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美国的税收制度，如果小孩在12月31日出生，那么家庭就可以享受此前12个月的税收优惠。但如果孩子出生于1月1日，就无法享受这种优惠。正因如此，如果孩子的预产期是在年底，那么父母就会受到财务动机的强烈驱使，希望孩子能够在12月31日的午夜前降临人世。虽然孩子的父母无法准确预知自然生产的日期，但他们可以通过催生或剖腹产的方式操控孩子的生日。

父母真的会仅仅为获得税收优惠就人为操控孩子的生日吗？为了找出答案，来自美国雪城大学的斯塔西·迪克特·康林和来自肯塔基大学的阿米塔·桑德拉分析了美国1979—1993年的出生记录。他们将研究的时间锁定为12月的最后7天和1月的前7天。结果发现，每年12月底的出生人数都会急剧上升，只有一年例外。

两位教授开始对手头的数据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以便弄明白这种不寻常的状况是不是因孩子的父母贪图税收优惠而导致的。他们选出了200多名在元旦前后一周出生的新生儿，仔细分析每一个家庭的状况。他们针对每名新生儿算出两个数字——12月出生的福利待遇和1月出生的福利待遇。结果显示，如果孩子出生在12月的最后一周而非1月的第一周，家庭就能够明显获得更多的收益。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统计数据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父母的确会为了获得财务收益而操纵孩子的出生日期。

当然了，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可以操纵你的生日。这种方法根本就无须催生或者剖腹产，那就是撒谎！

美国演员露西尔·鲍尔曾说过一句名言：永葆青春的秘诀就在于“诚实地生活，慢慢地咀嚼以及谎报自己的年龄”。这一点鲍尔当然非常清楚，她的真实出生日期是1911年8月6日，但在整个演艺生涯中，她几乎一直宣称自己生于1914年。鲍尔当然不是唯一谎报自己年龄的好莱坞明星。南希·里根也宣称自己比实际年龄小两岁，她甚至在出版的自传中也使用了谎报的年龄。好莱坞喜剧明星格雷西·艾伦对自己的真实年龄更是守口如瓶，就连与她同台演出的丈夫乔治·伯恩斯也搞不清她的真实出生日期。虽然大家都知道艾伦生于7月26日，但具体的年份却有很多的版本，其中包括1894年、1895年、1897年、1902年和1906年。终其一生，艾伦都宣称她的出生证明早已在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中被毁了，但事实上地震是在她对外宣称的出生日期之前的几个月发生的。当有人指出这个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时，艾伦选择了转移话题的回答：“唉，那可真是一次可怕的大地震啊！”

明星玩这种小把戏的背后心理其实并不难理解。在这个重视青春和美貌的社会里，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一些，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是，那些赫赫有名的上流人物会不会对自己的具体出生日期动手脚呢？也就是说，他们会不会刻意隐瞒自己到底是在哪一天出生的？

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阿尔伯特·哈里森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仔细研究了几本不同的《名人录》和《先贤录》中收集的9000多份传记资料，并记录了在美国众所周知的日期当天或前后3天出生的人数，其中包括美国国庆日（7月4日）、圣诞节（12月25日）和元旦（1月1日）。如果仅就概率而言，在这些重要日子当天出生的名人比例应该和前后3天出生的名人比例大致相当。然而，哈里森他们得出的统计结果却不是这么回事儿，在美国国庆节、圣诞节或元旦出生的名人在数量上要明显多于这些重要节日前后3天中的任何一天。这种数量分布从概率上来说只有几百分之一，这就意味着有些名人向传记作者谎报了自己的生日，以便让自己与某个举国同庆的日子扯上关系。(www.daowen.com)

哈里森认为这种效应源自一种不同寻常的心理现象，你可以将其称为“沾光”，但很多研究人员给它贴上了另外一个标签——“BIRG效应”。

BIRG效应在日常生活中也比较常见。我们经常听到人们无比自豪地说他们和某某名人上的是同一所学校，或者自己抢先一步观看了刚刚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猜猜昨天谁搭了我的出租车”）。这种效应甚至还对我们的日常用语产生了影响。心理学家曾偷偷研究过大学校园里的对话，结果发现当自己支持的球队在比赛中获胜或失利时，学生们的评论用语竟然有着巨大的差异。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沾沾获胜的球队的光（“我们赢了”），如果球队被打败了，他们则忙着跟失利这个事实保持距离（“他们输了”）。哈里森相信，那些富人和名人之所以谎报生日，无非也是想沾沾重大节日的光。某些广为人知的逸闻趣事也为这种诠释提供了支持性证据。闻名全球的爵士音乐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宣称自己生于7月4日。然而，音乐史学家泰德·琼斯研究了阿姆斯特朗的出生记录，结果发现其实他生于8月4日。哈里森教授的研究结果显示，阿姆斯特朗绝对不是唯一通过谎报生日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名人。

为了进一步调查《名人录》和《先贤录》中的BIRG效应，哈里森和他的团队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到了显然跟其中一个重大节日最有联系的职业，也就是神职人员和圣诞节。通过仔细浏览收集到的数据，他们将神职人员分为了两大类：主教或更高级别的神职人员被归类为“知名神职人员”，其他人则被归类为“不知名神职人员”。仅就概率而言，这两类神职人员在圣诞出生的概率应该是相当的。但事实上，宣称生日与耶稣相同的知名神职人员在数量上要远远多于不知名神职人员。或许这也支持了一种常见的想法：神职人员的职位越高，就会越觉得自己需要跟上帝走得更近一些。

当然了，也有可能是我们对哈里森分析中涉及的知名神职人员过于苛刻了一些。有些父母会为了节约几美元而谎报子女的出生日期，同样的道理，还有些人之所以谎报孩子的生日，或许只是希望好日子能够给孩子带来好运，让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在现代社会中，孩子大多数是在医院出生的，要想谎报生日可能会比较困难。但在过去，父母们是通过口头方式向户籍管理部门报孩子的户口，所以撒个谎是很容易的事情。知名推理作家乔治·西姆农的母亲就坦然承认谎报了西姆农的生日。西姆农的真实出生日期是1903年的2月13日，正逢周五，她母亲觉得对于自己心爱的小宝贝来说，“黑色星期五”这个日子所寓意的命运肯定是太残酷了，因此她在给西姆农报户口的时候就将其生日提前了一天。如果这种诠释方法可以成立的话，我们所得出的“高级别神职人员更可能撒谎”的推论就不正确了。很显然，更具欺骗性的并不是这些知名的神职人员，而是他们的父母。《圣经》里有“父罪子担”的说法，或许这正是能够为此说法提供支持的少数实证之一。

现在，有些研究人员相信，父母撒谎或许有助于解开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一直困扰着科学家的一个谜团，也就是所谓的“火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