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三足鼎立的城市

任何历史的合理性都会由于历史的发展而变得不再合理，这里所说的历史，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确乎发生了。

对于中国社会中的市民阶层来说，改革开放至少使他们已经获得或正在获得三项实质性的权利：一是对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相对自主权，二是对自身劳动力支配的相对自主权，三是对占有生产资料的相对自主权。这三项权利不仅在经济上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利益和财富，而且在文化上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自信和创造空间。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他们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在由政府和知识分子所构成的二元结构之外，仅仅作为一个沉默的“他者”去被动地接受前两者所制造的政治信仰和道德观念，而是企图跻身于创造主体的行列，去构筑和宣传属于自己阶层的价值体系和美学观念。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拓展，以艺术商品化为特征的精神产品的多元构成，使得这一企图正在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的、多元的商品经济，而这一经济的调整和运作均受制于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由无数购买主体所组成的“看不见的手”不仅操纵着社会商品的经济价值，而且决定着社会商品的人文属性。因此，在这种消费决定生产的社会环境下，任何一个既想生存下去，又想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文学家、艺术家，甚至是深居高校的人文学者，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精神产品之消费者的影响与制约，并根据消费者的信念、爱好和趣味来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和产品特性。这种情况，同以往那个以生产来决定消费的计划经济时代有着很大的不同。例如，在那个“八亿人看八出戏”的年代里，艺术欣赏几乎算不上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行为，作品是有限的，票价是低廉的，受国家扶植的制片厂不会因观众的好恶而改变自己的创造方式，而接受精神产品配给制度的广大观众也不可能通过自己的选择（他们实际上已别无选择）来影响精神产品的制造者。而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一部电影、一本小说，在其问世之前就必须首先考虑其上座率和发行量，因而其消费主体便必然会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影响和制约着文学家、艺术家。在这种情况下，市民阶层左右意识形态的愿望便成为可能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多少市民出身的人进入了文化圈和艺术界，而在于市民阶层已经或正在成为城市文化消费的真正主体和绝大多数。从这一意义上讲，《渴望》《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北京人在纽约》的成功并不是王朔、冯小刚们的胜利，而是市民阶层的胜利。正是由于王朔等人自觉地充当了市民阶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代言人，所以他们才可能在这个艺术商品化的时代里“玩”得那么自由、那么潇洒、那么如鱼得水。相比之下，那些不谙世故、不明事理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们，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却总是显得那么紧张、被动、无所适从。换言之，如果说电视剧中的人物是王朔、冯小刚等人手中的牵线木偶，那么王朔、冯小刚等人则又是市民阶层手中的牵线木偶了，只是这后一只手更加隐晦、更加神秘罢了，所以它才被称为“看不见的手”。(www.daowen.com)

就在市民阶层这只“看不见的手”逐渐伸向意识形态领域的同时，政府和知识分子这两只“看得见的手”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对这一领域的控制。首先，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仍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对市场进行干预和制约，这在物质生产中如此，在精神生产中更是如此。例如，政府不仅以各种各样的文艺、宣传政策来直接引导和控制图书出版业和影视制作业，而且通过制定诸如“五个一工程”之类的奖励机制来激励人们创造符合其意识形态口径的精神产品。其次，在当前的文化市场中，知识分子不仅本身就是多元消费主体之中的一元，而且仍然是众多精神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因此，即使在他们出于商业的需要而有意迎合市民趣味的时候，也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情绪表露出来。如此说来，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城市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三角关系”并没有消失，反倒变得更加真实、更加稳固了。

在这种稳定的“三角平衡关系”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特点。第一，从三者的精神内容来看，如果说注重国家利益的政府和倡导个性自由的知识分子在其终极关怀的价值层面上具有着相互抵触和矛盾之处；那么注重生存环境和倡导人间温情的市民阶层则并不关心所谓社会与人生的最终理想，因而也并不在价值取向上与二者发生直接的冲突。但是，这并不是说市民阶层与其他二者之间就没有矛盾了。事实上，市民阶层不仅注重的不是终极关怀而是初级关怀，而且对任何导致生存异化的政治的或道德的乌托邦均采取一种嘲弄和消解的态度。在这一意义上，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又同时构成了对于政府和知识分子神圣理想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在某种形势下甚至迫使政府同知识分子重新联手，以便共同抵御因终极价值的消解而带来的信仰危机。例如，近年来政府和知识界在弘扬民族儒学传统问题上达成共识一事，便是最好的说明。第二，从三者的结构形态来看，市民阶层参与制造和控制精神产品的结果，虽然促进了中国城市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倾向，但却在上述结构中真正构成了三角形的稳定形态。而这种结构形态必将在某种度上缓和着政府与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由于长期的二元对立而形成的紧张关系。因此，这种多元结构的出现，虽然蕴涵着更多的矛盾因素，但在整体上却有益于中国城市现阶段的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