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缺失的年代，政治运动的火焰炙烤着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他们必须对每一场运动都要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站稳自己的立场，尤其是与受到批判的对象关系密切的人，也处于运动漩涡的中心，不但不能作壁上观，而且更要冲锋在前，表现更积极，火力更猛烈，才能与被批判者划清界限，才能取得其他人的信任，才能过关，才能摆脱受到株连的命运，否则就会成为陪绑者。这已经是历次运动形成的思维模式和批判模式，也似乎是当时屡试不爽的政治批判技巧。

早在建国初期，胡适跑到美国去后，他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就亮出戈矛，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其中有这样的话：“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使人大可玩味的是，该文是胡思杜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时的思想总结，尽管我们毫不怀疑胡思杜追求进步的真诚，但是由小范围的人知晓的“思想总结”变成天下人皆知，尤其是让当事人胡适知道，这是不是出于胡思杜的本意，我们就很难推知了，胡思杜当年的心态如何更是难以预测。毕竟私下骂一下自己的父亲，与当众大骂带给胡思杜心里承受力不一样，所受到的精神上的痛苦程度也大相径庭。况且由思想总结摇身变成在香港刊登的批判文章，并不是当时的胡思杜所能办到的，其间的转变显然带有他人操作的痕迹，这是毋庸置疑的。来自最亲近的人的背叛对受批判者无疑最有杀伤力，暗中操刀者显然深谙人的心理。据说胡适看到其子的批判文章后，“无一字之驳斥”，只是把这篇文章贴在自己的日记里。此后学术界在批判胡适、俞平伯乃至顾颉刚的历次运动中，批判的火力有不少来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师友门人，其奥妙就在这里。在这种既定的思想批判模式之下，作为陈寅恪的学生，金应熙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有形无形的压力、有意无意的暗示，逼迫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表明自己的态度，金应熙充当刀笔吏的角色已经在劫难逃。

人的感情世界是复杂的。但是只要是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如果受到其他阵营的攻击，不管多么残酷无情，都可以置之不理，或者一笑置之，从感情上理智上都能完全理解和接受；来自朋友、助手乃至自己弟子的攻击，再轻微也令人不寒而颤，并且这种攻击在受害者心中会得到无限放大，愈加重这种攻击的无情和阴狠，受害者在饮恨吞声抚摩伤口的同时，心中会积聚难以排解的痛苦和愤怒，这种痛苦和愤怒甚至会保存始终，一生都难以释怀。而令人痛心的是，这种师弟反目成仇的悲剧在建国后却一再上演，留下了不少使人心寒的故事。当胡适第一次听到大陆的弟子们在向自己口诛笔伐时，还表示理解，说“我一百分同情这些可怜的人。可怜他们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一点也不怪他们。”但当高足们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喊出了“胡适，过去是我的朋友，今天是我的敌人”时，胡适的心情显然不会那么轻松了。同样，当顾颉刚的弟子们以笔为枪，情绪激昂地向他开火，表示与“古史辨派”划清界限，同时还把自己的老师与胡适绑在一起进行清算时，顾颉刚心灵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他承认“给予他无情之打击”。沈从文直到晚年还对一位当时非常有名的中年画家横眉冷对，他曾经拜师沈从文门下。但沈老经常对人们说“他不是我学生”，原因就是此人在“文革”中因恶意批判沈从文而伤了老人的心。季羡林也曾经对已经内定为他的学术“接班人”的高足出卖他而痛心不已，那位高足平时对季羡林恭恭敬敬，暗中却把他的言行如同竹筒倒豆子捅了出来，使季羡林被打成“三家村的小伙计”。(www.daowen.com)

陈寅恪师门家法森严，在他的一生中，虽然也曾经有学者对他的学问进行辩难，不过那是正常的学术论争，还没有自己的高足顺从政治的安排，向他的学问发出挑战。金应熙的批判文章无疑是对高傲自负的陈寅恪的沉重打击，更让陈寅恪难以接受的是，金应熙竟然把陈寅恪的家族史公之于众，这种出卖行径无疑使陈寅恪看到人心的叵测和人性的卑琐，伤害之大可以想见。因此当陈夫人把金应熙的文章一字一句读给陈寅恪听时，那犀利的词句，过激的语言，还有对陈寅恪学术的糟蹋，尤其是自曝师生交谈的细节，象钢针一样刺激着陈寅恪的神经，勃然大怒的陈寅恪道：“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从此师弟决裂，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这件事中，陈寅恪无疑是痛苦的。但是另一个当事人金应熙的灵魂也在痛苦中挣扎。而且他的痛苦绝对不下于陈寅恪。1958年春天，当学校里一些人动员金应熙带头批判陈寅恪时，“昔日的恩师，今日的敌人”这个角色转换对金应熙来说是很痛苦的。他曾经为此犹豫过，彷徨过，也曾经以“陈寅恪的学问很大，我根本追赶不上，批不了”为辞，试图拒绝这个令人尴尬的角色，但是在组织原则高于一切的压力下，金应熙不得不忍受内心的痛苦，“转过弯来”充当这个角色。而为了当好这个角色，他又不得不带着“心灵的枷锁跳舞”，挖空心思，装腔作势，调动大脑中的一切词句，极力上纲上线，把批判文章烘托得气势汹汹，火力猛烈。当一切如同牛奶泼地，无可挽回时，师道尊严的伦理道德发生作用，批判者的心中开始隐隐作痛，良心开始受到折磨，灵魂开始痛苦地挣扎。于是就出现了令人扼腕的一个场景：在某一天，神情痛苦的金应熙在陈序经的带领下，诚恐诚惶地走进曾经非常熟悉的陈氏府第，一头跪在陈寅恪面前，痛苦流涕，大放悲声，极力剖白自己的苦衷，请求得到老师的宽恕，并且要求继续追随陈寅恪治学。但是伤心透顶的陈寅恪显然不会再原谅这个脑袋上长着“反骨”的“中山狼”，他只是淡淡地套用金应熙批判文章里的话：“你走吧，免得我误人子弟”。此后两人比邻成天涯，老死不相往来。当我们看到在他门下一度从学的才子，赴陈宅以伏地叩头的大礼请求宽恕，而老师拄杖而立，失明的老眼遥望天际漠然不应的时候，内心不能不受到犹如怒涛震海惊雷破柱般的震撼，陈寅恪家法何其严哉！金应熙的跪拜与刘节的跪拜在尊师上应该说都有着共通的成分。与那些等到文革结束后，才在被自己伤害过的老师面前忏悔的学人相比，金应熙的忏悔是真诚的，也是及时的，是发自内心的流露，准确地反映了金应熙的心声。在这一点上，金应熙的精神境界显然是高出许多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