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汪篯同当时所有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表现出表示出对共产党政权的衷心热爱和真诚的拥护，更重要的是，作为工人家庭出身的苦学生汪篯，他既没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也没有与旧政权纠缠过深的资格和经历，可谓“心地无私天地宽”，在当时讲究出身成分的年代，他可以说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一身轻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可以说在北京解放初期，汪篯在北大校园是比较活跃的，他以充沛的精力主持编辑《北大周刊》，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显示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新时代的热爱。

在当时象汪篯那样，既有比较丰厚的专业知识，又能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学者是不多的，因此，汪篯很快就受到北京大学党组织的注意，把他作为培养对象来看待。1950年，汪篯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不要四面出击》一文，文章说“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初步政策。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大批知识分子走进各种各样的理论学习班、理论培训班，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接受新的政治思想教育。不过有必要强调的是，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进不同的学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一般进入各级各类“军政大学”，毕业后就成为各级后备干部的人选，而政治背景有点问题或者甚至具有“反动思想”，或者在国民党时期有过反动言论的知识分子，就进入了带有思想改造色彩的“革命大学”，如沈从文就进入位于北京西郊的革命大学学习过。1951年汪篯则很荣幸地被选送到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虽然当时举办的各种学习班不少，大批知识分子在其中学习，但马克思列宁学院政治色彩很浓厚，是培养党内高级干部的学校，能够有资格进入这个学校进修的人还是不多的。很显然，汪篯已经被纳入后备干部的行列，政治前途一片光明。应该说象汪篯这样真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知识分子是比较多的。但汪篯之所以受到重用，更重要的是他是有成就的学者。在当时，出身工农家庭，既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又有高度的政治热情的专门人才在党内是不多的。汪篯从心理上服膺接受马列主义是时代的的要求，也是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追求。进入了新时代的汪篯，正处于可塑性比较强的人生岁月，政治注定要在他的年轮上涂下浓墨重彩。

在这里我们把另一个具有杰出才华的学者童书业与汪篯进行一番对比。童书业比汪篯大8岁，按理说不是同一代人，而且他在恩师顾颉刚的精心培养下，出名比较早，早在30年代就成为古史辨派的要角。当汪篯还是副教授的1949年，童书业就成为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的专职教授。虽然童书业出身清代翰林之家，在当时属于“根不正苗不红”的学者，而且他的祖师爷胡适正成为大陆思想批判的靶子，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正在深刻检讨胡适对他的影响，可以说童书业是属于“身家不清白”的人，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襟怀坦白的童书业对新社会的热爱，也丝毫没有影响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皈依。深受传统史学熏陶的童书业居然在不长的时间就能使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写文章，1951年，童书业就在山大《文史哲》上连续发表了《试论对偶婚》、《中国封建制度的开端及其特征》和《论“亚细亚生产方法”》等文章，上述文章大都引用马列主义观点来分析讨论问题，其文笔之流畅、观点之娴熟，掌握主导历史观念之地道，就是唯物史观学派的史学家也自愧不如。(www.daowen.com)

与童书业有着同样才情的汪篯经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很快就掌握了唯物史观，并能用马列主义唯物论观点著述作文，并且原来下过多少年苦功夫才学到手的陈寅恪的文字风格，这时也顺应时代的需要，变而成为潇洒流畅的白话文，让人不能不对汪篯汪篯的才情和悟性叹为观止。如他在1953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把马列观点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浑然天成地结合在一起，文风活泼，观点新颖，显示了深厚的史学功力和过人的史家才情，轰动学术界，很受时人瞩目。而且这两位天才学人与各自老师的恩恩怨怨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童书业向原来的授业恩师开火，用学到手的唯物史观批判使自己在史学界一举成名的“古史辩派”，而且在文章中使用阶级分析方法把“疑古派”的阶级属性定位“民族资产阶级”，是“封建主义与买办资本之附庸”，表示了与恩师在学术渊源上的决裂，在童、頋师弟恩怨中，童书业掌握主动权，主动与恩师决裂的；汪篯则是怀揣大红请柬，敦促他的恩师到京城做官，违背了陈寅恪念兹在兹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学术”的师门教诲，而被性情高傲的恩师摈出师门的。童、汪两人的举动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在师弟关系上造成无可挽回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