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纲是俞大维的幼弟，曾在光华大学历史系读书，研究太平天国史，后转向唐史。后来到燕京大学读历史系研究生，与周一良相识。由于陈寅恪与俞大维相交颇深，既是亲戚，又是柏林大学的同学，俞大纲对陈寅恪的学问自然非常熟悉和敬仰，二人闲谈之余，俞大纲就经常在周一良面前称道陈寅恪，说陈寅恪是研究魏晋隋唐史的名家，学问精深，识见卓越。正好周一良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感兴趣，不禁为之砰然心动。于是从1935年的秋天，周一良就开始到清华大学去偷听陈寅恪的讲课。听完第一堂课，周一良就被陈寅恪的学问完全折服，感到与以前所听的课完全不同，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思路和境界，使人眼界大开。由于印象深刻，所以多年以后，周一良仍记得听课的场景，“第一堂课讲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以及有关各种问题，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猛放异彩，深深为之吸引。同时从城里来听讲的，还有劳贞一先生（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和余让之先生（已故北京大学教授）。他们两位都从北大史学系毕业不久，当时已在史语所工作。我们都很喜欢听京戏，第一堂课听下来之后，三人不约而同地欢喜赞叹，五体投地，认为就如同看了一场著名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感到异常过瘾。”给周一良印象深刻的不仅是逻辑的严密、材料的翔实丰厚，还有知识的广博无边，课中所涉及到的知识有许多都是他前所未闻的。周一良不得不承认：“别位先生的学问，如果我努力以赴，似乎还不是达不到；而陈先生见解之敏锐，功力之深厚，知识之广博，通晓语言之多，我是无法企及的”。应该说周一良的眼光是很准的，“难以企及”是学术界对陈寅恪学问异口同声的评价。陈寅恪的讲课给周一良打开的是一番新的天地，利用外国的文字和本国史料进行比较，运用的就是文字音韵训诂方法、多种材料互相参正法和语言比较法的一种综合运用，这已经比邓之诚的研究范围远远扩大了，不仅仅是利用汉文史料的问题。和洪业介绍的方法相比陈也更高一筹，尤其是通过对史料的精密分析得出前人没有得出的结论，展现出比较方法在史学中运用的强大生命力。这也就促使了周进入哈佛以后决心学习多种语言文字，继承陈门学问的精华，最终“以魏晋南北朝史作为终身研究的对象”。

被陈寅恪学术魅力深深吸引的周一良从此以后风雨无阻，每周都到清华大学听陈寅恪讲课，这种听课持续了一年的时间。到他在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时，他仍委托别人为他记录陈寅恪的听课笔记，供他随时浏览。在听课的同时，又广泛搜求陈寅恪所发表的论文，细心研读，认真揣摩，仔细领会陈寅恪的学术风格和治史神韵。虽然陈寅恪此时并不认识周一良，更不知道他有这么一个私淑弟子，但应该说周一良与陈寅恪的师生名分就是在这段时间确定的，陈寅恪对这位青年学人的学术道路的影响至此算是正式开始了。研究生尚未毕业，周一良就在俞大纲的介绍下，经过陈寅恪推荐，来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以图书员的名义从事学术研究，月薪80元，这个职务要低于大学的讲师。在离开北京之前，周一良专程前往陈宅，拜见了陈寅恪。这是师生二人在课下第一次相会。相比较而言，陈寅恪是性情内敛型的学者，外冷内热，喜怒不形于色，不太喜欢交接外人。他认可周一良，首先取中的是周一良的家世。陈家和周家是世交，周一良的祖父周学海与陈散原是同榜进士，周学海去世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其撰写墓志，陈的大哥师曾和周叔弢为至交，在书籍、绘画、印作等方面都有交流，陈的七弟方恪又是周叔弢青年时代的同学，陈的表弟俞大纲又是周的同学，所以周家与陈家有通家之谊，这种几代人交往不断的感情也增加了周和陈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同时两人又具有相同的家世背景，两人都是前清大官僚之后，尽管周一良无论从年龄、学识、人生经验还是社会阅历上都不具备与陈寅恪对话的能力，但相同的家世背景无形中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后，所长傅斯年安排他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没有限定具体研究课题，也没有要求他限期出一定的成果。进入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工作，是许多青年学者梦寐以求的事，尤其是对当时在学术界没有任何名气的周一良来说，这份工作相当珍贵。也许这是陈寅恪的意思，由于资料缺乏，现在已无从得知。周一良利用这段时光，坐拥书城，徜徉学海，读了大量的书，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同时不断写信向陈先生请教各种学术问题，交流学术心得。如关于溪人问题曾向远在北京的陈寅恪请教，每次陈寅恪都给予热情解答，常用“初无定见”、“极为可笑”来自称自己的学术见解，反映了陈寅恪对待学术问题的审慎和严肃态度。

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时间的积累消化，结果周一良“水到渠成”，撰写了《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宇文周的种族》、《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等论文，上述论文颇见功力，都在当时学术声望最高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可谓“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其中《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写完于1936年初，后刊登在《史语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全文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对南朝范围内的人按照其来源进行分类，然后进行考证，对其分布进行统计。在讨论各少数民族的部分中关于溪族一节吸取了陈寅恪的见解，对一些可能错误字进行推断，对于搞清史实有很大帮助。第二部分利用政治上官吏的升降、社会上的通婚等方面的统计分析了观察南朝政府对于特殊分子的政策。第三部分是考察了南朝政府对于侨人和土著的政策，如土断、漠视等等。该文可以和陈的一篇文章相对应，就是1942年撰写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陈在文章里面先释证了这些少数民族的名称等问题，然后就得出对南朝政治和社会的变化的推论，讲明南朝初北人中善战的武装寒族为王、北人中文化高门公卿这样格局形成的过程和原因，也深入分析后来南方少数民族掌权这一政治上的大变化的由来。这个研究的旨趣就是用来证明：南朝和北朝一样，“胡汉的分别在文化，不在种族”。虽然陈的文章发表较晚，但证明周和陈之间的学术交流已经有共同关注的内容，而且之间存在相互启发的可能。《宇文周的种族》一文是在傅斯年启发下进行研究的，考证思路基本上和陈寅恪考证羯族的讲课如出一辙，运用了语言比较和中外史料比较的方法，澄清了宇文周的种族。该文也刊于《史语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一文发表于《史语所集刊》第二十本，是周的代表作之一。文章解释了北朝史上两个重要名词的含义，搞清楚了两个词的区别，从它们的变化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轨迹”，后来成为定论。这篇文章也是从关注政治文化等角度出发对社会阶层的变化进行分析的典型文章。虽然十分重视资料出处等规范问题，但已经把重点转移到象陈寅恪所关注的从史实中见兴衰的研究方向了。周一良自己承认，这几篇文章，从南北侨旧的分野、民族问题、婚宦问题着眼，视野广阔，辨析精深，研究的途径和方法已经与以前的路子不同，明显带有陈寅恪论文的影子，体现出认真学习陈的研究方法和著作的收获。比如从文章的着眼点来看显然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从少数民族的考证来解释政治和社会变迁的大问题。具体方法的使用中也有一些继承，比如“从语音推测侨旧之同化”一节采用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考证史实。陈曾在《史语所集刊》第七本第一分上发表一文《东晋南朝之吴语》，运用方法基本相似。调动所能运用的其他研究工具和资料来证史，甚至写论文引用资料的卷页号码，都刻意模仿陈寅恪的习惯，用大写的数字来表示，显然是陈氏文风，显示了周一良在学术研究上是悟性很高的人，一旦经过训练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就可以在研究中登堂入室，进入从学习前人的知识成果到自己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境界。(www.daowen.com)

自此我们可以看到，周的史学研究已经从一个孜孜不倦求学的学习阶段上升成为掌握研究工具自己从容研究的阶段，表明了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上已经登堂入室，初窥堂奥了。从此周一良开始在史学界斩露头角，扬名立万，此时他仅是个23岁的青年，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1945年，史学界的权威顾颉刚先生以大宗师的身份评点史学研究成就，名列榜上的除了少数学术界新秀如谭其骧、史念海等人外，其他人不是学术界声名显赫的宗师硕儒，就是学有专长出道较早的学术大腕，周一良此时仅30岁出头，也侧身其中。并且顾颉刚对周一良的学术研究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周一良先生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贡献之多，仅次于陈寅恪先生”，这个评价足以令周一良一生为之自豪，基本上奠定了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研究上的学术地位。而顾颉刚作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周一良所发表的三篇论文，除了发表在《禹贡》杂志上的《北魏镇戍制度考》以外，其它两篇就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和《论宇文周的种族》。

此时师生之间的感情因为频繁的学术交流而显得融洽而又自然，尽管周一良的回忆对此语焉不详，但显然陈寅恪已把周一良看成自己的得意门生，期望殷殷，用意颇厚。他在1942年撰写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时，正是在香港煎熬之时，曾委托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那廉代查周一良发表的《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询问“其题目如何？在何本何分？均求从速示知为感”等等，表现出对周文的关切。并在文章开头写道：“噫！当与周君往复商讨之时，犹能从容闲暇，析疑论学，此日回思，可谓太平盛世，今则巨浸稽天，莫知所届。周君（指周一良，此时在哈佛留学）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泪之泫然也。”熟悉陈寅恪的人都知道，陈寅恪感情深沉，不苟言笑，气敛神肃，神情孤峭，从不轻易流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如同他不随意臧否人物一样，也从不轻易流露出对某个人的好感。这次借感叹时世之际，公然把思念远方门徒的心事诉诸笔端，竟然到了泫然泪下的程度，在陈寅恪的人生历程中是很少见的，最起码说明了陈寅恪对过去平静闲适的书斋生活的留恋，也说明了他对周一良的器重，流露了师生之间那种学术上的相濡以沫之情。或者这个膝下荒凉的学术宗师从周一良身上看到了承续他的学术衣钵的希望？因缺乏相关资料，不敢妄加推测。不管怎么说，当大名鼎鼎的胡适看到这篇文章后，马上就转告了周一良。周一良虽不是师旷，必定闻弦歌而知雅意，除了心怀感激外，也定然涌出对家国师友的殷殷垂念之情。

然而陈寅恪与周一良彼此书简往来谈文论道的时日并不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四川，陈寅恪流寓西南，四处漂泊。周一良正值新婚燕尔，没有到四川去，而是在天津的英租界闲居。百无聊赖之际，一个新的机遇找上门来。他在燕京大学的老师洪业是哈佛燕京学社基金会驻中国的负责人，各教会大学派遣到哈佛留学的人选，基本上由洪业说了算，因此洪业是掌握一定教育资源的“学阀”。这次洪业为周一良争取到一个到哈佛留学的名额，并由哈佛燕京学社提供奖学金。这对当时的青年学者来说，是梦寐以求的机会，周一良也同样想到国外镀金，以便谋求更好的发展。但洪业送他出去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周一良必须服从燕京的培养目标，到哈佛学习比较文学，而且学成归国后，也必须到燕京大学服务。据周一良推测，这里面牵扯到复杂的人事关系。尤其是洪业和史语所的傅斯年之间关系不融洽，两人的个性都比较强，难免有着门户上的纠葛。在洪业看来，周一良被傅斯年拉过去，未免有“拔赵帜易汉帜”之嫌，可以借机把他再拉过来。但这样以来，周一良必须放弃已经展开的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同时也放弃同史语所的关系，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损失。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周一良只好选择金光闪闪的留美博士文凭了。当然周一良心中也有模仿陈寅恪海外揽胜的况味。事过多少年以后，周一良解释说：“赴美也有助于我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当时崇拜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以为他的脑筋以及深厚的文史修养虽非努力所能办到，但学习梵文等文字，肯定有助于走他的道路，而去哈佛可能多少此一目的。”从周一良在哈佛大学的学习情况来看，他在哈佛留学7年，主要学习了日语、梵文、德语、法语，还有拉丁语、希腊语等，似乎有着陈寅恪留学的影子。周一良是一位转益多师的人，尤其是他依违在洪业和陈寅恪两位老师之间，必然导致学术研究旨趣上的左右摇摆。这种游离的心性，使周一良容易受到外界条件的干扰。他的后半生如同漫无目标的游骑，不能专心于某一学术领域，成为一个博而不约的“杂家”，固然是时世所迫，也与其性情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