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结构”

由于感性与理性冲动发展得比较充分，西方世界狭义的“民族文化结构”以相互对立的两极最为发达：在感性方面，是体育；在理性方面，是科学。

从表面上看，东、西方都有着类似的体育活动，然而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所存在着的深刻差异。在西方人看来，体育不单纯是为了锻炼身体，也不仅仅是为国争光，而是对于人的感性能力的开掘与探究，是一种肉体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表现人的感性能力的各个方面，无论危险多大和代价多少，西方人都可以设立比赛项目。为此，他们不仅可以攀登绝壁，可以潜入海底，可以进行别出心裁的悬崖跳水和危险异常的汽车大赛，而且可以进行并不美妙的“健美比赛”和有害无益的“赛吃运动”。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那样的荒唐可笑，甚至被斥之为一种“吃饱了撑的”无聊举动。然而，西方人却进行得那样一本正经，甚至严肃得有些神圣。这简直是一种宗教，是由酒神精神所演变而来的奥林匹克精神。事实上，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原本就是宗教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至今日，这其中的宗教意味还可以从点燃并传递“圣火”这一仪式中体现出来。这种精神不仅使得体育事业在整个西方文化中占有着庄严而神圣的地位，而且使得西方人的体育活动中至今仍保留着某种酒神式的迷狂。在残忍的西班牙斗牛和屡禁不止的英国球迷闹事活动中，我们难道看不出狄俄尼索斯崇拜仪式的影子吗？

这种影子不仅在体育活动中可以看到，而且在某些娱乐活动中也不难发现。大而言之，有所谓全民参加的“狂欢节”；小而言之，有所谓个人举办的“假面舞会”。对于前者，辞书中这样写道：“按照传统，狂欢节不仅是节日，而且是打乱日常生活秩序的节日。把城市的钥匙交给愚人会议，习演妇女执政典礼。同时还举行欢腾喧闹的化装游行和盛大的假面舞会，以及举行难免有失体统的讽刺剧演出和演讲会，报刊上也发表此类文章。现代狂欢节庆祝活动中仍有此类放荡行为。”^[1]对于后者，也同样有书为证：“‘假面闹剧’则是13世纪到16世纪之间一种流行的（并且常常是放荡的）娱乐活动，16世纪被意大利的狂欢节化装舞会吸收。”^[2]在这里，“打乱日常生活秩序”“习演妇女执政典礼”“难免有失体统的”“并且常常是放荡的”种种特征，无疑都残存着酒神崇拜的历史遗迹。说到底，这类活动可被视为狄俄尼索斯仪式的现代范本：人们在文明的社会中分割出特定的时间与特定的空间，使那些压抑已久的感性欲望和肉体冲动得以充分的宣泄，以便于重新恢复身心的平衡。从这一意义上讲，体育和节日，在西方社会中均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通过它们，可以释放出某种有害于社会秩序的感性冲动。

在西方，不仅充满感性冲动的体育活动与宗教有关，而且体现理性追求的科学活动也与宗教相联。只是这里所说的宗教已不再是酒气熏天的狄俄尼索斯，而是端庄宁静的阿波罗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学是全部自然科学的基础，而证明式的演绎推论基础上的数学，则是由毕达哥拉斯等人创立的。我们知道，几何学上的“勾股定理”一直被人们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普罗克洛斯在《欧几里德〈几何原理〉注释》中甚至认为，就连“数学”这个词也是由毕达哥拉斯学派最先使用的。然而在历史上，所谓“毕达哥拉斯学派”不仅是一个学术团体，而且是一个宗教团体。加入这一组织的信徒，不仅要掌握有关数学、天文学、音乐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要恪守诸如“不准吃鱼”“不准吃豆子”之类的禁忌。那么，建立这个宗教神秘组织的毕达哥拉斯本人又何以偏偏对数学研究具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呢？这显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直线和一个圆形是完全符合几何学上的概念的，无论我们如何小心翼翼地摆弄我们手中的直尺和圆规，总是会留下一些不规则的破绽。因此，要对客观事物的数量关系进行证明式的演绎与推论，即建立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数学，就必须将对象提升到一种形而上的高度。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等人对于那些枯燥乏味的点、面、线、体进行研究呢？回答只能有一个：日神精神。一个显然荒谬而又意味深长的传说告诉我们：毕达哥拉斯是阿波罗神的儿子。除此之外，许多古代典籍都有着毕达哥拉斯被人们直接称颂为阿波罗的记载。杨布利柯在《毕达哥拉斯传》中这样描写这位数学学科的创建者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有些人称他为皮提亚的阿波罗，有些人称他为许佩玻瑞的阿波罗，有些人称他为医药之神阿波罗，有些人认为他是居于月亮中的一个精灵，有些人甚至说他是另一个人形的奥林匹亚神。他向同时代人显灵，给世俗带来有益的新生活。由于他的降临，把幸福的火花和哲学带给人类；作为神的礼物，那是过去不曾有过的，也不能有更大的善了。因此，到今天还流传着，用最庄严的方式公开赞扬这个长头发的萨摩斯人。”^[3]

在毕达哥拉斯接受阿波罗精神影响的过程中，俄耳甫斯教派或许起到了某种中介的作用。因为早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流行之前，俄耳甫斯的学说已经在南意大利地区相当盛行了。因此，有学者认为，“奥菲斯（俄耳甫斯）教的灵魂转世和净化说以及它的宗教伦理思想，直接影响了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的学说，对于赫拉克利特和爱利亚学派的思想也有影响。”^[4]康福德在《从宗教到哲学》一书中指出，毕达哥拉斯是俄耳甫斯宗教内部的一个改革者，他用数学代替音乐而成为探索彼岸世界的途径和精神沉醉的手段。事实上，在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研究中，音乐也确实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希吕托在他的《驳众异端》中指出：“他对数作了深刻的研究，断言宇宙进行歌唱，并且是被和谐地构成的，他又是第一个将七星的运动归为旋律的人。”^[5]这样一来，我们便不难理解，毕达哥拉斯为什么要用圆规和直尺来代替阿波罗和俄耳甫斯的七弦琴了。也就是说，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无论是天体的运行轨道，还是音乐的节奏旋律，都体现了某种神秘而和谐的数量关系。于是，从事数学研究，也便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意义。正像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因此我们在将宇宙解释为数的尝试里，发现了到形而上学的第一步。……所以正是毕达哥拉斯哲学的原则，在感官事物与超感官事物之间，仿佛构成一座桥梁”^[6]。

毕达哥拉斯有句名言：“数学的本原就是万物的本原。”^[7]说到底，数学研究在他那里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解决衣食住行的手段，而是探索“宇宙的本原”这一超感官对象的有效途径。据说，为了庆祝“勾股定理”的发现，毕达哥拉斯教派曾举行过一次“百牛大祭”。然而我们却很难设想，在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的古代社会里，这一定理的发现能够在一代人的手中创造出一百头牛的价值。可见，对现实生活最有功利价值的科学，起初并不产生于功利欲求本身；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之所以要进行“百牛大祭”，只是由于他们坚信，通过“勾股定理”的发现，自己已经与神明更接近了一步。

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上述分析，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科学的起源及其与宗教的关系。“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去追求科学呢？多数人会以为是出于对铁路、飞机一类东西的需要导致了对科学的追求。实际却并非如此。当前所谓进步的中国人为了铁路、飞机去追求科学，他们永远也无法懂得科学的真谛。在欧洲历史上，那些真正献身科学、为科学进步而努力的人们，那些使修筑铁路、制造飞机成为可能的人们，他们最初就根本没有想过铁路和飞机。他们献身科学并为科学进步做出贡献，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渴望探求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神秘。”^[8]事实上，正是为了探索“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神秘”，欧洲历史上的毕达哥拉斯们几乎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给这一在其产生之时并无实际效用的事业；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种超越现实功利的科学追求，西方人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纯理论的研究，善于使用演绎的方法，追求范畴的严密和体系的完整，而非简单地进行经验归纳，零打碎敲。这样一来，宗教与科学的结合便同时提供了动机的超越性和方法的逻辑性两方面的条件，而这两个条件的出现，也正是西方科学得以长足发展的必要前提。

由于有了超越性的动机，西方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很自然地将对宗教的殉道精神逐渐转化为对科学的献身精神，从而造就了无数阿基米德、哥白尼、布鲁诺式的科学家。而他们所留下的故事，不仅使人震撼，而且令人深思。当罗马大军攻陷叙拉古城的时候，阿基米德正在沙地上演算着几何题。面对着敌人明晃晃的兵器，这位日神般的数学家镇定自若地提出了人生的最后一次请求：稍等一下，让我先解完这道题。为了确立“日心说”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科学理论，哥白尼几乎耗尽了自己后半生的精力，在其生命的弥留之际终于使《天体运行论》一书公之于世。而为了坚持这一科学结论，布鲁诺曾不断遭受处分、监禁、开除教籍，直至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安徒生在其童话《光荣的荆棘路》中断言：“除非这个世界本身遭到毁灭，这个行列是永远没有穷尽的！”^[9]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支配着这个行列的人们将自己的感性生命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为科学而献身呢？文化的发展真可谓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过去，我们只知道宗教是科学的大敌，却从来没有想到，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同时又可以是科学的前身和动力。烧死布鲁诺的，固然是一群可恶的宗教徒；然而支配着布鲁诺去进行科学研究的，却同样是一种由忘我的宗教热情转化而来的无私的科学精神。唯其如此，布鲁诺才能够视感性生命于不顾，而在科学的探索中达到一种超越自我的境界。

如果说，超越性的动机促使着科学家们进行着忘我的工作；那么，逻辑性的方法，则保证了这一工作系统而严格地进行下去。自从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等人用数学和逻辑取代了阿波罗那美妙的旋律之后，西方人便逐渐形成了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据日本学者今道友信的分析：“逻各斯在希腊文中主要有以下七种意思：一、理性；二、语言；三、逻辑；四、命题；五、推理；六、理法；七、真理。……因此，哲学家的思维也就成了‘逻各斯’环绕那各个相位的内在运动。也就是说，哲学家的理性，通过语言，按照逻辑来进行推理，阐明宇宙的理法；在确立命题时获得真理。”^[10]不难看出，这种由哲学家所常用的追问世界本质的思维方法，也正是后来的科学家建立其科学体系的基本方法。事实上，在科学研究中所不可或缺的“逻辑”（logic）一词就是希腊语“逻各斯”（λóros）经由拉丁文的logica演变而来的。这种在形而上学中逐渐培养起来的逻辑方法，虽然较为忽视经验材料的感性积累，却大大提高了全民族的思辨能力。而一旦这种能力与近代的经验归纳法结合在一起，便会建构起宏伟壮观的科学体系。正像丹皮尔所指出的那样：“经院哲学的代表人采取了解释者的态度；创造性的实验研究是与他们的观念不相合的。可是他们理性的唯知主义，不但保持了而且加强了逻辑分析的精神，他们关于神与世界是人可了解的假设，也使西欧聪明才智之士产生了一种即使是不自觉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信心，即相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和一致的；没有这种信心，就不会有人去进行科学研究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一旦摆脱了经院哲学权威的桎梏，就吸取了经院哲学的方法给予他们的教训。他们本着自然是一致的和可以了解的信念，开始进行观察，用归纳的方法形成假设以便解释他们的观察结果，然后又用逻辑的推理演绎出结论，再用实验去加以检验。”^[11]可见，正是由于有了经院哲学所孕育出来的理性思辨的前提背景，西方科学才能够在近代以来得以形成逻辑与实证的相互补充、演绎与归纳的良性互动。

当然了，正像狄俄尼索斯崇拜对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一样，由阿波罗精神所传导下来的宗教哲学对西方科学事业所产生的这一系列渗透，不仅是我们未曾重视的，而且是那些宗教哲学的创立者们所始料不及的。说到底，这一切都是西方人感性和理性精神的分裂与冲动所带来的文化成果，与其特殊的“民族心理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相反，由于感性与理性分裂得不够彻底，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结构”与西方世界刚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们这里，体育和科学都不发达，突出的却是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艺术与工艺。

如果说，西方体育事业的发达是与狄俄尼索斯式的肉体沉醉有着内在联系的话，那么中国体育精神的薄弱则不得不归咎于老庄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我们知道，与酒神崇拜一样，道家也主张摆脱文明的束缚，恢复原始的人性，有着返璞归真的特点。然而它顶多“绝圣弃智”（《老子·十九章》）、贬低理性的作用，却丝毫没有反理性的、本能的冲动；它顶多“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而不会有什么犯上作乱、纵欲妄为的行为。所以，从直接的社会效果来讲，道家思想的破坏性要比酒神精神小得多。然而不幸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深刻的两面性。与酒神精神相比，道家在限制纵欲主义的同时，也就限制了正常欲望的满足；在限制反理性之冲动的同时，也就限制了必要的感性冲动。老子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庄子·四十六章》），因而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老子·三章》），“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老子·二十八章》）。主体的感性冲动衰弱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竟坚持：“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这种拒绝冒险、回避竞争的态度显然与竞技性很强的体育精神是相互排斥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老庄思想中也有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益寿延年的内容，这些内容通过以后的道教，对于以吐纳导引为特征的气功与武术等中国式的健身方式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致虚静，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老子·十六》），便可被视为气功中“意守丹田”的思想根源。又如，“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息之以踵，众人吸之以喉”（《庄子·大宗师》），则可被视为健身中“吐纳导引”的早期实践。但是，这种强身健体之术与严格意义上的体育是有重要区别的。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活动不以健康以外的竞争为目的，不去追求某种超乎常态的体能和叹为观止的对抗，因而便不会导致身体机能的片面发展，也不会带来某些不必要的危险和牺牲。然而，从消极的方面看，这种活动既不构成人对自然的挑战，也不构成人与人的抗衡，因而既弱化了竞争的机制，也弱化了冒险的热情。现在大家都在探讨中国足球上不去的原因，在我看来，这一原因不能仅从体能、经验和制度层面去寻找，还应在更深的民族心理层面上去探求：看看我们的内心深处是否缺少着一种使足球成为足球的狄俄尼索斯式的感性冲动。

扩而言之，道家精神对于感性冲动的限制，之于我们民族的消极影响就绝不限于体育本身了。翻开我们民族的辞典，到处可以看到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无为人先、不耻人后、吃亏是福、难得糊涂、激流勇退、逆来顺受等格言名句。这种蔑视竞争意识、压抑冒险热情的文化氛围，不仅使民族的体育事业难以腾飞，而且给整个民族的发展带来了深深的惰性。长期以来，正是这种无形的惰性缠绕着东方巨人的身躯，使我们缺乏西方民族那种能动地变革现实生活的感性冲动，缺乏那种将自我放在自然的对立面上、以人的血肉之躯与物质世界相抗衡的勇气，缺乏求新的渴望与冒险的热情，而总是陶醉在所谓“宁静以致远”“以不变应万变”的格言之中。

因此，尽管道家思想中确实有一些反对趋炎附势、强调人格独立的内容，并因此而长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欣赏与推崇；但从总体上说，我们不得不承认，道家思想是一种弱者的哲学。因为道家将自我从社会的约束中挣脱出来，是以将自我重新投入自然的怀抱为前提的；所以它一向思索的都是“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问题，从来不考虑如何以强胜强、以刚胜刚，即如何弘扬主体的力量以压倒和战胜客体的问题。作为“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的思想材料，道家强调人对自然的顺应而非改造的思想，对于纠正片面征服自然的西方传统观念自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而且这种合理之处在我们目前的研究和讨论中已被反复地强调了；现在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切不要忘记，在这种合理的思想之中，也同样潜伏着极大的片面和弱点。(www.daowen.com)

如果说，与酒神精神相比，道家的弱点在于缺少感性冲动；那么，与日神精神相比，儒家的弱点则在于缺少理性冲动。我们知道，同日神崇拜一样，儒家也不满足于肉体的沉醉，而去追求一种更高的精神寄托；然而这种寄托却无需到抽象的思辨领域和神秘的符号世界中去寻求。儒家不作抽象的形而上的玄思，对于生活现象以外的东西，儒家善于采取一种与其说是聪明毋宁说是机智的态度——存而不论。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的名言，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对于现实生活的执著追求；而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近乎悲剧精神的入世态度，也充分体现了“实践理性精神”的可贵之处。然而遗憾的是，强调理性和实践的结合，这不仅是儒家思想的一大优点，而且是其最大的弱点。正是由于儒家用狭隘的急功近利的态度去看待理性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人理性思辨的能力，束缚了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从而最终导致了科学的落后。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科学的落伍只是近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我们的科学较之其他民族则是遥遥领先的。然而，这种流行的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在古代的西方人眼里，东方的汉、唐帝国是繁荣和强盛的，但是这种繁荣和强盛主要的是由于军事和文化，而并非由于科学。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理论科学，有的只是工艺技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都带有工艺的色彩，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又都带有谋略的痕迹。由于它们所使用的思维结构大多不是“因果关系”而是“阴阳关系”，因而与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有着很大的差距。极端的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曾有过很多为中国传统护短的言论，例如论证缠足、纳妾如何合理之类，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却是相当清醒的，他指出：“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方面的，也有纯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数学、逻辑学、形而上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字，是无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12]的确如此，仔细看看：指南针不是电磁学，造纸术不是物理学，传统的火药不是依据化学方程式配制出来的，而活字印刷也用不着电子科学的参与。如此说来，我们长期以来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并非科学，而只是工艺！中国人可以通过反复测算而为圆周率的π值找到一个相当精确的数据，但却不可能建立起一种欧几里德式的几何学体系；中国人可以通过反复实践而建造起天坛祈年殿式的精美建筑，但却不可能建构起一个牛顿式的力学体系。中国人丝毫也不比他人愚笨，然而理性的翅膀一旦绑上实用的铅砣，就难以高飞远举了。历史竟然如此荒唐，使得每每沉湎于抽象玄思的西方人获得了科学，而念念不忘经世致用的中国却只得到了工艺。在迎接全球性科技挑战的今天，冷静地回顾和总结一下这段历史不是没有意义的。关于这一观点，笔者曾在1986年第6期的《文史哲》上撰文论及，近读1996年8月19日的《报刊文摘》转摘著名科学家吴大猷发表在1996年8月10日《团结报》上的文字，也有相似的看法。“吴大猷说，中国历代的科技发明，如蚕丝、铜器的制造，都早于西方，历史学家一定可以列出很多发明事实，证明中国的科技发展在过去是优于西方的。但是大家陶醉于这些成就的当时，却忽略了这些领先都只是技术而已，中国长久以来就缺乏科学思想的扎根与探求……吴大猷认为：科学与技术不能混为一谈，过去中国超前西方世界的，其实只是技术。由于对科学与技术的分际认识不清，以致科学思想的扎根工作长期被忽略了，这才是中国长久以来科学发展不及西方的原因。”我完全同意吴先生将理论科学与工艺技术区分开来的做法，只是认为中国科学不及西方的原因要远为复杂而深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民族的科学事业是否发达，不仅与这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与这个民族对待科学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具有毕达哥拉斯传统的西方人眼里，科学研究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是一种超越自我、求得永恒的寄托。而在孔夫子的后代们看来，真正伟大的事业只有一个，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人。这种只面向社会而不去面向自然的理性追求，必然导致整个民族对于科学事业的忽视。在中国古代，工匠和医生的地位是很低的，属于“下九流”。直到今天，一名研究员的实际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也未必比得上一位处级行政干部。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然而读书并不是为了穷尽自然的奥秘，而是为了做官当老爷。直到今天，对于那些经过专业训练的大学生、研究生来讲，毕业后从政求仕仍不失为一种最为明智的选择。在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要使我们民族的科学事业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似乎揭示了这样一种难堪的事实，即由于感性和理性发展得不够充分，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结构”既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事业又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成就，但这并不是要以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全盘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事实上，文化的奥妙就在于，一个民族的优点常常正是它的弱点，一个民族的短处又往往恰是它的长处。与日神、酒神相比，儒家、道家使感性与理性未能彻底分化这一事实，导致了我们民族在体育和科学事业上的落后，然而与此同时，却又使我们传统的艺术和工艺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毛泽东曾经说过，除了“四大发明”之外，还有一部《红楼梦》可以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这句话着实道出了我们民族的特点。“四大发明”是工艺，《红楼梦》是艺术，而中国的工艺和艺术向来是举世闻名的。与体育和科学不同，无论是艺术还是工艺，都不要求感性和理性的彻底分裂，而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点恰恰与我们传统的民族心理相吻合，因而便成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长处所在。

与西方体育事业的性质不同，中国人的体育活动不讲究对抗而讲究欣赏，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艺术化了。譬如，武术中的花拳绣腿，当然也包含了健身和格斗的实用目的，然而其中的审美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它与西方人的拳击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正如《水浒传》中高俅所踢之球不同于西方的足球一样。有人把蹴鞠一类的游戏称之为现代足球的前身，以此来证明中国是足球的故乡，这真是把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文化混淆在一起了。直到今天，我们在国际体育竞赛中的强项大都带有艺术的成分，如体操、跳水之类。这类活动都不是单纯的感性迷狂、肉体沉醉，而是感性中有理性，肉体中有精神，因而很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和精神气质。最为艺术化的体育活动要算是杂技了，在这种介于体育与艺术之间的活动中，东方人往往能表现出其独特的天赋。不仅体育活动有着艺术化的倾向，其他活动也是如此，我们常把战争和外交活动称之为军事艺术、外交艺术，这其中的意味便很令人深思。

与这种“泛艺术”的倾向刚好相反，西方人却有着“泛科学”的习惯。我们知道，西方人也有自己的诗歌、小说和绘画，也曾留下内容丰富、篇幅浩繁的《西方艺术史》。然而在我看来，正像中国人的养生之道缺乏严格意义上的体育精神一样，西方人的绘画、雕塑也并没有抓住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关键所在。著名艺术评论家勃纳德·贝伦森在比较西方与东方艺术时曾经指出：“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着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13]这句话确实击中了西方艺术的要害。以“摹仿说”为理论依据，古代的西方人以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认识为艺术活动的最终目的；因而他们从解剖学角度来研究雕塑，从透视学角度来研究绘画，从几何学的角度来研究园林，从历史学角度来研究小说，结果是研究来研究去，唯独是忘却了艺术自身的美学目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我们都知道，巴尔扎克是西方19世纪最为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他的《人间喜剧》包括了96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可谓“研究”得到家了。对此，恩格斯曾有过高度评价：“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14]无论这部“历史”如何卓越，无论其中所体现的“知识”如何丰富，然而历史只不过是历史，知识只不过是知识，“文学”毕竟不是“经济学”或“统计学”，它所包含的历史和知识与其所应该具备的美学价值完全是两个范畴的东西。

在这种将文学变成“百科全书”的科学化倾向的同时，西方人的理性冲动还有着用艺术进行“形而上思考”的宗教化、哲学化的倾向。如果我们对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甚至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些被西方人所称道的文学名著加以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与其说是艺术上的成功，不如说是哲理上的胜利。不要以为这是个别的、暂时的问题，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现象竟变得日益严重起来。难怪黑格尔曾发出艺术最终将让位于哲学的慨叹，现代博物馆里那些琳琅满目的“观念艺术”已足以证明这位哲学巨匠的预见能力。

如果说科学精神、哲学精神这两种缘自阿波罗崇拜的理性因素支配并扭曲着传统的西方艺术的话，那么到了现当代以后，一种缘自狄俄尼索斯崇拜的感性迷狂又趁火打劫地闯入了西方艺术的殿堂。打开电视，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那些所谓“大投入”“大制作”的好莱坞式的“巨片”。那种以性爱、警匪为内容，以追车、枪战为模式的用金钱堆积起来的作品，不惜调动高科技手段，并通过大量的惊险动作和破坏性镜头来刺激人们的感官、满足人们的欲望。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声嘶力竭的“摇滚乐”和几近疯狂的“霹雳舞”。

研究者们可以并且常常笼统地讲，西方艺术已经完成了由古代的“再现”向现代的“表现”过渡的历史性转折。然而细加分析，我们也许会发现，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西方艺术在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和表现与再现的结合上总是显得那么生硬和艰难，这一切甚至在所谓的“现代派”的艺术“精品”中也暴露得一清二楚。面对着毕加索那幅怪模怪样的《格尔尼卡》，翻阅着乔伊斯那本人欲横流的《尤利西斯》，我们不禁要问：深刻而又狂放的西方人，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要追求的艺术理想吗？

与此相反，中国人似乎天生就是艺术家。这一天赋甚至可以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中得以发现。据语言学家的分析，与印欧语系相比，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在词汇上具有多意性、模糊性的特点，在语法上具有灵活性、随意性的特点，在语音上具有因声调而带来的音乐性的特点。这一切自然无助于逻辑性的表述和科学性的思维，但恰恰有利于形象性的表述和艺术性的思维。^[15]精通近10种语言的辜鸿铭指出：“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这便是为什么即使是古代的中国人的一封散文体短信，读起来也像一首诗的缘故。”^[16]海德格尔认为：“语言乃是一圣地，也就是说，它是存在的家园。”^[17]因此，一个民族的语言，不仅是一种特殊的表述方式，而且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感受乃至存在方式。从这个“存在的家园”出发，中国人自古就以一种诗性的思维和诗性的态度来对待世界。在这个“诗的国度”里，不仅留下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些极有价值的、至今未被西方人体会和感受到的文化成果，而且那些非诗的文化产品，也往往具有诗的价值和意味。——与巴尔扎克将文学著作写成“编年史”的努力刚好相反，司马迁使一部真正的史书具有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学价值。这种天然的诗性思维和诗性态度使我们古代的艺术家一开始就不以一种纯然客观的态度去再现和摹仿自然，而懂得如何在“似与不似之间”获得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不仅能够在绘画、雕塑等具象艺术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且可以在书法这一相对抽象的线条艺术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漫步雕林，我们当然也会赞叹古希腊《掷铁饼者》那精确的骨骼和隆起的肌肉，然而如若将其与汉将霍去病墓前那几座稍加斧凿便浑然天成的动物雕塑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究竟哪个民族更懂得“艺术”。漫步园林，我们自然也会赞美凡尔赛宫前那对称的喷泉、整洁的道路，以及被切割成几何图案的花卉与草坪，然而如若将其与苏州拙政园那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直至将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园林艺术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究竟哪个民族更富有“天才”。

这种艺术的民族不仅要使自己的文化产品统统打上艺术的痕迹，从而留下了商代的青铜器、汉代的画像石、唐代的三彩陶、明代的青花瓷这些美不胜收的历史文物，而且要使自己的统治者和管理者首先具有艺术的素养和创作的能力。就在西方的经院哲学家们通过逻辑或数学等手段来揭示宇宙乃至上帝的奥秘时，自隋唐而开始的科举制度却要将写诗和作文看成是每一个国家官吏所首先应具备的素质。因此，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可以不懂天文、历算知识，但必须用琴、棋、书、画来修养身心。儒家以忠孝安邦、以礼乐治国的政策自然要把文章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的崇高地位，道家那“乘物以游心”（《庄子·人间世》）的逍遥精神更容易让人们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全部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儒、道两家不仅各自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精神的营养和创作的动力，而且其相互之间又以“建构”与“解构”的对立统一保证了艺术发展的健康与持续。

由于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中国艺术很少陷入一种纯粹感性的欲望宣泄，也很少进入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辨误区。这不仅是出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政治需要，而且是由于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很容易将感性与理性亲密无间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无论是一篇短文，还是一首小诗，都可能给人以咀嚼不完、回味无尽的余地。即使是像《红楼梦》那样洞彻古今、勘破生死的作品，也绝不会像《哈姆雷特》那样，摆出一副哲人的面孔，与读者讨论什么“to be or not to be”之类的玄学问题。因此，在阅读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时，除了文字上的障碍之外，人们很少会遇到费解或难懂的现象，有的只是能否体验或产生共鸣的问题。因为说到底，“懂”与“不懂”的问题，是一种知识问题、哲理问题，而体验和共鸣的问题，才真正属于艺术和审美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不能说中国艺术比西方艺术更为深刻，但却比其更加符合美学规律。

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与统一，不仅保障了中国传统的艺术成就，而且有利于我们古代的工艺实践。说“四大发明”不是科学而是工艺，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对这些成就的轻视或贬低。正如许多科技史家所反复陈述的那样，大约在14世纪前后，中国的“四大发明”经阿拉伯人之手而传入欧洲，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火药改变了欧洲战场的局面，指南针促进了远洋运输和殖民贸易，而造纸和印刷术则大大提高了知识积累和信息传播的可能性。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条件”^[18]。事实上，在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科学与工艺自古就有着相互促进、彼此补充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

一般说来，抽象的科学理论只有通过具体的工艺技术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而具体的工艺技术也只有依赖于抽象的科学成就才可能获得历史性的飞跃。笔者曾粗略地统计过1901年至1985年间诺贝尔物理学和化学奖的获奖人名单，其中美国75人次、英国43人次、德国37人次、法国13人次、前苏联8人次、瑞典8人次、日本4人次、中国2人次。这一数据除了再一次证明了我们关于受日神精神影响的西方人更适于进行科学研究这一观点之外，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另外一种思考：作为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日本和中国人在这种纯科学的研究中获奖甚少，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何以日本人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赶上并超过类似英国这样的科学大国呢？从“明治维新”直至“二战”以后的历史来看，日本人一方面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成就，一方面又努力发展本国的技术优势，利用东方人心灵手巧的特点，将西方人所发现的科学原理通过自己的工艺技术而迅速转化为商品，然后再去重新占领欧美市场。我们知道，专利技术最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工艺水平。在这方面，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所取得的成就，恰好与其在竞争诺贝尔科学奖中的弱势形成鲜明的对比。据美国专利商标局颁布的1993年在美取得专利排行在前十名的企业是：IBM公司（1085项），东芝公司（1040项），佳能公司（1038项），柯达公司（1007项），G.E.公司（932项），三菱电机公司（926项），日立公司（912项），摩托罗拉公司（729项），松下电器公司（713项），富士胶卷公司（632项）。其中日本企业所占有的份额是相当惊人的。由于这种取长补短的发展战略符合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在经济上的起飞也正是一种文化策略上的成功。日本的经验不仅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物质文明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如果说，科学理论与工艺技术是驱动人类物质文明建设的两只不可或缺的车轮，那么，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则无疑会使这两只巨轮注满活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并不是要对中国与西方的“民族文化结构”进行孰优孰劣的简单评价，而是要通过比较来发现其各自的根源和特点。正如今道友信所指出的那样：“东方与西方的古典文化都必须相互给对方以补充；否则，教育和人类形成的理念就会在各自文化圈一直停留于不完善阶段。”^[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