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原籍安徽建德（今改称东至），1913年1月19日出生于青岛，后随家族迁居天津。周氏家族是建德的名门望族，世代清贵笏满床，在近代出了不少名人，是颇具影响的封建大家族。周一良的曾祖父周馥（1837-1921），原名周复，字玉山，后来李鸿章在军功保奏折上写成“周馥”，已经“上达天听”，不便改动，就一直沿用此名。周馥原是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早年曾在安庆八卦门街头测字算卦，并为人代写书信、对联等，借此糊口度日，景况落魄无聊。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得到淮军统帅李鸿章的赏识，被李延为幕宾，帮办文案，从此在仕途上风生水起，步步高升，曾署理两江总督，最后出任两广总督，是清朝末年有名的封疆大员，周一良出生时依然健在，在他的印象中，其曾祖父是个面容清瘦的白胡子老头。1921年去世，被溥仪小朝廷谥为“悫慎”公，《清史稿》中有传。建德周氏的其他成员以及姻亲戚友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学术史上都具有相当的地位。然而，这个豪门的家风却是“富而好学”。祖父周学海（1856-1906）光绪十八年壬辰进士，与陈寅恪的父亲散原先生同科，一生不喜仕进，好歧黄之术，以医学闻名，事见《清史稿·艺术传》。其叔祖周学熙也是近代中国的一个著名角色，曾任清末管学部大臣，又是旧中国实业界的代表人物，家资丰厚，产业广布，与张謇齐名，素有“南张北周”之说。

周一良的父亲周叔弢（1891-1984）也是有名的实业家，是周氏工商家族的重要代表人物，同时又喜欢藏书，利用家族丰厚的经济实力，搜购了不少善本书籍，是有名的藏书家，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曾在1952年把毕生所聚715部价值不菲的珍本秘籍全部捐给国家，入藏北京图书馆。周一良的生身母亲姓萧名琬，婚前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宦千金，曾上过洋学堂，懂英文，可惜天不假年，在周一良刚出生不久就因病去世。以后其父周叔弢先生两次续娶，共生育子女10人，周一良是老大。虽然周一良的父辈都是腰缠万贯的工商业资本家，可到了周一良这一代，没有一个纨绔子弟，个个成才，全都从事文史、科学、教育等行业，不是教授，就是研究员，没有一个去搞实业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资产阶级大家族中颇为罕见。周一良从小耳闻目接的都是中国一流人物，接受的是传统的一流教育，根底之深、学养之厚，都是后来者难以企及的。

作为一个名门世家子弟，周一良的读书条件无疑是他人难以相比的，从小就接受了贵族式的家庭教育。虽然满清王朝已经被推翻，新式学堂纷纷成立，接受新式的教育已经成为社会风气。但是作为王谢旧家，出于对新式学堂的不信任，怕子女在洋学堂学坏，同时也为了给子女打下良好的旧学根基，继续保持封建大家族那种古色古香的教育风格，一般都延聘业师在家中教读。等到年岁稍长，为人处世已有定见，再送到洋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周一良作为长子，其父对他的教育极为重视。这位满身书香味的大资本家不仅为他聘来了职业塾师，而且还亲自手订教学计划和内容，授课内容依然保持传统本色，完全遵循科举时代培养子弟攻读举业的规程，所聘请的塾师大多是饱读诗书的旧式文人，其中一位名叫毓廉，是闹义和团时被杀的山西巡抚毓贤的弟弟。已经是民国时代了，这位毓廉老先生脑后仍拖着一根小辫子，说道“溥仪”依然满口皇上，遇到旗人朋友来访，仍然行旗人的礼节，先蹲身打千，然后再两人拱手相拥，动作干净利索，一副标准的遗老形象。从这些家塾老师的时代背景，可以看出周氏家族依然残留着官宦之家的色彩，有着与时代不相合拍的人生观念和价值取向。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周一良接受了传统的文化启蒙，先后攻读了《孝经》、《诗经》、《论语》、《孟子》、《仪礼》、《左传》、《资治通鉴》等传统士人必读书目。习字也是每天的必修科目。周叔弢也亲自过问，制订了庞大的习字方案，按照字体的发展顺序，先从小篆开始练起，让周一良每天都抄写《泰山二十九字》、《峄山碑》、《汉碑篆额》。接着练习隶书，如《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最后才是楷书，每日临摹欧阳询、颜真卿、智永和尚等历代书法名家书写的《千字文》。为了督促儿子练字，周叔弢还不吝重金，聘请书法名家到府上指点习字法门。周一良在各位业师的督导下，晨诵午习，埋头故纸堆中，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这样的家塾生活整整延续了10年，周一良也由一个少不更事的蒙童成长为心情躁动急欲了解外面世界的青年。显然周老板耗费无数心血制订的教学计划和不断前进的时代发生越来越大的错位，从家塾中走出来的富家子弟，其知识结构和大学教育脱节，这种脱节为周一良接受新式教育带来了数不清的麻烦。

虽然周一良在家塾中接受着传统的文化熏陶，但外面精彩的世界不时漏进斑斑碎影，使他年轻的心飞出了封闭沉闷的书斋。当时影响很大的学术刊物如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国学论丛》、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燕京大学的《燕京学报》使他对文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产生了到北平学习的强烈愿望。周老板也发觉自己的培育计划不合乎时代的要求，也就同意了其子的要求。然而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要进北平有名的大学必须考数理化，还要有高中毕业文凭。从家塾中出来的周一良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最后就选了只考中文和史地且不需要任何文凭和资历的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学制两年，总算圆了大学梦，此时是1931年。学习了不到一年，总感觉国文专修科不是正规的大学，就产生了另谋出路的想法。于是假造了高中毕业文凭，又找人替考了数学，终于顺利地考入了辅仁大学历史系。辅仁大学拥有著名学者陈垣、余嘉锡等人，师资力量比较雄厚。但一年级学生却无缘聆听到他们的讲课。其他教授或用非所长，或滥竽充数，这种情况显然满足不了周一良旺盛的求知欲。于是“前度刘郎今又来”，1932年，周一良再次转学来到燕京大学历史系就读。燕京大学历史系有诸多名师，如顾颉刚、钱穆、张亮尘、邓之诚、洪业等都在这里执掌教鞭，对周一良影响最大的是邓之诚和洪业。(www.daowen.com)

邓之诚和洪业都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名教授。邓之诚（1887年-1960年）先生，字文如，号明斋，又号五石斋，祖籍是江苏江宁。曾祖是赫赫有名曾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协助林则徐查禁鸦片，抗击英军，其留有诗集《双砚斋诗钞》。祖父邓文基、父亲邓小竹，长期在四川和云南作官，也好文史。邓之诚自幼得到家长的启蒙教育，酷爱读书，又充满爱国情怀。曾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毕业以后任《滇报》编辑，昆明一中史地教师。1921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并先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教授。1930年起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41年冬燕大被日军封闭，抗战胜利后燕大复校才重新回校工作。在周一良的印象中，邓之诚经常身穿灰布长袍，头戴红顶瓜皮小帽，脚穿布鞋，而且用绳子扎着裤腿，走在大学校园里，很惹人注目，不认识他的人，绝对想不到他是一个大学教授，而像一个头脑冬烘的乡村土财主。邓先生不仅用衣饰打扮来表示自己内心世界对现实的“腹非”，而且诉诸言语，喜欢品评人物，经常在课堂上对学术走红的学人大加评议，话题所及，无所顾忌，学术界大名鼎鼎的胡适也不入他的眼，一度成为他讥讽的对象，“城里头有个胡适”成为他的顺口溜。这位性情率真的先生学问极好，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也是陈寅恪的好朋友。周一良上过他讲授的中国通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史的讲授，立论新颖，引人入胜，很受学生欢迎。就是在邓先生的影响下，周一良对这一段历史发生了兴趣，从18岁开始发表论文，从此展开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成为很有成就的史学专家。

洪业先生（煨莲，1893-1980）名正继，字鹿岑。福建侯官人。出生于一个举人家庭。1910至1915年在鹤龄英华书院读书，学习十分优秀，后信仰基度教。1915年赴美留学，1917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良大学，获文学士，191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文硕士。192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获神学士。后攻读历史学博士未果。1923年回国，后基本在燕大任教并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先后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学社编辑处主任、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和研究生导师，是当时手中握有大量教育资源的学者，时人目之为“学阀”。洪业先生是欧化很深的学者，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乱，嘴上叼着烟斗，手里拿着文明棍，一副西方绅士派头。他讲授三门课，即初级历史方法、高级历史方法和远东史。洪先生思想敏锐，口才锋利，授课机智而又风趣，是燕京大学很叫座的课。尤其是他留学西洋多年，受到西方近代教学理论的熏陶，善于对学生进行严格训练，使学生终生受益。周一良从中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养成了一丝不苟的学风，为他一生的学术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周一良受到了洪先生的赏识，这种赏识使周一良自然而然产生了人生道路上的倚赖，并对他以后的学术转向埋下了伏笔。此是后话。1935年夏天，周一良从燕京大学毕业，因为他日语水平比较高，曾试图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不过没有成功。当时哈佛燕京学社有发给燕京大学研究生的奖学金名额，洪业是其中的负责人，处于近水楼台的便利，周一良就得到了一个名额，继续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燕京大学规定，第一年的研究生只要按照导师开列的书目读书即可，不必上课。这样周一良除了读书之外，没有其它学习任务，生活悠闲自在。也就是在这一年，由于俞大纲的介绍，周一良遇到了对他学术影响最大的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