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在纪念陈寅恪的文章中说陈寅恪有仁者之怀，知人论世颇具古风。如在香港时不接受冼玉清的赠金，在清华时不接受胡适的美元，在中山大学不接受香港来的食品馈赠，这些生活细节无不体现了传统士人那种注重名节、洁身自好的情怀。作为一个饱蘸传统文化色彩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蒋天枢也不辱乃师。他为人善良厚道，廉介自守，澹泊自持，襟怀坦白，视品行为立身之本，从不妄取别人一丝一毫，从不以物欲为念，有古朴君子之风。

蒋天枢离开东北大学后，栖身复旦大学文学院。抗战胜利后，蒋氏一家跟随复旦大学回沪的大队人马北行出川。到西安时，身体支撑不住，就到了刘季洪家中休息。刘当时是西北大学的校长，他见蒋天枢人才难得，又逢用人之际，就想把他留下来。而当时陇海线一直不通，蒋天枢一时难以离开，就答应了。但他与刘校长事先讲明条件，一旦陇海线恢复通车，他就回到复旦。1946年9月，复旦大学校长章益三先生发来电报，催促蒋天枢尽快到沪报到。蒋怕刘先生阻拦，就把妻儿留在西安，独自一人返沪。但西北大学不愿放人，频频来电催他回去，说学生正等着他上课。蒋天枢左右为难。后来刘先生虽然见他无意于西北大学，但仍然按时给他发薪，悉心照顾他的家属生活。后来又派专人护送其家属到沪。西北大学的这份情谊使蒋天枢感铭在心，而他所欠的薪水又使他坐立不安，“昼夜若有重负”。用薪水偿还这笔债务吧，在当时钞票日益贬值的情况下，根本没法算清。最后还是他专门到西北大学为学生上了两个多月的课，才还清了债务，了却了这件心事。

1948年，蒋天枢的表妹朱俊英女士因为家庭风波来沪，住在蒋天枢家中。后来携次子到了台湾。临走前，朱女士从盘缠中取出一点钞票，偷偷塞进蒋天枢家中的抽屉里。蒋天枢发现后，就把这笔钱用朱女士的名字存进银行，幻想有朝一日再把这笔钱交给她。谁料想，海峡两岸成为天堑，直到朱女士撒手人寰，也没有机会回到大陆，蒋天枢也就没有机会把钱还给朱女士，这笔钱也就一直存在银行。日月如梭，光阴似水，转眼间到了1982年，朱女士留在大陆的长子胡振绥先生因公赴沪，顺便看望蒋天枢。临别之前，蒋天枢从箱子里拿出一张存款单，对胡振绥说：“这是你母亲临去台湾时留下的一点钱，原想等到你母亲回来时交给她。既然他人已不在，我是无法把这钱交给你母亲了，现在交给你。”胡振绥问明情况后，执意不收这笔钱。蒋天枢说：“你母亲走了三十四年了，我都未接受此钱，现在更是不会要了，你总不能让我交不出去吧！”胡振绥手捧这张寸期长达30多年的存款单，心中既有对亡母的追念，也有对蒋天枢人品的景仰，可谓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最后只好收下这笔钱。(www.daowen.com)

陈寅恪在1948年转道上海时，把一部分书籍存放在蒋天枢家中，托蒋代管并处理其中的一些书。蒋天枢仔细保管，要卖哪些书，他都事先征求陈寅恪的意见，卖出以后，他就开出清单，把卖书的钱一笔笔汇给陈寅恪。他晚年为陈寅恪整理文集，但当上海古籍出版社将《陈寅恪文集》的整理编辑费1000元开给蒋天枢时，却被他断然拒绝了。他明确表态：为老师整理遗著，是决不能取酬的，学生怎么能花老师的钱呢。这与费孝通坚决不给老师的书写序言，只肯写《书后》，怕乱了辈分的故事如出一辙，事情虽然有异，其尊师的心境是相通的。

蒋天枢在知人论世上不迥时流，而且对弟子充满爱意。早在1955年，他的弟子章培恒因卷入胡风案件被开除党籍，留校当蒋天枢的助教。蒋就对他说：“你在去年受了些委屈，但不要背包袱，好好地读书！”他不仅在学业上点拨弟子，在生活上也经常关心。这位今天上海滩的学术大腕在恩师所著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的后记中，用饱蘸深情的笔墨回忆了蒋先生，其中几件事感人至深。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很难见到荤腥。“一天傍晚，先生忽然来到我家那时我住在市区的一条陋巷里，路既难走，楼梯又陡而暗，也不知先生是怎么找来的。来了以后，就让我一起到政协的文化俱乐部去吃饭，吃完饭又送了我二斤肉票。当时的肉类是定量配给的，对十四级以上的干部和三级以上的教授给予照顾，每月多供应三斤猪肉和发给文化俱乐部的十张餐券，每张餐券可供一人吃饭一次，有荤菜。后来也常给我一些肉票。而先生全家四口，自己的生活极其艰苦。”这些都使章培恒感铭五内。章培恒还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蒋天枢忽然对他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约我点《诗意会通》，你跟我一起点吧！”章自然从命，没想到蒋先生只让他做了两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一是到学校图书馆借一部《诗意会通》，二是把蒋先生校点的稿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几个月后，先生给他一张320元的支票，并且说：“《诗意会通》的稿费来了，你取出来后，自己先到书店去买部书；我已经代你到书店看过，局刻本《二十四史》和缩印本《四部丛刊》都不错，价钱也合适，你随自己喜欢买一部，多下来的钱给我好了。”章到书店，看到两部书价格昂贵（前者180元，后者250元），终于明白过来：先生知道他买不起这样的大书，又怕送他一部伤了他的自尊，才有此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