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眼光是犀利而又准确的。生于1903年的蒋天枢是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学者，饱沾传统文化气韵似乎是那个时代学者的共同特色，只不过这种色彩在蒋天枢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传统文化的依恋更为持久，从而为文治学上体现出不迥世俗的风格。

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十大名教授”之一，蒋天枢的学问给复旦园的学子带来无比的骄傲，可是给他当学生却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做学问是来不得心浮气躁的，这是蒋天枢治学的原则，也是老牌清华学人的治学本色。而蒋则一直终生恪守清华的治学传统，矢志不移。他讲究治旧学必须潜心版本，摸摸实物，带本科生着眼于基本典籍，扎扎实实在古书中用功夫。而这都是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者为之首肯并且终生恪守的治学方法，所以说，蒋天枢在治学方法上颇具陈寅恪的神韵。而蒋天枢也同样把这种治学方法传递下去。这种治学精神正是传统文化源流的折射，从而证明了文化是一种无法割裂且需无限积淀的渐进过程，任何跃进都是对文化的扭曲乃至摧残，最终会带来文化的退步。

1956年章培恒拜蒋天枢为师，进修先秦两汉文学，当章向他谈了学习计划后，蒋天枢严肃地说：“这样你一辈子也做不出什么来”。还说研究古代之学必须有历史和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并具备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知识。然后为他制订了三年学习计划，第一年读《说文》和《通鉴》，第二年读《尔雅注疏》，校点《史记》，第三年读《尔雅义疏》，校点《汉书》。同时泛览目录、版本、校勘等方面的书，从《书林清话》一直读到《汉书·艺文志》。上述书籍时，必须随时做笔记，笔记是读书时的心得提会，而不是复述书中的内容，笔记要随时交给老师检查。蒋天枢这种治学指导方式是有所本原的，是传统名师指导治学的不二法门，一直为传统学人奉为圭臬。如当年胡适让顾颉刚校点《古今伪书考》，引导顾走上了一生治学的道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陆宗达先生当年拜黄侃（季刚）为师时，黄侃先生首先要他连续点校三遍《说文段注》，并且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不要求全点对，二不要求都读懂，三不要求全记住。”头一部规定两个月点完，点完后，他看也不看，也不回答问题，扔在一边，让陆再买一部来点。三遍点完后，效果就出来了，原来不懂的问题经过反复揣摩，也就豁然明白了。但是这种治学方式在建国后被认为是“少、慢、差、费”的方式，属于封、资、修的治学方法，在文革期间，蒋天枢曾经因为坚持这种治学方法而被迫做过检讨。章培恒却从这种治学方法上受益非浅，他说：“没有先生这种严格而高度科学性的指导，我是跨不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门槛的”。同陈寅恪治学方式一样，蒋天枢本人以校点古籍作为治学门径，并且终生恪守。1977年清华老同门谢国桢先生前来看望蒋天枢，发现“君方据案危坐，执笔凝视，正校点古籍，严肃谨慎，丹黄殆遍”。不由心中万分感慨：“闻其一生致力校勘之学，校正《尚书》、《尔雅》等书不下数十种；而于陈寿《三国志》用力尤勤。凡此数者皆为人所不为之事……秉南蒋子生于当今唐虞盛世，而恬淡自守，为人所不为之学，……堪为吾党增色者也。惜盼遂（指著名学者刘文典）往矣，医余矜躁之气，不察之苦者，非子而谁欤！”表示出对蒋天枢恪守旧学传统、不逐时流的敬重之情。

研究生初次谒见老师，蒋天枢往往会不经意地发问“你读过多少线装书，你家有没有线装书”等诸如此类的话题，这在50年代常常使研究生们张口结舌，膛目惶然不知所对。他带研究生常常让学生用毛笔恭抄古代典籍，而且在简化字大兴其道的时候，蒋天枢依然毫不通融地要求学生写繁体字，写简体字算错别字。他在给朱浩然的信中说“我的看法，已简化的字数有限，而对于截断中国文化的力量则很大，如要再进一步简化所谓得者一而丧者百也。要知纵横亿万里，上下几千年无文字上隔阂者，世界上只有中国尔。”有趣的是，陈寅恪出版著作也坚持使用繁体字，而且要求竖版排印，毫不通融。跟蒋天枢治学的研究生们似乎都有过“不解师意”的痛苦。在学生们的印象中，蒋天枢是个“不肯跟风的独行者”。但学生们却不了解老师心头的痛苦。(www.daowen.com)

在课堂上，蒋天枢依然保持老派学人的风采，他讲授《诗经》时，一首诗可以讲两个月，一句诗可以旁征博引地解释两个星期。而蒋氏授学的旁征博引可谓师出有源，这是受过传统学术训练的学院派学人的一惯做法，在传统杏坛上倍受推崇，主要是以大量的史料征引和绵密无间的考证见长，不少学术大师都以此见重当时。梁启超曾经用了一个学期来讲史通的绪论，陈寅恪也同样曾经用两周的课时来讲授一个“汉”字。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周思源先生曾经撰写文章回忆蒋天枢上课时的情景，读来很有味道：“1957年我进复旦中文系时教我们古代文学史第一段。蒋先生当时已经六十左右，但精神矍铄，两眼炯炯，上课总是西装笔挺，头发梳得非常熨贴，一口山东话。古代文学史最难的就是第一段，也相对乏味一些。但是蒋先生讲起来神彩飞扬，旁征博引，尤其是用他那山东话一吟诵，那才叫有味。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拉着长声自我陶醉也使我们陶醉地讲解并反复吟诵《周易·屯六二》‘屯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的情形。他讲《诗经·小雅·采薇》充满了感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那种上课真是一种艺术享受。‘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思’，究竟应当怎么读，他从音韵学、方言学等几个方面作了简要的说明。讲《楚辞》时他总是将‘兮’读成‘e’，而不是通常的‘xi’。他又举出一些例证，从不同角度证明上古时楚地的‘兮’音就接近今天的‘啊、呵’，应当读成‘e’”。蒋天枢是徐州人，而徐州与山东接壤，所以周思源才把蒋的口音认定为山东方言。这种授课方法最能锻造出学有根基的学术传人，但在建国初期受到无情批判，成为落后的东西，不再见容于时世的讲坛。

表现出蒋天枢具有传统学人色彩的还有他的治学风格。蒋天枢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人不到五十岁是谈不上写文章的”。这句话在复旦园也流行一时。他反对中文系的学生写“报屁股”文章，认为这不但与治学无补，白白浪费了做学问的时间，而且助长了浮躁的心性，不利于学问的精进。蒋氏主张厚积而薄发，除非资料充实，不轻言著述，学问并非易事，主张博学返约。其实不只是蒋氏如此，从旧时代过来的学者都有这种传统，相传黄季刚氏远早于蒋天枢，曾立下誓愿，五十岁以后开始著书立说。蒋天枢的老师陈寅恪更是这类学风的典范，为学论文，总是不厌其繁地修改，不成为定论不轻易示人，更不轻易刊行。这些老牌学人的做法，除了说明他们治学严谨外，更表露了他们对学问的无比虔诚。蒋天枢一生著述不多，可是他的每一件成品都是心血的结晶。“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这种学风不仅承传了陈寅恪的治学风尚，同时也秉承了清华园先辈“出言有据，勿为空疏之学”的科学精神。

可以说，在新的时代，蒋天枢被复旦园的学子认为是一个具有偏激色彩的学者，一生狷介，甚至多少还有些望之俨然。他的偏激来自于对时代潮流不认同和对传统学术规范的恪守。他所赖以成名的旧学统已经遭到全面否定，师生之道也罢，问学之道也罢，在蒋天枢的感觉中日益影影绰绰，离他而去，恍若隔世，虽然他没有象刘节那样放言高论，讥讽时世，锋芒毕露，慷慨俯仰，但他遗世独立，毫不通融地坚持按照自己的学养去为学论文，知人论世。可以说蒋天枢是一个浑身饱蘸传统学术色彩的学人，而且这种色彩并不因时代风雨的吹打而褪色。陈寅恪是很熟悉这种色彩的，蒋天枢能入他的法眼，其原因在此。更重要的是，蒋天枢这个从旧文化的熔炉中打造出来的学者那种令人可敬的士人精神，富有正义感，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着传统士大夫的坚贞和冷静，不以时世为转移，显示了与时代的不合拍。而正是这种不合拍突出了蒋天枢品行的高洁，从而给陈寅恪心灵上带来“吾道不孤”的慰籍。