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性格柔顺，心思细密，善于瞻前顾后，不属于那种感情上大起大落的人。因此他和陈寅恪之间的交往平淡无奇，水波不兴，很少留下让后人印象深刻的交往故事。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周一良把陈寅恪视为学术的偶像，并对他顶礼膜拜，从而使两人的感情如同行云流水；那么随着陈寅恪移帐岭南，两人天各一方，师生之情逐渐淡化，似乎变成了没有滋味的温水。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风云的变幻，使两人之间不知不觉产生了无形的裂痕，虽没有到形同陌路的程度，但从前那种相知相契亲密无间的关系是不可能再重现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学术界的人际关系也越来越扭曲变形，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荡然无存，相互批斗，相互揭发，形同敌国，令人惨不忍睹。不少学者开始与自己的老师划清界限，有的为了使自己获得解脱，反戈一击，批判自己的老师，如顾颉刚的高足童书业为超度自己，与古史辨派划清界限，多次批判自己的恩师顾颉刚，表示了与恩师一刀两断的决绝立场。此时此刻，自己过去的导师越有名，越不是什么好事，越想避之惟恐不及，这大概是当时大部分学人的共同心理。陈寅恪可以说是旧史学的堡垒，这座堡垒在新时代已变得越来越刺眼，轰然倒塌是早晚的事。担任领导职务的周一良自然越来越不方便同陈寅恪来往。1953年，陈寅恪一生最钟爱也是他付出心血最多的弟子汪篯奉命敦请恩师前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职，他除了对汪篯大发雷霆，挥泪逐爱徒之外，顺便提及周一良的名字，说如果周一良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不是他的学生。令这位傲骨铮铮的老学者遗憾的是，在某些方面周一良甚至比汪篯走得还远。

1958年史学界掀起了对陈寅恪的批判，周一良作为陈寅恪的弟子，了解老师的学问，是批判老师的最佳人选。同时为避免“殃及池鱼”之祸，周一良必须作出表态，与老师划清界限。所以在批判陈寅恪的浪潮中，周一良也领受了批判陈寅恪史学思想的任务。弟子向自己的授业老师开火的场景在陈寅恪师徒之间终于上演。周一良接受任务后，马上投入了工作，用当时流行的政治观点仔细用心地组织文章的批判提纲。“根据我当时的提纲，是批判了四点：第一点是帝王将相是历史的主人的问题；第二点是注重文化的区别而不注重种族的区别的问题；第三点是陈先生的民族虚无主义，把中国很多事情从外国找到根源；第四点是陈先生讲善战的民族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张目。我是从旧营垒过来的人，我深知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成果和结论，我自己也知道我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很有限，顶多只是联共党史四章二节那些教条章句等等，是不能够驳倒陈寅恪先生的论点的。但是，我也不管这些，反正是根据党的指示，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进行批判就是了。作为一个新党员，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将来如何面对陈先生，更没有考虑到陈先生如果知道我批判他，将作何感想。”文章写好之后，却没有被报刊采用，因此批判陈寅恪就成为周一良心中的秘密，“当时校外的人不知道我也参加了批判陈寅恪，而寅恪先生自己当然更不知道，不然的话，我早已成了金应熙第二（金应熙是陈先生的及门弟子，曾因批判陈寅恪受到世人诟病——引者注），被陈先生处以破门之罚，拒之大门之外了”。言下颇有庆幸之感。这段尘封的历史之所以被世人所知，是周一良在参加中山大学召开的第三次纪念陈寅恪先生国际学术讨论会时，以“向陈先生请罪”为题向与会学者披露的，反映了周一良具有一代学者的良知和可嘉的勇气。

周一良的批判文章没有见报，虽然没有形成对陈寅恪的直接伤害，并不说明周一良内心不想批判自己的老师。周的批判文章没有被取中，或许是因为文章的批判火力不够猛烈，或许是没有批到点子上，总之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出于周一良本身的原因。所以说在师道尊严上，周与极力维护老师尊严，并且心甘情愿把自己与老师绑在同一个战车上，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代替老师挨斗的刘节不能相提并论；也与“事师如侍父”，听到别人非议自己的老师就怒目相向的蒋天枢相比，要相形见拙；就是与被陈寅恪逐出师门的汪篯相比，也逊色得多。因为此时汪篯已经与陈寅恪没有师弟名分，完全可以借此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处境，甚至可以落井下石，发泄内心的不满，但汪篯毕竟没有这么干。周一良公开自己曾经参与批判恩师的事实，固然表现了他令人可嘉的良知，但他借此来攻击金应熙，未免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周一良固然有着党性的约束，有着不得不奉命作文的苦衷，但不能不说周一良把师道尊严看得比较淡。多年以后，他回顾了当时的心态，“当时正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的时候”，因此他接受任务后，“丝毫没有考虑，也没有任何顾虑，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马克思主义水平究竟如何，能不能批判得了，批判陈寅恪先生对陈寅恪先生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陈先生如果知道我批判他，又有什么想法，以及将来如何面对陈先生等等，这些问题都一概不在考虑之列”。应该说周一良是少数几个知道同门汪篯被恩师削籍的人，他应该很了解恩师的态度指向，也很清楚这么做的后果。如果说童书业们在不得已大骂给了自己学术生命的恩师的同时，自己的心中也在隐隐作痛的话，那么周一良在做同样的事时，就显得颇为超脱，根本不考虑恩师的感受，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负罪感，显然传统的尊师意识在周一良的心头是比较淡漠的，这就是他与刘节们等其他清华门人的差距。(www.daowen.com)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1958年《新建设》杂志第十二期曾经发表了批判陈寅恪的文章《廓清陈寅恪先生资产阶级史学观点的不良影响》。该文认为，全国解放以后，胡适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已经威信扫地，但陈寅恪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在史学界还有影响。“某些人对陈先生的迷信也还没有破除，有意无意间对陈先生的所谓‘成就’进行宣扬，甚至渲染，传播开去，流毒无穷！明乎此，则可更进一步了解，现在批判陈先生的学术思想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不仅对陈先生有极大的帮助，而且对今后史学界的健康发展，也将会起良好的作用。”文章作者胡如雷先生是清华大学1952届历史系的毕业生，是周一良的学生。自己的学生批判自己的老师，周一良不会不知道，但周仍然与胡如雷保持了良好的师生关系，还曾经把自己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一书赠给胡如雷，扉页里题有“如雷同志批判”，下面署名：“一良。”可见周对自己的弟子批判陈寅恪是不以为意的。巧得是，1982年胡如雷的儿子胡宝国先生又投身周氏门下，可谓父子同师。胡宝国刚毕业时几乎没有写出任何有份量的文章。周先生很失望，他对田余庆先生说：“他可不如他父亲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可见他对胡如雷先生是非常欣赏的。到周一良80岁生日论文集出版时，周对胡宝国先生才有了满意的评价。他看了胡先生的新作两篇后说：“两篇视野广阔，考证细密，发前人（包括我这老师在内）所未发之覆，读来很过瘾，有寅老风范，既出蓝，又跨灶矣。”“有寅老风范”实际上说“有周氏风范”，周一良以此语褒奖弟子，大有陈氏衣钵传人之慨。

陈寅恪对周一良以后的情况不会一无所知。显然周的行藏让他失望，与周一良之间产生了心理距离，其态度也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没有给后人留下诉诸文字的片言只语，但却把以前诉诸文字的片段删掉了。所以后来蒋天枢编的陈寅恪全集中，就没有出现“周君又远适北美，……不禁涕泪之泫然也”的话。要知道陈寅恪对自己的著作一向珍视，未经他的同意，任何人包括出版社的编辑都不能改动一字，毫不通融。正因为这个原因，建国后他的著作出版遇到了不少麻烦，曾对胡乔木抱怨过“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的话。因此说有关上述文字的删除，绝对是陈寅恪生前的授意，而不可能是生性忠厚老实有长者之风的蒋先生的自作主张。对此隐情，周一良心明如镜，“删去此节，正是目我为‘曲学阿世’，未免遗憾，因而不愿存此痕迹”。事过境迁之后，周一良的感受很达观：“我对此不仅毫无怨怼情绪，而且充满理解与同情，毫不因此而改变对陈先生的尊敬与感情。”

1964年周一良陪同外宾到广州，乘机拜会了陈寅恪。当时陈已经折腿卧床，据周一良回忆，病榻上的陈先生见到他很高兴，对北方的老朋友垂询殷殷，充满关切之情，而且会见的气氛始终是温暖融洽的。但既然陈寅恪在著作中删去与周一良有关的文字，陈氏此时对周肯定有看法，原来笼罩在师生间的脉脉温情也一定不复存在了。与文字交往有关的是，陈寅恪的其他弟子如刘节、蒋天枢等人手中都保存陈寅恪给他们的书信，周一良和陈寅恪之间的关系一度相当密切，书简往来一定不少。但是在陈寅恪的书信集中，却找不到陈寅恪给周一良的一通信函，也就是说作为陈先生的弟子，周一良手中却没有任何书信，太有点说不过去了吧。那么人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陈寅恪给周一良的书信究竟弄到哪儿去了？如果是在文革期间被造反派一扫而光，那么也应该在回忆中有所交代，以释群疑，但却看不到这样的字眼；另一种可能是周一良为避免陈寅恪对他的消极影响，干脆一把火烧掉了事。但愿这不是事实，否则的话，就会成为周一良的盛德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