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知识 陈寅恪与汪篯:传灯千载业,师生深情化为绝交悲剧

陈寅恪与汪篯:传灯千载业,师生深情化为绝交悲剧

时间:2024-01-1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很显然汪篯符合这样的条件,因此最后邀请陈寅恪北上的任务就落到了汪篯身上。当汪篯想以师生深情来打动陈寅恪时,碰一鼻子灰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1953年11月中旬,身负使命的汪篯怀着探望恩师的激动心情,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一封信,一路上舟车劳顿,风尘仆仆,于21日来到了康乐园。师弟绝交的悲剧终于上演了。

陈寅恪与汪篯:传灯千载业,师生深情化为绝交悲剧

1948年底,国民党曾经下了很大的力气进行了“抢运学人”的计划,大陆顶尖级学人都在抢运计划内,其中一部分人坐上国民党的飞机离开大陆,在这样的情况下,走还是留就成为其政治态度的晴雨表。不少学者也以是否出走这件事作为自己政治态度的表白,如1949年5月11日,曾经是国民党重点抢运人物的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信中有这么一句令人回味的话:“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青年学生都用行动告诉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社会,我知道新的力量已经长成,正在摧残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最后以朋友的身份劝胡适放弃以前的错误立场,回到大陆,人民正虚位以待。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留下就是爱国的,出走自然是反动的,起码是对共产党政权怀有敌意,这是时人对这件事的政治审判。

出于同样的理由,陈寅恪移帐岭南,尽管他没有到台湾,但他毕竟离开了北京。也许是新兴政权过于看重这件事,把一代文人的行止看成是检验他对新兴政权态度的试金石,因此从1949年开始,就开始有北方的客人不断来动员陈寅恪北归,劝说者有他的学生,也有他的朋友。1949年10月,陈寅恪原来的学生吴晗及老同事叶企孙就电函陈寅恪,劝告他重返清华大学任教,陈寅恪先是回电拒绝,电文内容是:“因岭大关系难即返。”接着又专门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解释了“岭大关系”其意何在:“弟在岭大其薪水系向华侨募捐而来,岭大当事人曾向捐款人言,在此聘约期内弟不他往。故弟今夏受其一年聘约时,已同意此点,以免岭大失信于人,此弟所以不能即返之最大原因也。又北地苦寒,煤炭火炉设备等等,耗费极巨,值此时艰,北地此项御寒工具,恐亦更难与昔比,弟性畏寒,兄等所夙知也。又第二小女小彭,今夏已考入岭大农学院,岭南规章,每一学生之学杂等费,其数甚巨,约合数百美元,惟教员子弟,可以优待。若弟一旦他去,小女又不能中途转学,则亦颇困难,此等又其小原因也。遭此兵戈之际,累承诸友关念,感激之忱,何可言喻。实有苦衷,未能遵命即返,想亦能蒙鉴原者也。”最后向北京的友人学生冯友兰、雷海宗、邵循正、周一良、王永兴问好。在这封回信中,陈寅恪强调的原因有两条,一是“畏寒”,一是“畏贫”,“畏贫”可能是他对清华园生活贫困生活的印象很深,从而很自然的成为不北上的理由。在后来,“畏寒”成为他拒绝北上的主要理由。尽管吴晗在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因为两人有着师生渊源,陈寅恪回信的语气是很客气的。至少从字面意思上陈寅恪把促其北返看成是朋友的关心。但是此时的劝说仅仅是个前奏曲。此后,这样的信息不断传来,“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很明显,时代需要陈寅恪随其既定的轨道运行。1952年,陈寅恪的好友张奚若、李四光等先后派人捎口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陈寅恪继续不为所动,表现出一种难以撼动的姿态。既然私人渠道不起作用,那就只好由官方正式出面了。当然为了避免事情激化,在挑选信使时还是采取了比较策略的手段,既这个人选既能很好地传达官方的意图,同时又与陈寅恪的关系比较好,能够为陈寅恪所接受,最起码不能引起陈寅恪的反感。很显然汪篯符合这样的条件,因此最后邀请陈寅恪北上的任务就落到了汪篯身上。

此时正在北京马列学院学习,对于北京邀请陈寅恪北上的前前后后看来是一无所知,当他接受这个任务时,显得信心十足,他曾对人说:“我这个老学生去请他来,一定请得动。”如果他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如果他真正从精神上了解他的老师,相信他就不会夸此海口了。在陈寅恪的有名气的门徒中,从精神上最能了解陈寅恪内心世界的无疑是刘节和蒋天枢,这是因为他们见证了王国维的自杀,更对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碑文耳熟能详,而陈寅恪的铮铮风骨无疑对他们产生刻骨铭心的影响。汪篯无论从年龄还是旧学浸淫程度上与前两位同门相比,都是不同观念层次的两代人。当陈寅恪的碑文传遍学林时,汪篯还是个少不更事的顽皮少年,根本不会产生心理上的共鸣。另外,从接受教育的层次上,汪篯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他又没有其他同门显赫的家世背景,很显然,在他的身上更少传统文化的羁绊。可以说,从继承陈寅恪的学问上来说,他是个很优秀很难得的学术传人,但从精神气类上来说,他与其师是两个世界的人,缺少对陈寅恪精神世界的把握和了解,在知人论世乃至立场观点上自然与其师有着不同的风格。当汪篯想以师生深情来打动陈寅恪时,碰一鼻子灰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所以,当周一良听到汪篯夸的海口时,只说了两个字:“未必。”周氏之所以有此断语,是因为他对当时陈寅恪的心绪有所了解。周一良还记得,北京解放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曾经托周一良给陈寅恪写信,目的是借周一良的嘴间接向陈寅恪表示好感。范文澜虽然在史学成就上无法和陈寅恪想吭,但在新中国的史学界拥有相当显赫的位置。也许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范文澜的殷殷致意没有起到“埙箎相应”、“琴瑟相和”的作用,陈寅恪一直没有回信。后来又写了几首诗,诗中有“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等句,并且让周一良给邓之诚看。心有灵犀的邓之诚先生看了后,笑着说:“这是陈先生的谤诗啊。”所以周一良对陈寅恪的内心世界还是比较了解的。(www.daowen.com)

1953年11月中旬,身负使命的汪篯怀着探望恩师的激动心情,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一封信,一路上舟车劳顿,风尘仆仆,于21日来到了康乐园。师弟绝交的悲剧终于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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