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日神与酒神，很容易使我们想到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在这部极有影响的著作中，尼采认为，由于希腊人意识到了个体生命的有限和现实生存的不幸，因而要在艺术中寻求解脱，其精神方式分为两类：一类缘自阿波罗（Apollo）崇拜，即所谓“日神精神”；一类缘自狄俄尼索斯（Dionysus）崇拜，即所谓“酒神精神”。前者是个体化原则的守护神，它以一种梦幻般的手法，制造出一种和谐、美妙的生活幻觉，通过凝视存在的形象以逃避变幻乃至死亡的痛苦；后者则剥去个体的表象而直逼存在的本质，它要在一种醉态的境界中投身于表象背后的意志，并通过现象的毁灭以获得不断的新生。关于尼采的这一思想，笔者曾有专论^[1]。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尼采将“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分别对应于“表象”与“意志”的做法，显然是为了阐发叔本华和自己的“唯意志论”哲学服务的，其意义并不在如实地反映希腊宗教的原初面貌。正因如此，该书刚一问世，便即刻遭到了同行学者的强烈批评，尼采也因此而断送了使自己成为语言学家的学术前程。提出这一问题，并不是要从考据学的角度来指责作为哲学家的尼采对于希腊宗教概念的引申和发挥，而只是想提请读者注意：不能用尼采的界定来理解本书所说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换言之，与《悲剧的诞生》一样，本书也无意对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崇拜仪式的原初意义进行一种实证性的考究与求解，而只是一种更加自觉的引申和发挥；与尼采不同的是，笔者在日神和酒神的历史背影之中似乎“发现”了西方文化远远超出艺术冲动之外的另外两种精神动力。

我们知道，宗教作为人类精神异化的产物，必然产生于社会生活自身的异化。大体说来，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宗教崇拜都是父系社会后期、氏族制度解体、文明时代诞生这一历史过程的产物。相比较而言，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可能更早一些，因为它的仪式中明显地表现出对于逝去不久的母系社会的一种追忆和留恋。据考证，参加狄俄尼索斯游行队伍的人都是女性，她们身披兽衣、头戴花冠、吵吵嚷嚷、疯疯癫癫，完全沉浸在一种感性的肉体的陶醉之中。“希腊人以野外纵酒狂欢的方式来尊奉葡萄酒之神狄俄尼索斯，在此期间，女性崇拜者们通宵达旦地一边跳舞一边狂叫。”^[2]对于这种宗教仪式，罗素曾经作出了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正像许多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于原始事物的爱慕，以及一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更加强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对于那些由于强迫因而在行动上比在情感上来得更加文明的男人和女人，理性是可厌的，道德是一种负担与奴役。这就在思想方面、情感方面与行为方面引向一种反动。”^[3]从某种意义上讲，文明与异化是一对孪生兄妹。社会分工的出现使男子逐渐在主要的生产部门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私有财产、阶级和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建立，人类开始迈进了文明的门槛。然而，历史总是在“二律背反”中前进的，“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4]。本来，原始的人们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他们充沛的精力和原始的欲望随时都能够像山泉一样尽情地流淌。但是，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便不得不用后天的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压抑自己的情欲，从而把那种最初支配人们感性行为的原始驱动力压抑到意识的底层，以至于形成了那种暂且屈服于理性而又时时准备犯上作乱的潜在的心理能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据说是由色雷斯人传至希腊的酒神仪式之所以能在广大平民中得到广泛的流传，便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了。换言之，当感情和欲望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人们就只能求助于宗教了。

然而，酒神崇拜作为异化现实的一种反叛形式，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有其破坏性。那种粗野的、狂放的、毫无节制的感性行为，在文明的社会里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于是，作为酒神精神的对立面，日神崇拜出现了。曾著有《希腊宗教史》一书的尼尔森（M.P.Nilsson）指出：“是阿波罗不仅通过斗争和抑制，而且通过许可与调节而压倒了当时流行的酒神崇拜，使这种经过调节后的迷狂丧失了其刚刚萌发出来的危险性。有大量的事实证明，是阿波罗的风尚完成了征服民众的历史任务。”^[5]与狂放不羁的狄俄尼索斯不同，端庄宁静的阿波罗浑身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著名的得尔福神示所（Delphic oracle）里，有权威的男女祭司可以在一种精神迷狂的状态中获得阿波罗那神圣的预言。可见，在希腊人眼里，阿波罗是智慧和理性的化身。阿波罗不仅是希腊的日神，而且是希腊的音乐之神，他用七弦琴代替了葡萄酒，用精神的沉醉代替了肉体的沉醉，从而为遭受异化痛苦的希腊人找到了一种新的解脱方式。如果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来表达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狄俄尼索斯式的解脱可说是一种直接的“宣泄”，而阿波罗式的解脱则要算是一种变相的“升华”。

在日神崇拜试图战胜酒神崇拜的过程中，有一个神秘的中间人物很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传说中的音乐家俄耳甫斯（Orphic）。俄耳甫斯是狄俄尼索斯宗教的改革者，他相信灵魂的轮回，相信音乐和一种神秘的知识可以实现人们对彼岸世界的追求。由于他反对纵欲行为，结果被狂热的酒神侍女们（Maenads）撕成碎片。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中，俄耳甫斯是作为日神教的殉道者而牺牲的，而他的思想和行为，也的确符合我们所理解的日神精神。

总之，在我们看来，日神和酒神精神是从同一现实生活中分裂出来的两种彼此对立的宗教情绪。前者是精神的沉醉，表现为一种禁欲的对精神世界、宇宙本原的不顾一切的追求；后者是肉体的沉醉，表现为一种纵欲的对感性生活、肉体存在的忘乎所以的肯定。叶秀山在《希腊奥林帕斯山上诸神之古典精神》一文中也认为：“如果说，阿波罗神是光明、智慧、理智的象征，狄俄尼索斯神则代表了玄暗、野性和放纵。”^[6]因而，与尼采的理解不同：前者并不限于“表象”层面的直觉与静观，后者也没有“意志”自觉的本体论色彩。(www.daowen.com)

与日神和酒神精神在希腊早期社会中的产生相类似，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也是作为异化现实的反动而出现的。然而由于“古典的古代”与“亚细亚的古代”在进入文明社会的具体步骤上有着重大的差异，因而中国与西方早期精神产品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在西方的古典时代，由于私有制的利刃较为彻底地斩断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原始纽带，遭受异化痛苦的人们不得不在感性的肉体存在或神秘的彼岸世界中寻找寄托，于是便产生了酒神与日神精神。所以，这两种精神在西方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希腊人别无出路。但是，在早熟的中国古代社会里，由于社会分工和私有财产发展得不够充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分裂很不彻底，这就为道家和儒家思想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同酒神崇拜一样，早期的道家思想与母系文化之间也有着影影绰绰的联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四章中已做了充分的论证）不仅如此，同酒神崇拜一样，道家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拔，也是以个体的感性生存为目的的。然而，老庄之学却不像狄俄尼索斯崇拜那样，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在人对自然的破坏之中去证实人的感性存在（如生吞活剥野兽之类）。道家讲究“齐物”，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把人看成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自然的怀抱中去寻求一种精神的安慰，以达到“庄周梦蝴蝶”——物我两忘的境界。

同日神崇拜一样，早期的儒家思想也有着维护社会秩序、捍卫既有文明的功能。（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五章中已做了必要的分析）不仅如此，同日神崇拜一样，儒家也注重理性的探索、精神的追求，有着超越感性个体的倾向。然而，孔孟之道却不像阿波罗崇拜仪式那样，在精神的沉醉之中把人的感性存在与宇宙的理性本原联系起来。儒家讲究“爱人”，主张“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把人看成是社会的一部分，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中来确立人的价值和地位，以实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的政治理想为其最高的生活追求。

由于上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不同关系，儒家、道家思想与日神、酒神崇拜所体现和影响的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心理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差异。不难看出，日神与酒神的对立，使得早期的希腊人在理性和感性的冲动上发展得比较彻底；而儒家与道家的互补，则使得古代的中国人在理性和感性的分裂上显得不够充分。这一差别，不仅根植于中国与西方早期文明时代不同的社会土壤，而且作为两种相对稳定的“民族心理结构”，对于以后的“民族文化结构”和“民族社会结构”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