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三足鼎立的农村

与城市中市民阶层的情况大体相似，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也使中国的农民阶层获得了三项实质性的权利：一是对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相对自主权，二是对自身劳动力支配的相对自主权，三是对占有生产资料的相对自主权。这三项权利的获得，不仅在经济生活中使他们可以通过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业化，以及兴办乡镇企业等方式向着市民阶层靠拢，而且在精神生活中也使得他们能够以消费主体的身份通过对文化市场的调节来左右并影响着农村意识形态的生产。

尽管与城市相比，中国农村的文化消费比重显然要低得多，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在绝对数量上要远远大于城市，因而这一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渐崛起的消费主体便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对于那部分在经济上先富起来的农民来说，他们中的少数人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娶妻、造屋等物质需要和生活追求，而同样也要求能体现其价值取向和美学趣味的精神享受和文化服务。于是，近年来，不仅由农民出资兴办学校、游乐场、养老院的事情层出不穷，而且由农民出资拍摄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影视作品、奖励深受农民喜爱的小说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影视等大众传媒的普及，农民的理想、爱好、趣味对精神产品的反馈式影响随时都可以通过“收视率”等指标表现出来。这种情况，不仅改变了农民在接受政府意识形态影响时原有的那种全然被动的地位，而且也调整了这一阶层与儒学传统之间的固有联系。

我们知道，自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的农村社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便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等一系列变革，打破了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格局，建立起一整套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公社——大队——生产队直至农户的行政等级管理体制。因而，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在农村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摈弃儒学传统中与这一新体制不相适应的宗法、血缘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失去了旧有的以家庭为主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广大农民，与儒学传统方面的联系也便只剩下了一种历史积淀和文化记忆，从而由自觉转为自发、由自为转为自在了。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和以家族血缘成分占主导地位的乡镇企业的兴起，儒学传统中的某些宗法、血缘的成分对广大农民来说又重新成了维系其生产、生活方式的精神资源。^[1]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阶层对儒学传统而言已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前那样，是一种全然被动的受体；相反的，他们开始以修祠堂、续家谱等方式，主动地恢复儒学传统中虽然原始但却对其有用的东西，甚至从今天的需要出发，对儒学传统中的某些成分加以人为的履践和变革。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农民阶层在中国乡村意识形态格局中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由原来的沉默的“他者”变成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意识形态宣传和参与儒学传统建设的主体之一，并与另外两个主体构成了互动和平衡的关系。(www.daowen.com)

与城市中的情况相似，中国乡村意识形态格局的这一调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因而，我们还可以将城乡意识形态格局中的两个平衡的“三角关系”联系起来考察。

在这一整体结构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第一，随着城乡生活水平的接近和大众传媒的共享，农民阶层与市民阶层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需求正在逐渐接近。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两个阶层的价值观念和美学趣味正在一代一代地缩小。因此，尽管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中要真正取消城乡差别还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拓展，农民和市民这两个阶层无论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在精神生活方面，都将最终合为一个统一的国民群体。第二，随着以“儒家文化圈”为特色的东亚经济的崛起，大部分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已不再将儒学传统视为现代化的对立面加以简单的排斥，而是企图通过对儒学传统的转换来实现民族意识形态的延续与更新。这种融合启蒙意识与民族意识的趋向不仅使知识分子的文化努力更容易为政府所接受，而且又确实弥补了广大农村因缺乏文化精英而长期存在的儒学传统的自在状态。这就是说，在市民阶层与农民阶层逐渐靠拢的历史过程中，启蒙文化与儒学传统也在逐渐融合。

不难看出，这种融合的历史性结果终将使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结构重新构筑起一种多边而又稳定的“三角平衡关系”；而如何使现有的意识形态格局健康地过渡到这一结构之中，则是目前人文学术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

[1]参见陈俊杰：《农村企业的家族现象剖析》，载《东方》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