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以前侍奉在恩师身边一样，多年在陈寅恪家中走门串户，汪篯对陈氏府第有着一种亲切的认同感，因此汪篯甫下舟车，就心无窒碍，象以前一样轻车熟路，轻松自然地住到陈寅恪家中。

师弟相见时定然会是一番温馨的场景。然而当汪篯把来意说明后，他南岭探师之行所弥漫的温情就荡然无存了。人是会变的，古人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说法，汪篯与恩师分别数载，当他用“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以前的恩师进行交流，当流行的政治术语从汪篯的嘴中毫无窒碍地喷吐如珠时，他的变化也让陈寅恪刮目相看，眼前的汪篯在陈寅恪眼中已经变得相当陌生，他难以接受四年前的弟子用这样的口吻与他谈话，难以容忍汪篯前来充当说客，更难以忍受爱徒对“自由之学术，独立之思想”的叛离。因此高傲自负的陈寅恪雷霆震怒，指着汪篯的鼻子大骂不休，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作了精彩的描述，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连续两天，陈寅恪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陈寅恪动气了，恣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而汪篯则瞪着不知所措的眼睛，规规矩矩地站在恩师面前，象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样，承受着恩师劈头盖脸的怒骂。事后汪篯对恩师心曲的理解是：“他（指陈寅恪）认为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汪篯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

陈寅恪性情沉郁内敛，修养极高，喜怒不形于色，从不评点人物，尽管他完全有着在学术上评点人物的资格，但很少在学术上与人结怨，更不议论人的是非，是个典型的儒者。在他的一生中，很少疾言厉色到如此失态的程度，陈寅恪之所以对汪篯大光其火，甚至以清理门户相向，实在是“爱之深，痛之切”的缘故。汪篯是最有希望继承他的学术衣钵的弟子，也是他一生付出心血最多的门人，陈寅恪在汪篯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希望。当他看到心爱的弟子背离了他所恪守的学术宗旨，开始在政治上徘徊时，希望就变成了失望，陈寅恪心头之痛无以言表。多年以后汪篯的及门弟子胡戟先生在回忆自己的恩师被太先生逐出门墙一事时，曾经进行了深刻到位的评论：“对十五年的恩师下的逐客令，他（指汪篯——作者注）甚至没有能力感受到痛苦。其实先生（指陈寅恪）用严厉到不近人情的态度给上的这最后一课，实出于对这往日的学生的一片爱心，击这一猛掌是要汪篯回到与政治无涉，做一个纯粹的学术人的路上来。”

陈寅恪对汪篯大光其火还有着时代的背景。50年代初期，陈寅恪过去的一些朋友和学生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还有的朋友一改往昔不问政治的态度，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他对此十分看不惯，比如他听说过去的同事、朋友陈某和俞某某加入某民主党派，并在政治上表现相当活跃时，他大为不满，说他们是“巧宦”，“不过是为了保存饭碗，其实不加入也未必没有饭碗，其情可悯，其事可鄙”。他对曾昭抡出任高教部副部长一职极为惋惜，甚至把曾出来做官的想法追溯到曾的祖父头上，曾的祖父是曾国藩的四弟，曾氏一门显贵，只有老四没有出来做官，现在曾昭抡出来做官可谓完成其祖父的遗愿了，“但是曾昭抡这个人可惜掉了，他在美国留学时，成绩很好，可以有成就，可是就想做官，他的学问和事业也就完了。”不但如此，他对言必称马列的学风也大加菲薄，有一次他听人念完过去受他赏识的一位学者的文章，不无感慨地说：“文章写得很好，就是引用马列主义，把价值都失去了。”尤其是一些学人根本就不懂马列主义，却为了赶时髦，在文章中生搬硬套马列主义词句，他对此极为反感，认为是对学术的玷污，“北京的人寄给我的文章引用马列主义的话，我才不相信这些人都通了马列主义。”试想原来老牌学者胡适、顾颉刚等当年在考证墨子时，因为史料的使用带有一定的随意性，陈寅恪就曾经表示不满，现在这种学风与胡、顾时相比，不可以道里计，严守学问家法的陈寅恪早就牢骚满腹了。情绪的宣泄需要一定的场合，更需要合适的听众。汪篯此次前来，可谓撞到枪口上，给陈寅恪不满情绪的爆发提供了一次机会，汪篯又是他的学生，老师责骂学生乃天经地义，汪篯就成了他宣泄这种苦闷情绪的最合适的听众。

领受了恩师的痛骂，聪明过人的汪篯开始了解恩师的内心世界，他在康乐园拜访了刘节、冼玉清、黄萱等与陈寅恪关系密切的学人，这种工作整整持续了10天，当然在恩师肝火正旺时，汪篯也不适宜住在陈宅，他搬到中山大学的招待所。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作了最后一次长谈，并口述了一篇长文，作为汪篯回复使命的答复。这就是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该文曾在陆键东的著作中第一次披露，但是不完整，现在已经正式收在陈寅恪的文集中，鉴于该文与汪篯的重要关系，现在全文引录如下：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www.daowen.com)

陈寅恪口授这篇短文，毅然决然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要用他的睿智与胆识，实践出一条现代知识分子终将会走通的，远离庙堂，续命河汾之路，使传统文化如汾水之流从自己身上流淌过去，发扬光大。坚定了这个心思，才会有他答复科学院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他是明知这两个条件不会兑现，而舞项庄之剑意在重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是为天下知识分子争取到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天空，这是五四以来诸多学术大儒一再高唱和追求的学术宗旨，凝聚了一代以至几代知识分子血泪与生命的精神追求。1941年贺麟在《当代评论》第1卷第16期上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的长文，此文后来收入了他的《文化与人》一书中（商务1988年版）。在这篇文章中，贺麟说：“所以一谈学术，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门学术都有它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自由独立的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这番话说的多好啊，听了这番话，有谁会说贺麟争取学术自由的激情在陈寅恪之下呢！40年代的翦伯赞也曾经说过“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这样的诤言。只不过这样的声音在建国后越来越微弱，直至渺不可闻，取而代之的是学术上教条主义的大行其道，八股文章的盛行于世，政治侵染乃至凌逼学术的势头越来越猛，学术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这才是陈寅恪采取决绝态度的心曲所在。这篇“答复”值得回味再三的，是陈寅恪首先重申这”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出典，为1929年国民党统一中国之际之首次提出，现又重申，是他以一贯之的态度，表明不专对共产党政权而言；然后再次阐明“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只是为了划清庙堂的政治权力价值与民间的知识权力价值的分界，使晚清以来知识分子与庙堂权力者长期纠葛不清的对立、冲突、参与、争宠等恩怨孽缘得一了断，使当局不受过度的刺激，能够在心理上得以接受。

这篇短文既是对科学院的答复，也是有生之年陈寅恪对汪篯所上的最后一课。其用意就是促使汪篯远离政治，专心学术，忠于学术本职。令人遗憾的是，年仅37岁的汪篯“是那充满理想热情一切往好处想的年轻一代中的一员，他对先生喷发积怨和抗争的答复，只能是似懂非懂。”以后的汪篯依然以其学人的天真在既定的生活道路上行走，丝毫意识不到政治风浪的险恶。1959年正直善良血气方刚的汪篯凭着学者的良知，“为民鼓与呼”，终于被罗入网中，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汪篯第一次遭受到政治火焰的炙烤，经受了炼狱般的折磨，他的学生胡戟先生回忆了一幅令人辛酸的情景，“汪先生曾指着一张贴在证件上的照片，让我辨认，那是个大胖子，我认不出来，于是告诉我就是他。我只是感到难以置信。汪先生告诉我，经过1959年的批判，他从一个体重一百五六十斤的大胖子变成现在这样一身病。看他当时瘦得弱不禁风的样子，我猜大概不够一百斤了。一次运动掉五六十斤肉，使我好象明白了一点什么叫政治。”由受人尊敬的党内专家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人生角色转换的跨度太大，这位纯粹的学人显然不能接受，心灵的负荷超出了承受的限度，才使政治成了汪篯的“减肥药”。按说经过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对于这种反手为云覆手成雨的现象耳熟能详，名气比他大得多的学者有不少人纷纷落马，汪篯对此应该看得开。由此可以看出汪篯生命力的脆弱如同一块易碎的玻璃，同时文革刚开始，汪篯就命赴黄泉一事也就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

这次师徒之间的会面，导致了两人师徒关系的终结。陈寅恪不仅在口头上断绝了与汪篯的师徒关系，而且也宣之于纸上，形诸于文字。当汪篯从陈寅恪嘴里听到“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时，意味着他已经被恩师逐出师门，断绝了学术上的师承渊源，他的心中肯定在流血。要知道旧时代的学人是很看重师承渊源，讲究师弟关系的。不少学者在总结自己的学术成就时，总要先把学术师承交代清楚，带有反哺之意，以示自己的学问是老师恩赐，不敢贪为己功，专为己有。

季羡林对胡适的思念与感激，对陈寅恪的思念与感激，在许多篇文章里娓娓道来，令人为之心折。据说季羡林先生撰写《回忆陈寅恪先生》这篇怀念陈寅恪先生的文章费了几年时间，只因他对陈寅恪先生的感情太深厚了，他不知如何才能写好纪念老师的文章，他说：“我怕写坏了对不起先生，怕写淡了辜负先生，又怕自己写得泣不成声。”季老在文章中写道：“我现在是‘后已见来者’，然而却是‘前不见古人’，再也不会见到陈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无限的空寞，这个空寞是无论如何也填充不起来了。掷笔长叹，不禁老泪纵横。”是啊，死者长已矣，逝者不可追，后来人只能靠追忆老师的音容笑貌来填补心中的缺憾了，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季羡林此时此刻的心情。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师承·补课·治学》一书中，对各位师长如史禄国﹑马林诺斯基﹑吴文藻﹑潘光旦等一一为文怀念。费老述其成就，摹其音容，反复追思其教诲之恩。他总是说师恩高厚，弟子难追，承教不足，晚年有悔，读来令人动容。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要出版，费孝通写了篇介绍文章，编者要把费老写的文章作为《序》来用，费老执意不肯，他为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就是决不能为老师的书写《序》，因为序要放在书前，学生居于老师之前，不敢。他说学术上的辈分不能错了序，只同意附于书后，因而费老的文章就成了《书后》。清华出身的大学者钱锺书先生在晚年听说自己以前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后悔不已，说“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头白门生倘得免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周一良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多次庆幸自己没有被陈寅恪开出师门，其心曲也在此。而被陈寅恪在师承渊源录中“削籍”的汪篯无疑成了失去了精神家园的“孤魂野鬼”，虽然陈门其他弟子没有对汪篯恶言相向，但在回忆中却很少提及他，更没有人写文章纪念他，显示了陈门弟子舆论导向的一致性。倒是汪篯的同行唐长孺先生曾经写过纪念汪篯的文字。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陈寅恪在盛怒之下，把资美才丰的弟子处以破门之罚，决非出于内心的自愿，心头的痛苦也是难以言表的。他还把对汪篯处以破门之罚这件事一一用书信遍告北方诸友，如汤用彤、邵循正、向达以及门人周一良，并且要求向达转告郑天挺，显示了陈寅恪的怒不可遏。我们可以从向达给郑天挺的信中窥知一二，信是1953年12月6日发出的，距汪篯南下已经一个月。原文如下：“毅生（郑天挺）先生左右：上月科学院派汪篯去广州，邀请寅恪先生北上。不料汪君抵粤后语言不慎，以致寅恪先生大怒，血压升高。最近致书锡予（汤用彤）、心恒（邵循正）、（周）一良先生及弟，痛斥汪君，大发牢骚，其致弟及一良函末，并属将情形特告先生，而陈师母另函又谓不必将函转陈。锡予先生亦同此意，谓如此可以不致广为宣扬，云云。……”其实陈寅恪把此事遍告诸友，还有着探求诸友对此事的态度，从诸友人那里获取道义上的支持的用意，显然想借此把痛苦排解出去。

被摒出门墙的汪篯从此再也没有与恩师会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是师弟交恶并没有成仇，恩师的学术功业在汪篯的心头是抹不去的，汪篯从始到终一直保持着对恩师的敬意。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讲坛上，在与门人的茶余饭后，汪篯总是娓娓道及恩师的轶闻趣事，介绍恩师的道德文章。1964年胡戟先生跟随汪篯读研究生时，汪篯多次对胡戟讲起陈寅恪的故事，“诸如1948年策划南北朝划江而治时，美蒋想以先生为首在南方创立岭南学派和北方对抗；如1950年中苏领导人在莫斯科谈判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斯大林询问先生的近况引起毛泽东、周恩来对先生的关注。”这说明汪篯从来以师从陈寅恪为自豪的。胡戟说汪篯“也讲了如何协助先生整理《元白诗笺证稿》；还讲过他有时就自己研究的问题请教先生，先生说是你研究的问题，应该我来问你，怎么你还问我？”，“汪先生告诉我们，他总结做学问有三条，一是党校的马列主义。汪先生曾脱产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过两年，当时被称为党内的专家，二是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三是中学的数学。”在当代中国史坛上，史观派与史料派常常互不负气，势同水火，顾颉刚曾经弥合二者争端，但内心对史观派不无看法，他曾说过“无史观之考据，极其弊不过虚耗个人精力。而无考据之史观则直陷于痴人说梦，其效惟有哗众愚众而已。”可以说悟性和天分极高的汪篯不同于现学现卖的学者，他对马列主义是从内心服膺的，他能够把老师的史家学术和马列主义理论完美结合起来，也就是能准确把握唯物史观和史料史学两大优势，从而写出史家精品。现在说起这些事，颇有“白头宫女说玄宗”的意味，但胡戟先生的描述，仍然使我们想象到一个中年学者带着心有所撼的寂寞神情，对着门下学子缓缓而言的场景。这是令后人为之心酸的场景。

汪篯对师弟交恶一直负疚于心的，恩师的横眉冷对、同门师兄的埋怨象蚂蚁一样啃噬着他的心灵。当自己的弟子问及1953年的情景，汪篯总是报以满脸苦笑。但对恩师与他断绝师弟关系一事，汪篯对自己的弟子守口如瓶，总是讳言其事，说明汪篯对此是很在乎的。总之被开除师门成了汪篯心中永远的伤痛，一道难以痊愈的伤疤。60年代初，中国史学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中国史分期学术讨论会，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刘节和陈锡祺与会。汪篯听说后，便找上门来，他没有向自己的同门师兄刘节表白，却对着从来没有谋面的陈锡祺作了长时间的剖白和解释，希望陈锡祺能向恩师转达他的内疚之情，渴望得到恩师的谅解，由此我们可以察知汪篯心头负担之重。会议结束时，对陈寅恪的爱好非常熟悉的汪篯买来一大包陈寅恪喜欢吃的北京风味食品，托陈锡祺带给自己的授业恩师，并一一指明哪是陈寅恪最喜欢吃的。此情此景，令人动容。走笔至此，使人顿感寅恪公毋宁太过也，太不近人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