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意识形态的再生资源

“儒学热”的再次产生，不仅有着经济、政治的背景，而且有着文化自身的原因。“冷战”过后，以政治理念为依据的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对抗虽未彻底消除，却已淡化了许多。与此同时，中国与西方社会又都存在着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信仰危机与价值缺憾。在这种情况下，用儒学来填补信仰体系的空白或作为意识形态的再生资源便被视为一种新的可能。

从传统的文化类型来看，西方民族早在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由于铁器时代的生产力较为彻底地斩断了人与人之间的原始血缘关系，遭受异化痛苦的人们无法在世俗的环境中得到沟通和缓解，只得在超验的彼岸世界中寻找一种价值的归属和精神的寄托，于是便出现了以早期神话和哲学为代表的形而上的文化建构倾向，其结果便非常自然地认同于以后的基督教神学。从这一意义上讲，西方的古代文化可说是一种宗教文化。与之不同的是，中华民族是在青铜时代提前进入文明社会的，在这种“早熟的”“亚细亚的古代”社会中，由于较低的生产力未能彻底斩断人与人之间的原始血缘关系，遭受异化痛苦的人们无须到超验的彼岸世界中去寻找寄托，而只在宗族亲伦之间就可以找到沟通与缓解的方式，于是便出现了以修复宗族血缘关系为起点、以建立世俗伦理制度为目的的儒家学说，并以此而构筑了一套足以安身立命的观念体系。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的古代文化可说是一种宗法文化。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西方古代的宗教文化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渐渐发生了动摇。说到底，作为宗教文化之核心范畴的神学体系是可以通过科学实践来加以“证伪”的：当哥白尼的“日心说”提供了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这一事实后，基督教关于神为人创造世界的理论便在人们心目中发生了动摇；当达尔文的“进化论”得出了人这种了不起的生灵竟是由猿猴演变而来的这一结论后，神学中关于上帝造人的理论便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直到尼采说出了那句虽然惊世骇俗却不难理解的话之后，“上帝”这个活灵活现的形象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心目中才确确实实地“死了”。上帝死了，而我们却活着，我们被上帝抛弃了；上帝死了，它把我们所一向遵循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也一同带进了坟墓；上帝死了，而太阳还在发光，地球还在运转，那么宇宙的目的何在呢？难道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吗？……这该是西方人的真实心理，是基督教文化解体后所不可避免的精神危机。指出这一危机绝非为了耸人听闻，也不仅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根据前一阶段的统计，就在欧洲最舒适的“福利国家”、具有500万人口的丹麦，每年竟有约1600人死于自杀。分析家们认为，由于丹麦已成为不受任何宗教禁忌约束的国家，因此丹麦人认为他们有权自我毁灭。^[1]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所指出的那样：“一个能用理性的方法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病，总归是个亲切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的光明和幻觉都消失了，人便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浪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于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同时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的生活的分离、演员与舞台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2]用什么力量来抗拒这场危机呢？用理性吗？理性固然是批判宗教的有利武器，但它却不能解决信仰问题。用科学吗？科学固然可以减轻肉体的痛苦，但它却无法减轻精神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理性和科学高度发展因而物质生活也高度发达的西方人便不期然而然地将目光转向了东方，并企图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中寻找其意识形态的再生资源。

我们知道，在世界的几大文化圈中，唯中国人可以不依靠任何宗教而泰然自若地处理日常事务，唯中国人可以不依赖任何神衹而视死如归地面对现实人生。中国人一向以群体和血缘为本位，因而不需要任何“上帝”之类的绝对中介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沟通，所谓“我死了之后有儿子，儿子死后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从而有限的个体可以在无限的种族延续之中求得不朽。所以中国人注重历史，注重现实，注重文化的积累和传承。这种入世态度和济世情怀显然是以儒家思想为背景、为依托的。而与其他一切宗教神学体系相比较，儒家学说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所源出的亲伦血缘关系是无法用科学技术来加以“证伪”的。于是，牟宗三等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便将其视为一种“常道性格”加以宣扬，认为它具有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普遍意义。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显然对当代的西方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这就难怪经历了彻底的个性自由和个体分化，以至于连夫妻、父子之间的家庭财产关系都已经法律化、契约化了的西方人要对温情脉脉的东方文化表露出留恋乃至羡慕的心绪了。

与此同时，在经历了多次的政治运动、社会风气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当今中国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精神危机。上了年岁的人对于传统道德中的合理成分多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怀旧情绪，而不少青年人则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想到长期以来遭受批判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某种精神寄托。于是，在这第三种意义上，儒家文化在中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几乎同时又有了新的接受土壤和发展空间。(www.daowen.com)

但是，儒家学说果真是一种放之四海而又亘古不变的“普遍真理”吗？显然不是，事实上，就在西方传统的宗教文化发生危机的同时，中国传统的宗法文化也在渐渐地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我们知道，作为宗法文化之思想根源的人伦血缘关系确实是普遍存在而又无法被科学技术所“证伪”的，但是这种自然的人际关系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内容却是可以而且必然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在上世纪中，儒家学说之所以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大起大落的复杂局面，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宗法血缘社会在新的生产力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解体的趋势，而这一历史趋势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在日益加剧。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拿西北内陆地区依旧古朴的风土民情和东南沿海地区已然变化了的人际关系加以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不难想象，随着金钱地位的上升，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的形成，交换关系契约化、法律化的习惯，以及城乡差距的缩小，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计划生育的推行等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变革的推进，传统的宗族血缘关系中所包含的超出公民义务之外的原始亲伦情感便不可避免地逐渐淡化；因而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儒家学说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现代生活方式的挑战。

当然，“淡化”并不等于消失，“挑战”也并不等于毁灭，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并不见得统统抛弃民族传统的一切习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也并不可能完全摒弃民族文化的一切遗产。这里所强调的只是，儒学在当今的热潮之中能否为现代化的中国乃至世界做出真正的贡献，这种贡献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热”字所能够实现的。

[1]参见《文摘报》1988年2月2日。

[2]加缪：《西西弗斯神话》，见《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