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应熙拜师陈门，自然也就成了陈家的常客。当时陈寅恪正处于人生学术调整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诗史互证”，通过对唐诗的释读来研究历史。根据陈寅恪一贯的授学风格，要真正列入陈氏的门墙，必须具备强大的知识背景，通读《全唐诗》与《全唐文》，才能对陈氏的学问有所领悟。而金应熙显然具备这样的知识结构，1958年有人曾经问过金应熙能够背诵多少首唐诗，金应熙说“大概有两万多首”。对金氏的回答，从来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象他那样记忆力超群的学者，是完全能拥有这样的知识结构的。具备强大知识储备的金应熙也有这对陈寅恪学问的感悟能力。《再生缘》是清代乾隆年间女词人陈端生的未完之作，所叙故事是女主人孟丽君经历的一段曲折姻缘。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在香港出版，这是一部饱蘸学术气息的佳作，精密的史料考证功夫、缜密的逻辑思维，大量的古诗引用，使一般学人望之生畏。陈寅恪在书中称赞陈端生“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倶足惊世骇俗”，《再生缘》“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论再生缘》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引出郭沫若、陈寅恪两人之间的一场“龙虎斗”！郭沫若对陈寅恪高度评价《再生缘》感到“高度的惊讶”，以“补课的心情”和“检验”其评价是否正确的双重心理，反复通读四遍，寻得三种版本，发表九篇文章，两次拜访陈寅恪，成就一副对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但是聪明绝顶的金应熙马上表示出感情上的共鸣，对老师的著作极为心折，多次向其他人称颂老师的著作，并且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其中的诗句。这部学术著作无疑打动和折服了金应熙那颗对学问极为敏感的心，使他产生了要摆脱繁杂事务，潜心跟随老师治学的心态。1959年党内整风时，金应熙忍不住当众发出了肺腑之言，说他自从读了《论再生缘》后，产生了“俗累终牵”的想法，把系里的一切行政事务比喻成“俗累”，可见陈寅恪的学术魅力的确曾经征服了金应熙。

一叶凋零，深秋将至，季节如此，风尚变然。时代风云很快把陈寅恪和金应熙之间的默默温情吹得无影无踪。1958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疯狂的年代使人也变得疯狂。大批判的火焰熏蒸着南国大地，也熏蒸着人们的心灵。同事之间、师生之间完全撕开了温情默默的面纱，好像有千年的恩怨万年的仇恨忽然间爆发，相互之间象乌眼鸡一样，面对面地争吵，辩论，贴大字报，乃至用拳头、皮带向被政治宣判是失败者的对手挥去，不把对手打到在地不收兵。用流行的政治话语进行着人间最卑微的勾当，践踏着人间最圣洁的师生感情。正是在这一年，陈寅恪的学术被架上了政治批判的火山。而金应熙又是批判陈寅恪的主要捉刀人。

导致陈寅恪与金应熙关系恶化直至决裂的是金应熙捉刀的一篇文章：《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全文一万多字。该文于9月18日写成初稿，又经过将近20天的修改，到10月5日正式定稿，当月就在广东省委机关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刊出。

如果仅从文章的题目上来看，这篇文章只不过是当时众多的批判文章之一，也是采取贴标签的一贯方式，把陈寅恪的史学方法名之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大概是当时几乎所有的批判者订的调子。文章说：“解放以来，陈先生一直保留他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丝毫不肯改变。他的史学观点方法的影响也长期没有消除。许多研究历史和文学的资产阶级专家，把陈先生看成不可企及的高峰，奉为他们的旗帜，以陈先生的研究作为自己的方向”，所以“认真批判陈寅恪史学方法，对于在历史科学领域中贯彻两条道路的斗争，拔白旗，插红旗，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无足为奇。

接着文章就大可值得玩味了。首先金应熙批驳了一些为陈寅恪辩护的观点。由于陈寅恪在史学研究上的重大成就，不少学者出于对陈寅恪学问的景仰和保护之情，纷纷写文章为陈寅恪的史学方法辩护，认为陈寅恪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具有自发的辩证法或历史唯物主义者，他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可以和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如兰州大学教授赵俪生先生就坚持这种观点，数次写文章为陈寅恪辩护。金应熙认为必须分析陈寅恪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彻底驳倒赵俪生的谬论，同时行文中使用了一些比较过激的词句，如说其师的学问是“资产阶级伪科学”，说陈寅恪“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的历史”，“用外部矛盾来解释历史发展”“只能是概念游戏而不是历史科学”。文章最后说：“白专的路是走不通的，是自误误人的”，“坚持白专的道路，又将何处讨生活呢？”这无疑会刺激陈寅恪高傲自负的心灵。(www.daowen.com)

金应熙引起后人诟病的是，他的批判文章还披露了几首陈寅恪不轻易示人，只在小圈子流传的诗，如“名园北监仍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八股文章试帖诗，尊师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同时对这些诗进行了解读。批判文章最后引用了陈寅恪的家世背景，把陈寅恪的史学方法与他的家世出身联系起来，视角新颖独特，“陈先生生长于封建大地主的所谓‘书香世家’，又为名父之子，是在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他的祖父曾赞成新政，陈先生以‘元祐党家’（见他的挽王国维诗）之子，弱冠远赴异国求学，接受了一套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因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所以“陈先生一直对清朝同治以后洋务运动的一段时间是非常憧憬的，而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进入历史舞台以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则是很看不顺眼的。在他看来，清朝末年是‘依稀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华冠盖萃英贤’（挽王国维诗）的太平日子，直到1957年，他还写了‘贞元朝士曾陪座，一梦华胥四十秋’的诗，不胜抚今追昔之感。另方面呢，他对中国人民起来推翻清朝封建政权则极不满意，称为‘潢池小盗’，满腹牢骚地写：‘齐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侪皆苟活。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正因为他反对人民革命，他就不能不反对指导人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反对辩证法。”

陈寅恪是个性情沉郁内敛的学者，很少向外人透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以陈氏家族特有的家世背景以及与清末政治的纠葛之深，陈寅恪有着别人难以拥有的家族背景，对清末民初的政治社会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据陈寅恪的老学生石泉回忆，清末官僚之间私函往来中，常使用彼此之间方能意会的隐语来谈论时事，透露机密信息，这些隐语对外人来说往往如坠雾中，茫然难解。由于陈熟悉晚清掌故，常常能片言解惑，使人豁然开朗。石泉想研究甲午战争，陈寅恪说：“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习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陈寅恪之所以容易动感情，是由于其父祖的政治宦波，据说陈宝箴是被慈溪太后赐死的。所以他一般不谈这段历史。但是当他心境开朗时，他也会愿意闲聊清末民初的掌故以及他的先祖的功业。不过听众的范围是很小的，只有被陈寅恪法眼取中的人才有当听众的资格。这是一种茶余饭后的娓娓漫谈，也是一种心灵放松的缓缓释放过程，其中夹杂着对人生的体悟和看法，对世道人伦的感慨和评论，对家世家风的追忆和缅怀。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寅恪才完全褪去了人师的色彩，恢复了一个慈祥长者的形象，当然这样“自暴其私”的“掏心窝子”话题只限于在最知心的朋友之间交流，表现出的是对听众的无比信任。当然这样的话题也不能为外人道。在陈寅恪的一生中，能够敞开心胸的时候是不多的，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听陈寅恪讲古的人也是不多的。1944年底，陈寅恪右眼失明，石泉日夜陪护，师生常常日夕闲谈，陈寅恪“娓娓话家世、家风、父祖为人、教学、治学、处世、待人以致国外风土人情、趣闻轶事等等，兴之所至，无所不及。有缘闻此，受益良多！”

金应熙作为陈寅恪的学生，多次出入陈氏宅邸，曾经当过陈氏的忠实听众，也有机会了解了陈氏的身世。陈寅恪密不示人的诗，金应熙也有幸预先读过，并能以深厚的文史功底进行解读。但是籍其是陈家座上客的身份，金应熙抖出不少陈在与极少数亲密者闲聊时所说的掌故、家事以及诗作，把这些材料当成攻击人的把柄，一齐抛出来，形同出卖，却昭示了人心的险恶，再一次认证了“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一古语的正确。正如陆键东所说的金应熙“这种挖根源式的批判，玷污的正是一种相互信任的人格。”“践踏了陈寅恪的信赖与私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