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驯服工具”对周一良的学术道路造成了消极影响。周一良本来以研究魏晋南北朝蜚声史学界，院校调整后被评为二级教授，按照当时学术界不成文的共识，二级教授是在某一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一级教授才被称为某学科的“学家”，当时全国只有56人，其中仅北京大学就占了一半，其他人星散全国各地高校，名贵而又稀少，比后来的学部委员数量还少，含金量是很高的。入选者都是声名惯耳的学术界泰斗，如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杨树达、金岳霖、吕思勉等第一流的文史名家都是一级教授，冯友兰第一次评选是个四级教授，后来才被评选为一级教授。与这些成名已久的学者相比，周一良位列二级教授与他的学术成绩是比较匹配的。

但时代的需要使他不得不放弃了他所钟情的学术研究领域，舍弃多年的积累，根据形势的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领域。1954年他主持北京大学亚洲史教研室的工作，讲授日本史，并开始从事日本史的研究工作。50年代以后学术成果甚少，只和武汉大学教授吴于廑合编了《世界通史》4卷本，在大学教学中起过有益的作用。但在学术研究上，除了写过几篇奉命应时之作，基本上没有可以称道的成果。时代风云使一个有前途的学术星座变得平庸起来。后来周一良回顾这一段的经历时，言谈中颇有悔意，“解放以后，由于工作需要，我的任务屡变，游骑无归。再加以政治运动不断，精力分散，旧业务抛荒，新领域也未能深入下去。几十年来，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陈先生的学术道路我只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1964年我到广州，是解放后第一次也是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和先生相会，竟没有任何新成就向他老人家汇报。”由此看出周一良是怀有深深的遗憾的。

其实，在当年业务抛荒的又何止周氏一人！如果我们盘点一下与周一良同年代出生的学者，如费孝通（1910）、胡厚宣（1911）、谭其骧（1911）、季羡林（1911）、张政烺（1912）、史念海（1912）、王玉哲（1913）、罗继祖（1913）、王钟翰（1913）、程千帆（1913）、王世襄（1914）、王永兴（1914）、邢公畹（1914）等一大批学术界的名流，从总体上说，他们可算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后一批受惠者，他们的大学时代几乎都有在学院派大师如陈寅恪（1890）、胡适（1891）、赵元任（1892）顾颉刚（1893）、汤用彤（1893）、金岳霖（1895）、冯友兰（1895）、钱穆（1895）、李济（1896）、朱光潜（1897）等人门下亲承音旨、亲接教泽的机会，有的虽然未尝从学，却也曾登龙门，有所请益，大师们的教泽清芬、治学法门、学者风韵，无不在他们的心头刻下难以忘怀的痕迹。这是一批数量很大希望也很大的人才方阵，他们与徐中舒（1901）、刘节（1902）、蒋天枢（1903）、唐兰（1902）、吴文藻（1901）、贺麟（1902）、姜亮夫（1902）等在建国前就已经完全展示了学术才华的一代学者不同，建国初期，他们大多数还不到40岁，正是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候，基本上都完成了学者的准备阶段，开始迎来自己学术收获的黄金时节，他们具备年龄优势，也具备后来人难以企及的专业学术训练和丰厚的知识储备，还有不少人是海归派，具有沟通中西学术畛域的能力，最有可能担当起“为先圣续绝学”，培养学术新军的历史重任。但是由于时代的因素，他们的学术道路充满了坎坷，不少人中断了学术研究。等到中国社会走向正常的学术环境时，他们也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精力衰退，空怀学术抱负而有心无力，望洋兴叹。(www.daowen.com)

程千帆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参加过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摘掉右派帽子后就奉命“自愿退休，安度晚年”，基本上没有传承学术的机会。要不是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慧眼识英才，从芸芸众生的南京市民中发现这么个身怀绝学的宝贝，从而再度给了他杏坛传薪的机会，那么程教授的一肚子学问只好带进棺材里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永兴先生是陈寅恪的嫡传弟子，从1937年就在陈寅恪门下受教，在1946年至1948年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又侍读陈寅恪左右，对陈寅恪的治学之道领悟很深，是很有学术发展潜力和前途的学者，在敦煌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成就，郑天挺先生多次夸奖他。1958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么个有前途的学者被下放山西太原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长期被管制劳动，失去了读书研究的自由。当他70年代从友人处得到一本《敦煌资料》时，“有如经过深灾大难与老友重逢。我悲喜交集，拭去脸上的热泪，一遍又一遍地读这本资料，夜以继日地思考文书中的问题。当时，我犹如梦中，我还能有读书研究的权利和条件吗？我还能有研究敦煌学和唐史的前途吗？我想起陈寅恪先生、郑毅生先生，想到铭记在心他们对我的教诲，感到无限愧疚，我竟然把读书研究放下十数年。”王永兴的感受准确反映了这一代学者的共同心境。1910年出生的费孝通在《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一文中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写道：“一代学人已经纷纷萎逝，我作为紧接这一代的后辈，深自愧疚，不仅没有能发扬光大前辈的为学精神，甚至难以为继，甘自菲薄。”费孝通的学术成就够大了，但他还是不敢与前辈学人相提并论。在怀念费达生和郑辟疆的篇章里，费孝通说：“我一想到他们，心中总有一种自疚之情。我们应当一代比一代强，而事实似乎正是相反。想要在当前的知识分子中找到一个像上一代的郑先生这样的人，有那样忧国忧民，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不求人知的精神的人，我举目四顾，觉得不那么容易。”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玉哲先生有一次与胡厚宣先生闲谈，王问胡“为什么我们在台湾的一些老同学都是著述等身，都有成本大套的著作出现，而我们的成绩显得可怜了？”胡厚宣说“我们这么多年天天搞政治运动，在这方面他们又望尘莫及了。”两位学者之间的自嘲，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回味。

周一良有幸遇到名师，却又在晚年追悔不已，遗憾满腹，觉得没有取得与其资质和才华相匹配的学术成就，谁负其咎？是时代使然？抑或是周氏自己？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