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转水转，两座山不碰头，两个人总有碰头的时候。1948年底，名重士林的陈寅恪离开眠食多年的北方学术重镇，来到了四季如花的岭南大学，与金应熙再次聚首。显然10年之前的香港讲学在陈寅恪的记忆中与其它时期的授徒生涯并没有什么不同，金应熙就像陈寅恪门下众多平常弟子一样，在陈寅恪心中并没有突出的印象。1950年，金应熙从岭南大学被调到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任干事，金应熙与陈寅恪的第二次缘分结束。

1952年底，对学问难以忘情的金应熙重返康乐园，担任历史系副教授，此时的中山大学是由广东的几所院校合并而成的，历史系因名家云集成为与北京大学齐名的史学重镇，我们可以盘点一下当时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庞大阵容：一级教授陈寅恪，二级教授刘节、岑仲勉、梁方仲、杨荣国，以及陈锡祺、端木正、蒋湘泽、朱杰勤等中青年学者，形成梯次完备的人才配置体系，其中端木正、蒋湘泽等人有海外留学博士头衔。所以说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师资力量是相当雄厚的。刘节出任新组建的历史系主任，中大的老人回忆说，刘节富有教学管理才能，他能把这些具有不同经历、不同背景、不同学术渊源的学者团结在一起，使历史系的教学研究风气非常好。但是到1954年，历史系发生人事变动，刘节的系主任职务被杨荣国取代。同时金应熙不久也担任历史系副主任等领导职务，成为党员干部。巧合的是，陈寅恪的两名弟子（金应熙与周一良）在这两所大学都出任副职。尽管周一良的学术地位比金应熙要高出许多，但在人才荟萃的北京大学，周当时的学术地位并不十分突出。金应熙在中山大学的地位也是如此，在名家如林的中山大学，才气过人的金应熙只能算是一个三流角色。他们之所以受到重用，除了他们在学术上有一定的发展前途，更重要的是，他们积极要求政治进步的态度。好像是学术界的一个传统，名重学林的老牌学者一般不愿出任学术职务，以便专心著述，也就是说出任学术职务的学者不一定是学术上的领头羊。况且中山大学的学者们大多数是旧时代培养的学人，不是老牌学者，就是留学博士，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适合出任领导职务。所以金应熙出任历史系副主任不难理解。

建国初期，作为大师级别的学者，陈寅恪在康乐园受到了很好的照顾，有些照顾是一般学者难以享受的。只是这种待遇在旧学人的眼中带有“收买人心”的味道，带有一定的矫情色彩。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对老牌学者提供比较优厚的待遇，一方面又对他们不信任，时刻对他们加以提防，阶级斗争的弦崩得很紧，也就是利用改造的政策。这种情况不但中山大学存在，其它高校也普遍存在。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总是有意无意地用怀疑审视的目光观察他们，并且随时报告这些旧时代学人的动向，把他们的言行记录在案。这些做法无形中伤害了老学者们的自尊心，使他们产生被归入异类被打入另册的感觉，很难舒心地投入工作。因此一些老教授对一些经常打听事的人很有戒心，尤其对经常打小报告的党员有意见。1957年大鸣大放时，不少老学者大发牢骚，大倒苦水，很多牢骚都是针对这些问题来的。北京大学化学系的老教授傅鹰的发言就很有代表性，从中可以了解当时旧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在化学系召开的会议上傅鹰先生直抒胸臆，毫无顾忌，一吐为快，对系里的党员教师意见很大，说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专门探听情况，喜欢打小报告，以致相互之间隔阂很深，“教授们谈话，只要来了个党员，便都相视而笑”，顾左右而言它，对党员表现出很强的戒备心理，并说他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又说共产党当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要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这句话说出了当时老学人的心声。心直口快的傅鹰还现身说法，说他在国民党时期“住了13间，5个澡盆，每月600元薪水”，比现在待遇还要好，如果仅仅是优待就能解决问题，“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我岂不要反对政府？”可以说要求被当作自己人看待，这是老学人的普遍心声，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无论如何表态，总是得不到认可，总受到有意无意的轻慢。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其中有一段话也为这种现象的存在提供了注脚：“直到现在，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党内还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宗派主义。有这种倾向的同志们，第一，对于知识分子抱有或多或少的成见，只看到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看不到几年来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条件下所发生的绝大多数倾向于我们的变化，因而，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不用同志式的态度同他们共同工作，也不尊重他们的职权和他们的合理意见……”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感觉决不是庸人自忧，而是有所本的。

中山大学也存在这种情况。在大鸣大放中，老教授们反映也很强烈，如有的老教授说他们要看助教、讲师等青年教师的脸色，因为这些人多数是积极分子，经常打小报告，在平时也是盛气凌人，冷若冰霜，皮笑肉不笑，天生有着政治上的优越感，尤其是一些党员教师在运动中，往往六亲不认，凶恶异常。陈寅恪作为旧史学的招牌和新时代的“老古董”，也属于被监控的对象，有关陈寅恪的举动时常被记录在案，几乎每一年度都有《陈寅恪情况》的整理材料。而且时常受到某些人的轻慢乃至挖苦。中山大学的副校长龙潜曾经多次在会议上嘲笑陈寅恪的学问，表现出极度的狂妄和无知。(www.daowen.com)

在这样的情况下，师门家法森严、择徒的标准一向很高的陈寅恪是如何接纳金应熙的？而且他一贯反对门人介入政治。那么金应熙同样有着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背景，这些都是陈寅恪心中非常忌讳的事，为什么金应熙会入他的法眼呢？为什么他对金氏的政治倾向毫不介意，以致把他欣然揽入门下呢？现在随着双方当事人的物故，已经成为永久的秘密。如果加以妄断，只能是金应熙的才气以及潜在的学术能力吸引了他。学者是需要一个学术交流圈的，离开了这个交流圈就如同进入了寂静荒凉四顾无人的沙漠世界，心灵的苦闷是难以言表的。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深情地回忆过战前，他在北京大学和陈垣、马叔平、吴承仕、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肇祖、向达、赵万里、贺昌群等学者共论学术的情景，钱穆说：“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同钱穆一样，陈寅恪也同样有着自己的学术圈子，就是身处北京的友人弟子，正如他在同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闲谈时所讲的，“北大也没有什么好货，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学生。”率性适意的话语中流露出对北国学人的怀念。陈寅恪离开了北方的学术圈，门下荒凉，传人难觅，那些在学问上缺少积淀的大学生显然吊不起他的胃口。因此身居岭南的陈寅恪必然产生学术上缺少知音的寂寞之情。金应熙的出现，无疑给心头寂寥的陈寅恪带来了传承学问的欲望。金应熙是触手成春的学人，头脑聪明，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人人称羡的知识储备，学术潜力和前途都很远大，当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术专攻领域，是一块急待明师雕琢的美玉。更重要的是，金应熙是康乐园里很少几个能够感悟陈寅恪高深学问的青年学者，也许这就是陈寅恪从心理上接受金应熙的原因。

从金应熙的角度来看，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拜师陈门的？有材料说金应熙拜师陈门是得到组织认可的，是中山大学人人皆知的秘密。据说当时中央某领导人讲起陈寅恪，曾说过：陈寅恪是活国宝，这样的人，思想还是过去的，与新社会格格不入，我们是不要指望改变他，但是我们可以利用他，他懂10多门外语没什么可怕，熟读历史也不可怕，我们完全可以选择靠得过的人到他身边，把他的东西学过来，再打倒他。我们也可以从上面的材料中继续引用进行佐证：“（有些同志）不了解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就需要现代技术和科学知识，也不了解我们为了掌握现代技术和科学知识，就必须利用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而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正是最重要的一种遗产。……”生性谨慎的金应熙投师陈氏应该有着这样的时代背景，这样他才可以放下思想包袱，专心跟随陈寅恪治学。另外，金应熙是陈寅恪高深学术的狂热崇拜者和感悟者，跟随陈寅恪治学是他的心愿。

就这样，两人因为学术的吸引走到了一起，确定了师生关系。金应熙再次有了向恩师习史的机遇，如果外部环境不兴任何波澜的话，那么以金应熙的资质与过人的灵气，他说不定成为陈寅恪最有希望的关门弟子，陈寅恪的学术衣钵传人说不定就落在金应熙的头上。令人遗憾的是，当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