勒斯太太住在一起。巴勒斯太太从一开始就喜欢我。她能在向别人介绍她自己的儿子之前先向人介绍我。我从她和伊迪丝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开始结交不同的人。无论我和伊迪丝一起到哪里去，我都要看她怎么做，然后我也怎么做。有时候我注意到她并不完全按照礼仪书上写的去做，不过，当然，我什么也没说。我从她身上学了不少东西。……有一次我问她，我讲话的方式是否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她说她从未注意到有什么不妥。现在我知道了，当时我发不出th的音，可是也许是她不想伤害我的感情。……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注意到有些人知道得还不如我知道得多。当我和几个小伙子和姑娘一起乘旅馆的电梯时，我会注意到其他小伙子都没有摘下他们的帽子。或者，当我和另外一个人坐在餐桌旁，这时走过来一位姑娘，我会站起身来，而他却不会。这时，我开始觉得，我并不是那么糟糕。……

比尔，如果说我在某个方面有天才，假如我还有点儿天才的话，那就是模仿的天才。当有人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讲一件事的时候，通常我都能模仿他，虽谈不上百分之百地像，但也能很像。我上大学的时候，总是注意教授讲的每一件事，所以我能学到他讲话的方式。晚上回家以后，我除了日常的学习外，还总要在面前放一本伟人传记，边上再放一本词典。我会读得入了迷，要是有个不懂的词，我就查词典，并把它写在一张纸上。在我睡觉之前，我总要把它们复习一遍。还有，每天晚上我都要大声朗读10或15分钟。读什么内容倒也无所谓，我只是想使我发音更好些。……我总想变得更高雅些。我总在追求高雅。……

当我母亲告诉我要让我上大学时，我很吃惊。不过她积蓄了一些钱，我每到夏天也总是找工作做。有两年夏天我找不到工作，我就和卢·达纳罗一起推手推车。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问我推手推车是不是觉得难为情。我对他说，“我干嘛难为情？这是我的主要生活来源。”

上小学的时候，学生都是意大利人。上了中学［在韦尔波特］，就有不同的种族了。在圣帕特里克学院的1,400名学生中，只有大约100名意大利人。大约1,200名是爱尔兰人，其余的100人则属于不同种族。我上大学以后注意到了这一区别。我们感到受歧视。开始时我很胆小。有时候，甚至当我知道正确的答案时也不愿意举手，因为我怕人们会笑我表达的方式。可是上了二年级以后，我开始初露头角。我在课堂上发言比以前多了。我还记得在一堂英文课上，我们讨论《麦克佩斯》⁽¹⁾。我对这个戏讲了一些看法，而教授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坚持我的观点，为此他把我大大夸奖了一番。他把这叫作“莫雷利先生的学说”。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

我上三年级时，有几名意大利学生从意大利来参观各类大学。我被指定为圣帕特里克学院中一个由30人组成的委员会的领导人，带他们各处参观。……当时学校里不教意大利语。这不合理。你想想，他们居然教西班牙语，而不教意大利语。与意大利人对文学的贡献相比，西班牙人有什么贡献？……我在圣帕特里克学院组织了一个意大利学会，并任第一任会长。我自己掏腰包印了请愿书，请求校方开设意大利语课。我又找学院院长唐纳利神父谈话。他不大同意，我就和他争执起来，问他能否说出一个比但丁更伟大的诗人。他说不能。我说，不管什么领域，只要他能说出一个爱尔兰人，我就能说出一个更棒的意大利人。他争辩说，也许没有足够的学生上这门课。我说，至少会有20名学生，如果没有，可以取消嘛。……那年秋天开了意大利语课，萨雷尔诺教授来到这个学校。……有30名学生上这门课。因为我是毕业班的，所以我本人无法上这门课，但是意大利学会扩大了，它演戏，还举办了其他许多活动。

关于他的个人交往，奇克告诉我，他特别珍视与托马斯·L. 布朗的友谊，后者是东城一位著名的律师。他说，布朗对他的影响很大，经常纠正他的错误和向他提出忠告。有一次，他问布朗是否认为意大利人受歧视。这位律师回答说，“奇克，别犯傻了。只有笨蛋才歧视意大利人。聪明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奇克说这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开始认为是意大利人自己的过错。

到这里来的意大利男孩子们有一种低下感。我本人就有。我说的是真话。当我听说有人认为我很出色时，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出色之处。我看不到这一点。当我说我不行的时候，并不是在假谦虚。这是事实。……我认为，克服这种低下的唯一方法是走出去，和别人交往。如果你不能和别人打成一片，你就永远克服不了那种感觉。

我问奇克，他是怎样碰巧进了艾维大学法学院的。

我在圣帕特里克学院上马丁尼教授的法律课。我为由一位意大利人讲授法律课而自豪。我问他我要学习法律应该上什么学校。他建议我上圣帕特里克学院的法学院。于是我提出了申请，并且打算到那儿去学习，直到我遇见了一位姓马里诺的律师。他问我为什么不到艾维大学的法学院去读书。我说，“我有自知之明。那样的地方我进不去。我能留在本校就知足了。”

他告诉我，“奇克，别当傻瓜。既然你已经取得了那个分数，你就能进入艾维大学法学院，在艾维大学法学院得一个学位可比你在圣帕特里克学院得一个学位有分量得多。”

我反复考虑了他的意见，又回家和我母亲商量。不算买书的钱或车钱，要上艾维大学法学院就得花420美元。要是在圣帕特里克学院，我只需要花250美元。我和母亲达成了一个协议。只要她替我把学费交了，其余一切费用我都自己支付。她问我她怎么能够肯定我会遵守这个协议。我告诉她，假如我不遵守协议，我就退学。于是她同意了。从那时起，我们一直遵守这一协议。……我渴望成为科纳维尔第一个到艾维大学法学院学习的意大利男孩。我提出申请，送去了我的成绩，还一起送去了布朗先生的一封信。他把我捧上了天。几天之后，我听到我被录取了。

奇克进艾维大学法学院学习是他在社会和专业生涯中向前迈出的重要的一步。在他的前面还有着一场艰苦的斗争。这以后的几年对于确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起着决定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理解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对于奇克·莫雷利来说意味着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