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篯（1916-1966）江苏扬州人。与陈寅恪其他出身富贵的弟子不同，汪篯出生于一个贫寒的铁路公务员之家。“深山产俊鸟，寒素出伟男”，少年的汪篯天资聪慧，学习成绩极好。1931年勤奋的汪篯考入了当时的名牌学校江苏省立扬州中学，1934年中学毕业后，汪篯再次考入中国当时的名牌高校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成为陈寅恪的门下弟子，与陈寅恪的师生缘从此结下。所以说从师承渊源上来说，汪篯是陈寅恪教帜学帐之下的嫡系门人。1938年汪篯大学毕业，因为杰出的治学天赋以及表现出的对陈寅恪学问出众的感悟能力，汪篯被推荐留校，并跟随陈寅恪从事学术研究，实际上是读陈寅恪的研究生。为使汪篯专心治学，爱才如命的傅斯年专门下文批准给汪篯每月30元的生活补助，这无论对陈寅恪还是汪篯，都是难得的照顾。从此开始系统学习陈寅恪的学问，展开对隋唐史的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到西南，汪篯随同大批莘莘学子跟随到昆明。1939年5月，北京大学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主持，陈寅恪是研究所的导师，汪篯就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同王永兴一起仍然跟随陈寅恪学习治史。

1940年6月17日，陈寅恪奔赴香港，准备赴英国讲学。这一天正是汪篯考试的日子，陈寅恪特地请郑天挺为汪篯出考试题，试题如下：“一、述李唐族姓之所自；二、沈东甫《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其体例若何，其得失若何，试详论之；三、《新唐书世系表》名位显著之人，往往下无子姓，即有亦不过一、二传。或谓五季散乱之后，人多假托华胄，欧公意在谨严，故存其父祖，删其子孙，其说果足据乎？试举例以明之；四、有唐氏族长孙、窦、武、裴、萧、崔、卢诸家，先后显晦之故，能略述之欤。”随着战乱年代的四处流离，师生天隔一方，失去了联系。

1946年底，双目失明的陈寅恪重返清华园讲坛，当时孑然一身正在吉林长白师范学院教书的汪篯听到恩师的消息后，对学问的无限钟情和对恩师的思念腾涌而起，使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他除了写信向恩师问候外，还向有半师之份的北大史学系主任郑天挺先生求援，诉说“关外奇寒，去冬特甚，经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坚冰在须，亦属常见之景象矣。……亦感心力交疲，精神全竭，以是亦大少研读进益之余暇。长此以往，心致孤陋寡闻，不能复振，宁不可哀？！故企盼吾师遇有机缘时，予以提携为感。”并且表示一切名义待遇在所不计。在还没有在北平联系到任何工作岗位的情况下，汪篯就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兴冲冲地来到陈寅恪身边，与王永兴、陈庆华一起一边跟随老师问学，一边当老师的助手，帮助老师教学和著述，显示了汪篯投奔恩师心情的迫切和义无反顾。当时汪篯已经31岁，但仍然孑然一身，没有家室。没有收入和家庭拖累的汪篯索性吃住都在恩师家中，当然所有的生活费用由陈寅恪承担。由老师负担心爱的弟子的生活费用，这在当时并不是十分希罕的新闻。如顾颉刚曾经负担弟子何定生的生活费用，甚至自己向别人借钱为何定生支付房租。金岳霖对张东荪有成见，起因很简单，当时有个叫殷福生的青年学生给金岳霖来信，说他非常敬佩金的学问，要求前来跟随金学习逻辑学。自己的学问受到青年后进的敬仰自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殷福生是没有职业和收入的学生，必须先要他的解决生活问题。金岳霖知道张东荪熟人多，办法也多，就问张东荪，有什么青年可以做的事，挣得点钱过日子。张东荪不假思索，连说好办好办。金岳霖信以为真，就让殷福生到北京来了。来了之后，张东荪却说没有事给殷做，弄得金只好维持殷的生活。这件事过去多少年了，金岳霖想起来还觉得张东荪不够意思。不过陈寅恪负担汪篯生活费用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半年后在郑天挺、傅斯年的有力周旋下，汪篯被北京大学聘用为历史系的教员，但却不用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授课，而是与王永兴一样，被派到陈寅恪身边工作，由北京大学出钱聘人，却让清华大学的陈寅恪使用，这明显不符合常规的做法，使我们再次看到陈寅恪在北平学界的威望和魔力。

其后的两年，无疑是汪篯一生最重要的学术积淀期。与陈寅恪朝夕相伴的汪篯，照顾老师起居饮食，帮助查找资料，整理抄写老师的著述，笔录老师口授的文章，可以说老师的一吸一呼都在汪篯的关注之下，简直成了陈寅恪的半个儿子。同时汪篯利用难得的机遇，开始拼命钻研陈寅恪的治学方法，模仿学习老师的学术程式。随着时光的流逝，耳濡目染的汪篯，学业大进，已得到了陈寅恪治史的神韵。如果从1934年汪篯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跟随陈寅恪拜师学艺开始算起，到1948年底陈寅恪南飞岭南结束，时间跨度已有15个年头了，扣除中间师生分离的时间，汪篯在陈寅恪身边学习的时间之长也是不多见的。受到大史学家多年学术浸润和熏染的汪篯，长着一双不逊其师的治史的眼睛，常常能从细微处发现大问题，唐史研究名家唐长孺先生对汪篯的学问极为心折。两人从1953年在教育部召开的一次会上初次见面，以后因为专业的共通，得以常相过从。见面总得扯上专业，纵谈史事，一谈就往往不能自休。唐长孺先生回忆说：“我觉得他往往提出一些令人必须思考但却对我来说恰恰是没有思考、或没有认真思考过的问题。我被他问住的时候太多了，常常是习见之书，熟知之事，从未察觉其问有什么问题，经他一提，便瞠目不知所对。比如本书所载关于隋唐户口、土地数字的考证，在他写这几篇札记前好几年就和我谈起。我记得问题是从《通典》所载天宝计帐扯开的。关于这段记载，除户口问题外，汪篯同志还提出了许多有关当时财经制度的疑问，如所谓‘江北郡县’、‘江南郡县’的范围，江南折租布，军粮数字等，他不满意于笼统的了解，总要寻根究底，一再追问，记得是我就给问住了。”(www.daowen.com)

汪篯不仅能够按照陈寅恪的意思协助陈寅恪著述立说，而且还能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并且有些见解还得到了陈寅恪的首肯和采纳，这在陈寅恪的众多弟子中是很少见的，表明了汪篯已经得到了陈寅恪治学方法的真传。虽然此时的汪篯学术成果不多，但陈寅恪的学术成果中已开始羼杂有汪篯的心血，陈寅恪构思写作于清华园的《元白诗笺证稿》，汪篯不仅为恩师查阅资料，而且也提出一些创见，其中有不少观点被陈寅恪所采纳。因此，陈寅恪在该书附记中郑重其事地记下了这么一笔：“此稿得以写成实赖汪篯、王永兴、程曦三君之助。”就已发表的论文来看，汪篯的每一篇文章都有相当的学术含金量，一招一式颇见功力，显示了名家弟子的学术风范，受到史学界尤其是研究隋唐史领域学者的注目。

如果时光就这么流逝下去，那么无论是对陈寅恪还是汪篯，都是人生最快意的事。对陈寅恪来说，一生都在寻觅的学术传人就在眼前，而且无论从天资、悟性还是勤奋程度上，都是那么无可挑剔，这样的学术传人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他非常看重这位弟子，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进行点拨栽培；从汪篯的角度来说，能问学于一代史学大师门下，也是人生的造化和难得的机遇，同样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总之，陈寅恪和汪篯之间的师生缘，是学术传承史上少见的珠联璧合，绝佳的学术传薪之搭配。根据汪篯各方面的条件，如果假以时日，那么汪篯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然而时代风云的变化最容易引起人间的悲欢离合。1948年底，陈寅恪作为名牌学者与胡适一起乘坐国民党的飞机离开眠食多年的北平，师徒二人再次分别，人间事就是这么聚散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