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儒学热”的背景与困境

提要：作为一股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学术思潮，当今中国大陆仍然盛行的“儒学热”有着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方面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其中的每一方面又都潜伏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困境。首先，作为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儒学热”是在东亚文明不断崛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它要解决传统文化如何作为一种无形的资源以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其次，作为政治整合的精神遗产，“儒学热”是在冷战之后的国际背景和改革之后的国内背景下出现的，它要解决传统文化如何作为一种有效的亲合剂而产生凝聚力的问题。最后，作为意识形态的再生资源，“儒学热”是在西方的宗教文化和东方的宗法文化行将解体的背景下出现的，它要解决东西方所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问题。

回顾中国漫长的历史，恐怕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体系曾经像儒学那样经受如此的大起大落而又这般地长盛不衰。远的不讲，20世纪以来，先是辛亥革命的一些党人在批判君主专制、扫荡封建纲常的同时，将矛头指向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后是企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和坚决拥戴溥仪的康有为分别发表了尊孔宣言；接下来是五四青年“打倒孔家店”那震耳欲聋的呐喊；继而以《学衡》《甲寅》为基地的南北学人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口号使孔子的肖像再一次出现在学术杂志的封面上；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令当今的不少中年人仍记忆犹新；而时至今日，这些人中的一些学者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弘扬儒学的热潮。不知是“二十年风水轮流转”，还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宿命，总之，在这一个世纪的风雨变幻中，孔子及其儒学真是倒尽了大霉而又出尽了风头。照此看来，在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精神深处，恐怕真有着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孔子情结”呢。(www.daowen.com)

也许有人会说，儒学的兴衰起伏，是有规律可循的：在中国社会处于“量变”阶段，当企图以保守或渐进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的人占上风时，儒学便被人们加以弘扬和利用；在中国社会处于“质变”阶段，当企图以革命或突变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的人占上风时，儒学便遭到践踏和批判。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仍然失之绝对和简单。按照这种简单而绝对的思维方式，我们过去曾把袁世凯之流的祭孔活动与梅光迪等人的学术研究相提并论；按照这种简单而绝对的思维方式，现在又有人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同“文革”的“破四旧、立四新”等量齐观了。^[1]其实，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往往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我们常常说，历史可以反复，但不能重复。事实上，每一次尊孔与反孔运动，都有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学术动机，因而又有其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的社会意义。

从表面上看，眼下这新一轮的“儒学热”至少有两点是较前不同并值得注意的：第一，在这一热潮中，政府与知识界至少在步调上实现了空前的协调与统一。就在一些民间或半民间的学术团体与学术刊物纷纷将注意力转向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同时，一些国家首脑与党政要员也不断在其讲话中强调这一文化遗产在当今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意义。这其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1994年10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会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所作的长篇发言。第二，在这一热潮中，中国大陆与港台至少在效果上实现了相互的烘托与配合。就在以台湾为基地的“当代新儒家”将其影响向欧美各国扩散的同时，大陆的人文学者也在程度不等地放弃了反传统的激进立场，并实现了其研究中心的重新转移。于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长期对立的两岸学者，终于在儒学的研究中找到了共同的话题。而这一话题，似乎还真的具有了世界的意义。当然，这些值得注意的现象还只是问题的表面。在这些表面的现象背后，当有着更加深刻的背景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