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时代”，还是在孔德的“实证主义时代”，西方人都不曾把现代意义上的儒家文化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正像太阳从东方升起而又从西方落下一样，人类的文明大致上也走过了一个自东向西的转移和运动过程；对于“人过中年天过午”的人类来说，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古老的东方文明，只属于那遥远的、神秘的、已不再时髦的过去了。

这种“文化一元论”的思想显然与西方国家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有关。到了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似乎还为这种带有文化歧视特征的“欧洲中心主义”找到了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在其影响很大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根据统计学数据说明，德国资产者的职业兴趣、敬业精神以及与此相关的成功率同基督教新教的文化背景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他并不否认，在加尔文主义出现之前，发达的资本主义企业早已存在这一事实。然而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创业精神在此之前一直受到教会中流行观念的压抑与排斥，因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因为过去的宗教信仰从未使人相信，财富的积累是神的永恒的恩典。而这种清教徒参与建立现代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价值观念，则正是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所提供的。如此说来，作为一种文化背景，基督教的新教旨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性；而这种亲和性，则正是现代工业文明所得以产生的关键。反过来说，一向以重义轻利著称的儒家文化与追逐最高利润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之间不具备这种亲和性，因而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便自然被排斥在现代社会的大门之外了。

尽管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似乎很有道理，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并不以这位思想家的观点为转移；相反的，历史的任何一种新动向，都可能会造就出一批全新的思想家。自1960年代，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就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研究日渐式微的同时，“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课题则重新引起了全世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视。显然，这种儒家文化的复萌，是在日本、亚洲“四小龙”乃至中国大陆之现代化崛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也就是说，在欧美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以上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却以其持续的快速增长创造着现代化的奇迹，这显然是无法用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来加以解释的，因而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做出全新的回答。于是，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儒家文化中的“家族制度”与“传统伦理”同现代企业中的管理和经营方式之间的潜在联系，并力图从中发现其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文化动力。

不难看出，这种与马克斯·韦伯逆向而行的思维路线事实上仍继承了其研究成果中的许多因素，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们已经不再把经济的发展仅仅看成是经济自身的原因，而企图在物质背景之后的文化土壤中发现更为重要的社会动力。过去，人们只知道石油是资源、煤炭是资源，而没有考虑到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能够证明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地区是这种资源的聚集地，其意义显然要比根据新的地质理论而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更令人振奋。于是，此一新的思路不仅为长期以来空喊“内圣外王”“返本开新”而找不到实际出路的港台“新儒家”开辟了通向现代化的研究前景，而且就连西方学者也不得不将这一富于挑战性的课题放在眼里。至于中国大陆，作为一个经济落后而又极欲急起直追的“发展中国家”，则恰恰需要这样一种既具有现代意义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经济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发展模式。这样一来，在多种因素的配合下，“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口号便逐渐盛行起来，“儒学热”也自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www.daowen.com)

然而，在经济问题上，儒学之发展不仅有其可观的前景，而且有其相当的困境。首先，在实践上，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崛起虽然有着传统儒学的文化背景，但又都不是儒家文化自然生成的产物。从“二战”以后的历史来看，这些地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能不说与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入侵有关。因此，这一实践虽已显示了儒家文化作为一种“软件”一旦与市场经济的“硬件”结合之后便会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这一事实，但却未能证明这种“软件”和“硬件”在其结合的初始阶段是否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因为这些地区的“兼容”都是在外力的强制下实现的）。换言之，这些实践尚不能彻底“证伪”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伦理与现代经济之间缺乏“亲和性”的理论，而唯一能全面推翻这一理论的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改革则显然还有着一段艰巨而漫长的路程。

其次，在理论上，当今的儒学研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不能用情感来代替科学，也不能用笼统的结论来代替具体的分析和判断。据统计，在过去的五年里，仅大陆发表的关于儒家文化在各个领域中之意义的论文就有数千篇，专著也有上百种之多；若加上港台的研究成果，或许还会翻上一番。在这些著作中，自然不乏涉及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论述，然而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有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样以统计和实证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学说或结论，而更多的是微言大义、引经据典、少许归纳、简单演绎式的文字。显然，这样的文字再多，也很难推翻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观点。要推翻这些观点，我们必须以大量的统计数据和严格的逻辑推理来证明：古典儒学的人生理想与现代市场的经济观念之间究竟能否真正融合？传统伦理的行为规范与现代经济的契约法则之间到底应该怎样互补？家族血缘的人际关系在强化企业凝聚力的同时是否会限制个体才能的发挥？旧式的人伦情感在缓和劳资冲突的过程中是否会带来相应的弊端？如果我们不去进行这种冷静的、具体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而仅仅满足于热情洋溢的宣传与满怀信心的呐喊，或不断重复“批判地继承”“创造性地转换”之类虽然正确却相当空泛的口号，那么我们的研究就很难对社会现实产生真正有效的指导、推动作用。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则不仅需要具有传统文化的学术素养，还必须熟悉现代经济的运作过程和现代企业的管理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还只是这一研究的起码条件，至于研究的成果与结论，我们绝对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或单纯的民族情感来加以事先的设定与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