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一统”政权形式的挑战与汉代儒学

秦汉以后，六合尽除，天下一统，华夏民族获得了空前的大融合。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于宗族血缘的原始儒学便遇到了新的“大一统”的“挑战”。所谓“大一统”，是指不仅包括黄河流域而且包括域外地区、不仅包括汉族而且包括少数民族的政治一元化。秦始皇为了巩固统一后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废除了西周以来贵族世袭的分封制度，推行了在皇帝直接控制下的官僚体制。这种新的制度不仅扩大了人们政治生活的范围和视野，而且对于以宗法、地域、血亲为核心的政治伦理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为了适应这种高度政治集权的新生活，儒家学者必须超越宗族血缘的固有局限；于是便引进“阴阳五行学说”作为思想框架，以改造和扩充原有的“仁学”理论。

“阴阳五行学说”原是上古时代的一些方家术士企图用简单的思维构架来包容和囊括自然、社会规律的理论。所谓“阴阳”与《周易》中用以测算和占卜的基本单位“--”“—”二爻有着直接的关系，古代巫者以此来捕捉和描绘客观事物之间相反相成的辩证统一规律。所谓“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古代的术士以它们之间彼此更迭的功能转换来预测和推演客观事物之间相生相克的矛盾运动规律。可见，在这些学说之中，既掺杂着巫术、迷信的因素，又包含着素朴的辩证法思想。先秦时代的“阴阳五行学家”将这两种思想统一起来，试图用古代的辩证法来统一目的论和机械论，从而给整个世界提供一个既变化有序又封闭循环的思维模式。而这一模式又被汉代的儒学所利用。

汉儒分今文经、古文经两大学派，前者以董仲舒为鼻祖，后者以刘歆开先河。二者虽对阴阳五行之说均有所利用，但亦有所偏重。为了建立“天人感应”的仁学新模式，“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的董仲舒将“阴阳”看成是决定自然乃至社会的根本规律。在他看来，“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例如，天地为一合，天为阳，地为阴；君臣为一合，君为阳，臣为阴；父子为一合，父为阳，子为阴；夫妻为一合，夫为阳，妻为阴。“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春秋繁露·同类相应》）“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阴阳之道。”（《春秋繁露·基义》）这样一来，他便把建立在宗族血亲基础之上的儒家伦理，变成了建立在宇宙规律基础之上的道德律令，从而使孔子的“仁学”获得了更加广泛的理论基础，使之处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武装下，以适应政治生活的变更。(www.daowen.com)

如果说，董仲舒借“阴阳”之术而使儒家的“内圣”之学获得了更为宽泛的理论基础，那么刘歆则借“五行”之说而使儒家的“外王”之术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实践范围。这主要表现在，他将邹衍“相克”的五德终始说改造成为“相生”的五德终始说，为儒家的伦理政治服务。我们知道，战国时期的邹衍将五行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运用于朝代的变迁，从而得出了一种循环往复的社会发展史观。他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文选》李善注引）其中每一朝代所代表的五行元素均为后一代所克，所以他又说“代火者必将水”，于是秦始皇登基之后便依“五德终始说”，按水德改历服色。而刘歆在《三统历》中引用《世经》的观点，另排了一套“五德终始”的朝代序列：太昊帝（伏羲氏）继天而王，以木德创天下；炎帝（神农氏）以火承木；黄帝（轩辕氏）以土承火；少昊帝（金天氏）以金承土；颛顼帝（高阳氏）以水承金；帝喾（高羊氏）以木承水；唐帝（帝尧，陶唐氏）以火承木；虞帝（帝舜，有虞氏）以土承火；伯禹（夏后氏）以金承土；成汤（殷）以水承金；武王（周）以木承水……其中每一朝代的五行元素均为前一朝代所派生。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相比，刘歆的这套系统具有两重新的含义。首先，从直接的功利目的来讲，这套系统有利于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因为当时有所谓“汉为尧后”的说法，既然帝尧陶唐氏以火承木而接替了帝喾高羊氏所开创的天下，那么其后代的高祖刘氏以火承木而接替武王所开创的周朝则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秦以水德，在周、汉之间，故“伯而不王”，似乎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后来王莽篡位，自称是黄帝、帝舜的后代，因而代表土德，按照五德相生的顺序，故有权取代刘氏火德之天下。为此，刘歆也便做上了“国师”。可见，这套系统对历史的解释显然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其次，从深层的思想意义上讲，邹衍以“相克”为顺序的“五德终始说”意味着后代对前代的“征诛”；刘歆以“相生”为顺序的“五德终始说”则意味着前代对后代的“禅让”。我们知道，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之上的原始儒学是反对僭越的。对于孔子来说，“八佾舞于庭”尚且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而依靠“征诛”来建立新政权，则更是罪大恶极了。因此，为了使儒家思想能够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刘歆的系统改“征诛”为“禅让”，为新王朝的出现披上了一层“奉天承运”的外衣，从而给孟子有关“禅让”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其进入了更大范围的社会生活。从此以后，中国历次同一民族间的改朝换代，无不沿袭这一传统，行禅让典礼。而儒家的“外王”之术也便借“五行”理论而得到了新的扩充。

由此可见，面对秦汉“大一统”的“挑战”，汉代学者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新的思想框架，调整和扩充了原始儒学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模式，以适应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于是，儒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汉儒系统就这样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