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是黄河文明的产物，这一点是我们首先需要加以说明的。因为，若说是“常道性格”，为什么儒家学说只有在中国才出现呢？我们知道，与生活在爱琴海区域的古希腊人不同，生活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古中国人的天职不是去海上冒险，而是要兴修水利。这种工作不仅不是少数人所能完成的，甚至也不是某个部落群体单独所能胜任的。它需要大量的人力和高度的社会组织结构。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们曾经推测，正是治理黄河的需要，使得我们那些尚未使用金属农具的祖先们过早地建立起庞大的社会组织，从而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早熟的”“亚细亚的古代”社会。这一推测，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印证：首先，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一些遗址可以看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的社会组织已经发育得相当完备了。而我国的夏、商和西周时代，不仅没有铁制的农具，而且连青铜的冶炼也主要是用于礼器和兵器的制造。故而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早期国家的出现，也许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成果，而是出于治理黄河的需要。其次，传说中夏代的创始人禹，就是以治水而起家的。在所谓“三过其门而不入”的群体实践中，他不仅建立起了一个庞大而有序的社会组织，而且也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个人威信，致使自己的儿子启得以废除部落首领经选举、禅让而产生的原始制度，最终建立起了以血缘沿袭王位的国家政权，从而使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集团过早地诞生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早熟”也就是不成熟。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剩余产品不会很多；而剩余产品的匮乏，又导致了私有制度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就是说，与古希腊的文明进程不同，由于土地没有完全私有化，氏族内部的血缘关系也没有被彻底破坏。因此，当原来氏族社会中的显族演变成奴隶主阶级而其他氏族成员沦为奴隶的时候，他们之间至少在表面上仍维持着一种原始的宗族关系。于是“国”只不过是放大了的“家”，君君臣臣只不过是放大了的父父子子。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是伴随着血缘关系的远近而悄悄产生的。这种由自然的“挑战”而导致的社会的“挑战”，必然要求文化上的“应战”，而儒学正是这一“应战”的结果，是与“早熟的”“亚细亚的古代”社会相适应的文化模式。

我们知道，原始儒学的核心命题即孔子的“仁”。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仁，亲也，从人从二”（许慎《说文解字》），也就是说，“仁”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亲伦关系。这种原始的亲伦关系在“早熟的”“亚细亚的古代”社会中相对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因而被孔子加以利用。孔子用这种爱有差等的人伦情感来解释礼有差等的社会制度，将父子的血缘关系与君臣的社会关系相比附，从而找到了维护周礼的思想根据。所谓“周礼”，作为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即是在以尊祖、敬宗、收族为目的的祖宗崇拜的祭祀活动中逐渐加入政权、族权、夫权的内容，并使其制度化和法律化。从甲骨卜辞中可知，鼎、彝、尊、爵等青铜器皿，原来只是祭祀祖宗用的礼器，看不出什么政权和等级的内容。殷人群饮，并无严格等级观念的酒礼。但是到了周代以后，那些原来容纳酒食祭品的鼎彝逐渐演变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于是才有了所谓“问鼎”（夺权）的观念；而那些原来人人尽可使用的尊爵，也开始成为贵族阶级的专用品，于是才有了所谓“尊称”“爵位”等概念。《诗经·大雅·文王》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将宗庙的礼器转化为政权的宗器，将血亲的祭祀转化为等级的仪式，这大概就是所谓“周公作礼”的意义所在。孔子“仁学”的目的，就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为这种奴隶制的意识形态找到思想乃至情感上的依据。“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显然，孔子的“爱人”是建立在亲子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正如孟子所理解的那样，“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这种事亲之爱，也就是所谓“孝”“悌”。所以孔子的学生有子才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说文解字》云：“孝，善事父母者。”“悌，善兄弟也。”然而孔子却将这种爱有差等的父子、兄弟之情扩大为宗族血缘情感，认为“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论语·子路》）；并进而将人伦情感与国家观念联系起来。“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种将父子亲情扩大为君臣伦理的做法不仅与“亚细亚的古代”社会由家族到国家的演进方式是吻合的，而且也为由宗庙祭祀到国家仪式的“周公之礼”找到了独特的思想根据。在孔子看来，“仁”是内容，“礼”是形式，只有具备了“仁”之欲望的人，才能够自觉地遵循“礼”之法则去行事；经常按照“礼”之法则去行事的人，也会逐渐培养起“仁”之欲望。于是最终达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的理想境界。(www.daowen.com)

不难看出，“仁”的修养，即所谓“内圣”；“礼”的实现，即所谓“外王”。然而无论是“内圣”之学还是“外王”之术，都不是什么永恒不变而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常道”，而只是针对黄河文明之“挑战”而形成的特有的文化模式。因此，在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之中，儒家之所以比墨、道、法诸家更有生命力，与其说是它的思想更加完善，不如说是它的观点更加适应于“早熟的”“亚细亚的古代”社会的特殊土壤，这也正是儒家“应战”之所以成功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