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跳出儒家以反观儒学

我所从事的专业不是思想史、文化史，而是美学史。然而美学这一学科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在西方，它常常成为哲学研究的一部分；在中国，它则与思想、文化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为了搞好美学史的研究，我不得不阅读一些古代思想家的著作，像儒、墨、道、法之类。渐渐的，我觉得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比单纯的美学史研究更丰富，更复杂，也更具有挑战的诱惑力。于是，我便试着在这个领域中选择一些课题，撰写一些文章。写着写着，研究的目标便自然而然地汇集到儒家文化上来了。

我之所以关注儒家文化，并不是因为我偏爱孔子，而是觉得由孔子开创的儒学思想不仅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在当今世界的舞台上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换言之，我感兴趣的儒家，不是经学意义上的儒家，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儒家；不是书本上的儒家，而是生活中的儒家；不是永垂不朽的儒家，而是不断更新的儒家；不是闭关锁国的儒家，而是面向世界的儒家。说到底，我认为在当今世界上，一个中国人要想真正理解自己的民族特征，便不得不首先理解儒家文化；一个外国人要想真正理解中华民族，便不得不首先理解儒家文化。

然而在上述意义上，要真正理解儒家文化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中国人来说，儒家的精神实质已经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信仰方式，成为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东西了，倘若不改变自己的文化视野，便很难发现自己的文化特征。对于外国人来讲，儒家的精神内涵又往往表现为几句神秘的孔子格言，让人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倘若不深入中国的社会生活，便很难发现儒家的文化实质。记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做诗如此，为学也不例外。外国人研究儒学，最难的是入乎其内，往往能“观”而不能“写”，有“高致”而没“生气”；中国人研究儒学，最难的是出乎其外，常常能“写”而不能“观”，有“生气”而没“高致”。

在这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想以儒学的传人而自居，更不想摆出一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气概来“传授”儒家经典，来“弘扬”民族文化；而只想站在一个当代人的立场上，跳出儒家以反观儒学，跳出东方来反观中国。当然了，这种“跳出”只不过是一种主观上的努力，客观上能跳多远还要看自己腿脚的力量。与这种“出乎其外”的学术立场相联系，我还想超出以往的研究方法，将西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工具带入到儒学的研究领域，用不同的研究模式、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来重新解读儒学文本。我之所以这样做，或许是出于扬长避短的考虑：仅凭我对儒学文本的熟悉程度，是很难与那些饱读经书的前辈学者相提并论的；我要在那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就必须重打锣鼓另开张。好在我写过《反理性思潮的反思》一书，对西学有一些认识和理解。于是，从文化人类学到符号学，从生态学到两性文化视野，从结构主义到系统论模式，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文化冲突理论，我试图将那些五颜六色的儒学材料，放在凹凸不平的反光镜下加以观察，以制造出一个文化的万花筒。因此，可以坦率地告诉读者，在这本《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中，您可能找不到任何新奇的材料，但却一定可以发现一些视而不见的东西或闻所未闻的观点。当然了，视而不见的东西未必是您乐见的，闻所未闻的观点也未必是您认同的。学术的乐趣不仅要出人意料之外，而且要入乎情理之中。拙作能否达到这种境界，就要看读者的评判了。(www.daowen.com)

本书于199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初印的五千册早已告罄。这次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再版，修改了第一章，增加了现在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第十一章，篇幅由原来的八章扩展为十二章，字数由原来的十八万扩展为二十余万，视野也由原来的七维扩展为十维。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新增的部分并不完全是我独立撰写的，其中第二章与我的妻子张艳华合作，第三章与我的学生赵玉合作，第六章与我的朋友邓东合作。在此付梓之际，除了应该向我的合作者们表示感谢之外，我还要向本书的责任编辑致意！九年前，因本书的初版，我曾与责任编辑刘敏先生结为好友；此次再版，又使我结识了两位年轻的朋友。以文会友，不亦乐乎？

作为一种学术尝试，本书中的各个篇章都曾以论文的形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其中有些论文还曾在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及中国港台举行的学术讨论会或专题报告会上宣读或演讲，在中国大陆的十余所高等院校做过学术报告。当年钱学森先生在《哲学研究》上读了《论儒、墨、道、法系统》一文后，曾专门致信给予我很高的鼓励和赞许。全书初版之后，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也曾为其多维的研究方法举行过专题讨论会。所有这一切，都进一步增加了我这个门外习儒者的信心，并希望再版之后的这本小书能够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

陈炎

2006年8月8日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