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系统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儒、墨、道、法四家，以及孔、孟、墨、庄、老、孙、韩、荀八子看成是一个共时状态的网络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任何一家、一子都并不占有决定性的统治地位和解释自身的能力，其既是一种思想的发端、一种思想的终结，又是由一种思想向另一种思想过渡的逻辑中介。

在这里，任何一种思想、一个范畴都不具有孤立的意义，它既取决于其自身的内涵，又取决于同其他思想、其他范畴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功能上讲，这种联系与区别决定了各种思想、各种范畴之间相互补充和转化的关系。以图表的方向而论：1.越往上，精神追求的成分越多，物质利益的成分越少；宗教神秘主义的内容越多，政治现实主义的内容越少。2.越往下，“外王”的成分越多，“内圣”的成分越少；可操作的内容越多，可信仰的内容越少。3.越往左，社会的成分越多，自然的成分越少；群体结构的内容越多，个体自由的内容越少。4.越往右，自然主义的成分越多，伦理主义的成分越少；“出世”的内容越多，“入世”的内容越少。(www.daowen.com)

笼统而言：以墨子为代表的上方显示了宗教哲学的倾向，以韩非子为代表的下方显示了法哲学的倾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左方显示了伦理哲学的倾向，以老子为代表的右方显示了自然哲学的倾向。因此，可以说这一系统基本上满足了当时的人们所需要的一切意识形态，并以其相互补充的结构功能整合并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上述系统中的不同要素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其中以儒、道互补的横向结构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以墨、法相峙的纵向结构则日渐退居次要地位，这也正是我们何以成为一种伦理—艺术型民族而非宗教—法律型民族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