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文化冲突视野：文化的挑战与儒学的分期

提要：借用汤因比提出的“挑战与应战”的原则来审视儒家文化，不难发现，儒家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曾遇到四次挑战：先秦时代，由于受到黄河文明的挑战，原始儒学在“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中脱颖而出，从宗族血缘中提炼出一种抵御异化现实的人伦情感和调节人际关系的礼乐规范；汉代时期，由于受到“大一统”的政权形式的挑战，儒学在“阴阳五行”的思维框架中进行整合，从而将世俗的等级制度转化为天地的阴阳法则，将朝代的历史变迁比附为五行的轮回流转；宋明时代，由于受到宗教信仰的挑战，儒学改造并吸收了道教之“玄道”学说和禅宗之“佛性”理论，从而以“理学”和“心学”这两种方式建构了内在超越的形而上学体系；近代以来，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全球性挑战，儒学也已经做出或正在做出种种不同的姿态来进行“应战”。相对于这四次“挑战”的每一次“应战”，都使儒学获得了历史性的丰富和阶段性的变迁。

系统论的方法是要排除诸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差别，以便对其进行共时性的逻辑分析；然而任何文化现象都是一种历史现象，都有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在我们对先秦儒学与墨、道、法诸家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共时性的分析和结构性的把握之后，让我们再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来看一看儒家自身的演变及其分期问题。

关于儒学的分期问题，目前国内似乎已有定论，即将先秦原始儒学视为第一期，宋明理学视为第二期，现代新儒学视为第三期。这样的分期大抵是从所谓“内圣外王”的角度入手的。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牟宗三曾这样写道：“儒家的学问原来讲的是‘内圣外王’，宋明儒学则特意重‘内圣’这一面，亦即强调道德意识，讲求道德意识、自我意识的自我体现。”“儒家学术第三期的发展，所应负的责任即是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新开外王。”^[1]由此可见，这种分期的原则不仅涉及到儒学演变的历史阶段问题，而且涉及到儒学发展的现代命运问题；而这一原则的改变或推翻则无疑会在这两个问题上均得出不同的答案。(www.daowen.com)

为什么要改变和推翻这一原则呢？首先，我不同意牟宗三关于儒家有所谓“常道性格”的学说，即不同意他下面这段话：“儒家这个学问，从古到今，发展了几千年，它代表一个‘常道’——恒常不变的道理。中国人常说‘常道’，它有两层意义，一是恒常不变，这是纵贯地讲它的不变性；一是普遍于每一个人都能够适应的，这是横地讲、广阔地讲它的普遍性，即说明这个道理是普遍于全人类的。”^[2]且不说这种理论如何与辩证法的思想相违背，倘果真如此的话，又何必对这种放之四海而又永恒不变的学说去进行分期呢？其次，我们也不同意将所谓“内圣”与“外王”的思想割裂开来，即不同意将儒学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分别视为原始儒家上述两个部分的修复与再生。在我们看来，如果我们将一种文化的有机体肢解开来，其中的任何一部分也就因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而无法存活下去。因此，我绝不相信，在儒家的所谓“内圣”之学丝毫不加改动的前提下，我们能开出什么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外王”。

我与牟宗三的上述两种观点刚好相反。首先，我认为包括儒学在内的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是永恒的、僵死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有生长、有发展、有起伏的。这种文化现象的演变非但没有说明其适应全人类的普遍有效性，反而经常是在不同民族的文化撞击中实现的。其次，我认为包括儒学在内的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的、机械的、可以随意拆解和拼接的，而是完整的、有机的、富于内在联系和生命的。这种文化现象的内在生命非但没有说明其机械调整的任何可能，反而证实了其整体更新的唯一出路。因此，我们只有在改变和推翻旧有原则的基础上，才可能对儒学演变的历史阶段做出一种近乎客观的界定；我们也只有在树立和建设新原则的前提下，才可能对儒学发展的现代命运做出一种较为科学的估价。

那么新的原则何在呢？英国学者汤因比在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中曾经提出过“挑战与应战”的著名观点。按照这一观点，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对于“挑战”的“应战”。所谓“挑战”，就是外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向人们提出了一些不容回避的历史课题；而所谓“应战”，就是人们在这些课题的要求下调动主观能动性而产生的文化对策。因此，每一次“应战”的成功，都会导致一种文化模式的出现或变革；而每一次“应战”的失败，都会导致一种文化模式的衰亡或破产。借用这一原则来审视儒家文化，我们不难看到，儒学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过四次重大的历史性“挑战”，而相对于这些挑战的每一次“应战”，都使儒学获得了一种历史性的丰富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